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同几位国内知名国际问题专家赴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官邸参加午宴。席间，高毅先生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崛起之后将如何在世界上给自己定位？”看着各位似乎没有完全领会其意，他进一步引导说:“美国在世界立足靠的是它超强国力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我们欧盟靠的是联合一体、博采众长、合作磋商以及追求政治多极的一整套理念，崛起的中国想在世界立足将主要依靠什么？”
　　这真是一个切中时下中国发展要害的问题。“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睦邻、安邻、富邻”等一系列中国倡导的新思想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这些提法之间的相互联系何在？本质内涵是什么？都还需要人们上下求索。什么才是中国真正有别于欧、美国家，既包含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又体现崛起中国“现代创造性”的理念？是张艺谋、陈凯歌们的电影吗？是姚明、刘翔们所展示的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的新形象吗？是“深圳速度”、“浦东速度”所体现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吗？显然既是也不是。
　　高毅先生的问题倒是让我想起了郑必坚先生最近继“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课题之后提出的又一新的重要课题，即中华文明的复兴问题。这个课题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本质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取决于“文明中国”的重新构建;而建设“文明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树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发展观、安全观、宗教观……，郑先生将其归纳为“十大观”。这“十大观”中国人从来就有，但既不完备，也欠系统，更有不少错误和不健康的东西搀杂其中，因此需要重新梳理、去粗取精、与时俱进。也许，这才正是高毅先生想要知道的答案，也正是崛起的中国要想真正在世界立足的根本。
　　问题是，中国实在太忙了。只要看看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房地产热、汽车热以及为了奥运、世博展开的种种活动，就知道我们还难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个吃饱喝足享受清新空气的欧洲人提出的“阳春白雪”的问题。
　　意识往往是物质的客观反映。不是中国人没有有意识构筑所谓“中国的理念”，而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还不足以使中国人产生让世界侧目的思想和构想。20世纪初，刚刚崛起的美国人迫不及待地向仍是欧洲人主导的国际社会提出包括“国际联盟”在内的“美国观念”，其结果，美国自己不仅被排斥在“国联”之外，美国诸多好的观念也只能通过欧洲人的过滤而得到部分释放。
　　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美国，但在发展阶段的很多方面，确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颇多相似，最大的相同点就是通过积极主动的改革实现国家发展的内外转型。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斐然，赢得全球喝彩;中国的政治改革虽也在艰难前进，却总使西方人觉得“不够快”。殊不知，中国正在单纯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进行一场更加轰轰烈烈、更具实质意义的社会改革，内容涉及医疗、保险、住房、税收、教育、文化，乃至科学发展观、创新型国家、节约型社会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这正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这场伟大的社会改革不仅有助于健康的经济发展，而且是最终促进稳健的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桥梁。对外，中国也正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寻找平衡，既不是美国人崛起之前奉为圭臬的“孤立主义”，也不是美国人崛起之后追求的“国际主义”，而是“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一种更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积极的地区主义”。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转型及所取得的成效，充分证明中国给自己一个比较冷静的定位——“区域性大国”。
　　一句话，作为亚太“区域性大国”的中国正在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全面铺开社会改革并积极摸索政治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试图超越“发展是硬道理”的质朴哲理，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提出中国特色的倡议、方针、理念，谨慎却也积极地发出“中国的声音”。也许，这种声音还不够恢宏，因而还没有打动像高毅先生这样的国际观察家，但只要沿着目前的道路前进，“中国的声音”必然会更加响亮，中国的定位也会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