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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开始就有清政府、外国人、资产阶级保皇派和革命派、国民党、共产党等创办的新闻事业。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事业已发展成中国新闻事业的主流，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仍需进一步深入。陕西师范大学李文教授所著近70万字的《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事业深入研究的成果，这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研究”的最终成果。该书以独特的视野、翔实的新闻史料为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这一成果可以肯定之处很多，笔者着重从以下方面来阐述。
一、弥补了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不足
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第一部专著。这一著作填补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历史的空白，填补了现代历史的空白，也填补了地方新闻历史研究的空白。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专著，最早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晰地描绘出中国从汉唐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刊发展的全景概念，是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中国报刊史的著作，其中也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青年》与《向导》。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即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1996年出版。因史料浩瀚，难于穷尽，这部新闻史著作，限于当时的条件，就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阐释尚有欠缺。地方新闻史，地方专题新闻史研究，是中国新闻史的基础，有了各地的新闻史，才好写出全面的中国新闻史。
地方新闻史研究第一人是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年出版，简述了从《申报》创办至民国初年40余年的变迁。之后，陆续出版了一些地方新闻史。值得提出的是，抗战时期上海、重庆、桂林、天津等地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广泛深入，成果颇丰。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1996年出版，全面阐述了新闻业重镇上海近现代新闻传播的历史；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出版，是重庆抗战史研究和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靖鸣、徐健、曹正文等著《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两卷，2013年出版，第一次全面准确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广西桂林的新闻史；马艺等著《天津新闻史》，2015年出版，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办报最早的大城市，所办报刊种类齐全，报刊大家云集，《天津新闻史》全面描述天津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变化。上海与天津新闻传播业史都包括了中国现代新闻史，桂林与重庆就是写抗战的。
专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新闻业的有：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史》，1991年出版，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从萌芽、形成到发展的历史。程沄《江西苏区新闻史》，1994年2月出版，多幅历史照片，记录了红军时期，在江西各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宣传的历史。
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的地区。这一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地位，其新闻事业能得以蓬勃发展，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新闻现象，值得深入探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涉及，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其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缺乏全面系统，一直鲜有深入的力著问世。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业走向比较成熟的时期，呈现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雏形。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浓墨重彩，系统全面，是值得重视的新闻史大作。
二、深入挖掘搜集 史料宏富
历史著述，鉴往知来，需要务实求真。只有翔实可信，才能达到以史为镜，知古鉴今，推陈出新的目的。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从1934年创刊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算起，到1950年有16年的历史，报刊资料比较多，又经历与国民党的摩擦，搜集不易。这一时期的资料散见于陕西、甘肃、宁夏、北京、南京，留存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民间收藏者、文物市场，搜集困难，整理不易，全面研读，尤其是将一些零散的资料汇总还原成有条有理、合乎事实本来面目的历史图景则更为困难。
真实确凿的史料，是历史建立自己学科边界的壁垒，以使自己与文学等以虚构性写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区别开来。详尽完备的史料，是历史学生命力和吸引力之所在。史学界有句老话，找到足够史料，等于著作成功了一半以上。李文教授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调查、考证。他在该书的《后记》中说：从1992年6月，他冒着暴雨购书，找人座谈开始，长年累月查档案，查书刊，访知情人，抢救史料。在此基础上，2004年以《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研究》为题，他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项目经费支持下，他“带领研究生三赴西安、延安、绥德、佳县、米脂、榆林、定边、盐池、庆阳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第一手资料。”一分劳作一分果实，本书作者的辛勤搜集材料，發现了一批珍贵史料，填补了对很多史事认识的空白。
“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研究”从立项到完成，不过四五年的时间，但作者的研究，则是从1992年开始，到2017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算起来也长达25年。研究者在占有和研究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立论行文，全书仅引用资料的注释多达近800处。该书以史料为基础，按照出版背景、报道内容、报道特色、作用影响几方面渐次展开，深化和拓宽了陕甘宁边区报刊的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著史精神。这部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时间的凝结，空间的汇聚，作者花费的精力由此可见一斑。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这部专著的一大特色。
三、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解读分析清晰
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象几乎涉及所有的社会层面。同时，新闻媒体自身也置身于社会整体中，并且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部门紧密交织、密切互动。所以，一部新闻史就是一部社会史的缩影，即能够以“新闻业” 这一特殊行业来揭示社会的演变情况及规律。因此，真正理解和书写社会史意义上的新闻史，便需要将其放在特殊政治社会背景下来考量。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对自然环境、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改造等新闻事业产生的基础与源头，都有阐释，使得新闻事业发展有根有据，浑然一体。
《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采用前4章总叙，后5章分叙的方式，完整而具体地再现了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的历史面貌，既有宏观的鸟瞰，又有微观的探析，线索清晰，脉络分明，按照历史本来面貌撰写历史，表现了研究者的史学见识和叙述历史的能力。
解读分析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是这本书的重头大戏。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大到中央级的《红色中华》《解放日报》《解放》，中到《边区群众报》《陇东报》《大众报》《三边报》《关中报》，小到《延川报》，微到黑板报，该著作都作为解读分析的对象，只要资料所及，几乎都有研究分析。
对基层新闻事业的研究，是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鲜明亮点。以往新闻史的研究多注重对重要媒体和重大事件的关注，对基层新闻事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系统研究更是少见。
中国目前有的新闻史撰写缺乏生动的细节，似流水账，使人读着枯燥、干巴巴，完全丧失历史细节的新闻史就成为介绍性的概论，传播效果不佳。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不是事无巨细的琐细，也不是鸡零狗碎的家常，而是能够解释历史事件本质和趋势，展示历史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历史细节。《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正是在这些历史细节中，使那些原本令人费解甚至看似无法理喻的历史事件有了确切的答案，那些原本遥远而陌生的历史人物变得生动起来了。也正是在这些历史细节中，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才全面彻底地展现了出来。
该书在叙述和论证中，形成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该书在对史实的梳理和对具体新闻媒体进行内容分析后认为，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成熟的标志；该书在对以延安为中心的新闻事业的生态环境、发展历史、新闻宣传体制、新闻宣传思想以及媒体宣传报道的内容，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认为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事业是新民主主义的新闻事业等，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的雏形。
一、弥补了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不足
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第一部专著。这一著作填补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历史的空白，填补了现代历史的空白，也填补了地方新闻历史研究的空白。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专著，最早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晰地描绘出中国从汉唐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刊发展的全景概念，是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中国报刊史的著作，其中也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青年》与《向导》。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即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1996年出版。因史料浩瀚，难于穷尽，这部新闻史著作，限于当时的条件，就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阐释尚有欠缺。地方新闻史，地方专题新闻史研究，是中国新闻史的基础，有了各地的新闻史，才好写出全面的中国新闻史。
地方新闻史研究第一人是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年出版，简述了从《申报》创办至民国初年40余年的变迁。之后，陆续出版了一些地方新闻史。值得提出的是，抗战时期上海、重庆、桂林、天津等地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广泛深入，成果颇丰。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1996年出版，全面阐述了新闻业重镇上海近现代新闻传播的历史；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出版，是重庆抗战史研究和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靖鸣、徐健、曹正文等著《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两卷，2013年出版，第一次全面准确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广西桂林的新闻史；马艺等著《天津新闻史》，2015年出版，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办报最早的大城市，所办报刊种类齐全，报刊大家云集，《天津新闻史》全面描述天津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变化。上海与天津新闻传播业史都包括了中国现代新闻史，桂林与重庆就是写抗战的。
专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新闻业的有：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史》，1991年出版，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从萌芽、形成到发展的历史。程沄《江西苏区新闻史》，1994年2月出版，多幅历史照片，记录了红军时期，在江西各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宣传的历史。
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的地区。这一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地位，其新闻事业能得以蓬勃发展，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新闻现象，值得深入探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涉及，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其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缺乏全面系统，一直鲜有深入的力著问世。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业走向比较成熟的时期，呈现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雏形。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浓墨重彩，系统全面，是值得重视的新闻史大作。
二、深入挖掘搜集 史料宏富
历史著述，鉴往知来，需要务实求真。只有翔实可信，才能达到以史为镜，知古鉴今，推陈出新的目的。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从1934年创刊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算起，到1950年有16年的历史，报刊资料比较多，又经历与国民党的摩擦，搜集不易。这一时期的资料散见于陕西、甘肃、宁夏、北京、南京，留存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民间收藏者、文物市场，搜集困难，整理不易，全面研读，尤其是将一些零散的资料汇总还原成有条有理、合乎事实本来面目的历史图景则更为困难。
真实确凿的史料，是历史建立自己学科边界的壁垒，以使自己与文学等以虚构性写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区别开来。详尽完备的史料，是历史学生命力和吸引力之所在。史学界有句老话，找到足够史料，等于著作成功了一半以上。李文教授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调查、考证。他在该书的《后记》中说：从1992年6月，他冒着暴雨购书，找人座谈开始，长年累月查档案，查书刊，访知情人，抢救史料。在此基础上，2004年以《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研究》为题，他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项目经费支持下，他“带领研究生三赴西安、延安、绥德、佳县、米脂、榆林、定边、盐池、庆阳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第一手资料。”一分劳作一分果实，本书作者的辛勤搜集材料，發现了一批珍贵史料，填补了对很多史事认识的空白。
“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研究”从立项到完成，不过四五年的时间，但作者的研究，则是从1992年开始，到2017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算起来也长达25年。研究者在占有和研究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立论行文，全书仅引用资料的注释多达近800处。该书以史料为基础，按照出版背景、报道内容、报道特色、作用影响几方面渐次展开，深化和拓宽了陕甘宁边区报刊的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著史精神。这部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时间的凝结，空间的汇聚，作者花费的精力由此可见一斑。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这部专著的一大特色。
三、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解读分析清晰
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象几乎涉及所有的社会层面。同时，新闻媒体自身也置身于社会整体中，并且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部门紧密交织、密切互动。所以，一部新闻史就是一部社会史的缩影，即能够以“新闻业” 这一特殊行业来揭示社会的演变情况及规律。因此，真正理解和书写社会史意义上的新闻史，便需要将其放在特殊政治社会背景下来考量。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对自然环境、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改造等新闻事业产生的基础与源头，都有阐释，使得新闻事业发展有根有据，浑然一体。
《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采用前4章总叙，后5章分叙的方式，完整而具体地再现了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的历史面貌，既有宏观的鸟瞰，又有微观的探析，线索清晰，脉络分明，按照历史本来面貌撰写历史，表现了研究者的史学见识和叙述历史的能力。
解读分析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是这本书的重头大戏。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大到中央级的《红色中华》《解放日报》《解放》，中到《边区群众报》《陇东报》《大众报》《三边报》《关中报》，小到《延川报》，微到黑板报，该著作都作为解读分析的对象，只要资料所及，几乎都有研究分析。
对基层新闻事业的研究，是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鲜明亮点。以往新闻史的研究多注重对重要媒体和重大事件的关注，对基层新闻事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系统研究更是少见。
中国目前有的新闻史撰写缺乏生动的细节，似流水账，使人读着枯燥、干巴巴，完全丧失历史细节的新闻史就成为介绍性的概论，传播效果不佳。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不是事无巨细的琐细，也不是鸡零狗碎的家常，而是能够解释历史事件本质和趋势，展示历史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历史细节。《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正是在这些历史细节中，使那些原本令人费解甚至看似无法理喻的历史事件有了确切的答案，那些原本遥远而陌生的历史人物变得生动起来了。也正是在这些历史细节中，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才全面彻底地展现了出来。
该书在叙述和论证中，形成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该书在对史实的梳理和对具体新闻媒体进行内容分析后认为，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成熟的标志；该书在对以延安为中心的新闻事业的生态环境、发展历史、新闻宣传体制、新闻宣传思想以及媒体宣传报道的内容，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认为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事业是新民主主义的新闻事业等，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