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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T字型到哑铃型
《新经济导刊》：“长江经济带”作为区域经济术语。这个概念在学界是否有清晰的界定？它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又是如何演变的？
陈耀：长江经济带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提出优先开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1986年，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提出了T字型发展战略，不仅要沿海，还要沿江。后来我国又陆续提出沿边、沿线（交通干线）开发战略。
对于长江经济带研究比较系统的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是长江流域经济研究的第一次高峰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
当时，国家相关部门组织了大规模调研，并进行了充分研究。我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重大课题《长江流域发展研究》。对于长江经济带，我先后参加了两次较大规模调研活动，第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课题——长江流域优势产业选择与发展研究，把长江中下游跑了一遍；第二次是2006年5月，我跟着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进行调研，研究的方向是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从重庆朝天门码头沿江一直往下走，最后到达安徽的芜湖。
经济带就是指沿流域干线形成经济开发的带状格局。长江经济带的概念基本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小概念、中概念和大概念之分。小概念的长江经济带是指长江主干道沿线的地级市，40万平方公里沿江流域大概有20多个城市；中概念是指沿着主干道从上海到四川，按省域来统计的；大概念是指整个长江流域，还包括长江源头的青海和西藏。这次国家提出的长江经济带是中范围的，包括7省2市，不是指全流域。
过去，国家没有对整个长江流域出台相关政策，主要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明确了龙头（上海）、龙身和龙尾（重庆），形成一个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又提出打造长江经济支撑带，不仅将拉开新的研究高峰，而且会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新经济导刊》：进入新世纪，长江经济带为何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陈耀：长江经济带首先是指黄金水道，水运是它的核心，而内河航运在各种运输方式中一直处于衰落期。客观来讲，水运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优势是运费便宜，吨公里运费才几分钱，适合大宗物资的运输；局限性表现在速度慢、周期长，特别是货物转场费比较高。
长期以来，长江的水运受制于桥梁的高度不够，大船进不来。有人提出要把老南京长江大桥炸掉，但被国家相关部门否决了，建议今后制造低一点的宽体船。此外，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建好以后，船只通过速度太慢，需要等好几天。为了加快通行，不得不从路上“翻坝”。
现在长江航道疏浚比过去有了一些改善，涨潮的时候，10万吨级的货船可以从长江口驶入。但上中下游的通航能力不尽相同，上游大多能通行1000～3000吨级的船只，中游能达到5000吨级，从南京到上海的下游可通航万吨级船只，所以，整个长江的货运量比较低。还有一点，长江流域经常出现干旱，水量也在减少，洞庭湖、鄱阳湖等几大湖泊都发生过干枯现象，水深不够对长江航运影响很大。
长江黄金水道已经提了很多年了。这次，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出要打造黄金水道，具有新的历史意义。但要发挥出黄金水道的作用，需要大量投入和许多工作要做，提高航道通行能力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新经济导刊》：这次重提长江经济带，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请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
陈耀：这要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上来看。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新的支撑点，选择长江经济带的意义很大。从历史角度看，长江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近代工业发端于长江沿线城市，例如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抗战时期往大后方走，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了重庆。现在来看，长江经济带上几个大的城市圈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区等，这些城市群都成为了国家战略。
长江经济带正从T字型演变成哑铃型，以上海为龙头的下游和以成渝经济区为中心的上游同等重要。长江经济带要成为未来中国的新支撑，必须对上游的开放开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开放程度，打造更加开放的平台。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不能得到很好发展，中国的能源安全、生态保障、资源开发等都会受到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掣肘。
通过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开放开发，这是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上游和中西部地区。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沿海。
由于西部比东部差距悬殊，所以西部发展的迫切性更强，赶超的内在动力也更大。中部虽然也需要崛起，但它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产业转移也是“近水楼台”，客观条件比西部要好一些。
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来看，未来要形成五大增长极：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中部城市群；西部的成渝经济区。加快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
《新经济导刊》：长江流域面积占了全国的18%、人口占了全国的36%、GDP占了全国的37%。如果要打造上中下游互动协调的一体化长江流域经济。您认为需要解决哪些突出问题？
陈耀：这次国家规划长江经济支撑带，主要着眼于一体化。习近平主席也讲过，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如果把一体化做好了，整个长江经济带就能实现合作互动，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实现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首先是交通一体化。开发长江经济带，必须先把运输解决好，构建便捷完善的交通网络。这次提出要建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除了水运，还有公路、铁路、民航，通过便捷高效的交通来沟通上中下游，使长江这条“东方巨龙”能够舞起来。同时要与南北的交通干线互联，譬如京沪线、京广线、京九线等，降低物流成本。 第二是产业的分工协作。上中下游的产业都面临转型升级，要进行科学定位、合理布局。产业是一体化中最难的环节，因为产业决定各个地方的发展，涉及各自的利益。过去各地方都愿意上钢铁、石化等大项目，这样能拉动GDP，增加财政收入，带动就业。目前，长江沿线的产业布局比较混乱，化工企业遍布长江两岸，对长江造成很大污染。江苏沿江有很多化工园区。从湖北沿江而上，磷化工、造纸也到处都是。打造转型升级的长江经济带，就是要让沿江各地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严禁新上“两高”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实现关停并转，实现产业合理布局。
第三是生态环境的一体化。长期以来，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是“九龙治水”，上中下游都是各搞各的，而且国家环保部管不了长江，长江流域由水利部下设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管辖。所以，多头管理使长江的污染一直得不到有效地防治。近几年，尽管长江干线加强了污染监管，但数以万计的支流很难监控。太湖虽然花费巨资治理污染，成效并不大，主要原因是与太湖连接的支流的污染无法杜绝。所以，打造生态长江需要上中下游一起行动，共建共享。这里面需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比如，上游关停污染企业后，受益的中游和下游应对上游进行经济上的补偿。这种机制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推进和法律保障，很难落实。
此外，长江一体化还包括旅游、人才等方面。实际上，长江经济一体化中最本质的也是很难解决的是行政区划带来的分割，这就需要有一个高级别的权威的协调机制。过去长江沿岸有29个大中城市自发组织的市长联席会议，每两年一次，但这种协调机制的作用很有限，基本是开会、通报情况、签订一些合作协议等。
现在，如果国家层面确立协调机制，有助于加快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推进。但行政区划导致的地方利益格局很难彻底打破，这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深层次问题。
国外也是成立城市联盟等类似机制，并制定相关规则，各联盟成员按照规则进行一体化行动。我国成立的长江委员会是管理整个长江流域的，但职能有限，主要负责长江水运的管理。国务院应该成立—个负责长江沿线省市协调的专门机构，不仅协调水陆交通，还应该协调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此外，国家应出台关于整个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立法。目前，长江经济一体化还处于初级阶段。所谓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加强区域之间的互利合作，形成经济共同体。鉴于长江经济一体化难度很大，可以先从局部开始搞，比如上中下游各个区域内部先实行一体化，然后再与其他区域对接，最终实现整个长江流域的一体化。
现在长江下游经济一体化相对好一些，交通已实现一卡通，通讯、旅游、人才等基本实现了一体化。中游次之，上游最差。虽然成渝经济区规划在2010年已获得国家批复，但还是各搞各的，城市间竞争远强于合作。
《新经济导刊》：这次长江经济带涉及的上中下游9个省市，剔除了浙江，新增了云南，这又是为什么？
陈耀：这次划定的长江经济带，主要包括长江主干道沿线的9个省市，浙江由于距离长江主干道较远，所以没有划入。云南省昭通市的水富县在长江上游有港口码头，从航运来讲，它属于长江的上游。
之所以把云南划入长江经济带，我认为深层次原因是国家要打造双向开放的格局。上海及自贸区是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一极，面向发达国家。云南是我国面向西南开发开放的桥头堡，对构建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利于我国东西部互动以及我国与南亚国家经济一体化。目前中缅油气管道已经打通，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正得到加强。
实施差异化转型升级
《新经济导刊》：近年来，长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正在起草的《推动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指导意见》，特别强调了能够支撑“转型升级”，您觉得沿江产业结构应该如何调整优化与合理布局？
陈耀：从发展水平上来说，上中下游差距比较明显，下游省市的经济水平比较高，中游次之，上游总体上欠发达。从产业定位来看，上中下游各具特色，转型升级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科技实力雄厚，改革开放较早，应该发挥转型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引领作用，成为高科技研发中心、金融贸易中心和高端产业、总部经济的集聚地。同时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信息服务、电子商务、医疗健康等现代服务业，而长三角的中低端制造业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
中游地区应该成为我国制造业的中心。从“一五”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就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基础，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强。而且区位条件好，交通四通八达，物流成本低。要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工程机械、专用设备等装备制造，以及食品加工和轻纺工业，并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承接发展一部分加工贸易型产业。
上游地区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应依托资源加快科学发展，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体，对资源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但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区域不一样，它们应侧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中高端加工制造业和现代都市型农业。
上中下游的产业布局大体应该是资源一制造一研发，根据产业定位，分别进行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长三角要在掌握和突破核心技术上下功夫，提升国际竞争力；中游地区要努力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和精细化程度；上游地区要提高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和产业附加值，同时要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新经济导刊》：沿江9省市在转型升级的长江经济带中应该如何定位。从而发挥出长江经济带的整体效应？
陈耀：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创新驱动，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多依靠扩大消费需求，而不是走扩大投资和粗放式增长的老路。长江流域各省市都面临这个难点。
长江经济带的整体转型难度更大，因为上中下游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差距比较大，这样决定了各自转型升级的目标、任务和路径呈现差异化，不能按照同一标准来要求。长三角转型升级要在全国率先垂范、起龙头带动作用，要放眼全球，肩负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能小富即安。目前，长三角在创新驱动方面有进展但还缺乏大的突破，当然在转型过程中也要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大下滑。
中上游地区聚集了许多贫困老区，发展应该是首要任务，而且要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但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在发展中调整经济结构。例如上游地区的云南，也是边疆高原地区，经济发展一直比较慢，人均GDP在全国是倒数第二，贵州都快赶上它了。要抓住国家“桥头堡”战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在加快发展中实现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升级。
江西和湖南对长江的依赖性不是特别强，江西主要是九江，湖南主要是岳阳。江西的出海口有三个长珠闽。湖南主要是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长江沿线最主要的城市是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它们对长江的依赖性要大一些。沿江城市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层，通过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沿江地区的发展。总之，长江经济带要通过转型升级，缩小差距，促进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一体化。
《新经济导刊》：“长江经济带”作为区域经济术语。这个概念在学界是否有清晰的界定？它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又是如何演变的？
陈耀：长江经济带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提出优先开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1986年，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提出了T字型发展战略，不仅要沿海，还要沿江。后来我国又陆续提出沿边、沿线（交通干线）开发战略。
对于长江经济带研究比较系统的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是长江流域经济研究的第一次高峰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
当时，国家相关部门组织了大规模调研，并进行了充分研究。我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重大课题《长江流域发展研究》。对于长江经济带，我先后参加了两次较大规模调研活动，第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课题——长江流域优势产业选择与发展研究，把长江中下游跑了一遍；第二次是2006年5月，我跟着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进行调研，研究的方向是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从重庆朝天门码头沿江一直往下走，最后到达安徽的芜湖。
经济带就是指沿流域干线形成经济开发的带状格局。长江经济带的概念基本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小概念、中概念和大概念之分。小概念的长江经济带是指长江主干道沿线的地级市，40万平方公里沿江流域大概有20多个城市；中概念是指沿着主干道从上海到四川，按省域来统计的；大概念是指整个长江流域，还包括长江源头的青海和西藏。这次国家提出的长江经济带是中范围的，包括7省2市，不是指全流域。
过去，国家没有对整个长江流域出台相关政策，主要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明确了龙头（上海）、龙身和龙尾（重庆），形成一个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又提出打造长江经济支撑带，不仅将拉开新的研究高峰，而且会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新经济导刊》：进入新世纪，长江经济带为何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陈耀：长江经济带首先是指黄金水道，水运是它的核心，而内河航运在各种运输方式中一直处于衰落期。客观来讲，水运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优势是运费便宜，吨公里运费才几分钱，适合大宗物资的运输；局限性表现在速度慢、周期长，特别是货物转场费比较高。
长期以来，长江的水运受制于桥梁的高度不够，大船进不来。有人提出要把老南京长江大桥炸掉，但被国家相关部门否决了，建议今后制造低一点的宽体船。此外，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建好以后，船只通过速度太慢，需要等好几天。为了加快通行，不得不从路上“翻坝”。
现在长江航道疏浚比过去有了一些改善，涨潮的时候，10万吨级的货船可以从长江口驶入。但上中下游的通航能力不尽相同，上游大多能通行1000～3000吨级的船只，中游能达到5000吨级，从南京到上海的下游可通航万吨级船只，所以，整个长江的货运量比较低。还有一点，长江流域经常出现干旱，水量也在减少，洞庭湖、鄱阳湖等几大湖泊都发生过干枯现象，水深不够对长江航运影响很大。
长江黄金水道已经提了很多年了。这次，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出要打造黄金水道，具有新的历史意义。但要发挥出黄金水道的作用，需要大量投入和许多工作要做，提高航道通行能力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新经济导刊》：这次重提长江经济带，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请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
陈耀：这要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上来看。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新的支撑点，选择长江经济带的意义很大。从历史角度看，长江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近代工业发端于长江沿线城市，例如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抗战时期往大后方走，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了重庆。现在来看，长江经济带上几个大的城市圈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区等，这些城市群都成为了国家战略。
长江经济带正从T字型演变成哑铃型，以上海为龙头的下游和以成渝经济区为中心的上游同等重要。长江经济带要成为未来中国的新支撑，必须对上游的开放开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开放程度，打造更加开放的平台。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不能得到很好发展，中国的能源安全、生态保障、资源开发等都会受到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掣肘。
通过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开放开发，这是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上游和中西部地区。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沿海。
由于西部比东部差距悬殊，所以西部发展的迫切性更强，赶超的内在动力也更大。中部虽然也需要崛起，但它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产业转移也是“近水楼台”，客观条件比西部要好一些。
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来看，未来要形成五大增长极：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中部城市群；西部的成渝经济区。加快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
《新经济导刊》：长江流域面积占了全国的18%、人口占了全国的36%、GDP占了全国的37%。如果要打造上中下游互动协调的一体化长江流域经济。您认为需要解决哪些突出问题？
陈耀：这次国家规划长江经济支撑带，主要着眼于一体化。习近平主席也讲过，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如果把一体化做好了，整个长江经济带就能实现合作互动，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实现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首先是交通一体化。开发长江经济带，必须先把运输解决好，构建便捷完善的交通网络。这次提出要建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除了水运，还有公路、铁路、民航，通过便捷高效的交通来沟通上中下游，使长江这条“东方巨龙”能够舞起来。同时要与南北的交通干线互联，譬如京沪线、京广线、京九线等，降低物流成本。 第二是产业的分工协作。上中下游的产业都面临转型升级，要进行科学定位、合理布局。产业是一体化中最难的环节，因为产业决定各个地方的发展，涉及各自的利益。过去各地方都愿意上钢铁、石化等大项目，这样能拉动GDP，增加财政收入，带动就业。目前，长江沿线的产业布局比较混乱，化工企业遍布长江两岸，对长江造成很大污染。江苏沿江有很多化工园区。从湖北沿江而上，磷化工、造纸也到处都是。打造转型升级的长江经济带，就是要让沿江各地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严禁新上“两高”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实现关停并转，实现产业合理布局。
第三是生态环境的一体化。长期以来，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是“九龙治水”，上中下游都是各搞各的，而且国家环保部管不了长江，长江流域由水利部下设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管辖。所以，多头管理使长江的污染一直得不到有效地防治。近几年，尽管长江干线加强了污染监管，但数以万计的支流很难监控。太湖虽然花费巨资治理污染，成效并不大，主要原因是与太湖连接的支流的污染无法杜绝。所以，打造生态长江需要上中下游一起行动，共建共享。这里面需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比如，上游关停污染企业后，受益的中游和下游应对上游进行经济上的补偿。这种机制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推进和法律保障，很难落实。
此外，长江一体化还包括旅游、人才等方面。实际上，长江经济一体化中最本质的也是很难解决的是行政区划带来的分割，这就需要有一个高级别的权威的协调机制。过去长江沿岸有29个大中城市自发组织的市长联席会议，每两年一次，但这种协调机制的作用很有限，基本是开会、通报情况、签订一些合作协议等。
现在，如果国家层面确立协调机制，有助于加快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推进。但行政区划导致的地方利益格局很难彻底打破，这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深层次问题。
国外也是成立城市联盟等类似机制，并制定相关规则，各联盟成员按照规则进行一体化行动。我国成立的长江委员会是管理整个长江流域的，但职能有限，主要负责长江水运的管理。国务院应该成立—个负责长江沿线省市协调的专门机构，不仅协调水陆交通，还应该协调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此外，国家应出台关于整个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立法。目前，长江经济一体化还处于初级阶段。所谓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加强区域之间的互利合作，形成经济共同体。鉴于长江经济一体化难度很大，可以先从局部开始搞，比如上中下游各个区域内部先实行一体化，然后再与其他区域对接，最终实现整个长江流域的一体化。
现在长江下游经济一体化相对好一些，交通已实现一卡通，通讯、旅游、人才等基本实现了一体化。中游次之，上游最差。虽然成渝经济区规划在2010年已获得国家批复，但还是各搞各的，城市间竞争远强于合作。
《新经济导刊》：这次长江经济带涉及的上中下游9个省市，剔除了浙江，新增了云南，这又是为什么？
陈耀：这次划定的长江经济带，主要包括长江主干道沿线的9个省市，浙江由于距离长江主干道较远，所以没有划入。云南省昭通市的水富县在长江上游有港口码头，从航运来讲，它属于长江的上游。
之所以把云南划入长江经济带，我认为深层次原因是国家要打造双向开放的格局。上海及自贸区是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一极，面向发达国家。云南是我国面向西南开发开放的桥头堡，对构建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利于我国东西部互动以及我国与南亚国家经济一体化。目前中缅油气管道已经打通，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正得到加强。
实施差异化转型升级
《新经济导刊》：近年来，长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正在起草的《推动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指导意见》，特别强调了能够支撑“转型升级”，您觉得沿江产业结构应该如何调整优化与合理布局？
陈耀：从发展水平上来说，上中下游差距比较明显，下游省市的经济水平比较高，中游次之，上游总体上欠发达。从产业定位来看，上中下游各具特色，转型升级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科技实力雄厚，改革开放较早，应该发挥转型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引领作用，成为高科技研发中心、金融贸易中心和高端产业、总部经济的集聚地。同时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信息服务、电子商务、医疗健康等现代服务业，而长三角的中低端制造业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
中游地区应该成为我国制造业的中心。从“一五”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就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基础，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强。而且区位条件好，交通四通八达，物流成本低。要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工程机械、专用设备等装备制造，以及食品加工和轻纺工业，并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承接发展一部分加工贸易型产业。
上游地区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应依托资源加快科学发展，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体，对资源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但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区域不一样，它们应侧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中高端加工制造业和现代都市型农业。
上中下游的产业布局大体应该是资源一制造一研发，根据产业定位，分别进行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长三角要在掌握和突破核心技术上下功夫，提升国际竞争力；中游地区要努力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和精细化程度；上游地区要提高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和产业附加值，同时要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新经济导刊》：沿江9省市在转型升级的长江经济带中应该如何定位。从而发挥出长江经济带的整体效应？
陈耀：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创新驱动，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多依靠扩大消费需求，而不是走扩大投资和粗放式增长的老路。长江流域各省市都面临这个难点。
长江经济带的整体转型难度更大，因为上中下游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差距比较大，这样决定了各自转型升级的目标、任务和路径呈现差异化，不能按照同一标准来要求。长三角转型升级要在全国率先垂范、起龙头带动作用，要放眼全球，肩负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能小富即安。目前，长三角在创新驱动方面有进展但还缺乏大的突破，当然在转型过程中也要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大下滑。
中上游地区聚集了许多贫困老区，发展应该是首要任务，而且要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但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在发展中调整经济结构。例如上游地区的云南，也是边疆高原地区，经济发展一直比较慢，人均GDP在全国是倒数第二，贵州都快赶上它了。要抓住国家“桥头堡”战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在加快发展中实现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升级。
江西和湖南对长江的依赖性不是特别强，江西主要是九江，湖南主要是岳阳。江西的出海口有三个长珠闽。湖南主要是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长江沿线最主要的城市是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它们对长江的依赖性要大一些。沿江城市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层，通过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沿江地区的发展。总之，长江经济带要通过转型升级，缩小差距，促进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