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时候,忽然决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光明正大地牵起一个女孩的手在马路上肆意行走;18岁的时候,忽然想留一头披肩长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一支乐队在城市里日夜游唱;18岁的时候,很想有一次徒步远行,抱着一把棕色的红棉吉他独自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流浪。
　　18岁,像一只跳跃的鸣蝉,在我的胸怀中潜伏,使我惴惴不安。
　　18岁的春天,我从这样的梦中醒来,依旧顶着刺骨的晨风回到校园,迎接最后半年的备战。
　　收到她的来信时,城市的寒潮已然退却。我与她仅是聊天,我与她素未谋面。
　　18岁的第一封回信,我鼓足勇气在信纸背面贴了一张最满意的照片。照片上的少年双眼清澈,衣袂飘飘。
　　我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等待。有时,我真有这样的冲动,放下一切顾忌,坐上南下的列车,去她的小城看看,看看那里是否真有信中的红色落叶,青青石板,以及流水潺潺。
　　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收发室帮忙整理信件。班里的同学说我大公无私,在这个紧张的时期,还能腾出时间为他们整理信件。其实,我不过是在默默等待,我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收到她的来信,看看她的容貌是否如我所想的一般。
　　她的信里没有照片。我在回信的信封上说:6月,我会去你的小城与你见面。
　　再次收到她的来信,信中有小城的站名,所至车次,以及详细的住址。我开始天昏地暗地念书,只为这一个心照不宣为期不远的约定。
　　黑板上已经悬挂起了高考倒计时牌。它所能代表的,不仅仅是更改命运的时刻,还是一个不可重来的承诺。6月像一缕黑暗中的阳光,让我觉得通身彻暖。
　　临考前,我买到了南下的车票。车票上,有一串毫无关联的数字,像一排无人能解开的密码,牢牢锁住了我18岁的秘密。
　　在候车厅的话吧里,我给她打了长途电话。我说,为了能在第一时间认出彼此,我们应该穿同样颜色的衣服,怀抱同一本书。她答应了。
　　我们约好,那天我穿白色的的衬衫,她穿落满梨花的连衣裙,于午后的14点25分在小城车站见面,各抱一本席慕容的《透明的哀伤》。
　　我在动荡的车厢里睡着了。醒来时,我依旧躺在宽敞的车厢里。14:40,我已经和她,和那座约定的小城擦肩而过。那一刻,我们在手表上遥隔了900秒的距离。
　　为了回到她所在的小城,我在下一个车站坐上了短途汽车。路上,我再也不敢闭上眼睛。我想,她一定走了,带着那本《透明的哀伤》。
　　到达小城车站的时候,已是17点20了。傍晚的风有微微的凉意,我披着一件黑色外套,四处张望。外套的口袋里,有一本书,名叫《透明的哀伤》。
　　她到底还是走了。我极度内疚地坐在站台之外的花坛上,等待回程的列车。突然我发现,远处,有一位陌生的女孩站在歪垂的杨柳下,怀里抱着一本我熟悉至极的书。我看到,她的白色裙裾上撒满了耀眼的梨花。
　　我没有叫她。尽管之后,我在回程的列车上后悔莫及,可当时,我的确没有叫她。她臃肿的身躯和齐耳的短发,让一个枕梦入眠的18岁少年失落不已。
　　我再没勇气写信给她。而她,亦再也找寻不到我的任何消息。
　　后来的很多天里,我一直倍觉懊丧。或许当时,我应该慢慢地走上前去,将口袋里的书递给她,并轻轻地拥抱她,感谢她在无形中赐予我无限的动力和美丽的回忆。这样,即使我不喜欢她,后来不再联系,她也不必站在约定的地点,苦苦等下去。
　　18岁,那些我一开始梦过的梦,均无一实现。但我从不后悔,更不无故茫然。因为我知道,正是这些遥远的梦和不切实际的臆想,丰满了我的18岁。
　　至少在流逝的青春里,我曾作过一次短暂的旅行,并与陌生守信的她,有过一次匆匆的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