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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通过对西方诗歌潮流追踪，来分析思考当时中国诗坛面临的诗歌困境，提出“新诗现代化”为核心一系列的诗歌理论，在其诗论中，诗歌的“经验说”是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诗论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通过“诗经验”这一角度切入袁可嘉诗论，探究其诗论。
关键词：袁可嘉；诗；经验；新诗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袁可嘉在《诗与民主》中鲜明提出了“现代诗人重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的诗论观点，他认为单纯的情感宣泄已经无法同日趋复杂的现代经验世界相适应，诗歌不应仅仅只有感情、情绪的流泻，反对单纯地对情感的注重。诗歌必须倚重“经验”，对诗与经验的关系深入的探讨的基础上，完成“经验”的获取和传达。
1、诗与“经验”的关系
袁可嘉在《批评漫步——并论诗与生活》中，对“诗经验”有着重要阐释，“如果把‘生活’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解：毫无疑问，诗的经验来自实际生活经验，但并不等于、也并不止于生活经验；二种经验中间必然有一个转化或消化的过程；最后表现于作品中的人生经验不仅是原有经验的提高、推广、加深，而且常常是许多不同经验的综合或结晶；一个作者的综合能力的大小，一方面固然决定于经验范围的广狭、深浅，尤其决定于他吸收经验，消化经验的能力”（见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p160，后文引用该书均只标明页码）。
在袁可嘉看来，诗歌是经验的提纯与升华，是经验基础上的创造。诗人首先要对宇宙自然、人生世态进行体验与思索，这是诗歌经验的来源。但是诗歌经验的范围的广狭、深浅固然对诗歌造成一定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已吸收的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已经间接经验——进行艺术化的运作，即提炼与综合。这其中是一个链条式的运作过程：生活经验——诗经验——诗。这里的诗经验已经超越通常所谓的生活经历积累和学习认识叠加，“是原有经验的提高、推广、加深”，“是许多人不同经验的综合和结晶”，特指那种融入生命，凝定为生命客体的审美记忆和感悟，而最终创作的诗也不是表现刹那地闪现的灵感火花和激情，而是诉诸生命感悟和玄思智慧，是人生体验的深厚积累生命经验的自然表达，往往客观、自然而内敛，由此可以发现“诗是经验”是袁可嘉遵循的诗歌尺度。
2、“诗经验”的获取
诗经验的获取，首先需要确定一点，“经验”是具有“私人性”与“个人化”色彩，“经验”不属于众人，他人难以取代，“经验”的获得需要诗人通过自我的感官敏锐观察和内心真实体验才能有所得。这是“经验”获取的源头，同时袁可嘉较为重视的是如何最大量获得最为丰富的“经验”。由此袁可嘉围绕现代诗歌的高度综合性，借用瑞恰慈“最大量意识状态”，将“人生”连接于“经验”之上延伸出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艺术与政治平行关系的建立，自我意识之于群体意识的独立以及“大记忆”的有效启用等方面目的之一都是着眼“经验”获取。
袁可嘉在《综合和混合——真假艺术的分野》中提到：“一切人生经验价值的高低决定于他所产生的反应能综合其他不同反应的质量上的高下与多少”，“综合所求的是最大量的意识活动”（p202），“最大量的意识活动”立足于“诗是经验的传达”，而又统摄诗论中的诗歌与现实、艺术与政治平行、自我意识之于群体意识的独立以及“大记忆”的有效启用等等诗论观点。其中尤其值得注意是诗歌与现实，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诗与政治平行、密切的关系，认为“诗是生活（或生命）形式表现于语言形式，它的取材即来自广大深沉的生活经验的领域，而现代人生又与现代政治如此变态地密切相关，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思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p4）。
如果对照一下40年代中国诗坛的具体情况，就能理解袁可嘉诗论中的良苦用心。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坛中抒写“性灵”的象征主义纯诗在时代风云中逐渐衰微，而走向大众的现代主义诗歌又丧失了诗美，而将视野放到30年来整个文学运动中来，自新文学诞生以来，“人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就基于不同的文学观念，二者貌似势若水火、相互指摘。面对诗歌这种困境，袁可嘉提出：“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希图构建其诗学体系，将时代精神和美学追求和谐地统一起来。诗歌不应该止步于社会之维和历史之维，而是应该更深层次地进入了生命之维和现代之维。由此袁可嘉强调诗与意识的关系，促进了新诗的诗歌感受力的现代性转化，并逐渐完成了从情绪向经验层面的过渡，而这一经验是一种“产生合力作用的种种经验”的集结。
3、“诗经验”的传达
1947年5月，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层面的透视》以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露营》和《月》两首诗歌为例，对现代化诗歌做了详细的技术分析，提出了“想象曲线”的重要概念，指用曲折变易的感觉发展曲线，以一种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的表现手法来表现诗人情感思想的纷繁复杂、绵密曲折。其具体表现有下面四个方面：1、以与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来代替貌似坦白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2、意象比喻的特殊构造法则；3、作者通过想象逻辑对于诠释结构的注意。；4、文字经过新的运用后所获得的弹性与韧性（p16）。
这四条分别对应于针对诗坛流行的感伤的抒情和空洞的说教，提出的思想观念和具体的感性形象有机结合；寻求意象组合的陌生化效果；以诗歌想象逻辑代替散文的事理逻辑；最后是对诗歌语言文字的具体要求。此时，却正值“解放战争”的激烈时期，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极端强化，反应在诗坛就是作者指出的充斥于当时诗坛的两大类型作品：“一类是说明自己强烈的意志或信仰，希望通过诗篇有效地影响别人的意志或信仰；另一类是表现自己某一种狂热的感情，同样希望通过诗作来感染别人”。这类诗作失败不在于起点，也不在于重点，“而在于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换言之，这是“诗经验”的出色传达。为此，袁可嘉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几大要点，其中包括“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p23），追求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以里尔克、奥登为师，前者努力探索期内心，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助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后者巧妙运用诗人的机智、聪明和文字的特殊才能，仰或直接创作诗剧；最后归而总之的一点，击破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观点，诗歌创作中必须融入思想，从事物的深处、本质转化自己的经验。
综上，我们可以对袁可嘉诗论中诗经验传达做一个简要的概述，现代主义诗歌要求诗人由诗情转向诗思，不可亟欲抒发即物而生的情绪或灵感，反而要有意识地抑制激情的生成，将拓展经验范围作为要务，在对事物的静观与冥思中祛除自我的矫情和夸饰，超越自身内外界限，深化了主体的生命体验，以此为根，将“诗经验”传达而创作诗篇。
结语：
“诗是经验的传达”的提出，这标志中国诗坛由“情感”向“经验”的诗歌根本观念的转变。面对40年代中国诗歌困境，袁可嘉以诗歌“经验”理论为起点，强调在坚持文学特质的前提下发挥文学的现实效用，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诗歌发展道路，虽然历史将中国新诗的发展引向另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但不可否认其具有诗风转向的巨大潜在可能性，在文革中那些传抄的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作品，以及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的“回潮”都可以旁证这一点。时至今日，继续探讨诗歌“经验”理论无疑仍然对现在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2001年.
[3]瑞恰慈：诗的经验，曹葆华译：现代诗论[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4]姜飞：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对袁可嘉40年代诗歌理论的一种理解[J].钦州学院学报 2003.（03）.
[5]龙泉明、邹建军：论“诗是经验的传达”——中国现代诗学观探讨之一[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 2002.（1）.
关键词：袁可嘉；诗；经验；新诗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袁可嘉在《诗与民主》中鲜明提出了“现代诗人重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的诗论观点，他认为单纯的情感宣泄已经无法同日趋复杂的现代经验世界相适应，诗歌不应仅仅只有感情、情绪的流泻，反对单纯地对情感的注重。诗歌必须倚重“经验”，对诗与经验的关系深入的探讨的基础上，完成“经验”的获取和传达。
1、诗与“经验”的关系
袁可嘉在《批评漫步——并论诗与生活》中，对“诗经验”有着重要阐释，“如果把‘生活’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解：毫无疑问，诗的经验来自实际生活经验，但并不等于、也并不止于生活经验；二种经验中间必然有一个转化或消化的过程；最后表现于作品中的人生经验不仅是原有经验的提高、推广、加深，而且常常是许多不同经验的综合或结晶；一个作者的综合能力的大小，一方面固然决定于经验范围的广狭、深浅，尤其决定于他吸收经验，消化经验的能力”（见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p160，后文引用该书均只标明页码）。
在袁可嘉看来，诗歌是经验的提纯与升华，是经验基础上的创造。诗人首先要对宇宙自然、人生世态进行体验与思索，这是诗歌经验的来源。但是诗歌经验的范围的广狭、深浅固然对诗歌造成一定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已吸收的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已经间接经验——进行艺术化的运作，即提炼与综合。这其中是一个链条式的运作过程：生活经验——诗经验——诗。这里的诗经验已经超越通常所谓的生活经历积累和学习认识叠加，“是原有经验的提高、推广、加深”，“是许多人不同经验的综合和结晶”，特指那种融入生命，凝定为生命客体的审美记忆和感悟，而最终创作的诗也不是表现刹那地闪现的灵感火花和激情，而是诉诸生命感悟和玄思智慧，是人生体验的深厚积累生命经验的自然表达，往往客观、自然而内敛，由此可以发现“诗是经验”是袁可嘉遵循的诗歌尺度。
2、“诗经验”的获取
诗经验的获取，首先需要确定一点，“经验”是具有“私人性”与“个人化”色彩，“经验”不属于众人，他人难以取代，“经验”的获得需要诗人通过自我的感官敏锐观察和内心真实体验才能有所得。这是“经验”获取的源头，同时袁可嘉较为重视的是如何最大量获得最为丰富的“经验”。由此袁可嘉围绕现代诗歌的高度综合性，借用瑞恰慈“最大量意识状态”，将“人生”连接于“经验”之上延伸出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艺术与政治平行关系的建立，自我意识之于群体意识的独立以及“大记忆”的有效启用等方面目的之一都是着眼“经验”获取。
袁可嘉在《综合和混合——真假艺术的分野》中提到：“一切人生经验价值的高低决定于他所产生的反应能综合其他不同反应的质量上的高下与多少”，“综合所求的是最大量的意识活动”（p202），“最大量的意识活动”立足于“诗是经验的传达”，而又统摄诗论中的诗歌与现实、艺术与政治平行、自我意识之于群体意识的独立以及“大记忆”的有效启用等等诗论观点。其中尤其值得注意是诗歌与现实，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诗与政治平行、密切的关系，认为“诗是生活（或生命）形式表现于语言形式，它的取材即来自广大深沉的生活经验的领域，而现代人生又与现代政治如此变态地密切相关，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思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p4）。
如果对照一下40年代中国诗坛的具体情况，就能理解袁可嘉诗论中的良苦用心。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坛中抒写“性灵”的象征主义纯诗在时代风云中逐渐衰微，而走向大众的现代主义诗歌又丧失了诗美，而将视野放到30年来整个文学运动中来，自新文学诞生以来，“人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就基于不同的文学观念，二者貌似势若水火、相互指摘。面对诗歌这种困境，袁可嘉提出：“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希图构建其诗学体系，将时代精神和美学追求和谐地统一起来。诗歌不应该止步于社会之维和历史之维，而是应该更深层次地进入了生命之维和现代之维。由此袁可嘉强调诗与意识的关系，促进了新诗的诗歌感受力的现代性转化，并逐渐完成了从情绪向经验层面的过渡，而这一经验是一种“产生合力作用的种种经验”的集结。
3、“诗经验”的传达
1947年5月，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层面的透视》以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露营》和《月》两首诗歌为例，对现代化诗歌做了详细的技术分析，提出了“想象曲线”的重要概念，指用曲折变易的感觉发展曲线，以一种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的表现手法来表现诗人情感思想的纷繁复杂、绵密曲折。其具体表现有下面四个方面：1、以与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来代替貌似坦白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2、意象比喻的特殊构造法则；3、作者通过想象逻辑对于诠释结构的注意。；4、文字经过新的运用后所获得的弹性与韧性（p16）。
这四条分别对应于针对诗坛流行的感伤的抒情和空洞的说教，提出的思想观念和具体的感性形象有机结合；寻求意象组合的陌生化效果；以诗歌想象逻辑代替散文的事理逻辑；最后是对诗歌语言文字的具体要求。此时，却正值“解放战争”的激烈时期，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极端强化，反应在诗坛就是作者指出的充斥于当时诗坛的两大类型作品：“一类是说明自己强烈的意志或信仰，希望通过诗篇有效地影响别人的意志或信仰；另一类是表现自己某一种狂热的感情，同样希望通过诗作来感染别人”。这类诗作失败不在于起点，也不在于重点，“而在于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换言之，这是“诗经验”的出色传达。为此，袁可嘉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几大要点，其中包括“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p23），追求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以里尔克、奥登为师，前者努力探索期内心，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助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后者巧妙运用诗人的机智、聪明和文字的特殊才能，仰或直接创作诗剧；最后归而总之的一点，击破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观点，诗歌创作中必须融入思想，从事物的深处、本质转化自己的经验。
综上，我们可以对袁可嘉诗论中诗经验传达做一个简要的概述，现代主义诗歌要求诗人由诗情转向诗思，不可亟欲抒发即物而生的情绪或灵感，反而要有意识地抑制激情的生成，将拓展经验范围作为要务，在对事物的静观与冥思中祛除自我的矫情和夸饰，超越自身内外界限，深化了主体的生命体验，以此为根，将“诗经验”传达而创作诗篇。
结语：
“诗是经验的传达”的提出，这标志中国诗坛由“情感”向“经验”的诗歌根本观念的转变。面对40年代中国诗歌困境，袁可嘉以诗歌“经验”理论为起点，强调在坚持文学特质的前提下发挥文学的现实效用，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诗歌发展道路，虽然历史将中国新诗的发展引向另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但不可否认其具有诗风转向的巨大潜在可能性，在文革中那些传抄的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作品，以及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的“回潮”都可以旁证这一点。时至今日，继续探讨诗歌“经验”理论无疑仍然对现在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2001年.
[3]瑞恰慈：诗的经验，曹葆华译：现代诗论[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4]姜飞：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对袁可嘉40年代诗歌理论的一种理解[J].钦州学院学报 2003.（03）.
[5]龙泉明、邹建军：论“诗是经验的传达”——中国现代诗学观探讨之一[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 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