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声音与欲望都混杂在一起，不同衡量标准都在发挥作用。在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时，或许你不要再指望出现一张明确的路线图。长期在各种规则中生活的中国人，要逐渐学会面对一个没有指南针的生活
　　在著名的作品《追寻现代中国》中，耶鲁大学多才多艺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将300年中国的历史视作一个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他富有创造性地将影响中国历史的政治人物、军事天才、作家与平民的历史融合起来。他们截然不同的个人经历与信念相互斗争，彼此妥协。但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他们中大多数人物都相信，西方标准的现代化是中国必须要踏上的未来，尽管他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都不相同。
　　历史学家唐德刚检讨中国社会关于现代化的种种争论之后，归纳出中国现代化的六项目标：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这种国家形式是与中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传统完全不同的；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而中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中国的旧道德和旧的社会制度，应该被扬弃；
　　四、专业化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
　　五、大众教育的普及；
　　六、民主政治。
　　中国在超过150年的探索中，不同时代的人最多能够推进其中一项目标的前进，而且往往还伴随着其他目标的巨大倒退。在一次采访中，史景迁曾这样形容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从晚清到邓小平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动乱，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孙中山的革命开始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在1949年才真正呈现出来；毛泽东在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工业化与教育上的大众化，却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而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也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其他的几项目标有重要进展，却仍离人们所期待的目标距离遥远。
　　但尴尬地是，当我们仍在奋力为这些现代化的目标而努力时，这些标准本身在它的起源地——西方世界——正遭受质疑。早在30年前，哈佛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曾写道：“我们正处于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二百年间，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我相信，我们已面临现代主义创造力和思想统治的尾声。”这种论调在此后层出不穷，越来越多人承认，自启蒙运动200年之后，它的遗产要被重新评估，它的基本理念遭受质疑。
　　于是，今天的中国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在她埋头追赶目标时，目标却已变得面目模糊。史景迁在同一次采访中说：“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这个术语正处于争论之中……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但我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
　　中国面临了西方国家在200年前遭遇的种种老问题，也面临他们今天所面对的新问题。所有层面的问题似乎都被挤压到了一起，当我们经济学者在争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指出了经济改革的方向时，中国也已同时进入一个麦克卢汉与德里达的世界——漫无边际的信息混淆了我们视听，削弱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一切都需要被重新解释。
　　我不知道这种混乱感要持续多久。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在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时，或许你不要再指望出现一张明确的路线图。在邓小平时代，由于主要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而效率是社会行动的中轴线，所以一切仍显得清晰；但现在，不同的声音与欲望都混杂在一起，不同衡量标准都在发挥作用。也是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自我拯救与帮助变得如此重要，不要再指望有一场什么样的社会运动——不管它是“大跃进”还是“改革开放”——作为你的驱动力。你要学会为自己寻找驱动力。长期在各种规则中生活的中国人，要逐渐学会面对一个没有指南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