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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这个时候,围绕着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总有很多中国明星又开始放风造势、总有很多中国媒体又开始关注猜测、总有很多中国观众又开始翘首以待了,全然不记得上一个春节时曾经发泄过多少牢骚和不满了。造成这种“荒谬”现象的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台“年夜饭”是独一无二的。
回头看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变化,更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过去我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独一无二、没有选择的:过年时的年夜饭总是赶上供应什么就吃什么,能买到肉包饺子就心满意足,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牌餐厅和酒店供老百姓挑三拣四地去预订各种稀罕的年夜饭筵席;逢年过节按副食本供应各家各户一些花生、瓜子就是最大的福利,不要想像如今一家人挑三拣四地选择这个爱吃开心果、那个爱吃杏仁等等;那时候虽然牛奶是安全的,可也得大早上起来排队等着为老人、孩子领那限量供应、没得挑选的一点儿牛奶,不可能像今天可以挑三拣四地选择牛奶的品牌甚至引发品牌间的恶性竞争,更不可能为孩子选五花八门的进口奶粉以至于连海外代购都闹出各种各样的官司与新闻。吃饱了之后,国人在穿衣打扮、家用电器、时尚产品乃至奢侈品消费等领域都陆陆续续经历了类似过程:从独一无二的有什么买什么到挑三拣四地喜欢什么买什么。中国广告业的兴盛也从旁证明了这种趋势,因为在独一无二式计划供应的消费时代,广告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只有挑三拣四的选择时代,大众才需要广告。
在物质产品消费领域,中国在绝大多数方面都已经完成了这种变化。而在精神产品消费领域,这种变化方兴未艾。
过去为了买一本畅销书或文学名著排大队的景象恐怕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多实体书店这年头连惨淡经营都成了奢望,读者的挑三拣四都是通过电子商务途径来行使自己的选择权。
再说看电影,当年一部《保密局的枪声》或《少林寺》就能红极一时并创下如今难以企及的观众人次纪录,也是因为它们的类型与风格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稀缺性。现在每一个热门档期里谍战片和武侠片都层出不穷,观众也多了一份挑三拣四的权利。
电视行业里这种趋势就更显而易见了。从前几年的《超级女声》到后来的《非诚勿扰》再到最近的《中国好声音》,凡是引发全社会热议的节目,不仅在节目本身的表现形式上以“挑三拣四”激发观众的参与感和情绪投入,也和同类节目在观赏性上给观众提供了挑三拣四的选择性。评论者和专业人士如何对这些节目给予好评或差评是一回事,观众的喜好是来自市场的另外一种评价,这就像公认有营养和讲卫生的食品在餐饮市场上未必比垃圾食品更畅销一样。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畅销代表着另外一种进步,因为大众有了挑三拣四的选择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挑三拣四日益如火如荼。网络世纪的新生代,把这种选择的权利用到了极致,《江南Style》之类产品流行到泛滥的程度,正是艺术标准溃败于商业规律的典型案例。但站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是应该为“江南Style式”的流行叫好,因为它们在埋没了百分之一优秀精神文化作品的同时,也替我们淘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平庸文化产品。
回过头来再说央视春晚,这台节目的真正危机是:作为一台众口难调的“文化年夜饭”,在电视娱乐节目全面进入互动时代后还坚持奉行独一无二的传播单向性,始终没有把挑三拣四的选择权交给观众。即使之前有诸如《我要上春晚》之类的节目海选,也不过是小打小闹。其实真正做到让观众满意并不难,那就是给出节目一倍的“差额”,供观众 “选举”。例如当晚要播三十个各种类型的节目,就准备六十个备选,让观众点播。如此一来,不仅激发创作者的灵感并使其不敢懈怠,也能让多数观众通过行使选择权来进行参与,最终使满意度最大化。这种点播,早年在技术手段尚停留在长途电话时代就被央视春晚运用过,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操作起来更是游刃有余。真正需要下决心的是增加候选节目的量,让差额足够大。这种做法短期或许会得罪一些创作平庸还自命不凡的所谓“大腕儿”,却可以长期收获观众的支持,总比以前央视春晚没来由地跟很多观众喜闻乐见的真正“大腕儿”掰面儿强。
看看《中国好声音》选择中秋国庆的黄金档进行决赛并直播,央视春晚真该有一些加快脚步的危机感了。
回头看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变化,更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过去我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独一无二、没有选择的:过年时的年夜饭总是赶上供应什么就吃什么,能买到肉包饺子就心满意足,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牌餐厅和酒店供老百姓挑三拣四地去预订各种稀罕的年夜饭筵席;逢年过节按副食本供应各家各户一些花生、瓜子就是最大的福利,不要想像如今一家人挑三拣四地选择这个爱吃开心果、那个爱吃杏仁等等;那时候虽然牛奶是安全的,可也得大早上起来排队等着为老人、孩子领那限量供应、没得挑选的一点儿牛奶,不可能像今天可以挑三拣四地选择牛奶的品牌甚至引发品牌间的恶性竞争,更不可能为孩子选五花八门的进口奶粉以至于连海外代购都闹出各种各样的官司与新闻。吃饱了之后,国人在穿衣打扮、家用电器、时尚产品乃至奢侈品消费等领域都陆陆续续经历了类似过程:从独一无二的有什么买什么到挑三拣四地喜欢什么买什么。中国广告业的兴盛也从旁证明了这种趋势,因为在独一无二式计划供应的消费时代,广告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只有挑三拣四的选择时代,大众才需要广告。
在物质产品消费领域,中国在绝大多数方面都已经完成了这种变化。而在精神产品消费领域,这种变化方兴未艾。
过去为了买一本畅销书或文学名著排大队的景象恐怕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多实体书店这年头连惨淡经营都成了奢望,读者的挑三拣四都是通过电子商务途径来行使自己的选择权。
再说看电影,当年一部《保密局的枪声》或《少林寺》就能红极一时并创下如今难以企及的观众人次纪录,也是因为它们的类型与风格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稀缺性。现在每一个热门档期里谍战片和武侠片都层出不穷,观众也多了一份挑三拣四的权利。
电视行业里这种趋势就更显而易见了。从前几年的《超级女声》到后来的《非诚勿扰》再到最近的《中国好声音》,凡是引发全社会热议的节目,不仅在节目本身的表现形式上以“挑三拣四”激发观众的参与感和情绪投入,也和同类节目在观赏性上给观众提供了挑三拣四的选择性。评论者和专业人士如何对这些节目给予好评或差评是一回事,观众的喜好是来自市场的另外一种评价,这就像公认有营养和讲卫生的食品在餐饮市场上未必比垃圾食品更畅销一样。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畅销代表着另外一种进步,因为大众有了挑三拣四的选择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挑三拣四日益如火如荼。网络世纪的新生代,把这种选择的权利用到了极致,《江南Style》之类产品流行到泛滥的程度,正是艺术标准溃败于商业规律的典型案例。但站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是应该为“江南Style式”的流行叫好,因为它们在埋没了百分之一优秀精神文化作品的同时,也替我们淘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平庸文化产品。
回过头来再说央视春晚,这台节目的真正危机是:作为一台众口难调的“文化年夜饭”,在电视娱乐节目全面进入互动时代后还坚持奉行独一无二的传播单向性,始终没有把挑三拣四的选择权交给观众。即使之前有诸如《我要上春晚》之类的节目海选,也不过是小打小闹。其实真正做到让观众满意并不难,那就是给出节目一倍的“差额”,供观众 “选举”。例如当晚要播三十个各种类型的节目,就准备六十个备选,让观众点播。如此一来,不仅激发创作者的灵感并使其不敢懈怠,也能让多数观众通过行使选择权来进行参与,最终使满意度最大化。这种点播,早年在技术手段尚停留在长途电话时代就被央视春晚运用过,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操作起来更是游刃有余。真正需要下决心的是增加候选节目的量,让差额足够大。这种做法短期或许会得罪一些创作平庸还自命不凡的所谓“大腕儿”,却可以长期收获观众的支持,总比以前央视春晚没来由地跟很多观众喜闻乐见的真正“大腕儿”掰面儿强。
看看《中国好声音》选择中秋国庆的黄金档进行决赛并直播,央视春晚真该有一些加快脚步的危机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