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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改造国民灵魂的总主题和感伤基调一直是20世纪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特征，在这一总主题和感伤基调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他们在小说叙事艺术领域进行全方面探索，成果斐然。20世纪30年代的萧红和同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童，就是这些作家之中的典型，二人虽然相隔半个世纪，但在小说的叙事主题上却有诸多值得比较之处。目前学术界对二人的关注度较高，但却鲜有人将二者进行比较，笔者将综合二人的作品从多方面对他们的叙事主题进行剖析。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提出了一个在中国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都会流行的词——“国民劣根性”，“劣根性”是什么？指向之一就是深植人性当中的落后甚至丑恶的状态，麻木性、封闭狭隘性、愚昧无知性都可以罗列其中。萧红和苏童在小说的创作中，关于人性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都表现出对人性问题的强烈关注，他们从心理体验出发，描绘出一幕幕令人惊骇、脊背发凉的人间悲剧，把人和人之间示众者与看客的关系展露出来，用一种感伤化的格调书写着人性的悲歌。在生与死两线之间探索着人性、生存境遇等一系列的主题，并且显示出了重塑民族灵魂的努力。
一、人性之问——麻木“看客”的批判与人性道德的消解
萧红的作品真实还原人性的麻木状态，老中国的儿女们尚未找到自己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萧红想要做的是唤起这种人性，以引疗救。苏童作品体现出来的改造人性的努力与萧红是不同的，在他的作品里人并非是无意识的，只是人的精神状态还处于一片荒原当中。苏童作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他发现了现代社会人类这种精神贫瘠灵魂空虚的现状，所以，他想要在一片混沌中探索出路，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他揭露的是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类身上的丑恶之举，苏童也正是透过这种人性之恶来探索洗刷人性的可能。
萧红的作品具有理性和启蒙性，这就决定了她的作品势必要深度地挖掘人性，揭出旧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农民身上已经麻木了的人性——这些男男女女缺乏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在《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正是因为这种人性观念的缺失，导致他们既是暴行的承受者，又是暴行的实行者。萧红把对人性沦丧的悲哀与思考藏在对呼兰河人的平等的审视当中，说萧红的作品未脱离启蒙理性范畴，正是因为她想要用一种温和的感伤的方式来唤醒国人沉睡的人性。
苏童的作品也大量表现人性，以苏童、余华、格非等人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较之萧红时代的小说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人性发生异化，美丑善恶的冲突更加激烈。苏童笔下塑造的人物消解了传统人物塑造中所具有的美感与诗意，也没有任何道德感可言，苏童尤其善于表现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他们身上，美好的人性被践踏，道德被置之度外，暴力、血腥、欲望被拿到纸面上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米》中五龙对“米”有近乎变态的情结，直至要死的时候都依旧依恋米。米在这里不仅仅是米，更是五龙的欲望，是五龙一生贪婪财色与权力的象征。五龙到死也没有放弃对于这种欲望的追求与掌控，人性已经完全被物质与欲望所腐蚀，在他要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爱他，有的只是厌恶，想要早点解脱。他临死前儿子对他说的话是“盒子”在哪，想要得到父亲一生最珍视的东西，认为是一笔不小的宝藏，当他发现其实那只是一盒子大米的时候，他疯狂又果断地打开了亡父的唇齿，将父亲嘴里镶嵌的金牙全部拔了下来装在了盒子里。此时，人性全然没有一点痕迹，人一生都在为欲望出卖人性。
苏童谛视人的灵魂，展现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和虚无缥缈的处境，在人性沦丧的社会里，人们寡义无耻，这就加深了作者对于社会的担忧，从物化的人性中再度升华出朴实的人性，展現人的价值，成为作者的愿望。
将理性与启蒙作为指引文学创作的一杆旗帜，呼唤沉睡的人性，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现代视野下审视人性，关注人的问题，找回失落的人性，萧红与苏童的小说叙事主题呈现着一脉相承的特点。萧红的作品是温和的，她笔下人物的悲哀源于自己的不自知，也源于社会。而苏童的小说中，批判是一以贯之的，在欲望面前，男人与女人都暴露出自己最丑恶的一面，毫无正义可言。
二、生命之思——苦难人生的揭示与生存困境的抗争
萧红与苏童十分关注传统与历史以及在所处社会环境中人的生存境遇，生死不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具有着深刻的内涵。两人小说中的生死之思是建立在在对人性进行探究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对待生生死死的诸多问题最能表现人性的好恶，另一方面人性的有无又直接表现在了人们生存的遭际与境遇当中。
萧红的作品对于人的生存惨相的揭示，尤其是女性与孩子的生存状态，是十分深刻的。鲁迅曾在萧红作品《生死场》的序中做过这样的评价：“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胡风在《读后记》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萧红对人物生存状态的生动刻画：“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萧红的小说作品中，人没有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他们悲凉而无意识地生，凄惨而无尊严地死：呼兰河人对于生与生存的概念的理解是本能的，人生存的价值甚至比不过牲畜或是庄稼的价值。《生死场》中金枝结婚后受到了丈夫的打骂，生的孩子也被丈夫摔死了，这里的人生得如同草芥，死得不如蝼蚁。月英生病，不再能履行她作为生殖机器和奴隶佣人的职能，所以，她的丈夫不仅放弃了对妻子的照顾，还对妻子起了怨恨之心，希望她能早点死。月英在病痛与家人的折磨下变成了面目可怕的“鬼”，“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当月英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可怕的生存状态后，便带着怨恨与遗憾死去，被葬在了荒山之下。月英的一生代表了这片土地上大部分女人的一生，她们如同牛马般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最后又不得不凄惨地进入“屠宰场”等待死亡的宣判，她们的一生没有爱，没有尊严，生、死与繁殖都是发自人类本能的欲望，从本质上讲她们的生如同死一样可悲而荒凉。
萧红与苏童的小说都将生存提升到了哲学高度，生存带有一定的虚无与荒诞色彩。《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苍凉，幽眇，真不知今世何世。”这一段里，萧红直接表现出了自己对人生的困惑与荒凉感。《红玻璃的故事》中王大妈在外孙女过生日那天，突然感觉到冥冥之中似乎被控制了，她看到了生命在无休止地轮回，她与女儿一切的期望都不会实现，正如曹禺所说的：“宇宙就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苏童的小说则是蒙上了生死思辨的色彩，《妻妾成群》中的梅珊、颂莲都想要对这种禁锢着她们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抗，但是却没有逃脱那口枯井的预言。
三、结语
总的来说，萧红和苏童都看到了生存之艰难，萧红小说中的生存艰难主要来自传统礼教束缚着、人的价值被埋葬、外有强敌内有乱政的人吃人的腐朽社会，而苏童的生存之殇更多的是人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威胁对于人精神和肉体上的压抑，因为这种压抑所以小说中的人物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发泄与反抗模式，这也正揭示了迷茫的现代人在试图寻找自己精神上的出路。
（辽宁大学）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提出了一个在中国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都会流行的词——“国民劣根性”，“劣根性”是什么？指向之一就是深植人性当中的落后甚至丑恶的状态，麻木性、封闭狭隘性、愚昧无知性都可以罗列其中。萧红和苏童在小说的创作中，关于人性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都表现出对人性问题的强烈关注，他们从心理体验出发，描绘出一幕幕令人惊骇、脊背发凉的人间悲剧，把人和人之间示众者与看客的关系展露出来，用一种感伤化的格调书写着人性的悲歌。在生与死两线之间探索着人性、生存境遇等一系列的主题，并且显示出了重塑民族灵魂的努力。
一、人性之问——麻木“看客”的批判与人性道德的消解
萧红的作品真实还原人性的麻木状态，老中国的儿女们尚未找到自己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萧红想要做的是唤起这种人性，以引疗救。苏童作品体现出来的改造人性的努力与萧红是不同的，在他的作品里人并非是无意识的，只是人的精神状态还处于一片荒原当中。苏童作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他发现了现代社会人类这种精神贫瘠灵魂空虚的现状，所以，他想要在一片混沌中探索出路，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他揭露的是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类身上的丑恶之举，苏童也正是透过这种人性之恶来探索洗刷人性的可能。
萧红的作品具有理性和启蒙性，这就决定了她的作品势必要深度地挖掘人性，揭出旧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农民身上已经麻木了的人性——这些男男女女缺乏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在《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正是因为这种人性观念的缺失，导致他们既是暴行的承受者，又是暴行的实行者。萧红把对人性沦丧的悲哀与思考藏在对呼兰河人的平等的审视当中，说萧红的作品未脱离启蒙理性范畴，正是因为她想要用一种温和的感伤的方式来唤醒国人沉睡的人性。
苏童的作品也大量表现人性，以苏童、余华、格非等人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较之萧红时代的小说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人性发生异化，美丑善恶的冲突更加激烈。苏童笔下塑造的人物消解了传统人物塑造中所具有的美感与诗意，也没有任何道德感可言，苏童尤其善于表现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他们身上，美好的人性被践踏，道德被置之度外，暴力、血腥、欲望被拿到纸面上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米》中五龙对“米”有近乎变态的情结，直至要死的时候都依旧依恋米。米在这里不仅仅是米，更是五龙的欲望，是五龙一生贪婪财色与权力的象征。五龙到死也没有放弃对于这种欲望的追求与掌控，人性已经完全被物质与欲望所腐蚀，在他要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爱他，有的只是厌恶，想要早点解脱。他临死前儿子对他说的话是“盒子”在哪，想要得到父亲一生最珍视的东西，认为是一笔不小的宝藏，当他发现其实那只是一盒子大米的时候，他疯狂又果断地打开了亡父的唇齿，将父亲嘴里镶嵌的金牙全部拔了下来装在了盒子里。此时，人性全然没有一点痕迹，人一生都在为欲望出卖人性。
苏童谛视人的灵魂，展现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和虚无缥缈的处境，在人性沦丧的社会里，人们寡义无耻，这就加深了作者对于社会的担忧，从物化的人性中再度升华出朴实的人性，展現人的价值，成为作者的愿望。
将理性与启蒙作为指引文学创作的一杆旗帜，呼唤沉睡的人性，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现代视野下审视人性，关注人的问题，找回失落的人性，萧红与苏童的小说叙事主题呈现着一脉相承的特点。萧红的作品是温和的，她笔下人物的悲哀源于自己的不自知，也源于社会。而苏童的小说中，批判是一以贯之的，在欲望面前，男人与女人都暴露出自己最丑恶的一面，毫无正义可言。
二、生命之思——苦难人生的揭示与生存困境的抗争
萧红与苏童十分关注传统与历史以及在所处社会环境中人的生存境遇，生死不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具有着深刻的内涵。两人小说中的生死之思是建立在在对人性进行探究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对待生生死死的诸多问题最能表现人性的好恶，另一方面人性的有无又直接表现在了人们生存的遭际与境遇当中。
萧红的作品对于人的生存惨相的揭示，尤其是女性与孩子的生存状态，是十分深刻的。鲁迅曾在萧红作品《生死场》的序中做过这样的评价：“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胡风在《读后记》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萧红对人物生存状态的生动刻画：“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萧红的小说作品中，人没有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他们悲凉而无意识地生，凄惨而无尊严地死：呼兰河人对于生与生存的概念的理解是本能的，人生存的价值甚至比不过牲畜或是庄稼的价值。《生死场》中金枝结婚后受到了丈夫的打骂，生的孩子也被丈夫摔死了，这里的人生得如同草芥，死得不如蝼蚁。月英生病，不再能履行她作为生殖机器和奴隶佣人的职能，所以，她的丈夫不仅放弃了对妻子的照顾，还对妻子起了怨恨之心，希望她能早点死。月英在病痛与家人的折磨下变成了面目可怕的“鬼”，“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当月英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可怕的生存状态后，便带着怨恨与遗憾死去，被葬在了荒山之下。月英的一生代表了这片土地上大部分女人的一生，她们如同牛马般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最后又不得不凄惨地进入“屠宰场”等待死亡的宣判，她们的一生没有爱，没有尊严，生、死与繁殖都是发自人类本能的欲望，从本质上讲她们的生如同死一样可悲而荒凉。
萧红与苏童的小说都将生存提升到了哲学高度，生存带有一定的虚无与荒诞色彩。《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苍凉，幽眇，真不知今世何世。”这一段里，萧红直接表现出了自己对人生的困惑与荒凉感。《红玻璃的故事》中王大妈在外孙女过生日那天，突然感觉到冥冥之中似乎被控制了，她看到了生命在无休止地轮回，她与女儿一切的期望都不会实现，正如曹禺所说的：“宇宙就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苏童的小说则是蒙上了生死思辨的色彩，《妻妾成群》中的梅珊、颂莲都想要对这种禁锢着她们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抗，但是却没有逃脱那口枯井的预言。
三、结语
总的来说，萧红和苏童都看到了生存之艰难，萧红小说中的生存艰难主要来自传统礼教束缚着、人的价值被埋葬、外有强敌内有乱政的人吃人的腐朽社会，而苏童的生存之殇更多的是人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威胁对于人精神和肉体上的压抑，因为这种压抑所以小说中的人物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发泄与反抗模式，这也正揭示了迷茫的现代人在试图寻找自己精神上的出路。
（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