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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在百年奋斗的历史画卷中，货币银行工作占有重要一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笔者本着温故知新的精神，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建立国家银行体系、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实践作出回顾，揭示其历史意义及其宝贵经验。
国民政府背离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基本职能，通过滥发货币攫取巨额国民财富
统一货币发行，稳定法定货币币值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却背道而驰
1640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标志着中央银行登上历史舞台，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是根据国计民生的需要控制货币发行，为工商企业生产经营和百姓生活提供稳定的币值和投资预期。因此，许多国家对中央银行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独立运作，不受政府行政掣肘。国民政府虽然在1928年就建立了中央银行，但到了抗战胜利时，中央银行竟充当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敛财工具，成为导致金融体系接近崩溃、经济秩序混乱的罪魁祸首。比如1948年8月，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强制企业、个人将持有的金银限期兑换，短短两个月内政府就收兑了黄金130多万两。后又朝令夕改，同年11月又允许老百姓持有黄金，并责成央行等四行负责兑换，官定金价却飙升了5倍，老百姓的血汗钱被国民政府大肆掠夺，政府对黄金时抛时收，导致黄金市场投机盛行。又如通过滥发货币敛财，1948年8月，法币每月发行量增至抗战前的47万倍，同期物价则上涨492万多倍，老百姓深受通货膨胀之苦。
国民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治派系林立，由他们控制的地方银行数量繁多，炫人眼目。如上海银行、湖南省银行、新疆省银行、富滇银行等，这些银行都纷纷发行纸币，与法币一起在市场混合流通，比价纷争蜂起，给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和工商企业的物资交流造成梗阻。据有关专家统计，当时地方货币多达360种，致使民脂民膏被掠夺一空，引来怨声载道。
国民政府以官商联营形式建立起蒋宋孔陈家族垄断的官僚银行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掌握银行的思想离经叛道
一是利用公权扩大在中央银行等“四行两局一库”的官股，独揽管理全国银行业的发言权和控制權。如国民政府通过修改交通银行条例，使其成为政府特许支持实业的专业银行，而非为广大民众服务;股本总额为2000万元，每股100元，设20万股，其中官股12万股，占60%，国民政府成为最大的股东。二是安插政治头面人物、官僚资本核心人物担任“四行两局一库”董事长或其他要职高管，使其成为蒋宋孔陈家族的私器。如国民政府擅自将中国银行董事长李馥荪和总经理张嘉璈调离，改由时任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董事长变成统管全行事务的主宰，总经理变成承董事长之令的办事之徒，以中国银行为发端初步实现了对国内的金融垄断。三是国民政府成为四大家族控制其他银行的帮凶。据有关专家考证，截至1946年6月底，国统区3489家银行中，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高达2446家，占比为70.11%，而面向普通民众服务的银行极少，并且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银行工作的光辉实践
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统一革命根据地货币流通
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于1932年即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资本由临时苏维埃政府拨给20万大洋。行长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兑换其他货币。当时，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出现驱逐良币，导致百姓交易十分不便。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开始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与其他纸币和银元等值兑换。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局部地区掌握货币发行权，调节货币流通的初步偿试。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继续在解放区发行货币，起到了稳定抗战时期边区财政经济的作用。
接管官僚资本银行，积极探索建立国家银行体系
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如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手里。”（王令金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及导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我们党在擘画新中国建设蓝图时切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1949 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布告第三条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同时明确提出，保护民族银行业。在特殊时期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是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体现。我们党对官僚资本银行采取“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将“四行两局一库”等银行业机构实行接管和改造，对民族金融资本和外资侨资银行在遵守新中国法律法规前提下允许继续经营并予以保护。
我们党接管官僚资本银行的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被接管的旧职员也心悦诚服。如贵阳市军管会详细了解被接管银行各种情况，宣传接管政策，个别谈话，疏导情绪，要求他们深明大义。由财政接管部归口接管的中央银行贵州省分行等23家单位，原有在编人员1605 人，另收留职员20人、工友3人，共计1628 人，共计留1365人，留用比例达83.8%。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完成了对全国2400多家银行（不包括其中少量民族资本股份）的接管，没收其官僚资本。1951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对隐藏在私人资本银行中的官僚资本股份先清理后予以没收。至此，完成了接管和没收官僚资本银行，奠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基础的任务。 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发展的历史意义和宝贵启示
新中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自1948年12月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73年的光辉历程，这是组织机构不断健全、职能日益完善的过程，经历了建立国家银行体系、发挥国家银行作用、由国家银行双重职能向中央银行职能转变以及强化和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几个阶段。目前正在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继续探索。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银行的成立和被接管后获得新生，人民币发行是我国货币银行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国民政府时期分散发行的货币制度和官僚资本银行体系的终结，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制度的发端，也是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接续发展的垒土奠基工程。
冠名“中国人民银行”既反映了它的人民属性，又确定了作为新中国中央银行的格局。她的诞生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我们党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银行理论的光辉范例。其成功实践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银行制度提供了借鉴。
货币发行权是主权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人民币的发行和全国流通，标志着新中国拥有独立的、统一的和稳定的货币制度，意味着货币发行权掌握在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机关手中。从此，中央银行可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根据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制定和调节货币、信用和外汇管理政策，维护币值稳定。
这一奠基工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必须坚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坚持货币银行事业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我国货币银行事业必须姓“社”，这是不可改变的基本屬性;货币银行工作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民的经济金融权益;货币银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全盘西化、改弦更张， 坚持走自己的路;做好货币银行工作必须树立系统思维，将其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谋划和推进;坚持货币银行工作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防止经济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更加充分体现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宗旨。
（作者系银保监会《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原党委书记、社长）
国民政府背离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基本职能，通过滥发货币攫取巨额国民财富
统一货币发行，稳定法定货币币值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却背道而驰
1640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标志着中央银行登上历史舞台，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是根据国计民生的需要控制货币发行，为工商企业生产经营和百姓生活提供稳定的币值和投资预期。因此，许多国家对中央银行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独立运作，不受政府行政掣肘。国民政府虽然在1928年就建立了中央银行，但到了抗战胜利时，中央银行竟充当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敛财工具，成为导致金融体系接近崩溃、经济秩序混乱的罪魁祸首。比如1948年8月，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强制企业、个人将持有的金银限期兑换，短短两个月内政府就收兑了黄金130多万两。后又朝令夕改，同年11月又允许老百姓持有黄金，并责成央行等四行负责兑换，官定金价却飙升了5倍，老百姓的血汗钱被国民政府大肆掠夺，政府对黄金时抛时收，导致黄金市场投机盛行。又如通过滥发货币敛财，1948年8月，法币每月发行量增至抗战前的47万倍，同期物价则上涨492万多倍，老百姓深受通货膨胀之苦。
国民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治派系林立，由他们控制的地方银行数量繁多，炫人眼目。如上海银行、湖南省银行、新疆省银行、富滇银行等，这些银行都纷纷发行纸币，与法币一起在市场混合流通，比价纷争蜂起，给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和工商企业的物资交流造成梗阻。据有关专家统计，当时地方货币多达360种，致使民脂民膏被掠夺一空，引来怨声载道。
国民政府以官商联营形式建立起蒋宋孔陈家族垄断的官僚银行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掌握银行的思想离经叛道
一是利用公权扩大在中央银行等“四行两局一库”的官股，独揽管理全国银行业的发言权和控制權。如国民政府通过修改交通银行条例，使其成为政府特许支持实业的专业银行，而非为广大民众服务;股本总额为2000万元，每股100元，设20万股，其中官股12万股，占60%，国民政府成为最大的股东。二是安插政治头面人物、官僚资本核心人物担任“四行两局一库”董事长或其他要职高管，使其成为蒋宋孔陈家族的私器。如国民政府擅自将中国银行董事长李馥荪和总经理张嘉璈调离，改由时任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董事长变成统管全行事务的主宰，总经理变成承董事长之令的办事之徒，以中国银行为发端初步实现了对国内的金融垄断。三是国民政府成为四大家族控制其他银行的帮凶。据有关专家考证，截至1946年6月底，国统区3489家银行中，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高达2446家，占比为70.11%，而面向普通民众服务的银行极少，并且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银行工作的光辉实践
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统一革命根据地货币流通
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于1932年即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资本由临时苏维埃政府拨给20万大洋。行长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兑换其他货币。当时，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出现驱逐良币，导致百姓交易十分不便。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开始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与其他纸币和银元等值兑换。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局部地区掌握货币发行权，调节货币流通的初步偿试。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继续在解放区发行货币，起到了稳定抗战时期边区财政经济的作用。
接管官僚资本银行，积极探索建立国家银行体系
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如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手里。”（王令金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及导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我们党在擘画新中国建设蓝图时切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1949 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布告第三条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同时明确提出，保护民族银行业。在特殊时期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是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体现。我们党对官僚资本银行采取“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将“四行两局一库”等银行业机构实行接管和改造，对民族金融资本和外资侨资银行在遵守新中国法律法规前提下允许继续经营并予以保护。
我们党接管官僚资本银行的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被接管的旧职员也心悦诚服。如贵阳市军管会详细了解被接管银行各种情况，宣传接管政策，个别谈话，疏导情绪，要求他们深明大义。由财政接管部归口接管的中央银行贵州省分行等23家单位，原有在编人员1605 人，另收留职员20人、工友3人，共计1628 人，共计留1365人，留用比例达83.8%。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完成了对全国2400多家银行（不包括其中少量民族资本股份）的接管，没收其官僚资本。1951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对隐藏在私人资本银行中的官僚资本股份先清理后予以没收。至此，完成了接管和没收官僚资本银行，奠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基础的任务。 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发展的历史意义和宝贵启示
新中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自1948年12月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73年的光辉历程，这是组织机构不断健全、职能日益完善的过程，经历了建立国家银行体系、发挥国家银行作用、由国家银行双重职能向中央银行职能转变以及强化和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几个阶段。目前正在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继续探索。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银行的成立和被接管后获得新生，人民币发行是我国货币银行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国民政府时期分散发行的货币制度和官僚资本银行体系的终结，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制度的发端，也是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接续发展的垒土奠基工程。
冠名“中国人民银行”既反映了它的人民属性，又确定了作为新中国中央银行的格局。她的诞生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我们党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银行理论的光辉范例。其成功实践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银行制度提供了借鉴。
货币发行权是主权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人民币的发行和全国流通，标志着新中国拥有独立的、统一的和稳定的货币制度，意味着货币发行权掌握在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机关手中。从此，中央银行可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根据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制定和调节货币、信用和外汇管理政策，维护币值稳定。
这一奠基工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必须坚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坚持货币银行事业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我国货币银行事业必须姓“社”，这是不可改变的基本屬性;货币银行工作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民的经济金融权益;货币银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全盘西化、改弦更张， 坚持走自己的路;做好货币银行工作必须树立系统思维，将其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谋划和推进;坚持货币银行工作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防止经济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更加充分体现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宗旨。
（作者系银保监会《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原党委书记、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