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声言“窃书不是贼”，如今的“盗书”居然称“商”。当然如今的“盗”自是要比孔乙己的“窃”高级得多，后者窃回去自己看，前者“盗”了不算还要拿出去卖了挣钱。在上海，最著名的盗版图书事件，莫过于前两年的《辞海》盗版，此事直接惊动中央相关领导。而文化名人余秋雨与盗版书商“孤军奋战”的形象，以及余秋雨因为盗版书商侵权几次愤而宣布“封笔”，也早已经成为文化界的“悲剧”。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如今的“盗”书究竟是怎么个“盗”法？又为何愈“盗”愈烈，猖獗到把一位文化名人逼到数次要“封笔”的程度。
　　
　　《我的生活》“价廉物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传记《我的生活》正在书城热销，这本硬封面精装本的图书中文版标准定价是人民币49.8元。然而，记者走出堂皇的书城，在上海富民路的一个小书摊上，也看到了这本书。记者停下脚步仔细揣摩，面前书摊上这本同名书籍，无论印制、装帧、版式，还是封面设计和内文印刷，都与正版图书几乎没有差别，但是书摊老板给的价格却只有书城里的一半都不到——20元。记者奇怪这本书怎么这样便宜？老板起先的回答是进货渠道比较优惠，进价低当然卖价也就低了。但是后来老板看到记者似乎对这本书兴趣很大，就问记者是不是真心要？记者连连点头，他干脆直说是盗版书籍。看见记者脸上的惊奇，老板可能怕记者变卦，连忙“安慰”说，没关系，现在买盗版书的人多着呢，什么人都有。
　　其实记者觉得惊奇是因为在记者的印象里，盗版书是和粗制滥造假冒伪劣划等号的。可是眼前的这本盗版“总统”传记除了呆的地方不对外，同样也很精致，制作得与书城里的正版图书质量不相上下。老板洋洋得意地说现在买书就像买菜一样，当然挑价廉物美的，别看是盗版，盗亦有道，照样拿得出手。说实话，这样的价格和不错的质量连记者都动心了，一半为了了解点情况，一半也确实有占了便宜的开心。
　　这下，老板果然来了精神，对于记者有关盗版书籍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记者看到老板的书摊上还有印刷和内容同样不俗的《贾平凹全集》，当然也是盗版的。老板问记者是不是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原价57元的书籍，他卖13元。同样一本厚厚的《鲁迅文集》，标价是76元，老板给出的价格则是15元。
　　记者对这样的低廉的价格表示惊奇，问老板赚得到钱吗？老板神秘地笑笑说，就是这个价钱，他也是赚了钱的。否则亏本买卖，谁又会敢冒这样的风险做这个事情呢。只是当记者问起这些书都是从哪里来的时，老板就有些“含糊其辞”了，说是河北、河南、山东都有，都是从那些地方运过来的。至于是他自己直接去那些地方批发还是从别人那里转手，老板就不愿意再回答了。
　　恰好这个时候有个中学生走过来，在书摊上翻了半天，掏钱买了一本《精美散文》。记者和他聊起来。这位姓刘的同学是向明中学的学生，他干脆利落地告诉记者，他知道这个老板卖的书都是盗版书，可是他还是愿意买。他很认真地列举了他之所以明明知道是盗版书还要购买的三条理由：一是便宜，这么厚的一本书才10元钱，正版书至少也要几十元，中学生消费不起。二是书尽管是盗版印刷的，但是印刷的质量还不错，纸张也和正版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仔细看，虽然有一些错别字，但是对阅读没有太大影响，何况，正版图书也同样会有错别字。三是学生认为只要内容没啥差别，正版对他们意义不大。
　　
　　离开书摊后，记者又去书城买了一本正版的《我的生活》，然后和盗版本对照阅读，不得不承认，手里这个盗版本的质量好得几可乱真。不得不承认，如此“价廉物美”的书对非专业藏书者充满了诱惑力。
　　
　　技术先进利润可观
　　
　　过去有句俗话，说做盗版图书是“无贩毒之险有贩毒之利”，意指盗版图书粗制滥造牟取暴利，并且将此原因作为盗版图书屡禁不止的根源。可是如今的盗版图书的“质量”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书的内在还是外在都越来越“仿真”，似乎盗版书的成本也比当年的粗制滥造要高得多，如此盗版书商们还有暴利可图吗？如无暴利为何还要做呢？记者经过调查，也许可以揭开一些谜底。
　　被炒得火热的“80后”写手韩寒在他的创作《像少年啦,飞驰》前言中，用他一贯的“玩世不恭”语调，专门给盗版书商们写了一段话。大意是，盗亦有道，盗版书商们的利润已经够高的了，就最好是敬业一些，错别字减少一些，不要再出现大段的文字被遗漏掉的现象。而且韩寒还规劝盗版书商们，已经是获取暴利了，就大方一些，花些钱做得漂亮点。韩寒还建议盗版书商最好不要使用打字后重新排版的方式，而是应用激光照排技术，减少差错率。
　　这段话很快就有了回应。一个据称就是盗版书商的人，在网站BBS上发表留言，讥刺韩寒是小孩子家不懂事。在留言中，这位盗版书商说他完全不知道韩寒这些话从何说起。他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盗版书商如今已经是集团化作战，具有比较统一而且科学的内部管理体系，经过许多年的发展，许多盗版书商已经不再是零散的操作方式。他具体地说，假如盗版书商内部不讲诚信，不讲职业道德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
　　当网友问到他关于盗版书籍的质量问题的时候，这位盗版书商说，许多人还在认为盗版书籍错别字满篇，那是一种成见。他说，事实上他们的盗版书籍在很大程度上质量要比正版书籍好许多。他承认有些质量不好的书籍可能是由一些小的盗版书商印制的，他们确实是粗制滥造的。但是一些正规的出版社出的某些书籍，有时候可能也不是非常精良的，因为他们的机器设备未必就比一些盗版书商好到那里去,态度也未必敬业。
　　对于韩寒建议他们使用激光照排技术，这位盗版书商不留情面地说韩寒根本就不懂。因为他们早在1998年就全部使用激光照排技术了，那时候扫一本书激光照排是5块钱一页，看上去好像是成本提高，但是他们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小作坊了，每次印刷一本书至少在20000册以上，要是20000册的话，一本书300页，1500块钱分摊在20000册上，平均也就是几分钱，没有必要省这个钱的。
　　在回答韩寒认为他们盗版书籍是获取暴利时，这位盗版书商明显不满。他说什么暴利呀？现在大概只有贩毒是暴利了。但那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啊。
　　但是，根据记者的调查，虽然这位盗版书商言之凿凿地说做盗版书籍并没有暴利可言，其实，盗版书籍的利润还是非常惊人的。上海市一位专业从事打击盗版书籍工作的人员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字，即正版图书的成本费用一般包括稿酬、编辑费、印制费用、运输费用、发行宣传费用等等，所以，正版图书销售出去以后，扣除以上各项费用，净利润一般在8%左右；而盗版书籍省掉了以上正版书籍费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最起码是省掉了作者的稿酬费用，所以，盗版书籍在上市之后，一般的利润即可以达到70%以上。这位工作人员还举例说，比如一本标准定价43元的正版《古文观止》，其盗版印刷成本绝对不会高于7元，在上海一些盗版书贩的零售摊位上，一般卖13-15元左右。净利润有7、8元之多。所以盗版书商的无暴利之说显然是和前些年相比较而言，相对于正版图书，盗版书籍获得的利润依然十分可观。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据记者调查，虽然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设立有专门的打击非法盗版书籍的机构，执法机关常常也大力介入此项整饬工作。很多地方人大也制订出了适合当地特征的《出版管理条例》，另外一些地方沿用的是《投机倒把处罚暂行条例》。对于盗版图书的处罚力度也在逐步加大。不久前，相关部门根据群众举报，执法人员现场查获一批盗版图书，有正在走红的《那小子真帅》、《乾隆皇帝》、《长安乱》、《新华字典》等等，总计有16771册，集中以后全部销毁。但是，时隔不久，执法人员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大量的此类图书，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日晚，记者在繁华的淮海路靠近陕西北路口，看到有人拖着几辆和这个发达城市很不协调的平板车，车上装满了书籍在沿街叫卖。还没等记者靠近看个究竟。突然冒出一群穿制服的工商执法人员，朝平板车冲去，一看便知是要没收这些图书。在这些卖书的平板车四处逃窜的时候，记者拉住一位执法人员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这些人不仅仅是乱占道路做无证买卖，更重要的是他们卖的这些书籍全部是盗版书籍。这位执法人员说，这些拖平板车的盗版书贩们，最近经常在这一带神出鬼没，屡屡打击不止。记者问为什么执法部门如此打击，这些人还敢在这里出没呢？这个执法人员叹一口气说，因为便宜，总是有人购买，他们的生意不坏，利益让人胆大。
　　记者问这些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平时他们都藏在哪里？这位执法人员说，他们平日就藏在附近的一些弄堂里，专门等夜幕降临的时候，等市场、工商等执法人员下班以后，再把平板车拖出来沿街销售。记者问，执法人员总是这样在大街上与这些盗版书贩“捉迷藏”，到底有没有效果呢？这位执法人员说，打击总比不打击要好啊，如果放任不管的话，那就根本没有一点秩序了，这大街上可能会被盗版书贩们挤满的。他向记者介绍他们打击盗版书贩的经过。他说，他们不久前就组织过一次大行动，组织了人马进入附近的一个弄堂，居然在一处租赁房屋里发现了一个“盗版书库”。但是，房东不准他们把盗版书籍拉走。正在他们争持不下的时候，这些盗版书贩回来了，居然个个手持短刀，高声漫骂威胁执法人员。后来幸亏警察及时赶到，才没有出大事。但是在外地的一些地方，盗版书贩暴力抵抗执法行动的事件已经出现过不少。
　　令记者颇感意外的是，执法人员在对这些“平板车”深恶痛绝的同时，还很无奈地告诉记者，其实并非仅仅只有平板车或者小书摊这样的“游击队”在贩卖盗版图书，他们已经屡屡在正规书店的书架上发现过盗版图书了。他还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本是余秋雨的《千年一叹》，一本是钱其琛的《外交风云》。这两本书，正规书店里出现盗版根本不稀奇。
　　最后，这位执法人员长叹一声说，我们天天打击盗版书，可是这些盗版图书就是不见减少，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呀？
　　
　　暴利不是根本原因
　　
　　从《文化苦旅》、《哈里波特》到《我们仨》，从《粉红女郎》到《水煮三国》几乎都是遭遇盗版的大户。而且，被盗版的书籍数目正在以成等列数据的方式大倍率增长。盗版书到今天甚至已经具备了与正版图书同时登堂入室的实力。疲于奔命的执法人员的疑惑让记者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一位出版界的资深人士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正版书籍定价过高，毫无疑问是盗版书籍屡禁不止的主要症结所在。作为侧面证明，这位人士说，如今上海大街小巷遍布的“特价书店”、“5元书店”，个个生意兴隆，普遍好过正规的书店书城，就是书价过高的一个直接后遗症。
　　记者得到的一份材料显示，自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图书行业一直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沿用着“成本+税金+利润”的定价模式。那个时候书籍出版的利润是低廉的，自然书价也是低廉的。当然几乎就根本不存在盗版印刷书籍的现象。直到1993年放开图书出版业国家统一定价以后，获得书籍定价权的出版社可以自行进行图书定价。于是从那时起，图书价格开始一路“高开高走”，没有依据和规律可循。这让盗版书商开始感觉到图书出版行业中居然有利润可图，有赢利的空间，有可钻的漏洞。于是从那时起盗版图书行当才开始大行其道。最早开始惨遭盗版不幸的图书还大部分属于是文教类的工具书，比如中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新华字典》等等。后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赵忠祥的《岁月随想》等图书的发行量开始超过100万册，迅速引起了盗版书商的注意。不久这两本书就出现了盗印版本。只不过，当时的盗版书籍印刷质量很差，错别字多得惨不忍睹。不仅是盗版图书，而且几乎就是伪劣图书。很多人还记得当时盗版《文化苦旅》背面的余秋雨照片是模糊不清的重影。只是，当时国营全民制的出版社虽然有自行定价权，但其整体的经济核算方式依然是计划经济中的“大锅饭”方式，因此对自己的图书遭遇盗版并无窃肤之痛，自然不会引起重视。
　　随着改革开放，许多出版社赢利模式出现变革，作者的版税也直接与图书发行数量挂钩。这下，出版社和作者遭遇图书盗版才等同于遭遇强盗洗劫。要依靠作者个人对抗整个盗版行业是不可能的，即使如余秋雨这样的大人物也照样徒唤奈何。而出版社尽管使用了防伪标志等各种手段，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对盗版问题也同样束手无策，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只能和盗版书商在图书市场上在读者面前共同竞争。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假如仅仅按照市场价值规律推断的话，盗版图书的市场生命力以及竞争力明摆着是高于正版图书的。同样的一本新书，内容一致，印刷质量相差无几，正版图书定价20元的话，盗版图书定价最多就是5-6元，优势劣势一目了然。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记者调查的许多对象的回答和许多已经存在的事例证明了这个事实。别说是《文化苦旅》、《哈利波特》这类并无实用价值纯为精神食粮的书籍，即使一些工具类书籍，即使粗制滥造，在大学校园里照样抢手。比如牛津高阶英语辞典这类工具书，大学生们对正版的“高价位”不敢问津，对几十元的盗版情有独钟，即使错误百出也照买不误。
　　专业人士还说，作为文化产品和大众精神食粮的图书市场定价，本来就应该本着微利经营的原则进行，并且必需也要受相关法律法规制约，定价要有依据。假如书价继续如此追高下去的话，加上如今的盗版图书印刷质量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质量提高，伪劣减少，不是危言耸听，正版图书的发行，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最终惨败给屡禁不止的盗版图书。如今，几乎每一家著名出版社遭遇盗版的经济损失都是一个巨额数字就是一个明证。
　　在这次调查的最后，记者很想为在盗版中遭到最大损失的作者们讲几句。其实，盗版图书的最大受害者应该是作者，不仅仅是因为盗版图书降低的第一个成本就是作者的酬劳，让作者们受到了经济损失，还因为正是我们的买书人看书人从来不会意识到，当他们付钱购买一本书的时候，除了是一种商业行为，更是对作者心血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正因为没有这样的尊重，人们才会对盗版图书如此热衷，他们和盗版书商们一起藐视了作者的辛勤劳动，一起剥夺了文化的固有价值，盗版书成本低，获利巨，但是如果没有人购买，即使成本再低利润再高也只有“理论”意义而不具备实际意义，从这一点而言，购买盗版图书的人和盗版书商是“同谋”。因此，只有当出版社理性地制定图书价格，读者对作者和文化有了足够的尊重，才能真正地从根本上消灭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