“九一八”事变直接导致1931年初以来不断发酵的宁粤冲突迅速缓解，促使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
　　按照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说法便是：“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们今日之事也。”随后，国民党内在摈弃武力解决的前提下，围绕最高权力展开激烈的派系角逐，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化，蒋介石辞职、复职，南京中枢大洗牌，最终于1932年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
　　事变对国共战争也形成巨大影响。南京政府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因此告终，持续不断的“剿共”军事中断年余，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就当时而言，由于“剿共”军事的中断，红军获得中原大战结束以来又一次大发展机会。到1932年中，南京政府在长江中游一带陷入全面被动，红军却获得急剧发展，如当时国民党观察者所言：“汉口一地已同大海中一孤岛，四周共祸猖獗，如方升之潮，怒涛澎湃，日事冲击其沿岸，此实可惊而骇目者也。”
　　远东格局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改变着远东乃至世界势力范围格局，对苏俄尤其构成重大挑战。沙俄和日本在中国东北是老对手，20世纪初期，双方在东北的争夺导致日俄战争，虽然俄国战败后势力退缩东北北部，但其在东北占有特殊权益的事实从未改变。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既要保持其在东北的权益，同时又要防止日本借机北进，与苏俄为敌。日本则既觊觎西伯利亚的广大领土和富饶资源，欲以反共为名染指苏俄，又要提防苏俄对其东北权益的侵犯，日、俄间在远东的互动十分微妙。
　　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德意法西斯在欧洲迅速崛起，给全世界蒙上了战争的巨大阴影，苏俄共产主义的壮大，又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英、美等老牌列强最希望的是“祸水东引”，让德意和苏俄相互残杀，以坐收渔人之利。在东方，则希望日本北进，压迫苏俄。
　　作为当时新兴强国，日本在东方大有舍我其谁之感，视亚太地区为囊中之物，所谓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实际指称的就是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日本称霸亚太，最大最直接的两个对手：一是苏俄，一是美国。作为海上国家，日本将海上霸权视为其称霸世界的必备条件，而这必然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对立，美、日成为太平洋上最大的对手。作为资源贫乏的小国，日本把向东扩张视为保证帝国生存的资源生命线，富饶的中国东北是其依托朝鲜半岛进行扩张的首选。
　　对于日本的崛起，苏美两国都有足够的警惕，从各自的战略目标出发，均有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应对。美国虽注意到日本迅速崛起的威胁，但作为一个资源大国，美国从对日出口中享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庞大的资金流入，对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美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因此，两个潜在的对手在一定时间内又有着相互的战略依存。苏俄对日本虽有担心、警惕，但在敌意环绕、以反共为重要话题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尽可能避免被推上战争第一线，以保证自己的生存安全，是苏俄当年的首要考量。
　　在此背景下，“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诉诸国联行动，结局几乎一开始就已注定。作为一个弱国，中国在遭受侵略后，向国联申诉，希望其本着维持国际和平、公正秩序的宗旨担起制止日本侵略的责任，虽让人有天真之感，但也于理有据。
　　英、法等国联的实际控制国在东北本无多少特殊权益，也不可能为中国与日本正面对抗，除口头声援外，难有实际举动，国际政治的冷酷无情在当年乃至现在都不是什么新闻。实际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此并非全不知情，诉诸国联更多只是对舆论有所交待，所谓死马当活马医。
　　由于日本侵略东北直接关乎苏俄在华权益，内心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毋宁对苏俄抱有更多期待，而日本方面也不想在此时开罪苏俄，竭力运动希望取得苏联不干涉的承诺。
　　春天何在
　　1931年10月，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询问苏方是否向东北抵抗部队马占山部派遣教官、提供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向中东铁路派出军队，这是日方对苏方意向的试探。苏联政府随即致函日方，否认向包括马占山部在内的中国东北各支军队提供援助。
　　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面见广田，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实行严格的和平与和平关系的政策。它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苏方明确表态，打消了日方对苏方干涉的顾虑。
　　1932年1月，日军向东北最后一座重要城市哈尔滨发起进攻。哈尔滨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总枢纽，苏方直接利益之所在。日方对进军哈尔滨态度更加谨慎，与苏方频繁接触。
　　苏方重申实行“不干涉政策”，为表示对日方的友善态度，甚至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日外务大臣后来不无感激地谈道：“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做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日、苏、英、美在“九一八”事变后，围绕着中国东北的外交博弈，充分体现出20世纪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实力是决定进退出处的唯一准则。尽管如此，作为弱小力量，中国在强者中寻找生存缝隙也不是毫无意义，所谓弱者也有自己的春天。蒋介石日记中所写：“美俄复兴，倭受威胁，国势转变，求存之道乃在于此，应时刻注意于美俄倭之变化，勿使稍纵即逝也。”中国期待的就是这样的春天。
　　“九一八”事变后，苏俄为避免刺激日本北进威胁自身安全，对日采取隐忍态度，但日本的侵略举动仍然深深震撼着苏俄领导层，认为日本的侵略行动不仅针对中国，更是对远东及苏联西伯利亚的威胁，而且可能是国际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前奏。为此，联络处于日本压迫下的中国，支持中国尽力抵抗、拖住日本，成为苏俄重要战略利益，这和中国的期待自是一拍即合。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领导人中，蒋介石对苏俄一向抱实用态度，早在1928年8月，他日记中就记有：“余提议对苏俄外交，应研究。而吴、张、李等即以为不应有此想念，认余为联俄之萌，顿时表示不信之状。呜呼，如此国家与政府，而对俄不准研究，是何心耶。” 　　新时期
　　1931年1月，他又判断：“意法战争暴发不远，俄国对远东必从此猛进，美日亦将牵入漩涡，日本必强占东三省。俄必进逼内蒙、新疆，中国至此危殆。但中国如能立国自强，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时也。”1932年初，其确定的外交基本政策为：“对外美德亲善，俄法妥协，英意联络。”
　　由于中、俄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四一二”后冻结的中苏关系逐渐转暖。“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苏俄提出恢复中苏邦交。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与苏联进行复交的秘密谈判。12月12日，中苏双方互换照会，宣布自即日起，两国正式恢复正常的外交与领事关系。不久，南京政府任命颜惠庆为驻苏大使，苏联政府派遣鲍格莫洛夫为驻华大使。
　　尽管由于互信不足，尤其是苏联政府出售中东路给“满洲国”，引起南京政府多次交涉和抗议，双方关系发展缓慢。但在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双方都感到在抗击和防止日本扩大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等方面，中苏两国必须加强合作。此即蒋介石1933年1月所言：“倭寇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正式开战，则其无的放矢，虽胜必败，此亦其最大之弱点，故决与之持久战斗也。”
　　随着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中苏之间的接触也在加紧。1934年夏、秋，杨杰、蒋廷黻相继衔蒋介石之命访苏。蒋廷黻在与苏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尼科夫会谈中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通过这次访问，打开了中、苏两国的和解之门，两国关系在对抗日本扩张的共同目标下，迅速改善。苏方明确表示：“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几度派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秘密与苏联驻华大使接洽，商谈缔结两国军事互助条约。1935年10月与12月间，蒋介石两度秘密会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强调两国互助的必要性。蒋还派陈立夫几次同苏驻华大使会见，表示为对付日本，中国可以同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当蒋得知苏坚决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后，拟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谈判。谋求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以便应付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中苏的接近，对国共关系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当蒋介石在1934年选择对红军“放水”时，他的顾虑可谓千头万绪，但他日记中的“政治解决”中共方案提示我们，其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可以有多么宽泛的预案，大胆地设想一下，保持一定数量中共武装的存在，对蒋介石而言，何尝不也是其对苏交涉的一个砝码？
　　1935年后，随着共产国际、中共对国民党方针的调整，国共谈判更趋现实。1936年2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共方针，如联俄决能容共。”随着中苏日关系的复杂互动，国共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