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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摘要：自唐代元稹写下了《莺莺传》后，关于崔莺莺、张生爱情故事的描写层出不穷，在崔、张爱情故事的发展中，《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分别代表了三个重要阶段，《莺莺传》是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源头，《西厢记诸宫调》是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中间阶段，《西厢记》则是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巅峰之作。三部作品分别在唐代、金代及元代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文学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从对崔莺莺形象的重写、对张生形象的重写以及造成三部作品中人物形象不同的原因三个方面来探讨《西厢记诸宫调》及《西厢记》对《莺莺传》人物形象的重写。
关键词：《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崔莺莺；张生；重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11-03
《莺莺传》是唐人元稹写的以崔莺莺和张生恋爱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它是最早描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文学作品，在《莺莺传》之后，在各个朝代崔、张的爱情故事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出现，在这许多的作品中，影响深远的有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及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中以王实甫的《西厢记》影响最大、成就最高。这三部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文学作品对后世文学及戏剧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三部虽都是以崔、张爱情为主线，但各有不同，《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在许多方面都对《莺莺传》进行了重写，通过这样的重写，反映出了人物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色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
一、对崔莺莺形象的重写
由于《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是出于不同朝代不同作家笔下的三部作品，因而造成了三部作品中莺莺形象的不同。
（一）身份和命运的不同。
元稹的《莺莺传》是描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鼻祖，在元稹的笔下崔莺莺并非名门望族、家世显赫的大小姐，她只是一位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并与母亲及弟弟相依为命的普通女性。在《莺莺传》中作者并没有给崔、张爱情以圆满的结局，而是以崔莺莺被张生抛弃收尾。元稹给故事以这样的结局，是基于唐朝的现实情况而设定的，唐朝虽然对门阀观念有所削弱，但门第观念还是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显然，崔莺莺作为家世并不显赫的女子而言，无疑在门阀观念根深蒂固的唐朝其出身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也是造成崔莺莺被张生抛弃的根本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莺莺所处并非高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门之女，舍尔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①陈寅恪先生指出了崔莺莺被张生抛弃的根源，也侧面反映出了唐朝极深的门第观念，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造成了崔、张爱情的不圆滿。
相较于《莺莺传》而言，在《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给予了崔、张爱情故事以圆满的结局。在董解元与王实甫的笔下，莺莺的身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她是相国的千金，这就为崔、张爱情的圆满结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因为莺莺的出身足以与张生相配。可见在崔、张的爱情中双方是平等的，甚至崔莺莺更加占据优势，这为双方最终走到一起提供了保障。
（二）对于爱情的态度不同。
在这三部作品中，崔莺莺都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与张生的爱情中。但由于莺莺身份的不同，因而三部作品中莺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不相同。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是一个门第不高的女子，在与张生的爱情中，张生处于优势而她处于劣势，她在爱情中的地位并不高，因此她对爱情的态度既坚毅又担心。莺莺虽然对她与张生的爱情坚信不疑，但通过她常常深夜抚琴，愁容满面，以及给张生写信称自己为“僻陋之人”都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在爱情中她与张生的不对等。
《西厢记诸宫调》与《西厢记》中身为相国之女的崔莺莺，她对于爱情显然自信得多。因为她身份的尊贵所以并不担心她与张生地位的不平等，她担心的是自己能否与张生走到一起的问题。虽然董解元和王实甫所塑造的莺莺对于爱情都是比较自信的，但两部作品中莺莺对于爱情的主动性却有很大的不同。董解元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塑造的崔莺莺在与张生的爱情中是比较被动的。在爱情面前缺乏自己的主见，唯母亲命是从，在爱情与亲情之间她更偏向于后者，在老夫人想要悔婚时，她并没有反抗，而是默认老夫人的决定，可见在爱情中她是保守被动的。
而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对待爱情的态度则比较积极。崔、张的第一次交流是在月下和诗，莺莺在和诗之前，红娘已经向她介绍“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莺莺此时再吟出“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的诗句，就已经明显是向张生吐露心声了。同样是面临老夫人悔婚，《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则充满了怨气与不满，可见她为了爱情愿意自己去争取，不愿被他人操控，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身上多了反叛礼教的意味。
（三）崔莺莺形象演变所引起的作品主题变化。
《西厢记诸宫调》与《西厢记》中，虽然莺莺身份地位相同，对待爱情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在董解元的笔下崔莺莺较为被动保守，在王实甫的笔下莺莺比较积极主动，两部作品中莺莺对爱情态度的不同，也造成了作品主题表现的变化。在《西厢记诸宫调》中，由于莺莺在爱情中被动保守，因而这部作品对于礼教的反抗性较低。“报恩”在董解元笔下成为了崔莺莺接受爱情的主要影响因素，他想以此来表明莺莺的行为是合乎礼法的，故而这部作品很难冲破礼教的樊篱。
王实甫的《西厢记》通过对莺莺形象的改造，突出了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这一主题。莺莺在《墙角联吟》和《斋坛闹会》时便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张生，在《寺警》之前，就已经爱上他了，此时老夫人既没有许婚，张生也并非有恩于她，可见崔莺莺的行为完全是发乎真情，同时也是违背礼教的。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体现了反对礼教的主题。
二、对张生形象的重写
在崔、张的爱情故事中张生都是主角，张生这个人物是极其重要的，但他的形象并非一尘不变，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再到《西厢记》，张生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无论是元稹还是董解元、王实甫，他们把张生的形象塑造的丰满且鲜活，但又各不相同，在这三部作品中对张生形象的重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人生追求的侧重点不同。
从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来看，张生的身份都是相同的——未婚的布衣书生，并且在这三部作品中张生初见莺莺便爱上了莺莺，这是三部作品中张生形象的共同之处。不同的是，作为书生的张生想要通过仕途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仕途与爱情相遇时张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最终做出的选择在三部作品中也是不同的。
在《莺莺传》中，张生夹在仕途与爱情之间而痛苦不堪，最终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了与莺莺劳燕分飞。虽然他对莺莺爱的很深，但他的功名之心促使他不会为了莺莺甚至是爱情而放弃仕途，仕途他不忍心舍弃的，也是他内心最渴望得到的。他与莺莺相爱一个月后便去长安求取功名，在科举失意以后留在了京城，虽然他在与莺莺分开的过程中再三犹豫，但最终还是对莺莺始乱终弃，放弃了爱情。
董解元《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与元稹笔下的张生相比，其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生不再是始乱终弃的形象而变成了一位勇于追求爱情，对爱情忠贞不渝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痴情男子。张生在第一眼看到崔莺莺时便爱上了她，为了得到莺莺的爱情，他“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千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夜则废寝，昼则忘餐”。为了爱情他放下了一切世俗，对封建礼法展开了猛烈攻击，最终收获了圆满的爱情。
王实甫塑造的张生对求取功名并不十分在意，在遇到崔莺莺以后更是完全沉浸在爱情中，他在普救寺遇到莺莺便对她一见钟情，决定就此居住下来，说：“十年不识君王面，恰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经过他对莺莺不懈的追求，终于赢得了莺莺的认可，收获了爱情。爱情并没有激励他继续追求功名，他去京师赴考也是迫于老夫人的门户之见不得已而为之。在去京师赴考之前的分别宴会上，他并没有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以及赴考的决心，表达的是对莺莺的不舍与牵挂；在赴考途中，张生所做的梦全是关于莺莺而不是功名，到了京师夺取功名以后，便立刻写信将此事告知莺莺；授官后，他没有贪恋京城的繁华而是急匆匆的回家与莺莺团聚。可见，王实甫笔下的张生是一位可以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痴情书生。他的最高理想不是仕途与功名而是爱情，虽然他去赴考，但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迫于老夫人的压力才去的，也仅仅是为了扫平老夫人在他爱情路上所设的门户阻碍。
（二）对于爱情的态度不同。
在三部作品中，张生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同。《莺莺传》中的张生在爱情中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两人结合的方式，他以经不起漫长的等待为由没有对莺莺明媒正娶，最终他们只能私定终身，后来他有许多时间与机会可以给莺莺名分，但他并没有付诸于行动。在他们的爱情中，莺莺全身心的付出，但由于出身不高使得她在爱情中处于劣势，她对张生所安排的一切也只能无奈接受，《莺莺传》中写道：“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也。’”“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张生即使看到了莺莺的亲笔书信，但他仍然不会为莺莺放弃仕途，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莺莺分开。在崔、张爱情中所有的一切都由张生说了算，《莺莺传》中的张生始乱终弃，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
在《西厢记诸宫调》与《西厢记》中，张生则成为了爱情中的被动者。张生虽然全心全意投入到对莺莺的爱情中，但最终决定他们爱情走向的却不是他。张生在收获爱情的道路上阻力重重。首先，来自于崔莺莺。崔莺莺作为相国千金，在爱情上比较保守与谨慎，当张生向她传达爱意时，莺莺并不能完全接受，而是对张生不断地考验，最终才打消了疑虑，因而张生最初并不完全清楚莺莺的心意，这使他感到非常困惑。其次，来自于老夫人。白马寺危机爆发时，老夫人承诺只要有谁能够解除危机，就将莺莺许配给谁，但当张生帮助其解除危机后，她却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在得知二人私定终身以后，她又逼迫张生进京赴考，在张生离开以后她又把莺莺许配给了郑恒，这一列的举动无疑为崔、张的爱情之路设置了重重阻碍。再次，来自于郑恒。郑恒作为尚书之子与莺莺更加门当户对，而且与莺莺有婚约在前且与老夫人是亲属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生想要获得爱情实属不易。因此，张生想要实现自已的爱情理想，不但要打动莺莺，还要努力求得功名以让老夫人无可挑剔，并且还要与郑恒做一番较量。
从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西厢故事经过了一次次的演化，崔莺莺、张生的形象也在不断地转变。每一次的重写都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就了经典，也使得崔、张的爱情故事被后世不断传诵。
三、造成张生和崔莺莺形象变化的原因
三部作品中虽然人物一样，但崔莺莺与张生爱情的结局却不同，崔、张的爱情故事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莺莺传》中的崔莺莺遭到了张生的抛弃，而《西厢记诸宫调》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获得了美满的爱情。结局的不同反映出了三部作品产生背后的时代环境的不同。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因为出身不尽如人意，被张生始乱终弃，是有其时代原因的。一方面，唐代采用科举取士制度，这就促使许多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想要通过仕途来改变自己的现状及命运。另一方面，唐代的门第观念在人們心中仍然根深蒂固。在这样观念的影响下，出生寒门的知识分子想要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必须依赖于各种关系为其创造条件，因而婚姻成了许多人利用的工具，他们通过攀附权贵来换取自己仕途的成功。因此，在《莺莺传》中，张生便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他虽然很爱莺莺，但莺莺的出身并不能为其仕途提供帮助，他如果想要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他的婚姻则成为了关键，最终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需求他放弃了与莺莺的爱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可见，崔莺莺的悲剧不仅是张生造成的，更是由唐代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西厢记诸宫调》中董解元给了崔、张爱情圆满的结局，这体现了金代文人爱情与功名并重的心理。金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但金代的统治者仍旧依靠科举来选拔人才，汉族文人虽受异族统治，但仍旧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金代文人毕竟是身处异族统治和民族歧视之下，他们的政治热情不如唐代高，所以对于情感的追求反而更加重视。在金代士人生活中，爱情的位置有所提高而功名的位置有所下降，这是崔、张爱情得以圆满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厢记》中崔、张的爱情结局同样反映了元代的时代精神。《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生活在元代，在元代科举已经被废除长达七十八年，文人沦落到仅优于乞丐的卑贱地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文人要通过政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已经没有了可能。正因为生不逢时，才华难以发挥，所以作者转而用情感的珍贵来对抗名利的虚无，因此，他们通过追求诚挚的爱情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王实甫高唱的“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元代士人精神面貌的反映。
崔、张爱情故事从唐代到金代再到元代的发展过程中，身为主人公的崔莺莺和张生，他们的形象在不同时代既有所保留，但也经历了许多演变。《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三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变化，也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在西厢爱情故事发展和重写的过程中，三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形象有同也有异，但三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都是成功而各具特色的。
注释：
①陈寅恪.元白诗证稿·读莺莺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16页.
参考文献：
[1]张俊.古代文学作品选[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
[2]么书仪.董西厢[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3]李简.元明戏曲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戴不凡.论崔莺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3）[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陈寅恪.元白诗证稿·读莺莺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作者简介：白云（1990-），女，汉族，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人，现就读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摘要：自唐代元稹写下了《莺莺传》后，关于崔莺莺、张生爱情故事的描写层出不穷，在崔、张爱情故事的发展中，《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分别代表了三个重要阶段，《莺莺传》是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源头，《西厢记诸宫调》是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中间阶段，《西厢记》则是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巅峰之作。三部作品分别在唐代、金代及元代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文学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从对崔莺莺形象的重写、对张生形象的重写以及造成三部作品中人物形象不同的原因三个方面来探讨《西厢记诸宫调》及《西厢记》对《莺莺传》人物形象的重写。
关键词：《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崔莺莺；张生；重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11-03
《莺莺传》是唐人元稹写的以崔莺莺和张生恋爱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它是最早描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文学作品，在《莺莺传》之后，在各个朝代崔、张的爱情故事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出现，在这许多的作品中，影响深远的有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及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中以王实甫的《西厢记》影响最大、成就最高。这三部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文学作品对后世文学及戏剧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三部虽都是以崔、张爱情为主线，但各有不同，《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在许多方面都对《莺莺传》进行了重写，通过这样的重写，反映出了人物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色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
一、对崔莺莺形象的重写
由于《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是出于不同朝代不同作家笔下的三部作品，因而造成了三部作品中莺莺形象的不同。
（一）身份和命运的不同。
元稹的《莺莺传》是描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鼻祖，在元稹的笔下崔莺莺并非名门望族、家世显赫的大小姐，她只是一位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并与母亲及弟弟相依为命的普通女性。在《莺莺传》中作者并没有给崔、张爱情以圆满的结局，而是以崔莺莺被张生抛弃收尾。元稹给故事以这样的结局，是基于唐朝的现实情况而设定的，唐朝虽然对门阀观念有所削弱，但门第观念还是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显然，崔莺莺作为家世并不显赫的女子而言，无疑在门阀观念根深蒂固的唐朝其出身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也是造成崔莺莺被张生抛弃的根本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莺莺所处并非高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门之女，舍尔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①陈寅恪先生指出了崔莺莺被张生抛弃的根源，也侧面反映出了唐朝极深的门第观念，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造成了崔、张爱情的不圆滿。
相较于《莺莺传》而言，在《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给予了崔、张爱情故事以圆满的结局。在董解元与王实甫的笔下，莺莺的身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她是相国的千金，这就为崔、张爱情的圆满结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因为莺莺的出身足以与张生相配。可见在崔、张的爱情中双方是平等的，甚至崔莺莺更加占据优势，这为双方最终走到一起提供了保障。
（二）对于爱情的态度不同。
在这三部作品中，崔莺莺都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与张生的爱情中。但由于莺莺身份的不同，因而三部作品中莺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不相同。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是一个门第不高的女子，在与张生的爱情中，张生处于优势而她处于劣势，她在爱情中的地位并不高，因此她对爱情的态度既坚毅又担心。莺莺虽然对她与张生的爱情坚信不疑，但通过她常常深夜抚琴，愁容满面，以及给张生写信称自己为“僻陋之人”都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在爱情中她与张生的不对等。
《西厢记诸宫调》与《西厢记》中身为相国之女的崔莺莺，她对于爱情显然自信得多。因为她身份的尊贵所以并不担心她与张生地位的不平等，她担心的是自己能否与张生走到一起的问题。虽然董解元和王实甫所塑造的莺莺对于爱情都是比较自信的，但两部作品中莺莺对于爱情的主动性却有很大的不同。董解元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塑造的崔莺莺在与张生的爱情中是比较被动的。在爱情面前缺乏自己的主见，唯母亲命是从，在爱情与亲情之间她更偏向于后者，在老夫人想要悔婚时，她并没有反抗，而是默认老夫人的决定，可见在爱情中她是保守被动的。
而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对待爱情的态度则比较积极。崔、张的第一次交流是在月下和诗，莺莺在和诗之前，红娘已经向她介绍“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莺莺此时再吟出“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的诗句，就已经明显是向张生吐露心声了。同样是面临老夫人悔婚，《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则充满了怨气与不满，可见她为了爱情愿意自己去争取，不愿被他人操控，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身上多了反叛礼教的意味。
（三）崔莺莺形象演变所引起的作品主题变化。
《西厢记诸宫调》与《西厢记》中，虽然莺莺身份地位相同，对待爱情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在董解元的笔下崔莺莺较为被动保守，在王实甫的笔下莺莺比较积极主动，两部作品中莺莺对爱情态度的不同，也造成了作品主题表现的变化。在《西厢记诸宫调》中，由于莺莺在爱情中被动保守，因而这部作品对于礼教的反抗性较低。“报恩”在董解元笔下成为了崔莺莺接受爱情的主要影响因素，他想以此来表明莺莺的行为是合乎礼法的，故而这部作品很难冲破礼教的樊篱。
王实甫的《西厢记》通过对莺莺形象的改造，突出了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这一主题。莺莺在《墙角联吟》和《斋坛闹会》时便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张生，在《寺警》之前，就已经爱上他了，此时老夫人既没有许婚，张生也并非有恩于她，可见崔莺莺的行为完全是发乎真情，同时也是违背礼教的。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体现了反对礼教的主题。
二、对张生形象的重写
在崔、张的爱情故事中张生都是主角，张生这个人物是极其重要的，但他的形象并非一尘不变，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再到《西厢记》，张生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无论是元稹还是董解元、王实甫，他们把张生的形象塑造的丰满且鲜活，但又各不相同，在这三部作品中对张生形象的重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人生追求的侧重点不同。
从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来看，张生的身份都是相同的——未婚的布衣书生，并且在这三部作品中张生初见莺莺便爱上了莺莺，这是三部作品中张生形象的共同之处。不同的是，作为书生的张生想要通过仕途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仕途与爱情相遇时张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最终做出的选择在三部作品中也是不同的。
在《莺莺传》中，张生夹在仕途与爱情之间而痛苦不堪，最终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了与莺莺劳燕分飞。虽然他对莺莺爱的很深，但他的功名之心促使他不会为了莺莺甚至是爱情而放弃仕途，仕途他不忍心舍弃的，也是他内心最渴望得到的。他与莺莺相爱一个月后便去长安求取功名，在科举失意以后留在了京城，虽然他在与莺莺分开的过程中再三犹豫，但最终还是对莺莺始乱终弃，放弃了爱情。
董解元《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与元稹笔下的张生相比，其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生不再是始乱终弃的形象而变成了一位勇于追求爱情，对爱情忠贞不渝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痴情男子。张生在第一眼看到崔莺莺时便爱上了她，为了得到莺莺的爱情，他“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千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夜则废寝，昼则忘餐”。为了爱情他放下了一切世俗，对封建礼法展开了猛烈攻击，最终收获了圆满的爱情。
王实甫塑造的张生对求取功名并不十分在意，在遇到崔莺莺以后更是完全沉浸在爱情中，他在普救寺遇到莺莺便对她一见钟情，决定就此居住下来，说：“十年不识君王面，恰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经过他对莺莺不懈的追求，终于赢得了莺莺的认可，收获了爱情。爱情并没有激励他继续追求功名，他去京师赴考也是迫于老夫人的门户之见不得已而为之。在去京师赴考之前的分别宴会上，他并没有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以及赴考的决心，表达的是对莺莺的不舍与牵挂；在赴考途中，张生所做的梦全是关于莺莺而不是功名，到了京师夺取功名以后，便立刻写信将此事告知莺莺；授官后，他没有贪恋京城的繁华而是急匆匆的回家与莺莺团聚。可见，王实甫笔下的张生是一位可以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痴情书生。他的最高理想不是仕途与功名而是爱情，虽然他去赴考，但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迫于老夫人的压力才去的，也仅仅是为了扫平老夫人在他爱情路上所设的门户阻碍。
（二）对于爱情的态度不同。
在三部作品中，张生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同。《莺莺传》中的张生在爱情中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两人结合的方式，他以经不起漫长的等待为由没有对莺莺明媒正娶，最终他们只能私定终身，后来他有许多时间与机会可以给莺莺名分，但他并没有付诸于行动。在他们的爱情中，莺莺全身心的付出，但由于出身不高使得她在爱情中处于劣势，她对张生所安排的一切也只能无奈接受，《莺莺传》中写道：“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也。’”“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张生即使看到了莺莺的亲笔书信，但他仍然不会为莺莺放弃仕途，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莺莺分开。在崔、张爱情中所有的一切都由张生说了算，《莺莺传》中的张生始乱终弃，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
在《西厢记诸宫调》与《西厢记》中，张生则成为了爱情中的被动者。张生虽然全心全意投入到对莺莺的爱情中，但最终决定他们爱情走向的却不是他。张生在收获爱情的道路上阻力重重。首先，来自于崔莺莺。崔莺莺作为相国千金，在爱情上比较保守与谨慎，当张生向她传达爱意时，莺莺并不能完全接受，而是对张生不断地考验，最终才打消了疑虑，因而张生最初并不完全清楚莺莺的心意，这使他感到非常困惑。其次，来自于老夫人。白马寺危机爆发时，老夫人承诺只要有谁能够解除危机，就将莺莺许配给谁，但当张生帮助其解除危机后，她却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在得知二人私定终身以后，她又逼迫张生进京赴考，在张生离开以后她又把莺莺许配给了郑恒，这一列的举动无疑为崔、张的爱情之路设置了重重阻碍。再次，来自于郑恒。郑恒作为尚书之子与莺莺更加门当户对，而且与莺莺有婚约在前且与老夫人是亲属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生想要获得爱情实属不易。因此，张生想要实现自已的爱情理想，不但要打动莺莺，还要努力求得功名以让老夫人无可挑剔，并且还要与郑恒做一番较量。
从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西厢故事经过了一次次的演化，崔莺莺、张生的形象也在不断地转变。每一次的重写都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就了经典，也使得崔、张的爱情故事被后世不断传诵。
三、造成张生和崔莺莺形象变化的原因
三部作品中虽然人物一样，但崔莺莺与张生爱情的结局却不同，崔、张的爱情故事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莺莺传》中的崔莺莺遭到了张生的抛弃，而《西厢记诸宫调》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获得了美满的爱情。结局的不同反映出了三部作品产生背后的时代环境的不同。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因为出身不尽如人意，被张生始乱终弃，是有其时代原因的。一方面，唐代采用科举取士制度，这就促使许多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想要通过仕途来改变自己的现状及命运。另一方面，唐代的门第观念在人們心中仍然根深蒂固。在这样观念的影响下，出生寒门的知识分子想要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必须依赖于各种关系为其创造条件，因而婚姻成了许多人利用的工具，他们通过攀附权贵来换取自己仕途的成功。因此，在《莺莺传》中，张生便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他虽然很爱莺莺，但莺莺的出身并不能为其仕途提供帮助，他如果想要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他的婚姻则成为了关键，最终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需求他放弃了与莺莺的爱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可见，崔莺莺的悲剧不仅是张生造成的，更是由唐代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西厢记诸宫调》中董解元给了崔、张爱情圆满的结局，这体现了金代文人爱情与功名并重的心理。金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但金代的统治者仍旧依靠科举来选拔人才，汉族文人虽受异族统治，但仍旧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金代文人毕竟是身处异族统治和民族歧视之下，他们的政治热情不如唐代高，所以对于情感的追求反而更加重视。在金代士人生活中，爱情的位置有所提高而功名的位置有所下降，这是崔、张爱情得以圆满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厢记》中崔、张的爱情结局同样反映了元代的时代精神。《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生活在元代，在元代科举已经被废除长达七十八年，文人沦落到仅优于乞丐的卑贱地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文人要通过政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已经没有了可能。正因为生不逢时，才华难以发挥，所以作者转而用情感的珍贵来对抗名利的虚无，因此，他们通过追求诚挚的爱情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王实甫高唱的“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元代士人精神面貌的反映。
崔、张爱情故事从唐代到金代再到元代的发展过程中，身为主人公的崔莺莺和张生，他们的形象在不同时代既有所保留，但也经历了许多演变。《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三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变化，也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在西厢爱情故事发展和重写的过程中，三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形象有同也有异，但三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都是成功而各具特色的。
注释：
①陈寅恪.元白诗证稿·读莺莺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1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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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不凡.论崔莺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3）[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陈寅恪.元白诗证稿·读莺莺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作者简介：白云（1990-），女，汉族，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人，现就读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