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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要求各行各业的发展回归理性。本文从新常态的视角研究乡村发展的新思路，认为乡村的优化发展应从产业经济、民居形态和村民素质等方面考虑。并分析了河南信阳郝堂村的发展经验以补充完善新常态视角下乡村发展的有利方式。
【關键词】新常态；乡村发展；郝堂村
1、引言
乡村作为人类重要的聚居场所和生产源地，是城市得以良好运行的基本保障，所以乡村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镇化强烈冲击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城镇的无序蔓延蚕食了大量乡土，劳动力成批涌入城市导致空心村、留守村的出现，乡村风貌特色丧失、环境污染严重。乡村发展急需一盏指明灯，而中国社会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则为缓解乡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2、新常态视角下的乡村发展
2.1解读新常态
2.1.1新常态的来源
“新常态”这一概念源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首先提出了世界经济政治状态进入新常态的描述和判断。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能幸免遇难。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下滑，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8%的水准。基于此，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概念。
2.1.2新常态的内涵
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当中，习近平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挑战及发展机遇。他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牛文元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大会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学术研讨会上将新常态概括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2]。原黎黎将新常态的“新”意理解为回归新理性、带来新挑战和蕴含新动力。樊纲根据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实际，认为适合中国的合理增长率应该是7%—9%，因此现阶段7%—8%的增长率是非常正常的，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是可以实现稳定、持续的增长率水平。
2.2乡村发展新思路
从以上专家学者的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出，新常态不是不发展，而是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应该回归理性，转变方式，增强信心。乡村的发展是多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产业、资本、管理、文化等方面。任何规划建设都应该以人为出发点，所以乡村的优化发展应从经济入手，保障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是空间环境和文化生活并驾齐驱，提升人的思想境界。新常态主要以产业经济为出发点，为乡村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
决定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正在发生转变，也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投资上从传统市场投资转向了新兴产业的投资，需要拉动更加多元多渠道的投资下乡：消费上从基本生产生活消费转向了旅游、健康、体验等多元多层次消费，在内生增长、消费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拉动下，乡村以其独有的特色风貌和乡土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乡村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出口上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转向技术创新型高附加值出口，需要劳动力和创新技术人才回流入村，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农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者，而是可以同时从事旅游服务产业的劳动者；乡村产业也不仅仅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可以与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兴产业。乡村的空间形态依然维持低密度和低强度，并保持独特人文景观和乡村风貌。
3、郝堂村经验
郝堂村位于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东南部城郊。村域总面积20.7km2，全村18个村民组，总人口2300人，水田127 hm2，茶园和板栗等林果园约1333hm2，人均山林1 hm2，林地资源丰富。2013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700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7500元，主导产业以水稻、茶叶、板栗、餐饮（“农家乐”）为主。同年，郝堂村被纳入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该村在集体经济形式，乡村民居建设和村民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成熟的经验，是乡村优化改造的典范。
3.1农村内置金融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将农村内置金融模式引入郝堂村，这种模式让农民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山林、水塘、甚至房屋宅基地等生产要素进行抵押流转，以获得发展经济和生产的发展资金。一开始，通过李昌平个人、平桥区政府、村民骨干和自愿入股的老人，筹得了34万元启动资金，建立了夕阳红养老互助合作社。初步设计是通过这笔钱放贷到村民，产生的利息用于村里老人年終分红。村民可以将个人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水塘等转包流转，进行抵押以获得贷款。按养老互助合作社章程，每年利润中只拿40%用于给老人派红利，其余用于风险预控和管理成本等。到2011年第三次村里分红时，每位入社老人已能分到720元钱，入社老人达到90多位，占到全村老人的近80%。
通过这样多元多渠道的集资，明确了各方的投资和收益边界，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村民贷款难的问题，还重建了村社共同体和集体产权，凝聚了村民力量并且使得老年人真正老有所依。由此可见，内置金融模式作为撬动郝堂村资金流动的杠杆，与作为核心的村集体的自我组织和更新一起，带动整个乡村有效持续的自我更新。
3.2民居形态
郝堂村的规划设计由李昌平和孙君创办的中国乡建规划设计团队接手。规划秉承“将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设计精神，非常注重对乡村原有要素的保存和利用。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围绕着村里年龄最高的200多年银杏树做规划，所有的建设都给树让道：由于原有村庄农田用水不便，进行了村庄的“调水”规划，截流筑水坝：推进养老中心建设，建设郝堂小学。 规划采用小规模渐进式的自主更新方式，推动乡村改造。在村民与设计者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进行房屋的改造，尊重村民的意愿，加強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在建设过程中，几乎没有拆除原有建筑，没有产生建筑垃圾。设计者利用传统豫南民居的建筑风格进行想象和再创造，使得郝堂村的民居形态既保存了传统村庄格局，又富有文化品味。特色的乡村风貌不仅让村民的生活环境品质有了极大提升，更吸引了大量旅游人群，促进了郝堂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3.3居民生活
在生活细节上，村干部领导村民集体学习垃圾分类，定期开展垃圾清理活动，提升了整个环境中的人的自觉性。同时在改造房屋的过程中建立家庭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从村民个人素质培养和村庄环境改造上树立生态可持续的意识。此外，郝堂村还陆续建立了茶文化体验区、村庄戏曲文化中心以及专门通过收费来为村里老人提供洗衣、做饭、搞卫生等服务的住家养老服务中心。郝堂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复苏，促进了劳动力和知识分子返回家乡。创新技术人才的回流又进一步促进郝堂村的高附加值产出，形成良性循环。
3.4不足之处
郝堂村的经验不失为新常态视角下乡村发展的一种有效尝试，但依然存在不足。首先，乡村产业发展比较滞后，目前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外出务工。建议在政府资金整合的基础上，发展乡村产业经济，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展农业休闲旅游功能，实现一二三产的联动发展。其次，郝堂村经验的可复制性有待商榷，该村的夕阳红养老互助合作社的启动资金主要依靠规划者个人、当地政府以及部分村民的筹集，乡村发展和资金的流动很大程度依托个人领导能力和村民自觉性。这种主观条件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村镇，所以其他乡村的具体融资还需结合其自身情况。
总结：
乡村应当具备一个包括农业生态承载和社会文化调节的双重价值——乡村是传统文化、传统建筑、传统格局的载体，是保持传统农业循环经济特征的有效載体，是发展农业和农民庭院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的一种社会资本，也是包括广大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内的民族文化之根[8]。乡村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以一种开放的、有弹性的并且自然的方式。在新常态下，规划也应该回归理性，摒弃好大喜功的大拆大建和好高骛远的盲目政绩。把乡村建设成乡村应该有的样子，它不是城市建设的蔓延区，不是经济落后的空心村，而是每个人在倍感身心疲惫时依然存有精神寄托和灵魂向往的故土。
【關键词】新常态；乡村发展；郝堂村
1、引言
乡村作为人类重要的聚居场所和生产源地，是城市得以良好运行的基本保障，所以乡村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镇化强烈冲击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城镇的无序蔓延蚕食了大量乡土，劳动力成批涌入城市导致空心村、留守村的出现，乡村风貌特色丧失、环境污染严重。乡村发展急需一盏指明灯，而中国社会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则为缓解乡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2、新常态视角下的乡村发展
2.1解读新常态
2.1.1新常态的来源
“新常态”这一概念源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首先提出了世界经济政治状态进入新常态的描述和判断。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能幸免遇难。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下滑，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8%的水准。基于此，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概念。
2.1.2新常态的内涵
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当中，习近平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挑战及发展机遇。他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牛文元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大会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学术研讨会上将新常态概括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2]。原黎黎将新常态的“新”意理解为回归新理性、带来新挑战和蕴含新动力。樊纲根据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实际，认为适合中国的合理增长率应该是7%—9%，因此现阶段7%—8%的增长率是非常正常的，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是可以实现稳定、持续的增长率水平。
2.2乡村发展新思路
从以上专家学者的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出，新常态不是不发展，而是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应该回归理性，转变方式，增强信心。乡村的发展是多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产业、资本、管理、文化等方面。任何规划建设都应该以人为出发点，所以乡村的优化发展应从经济入手，保障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是空间环境和文化生活并驾齐驱，提升人的思想境界。新常态主要以产业经济为出发点，为乡村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
决定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正在发生转变，也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投资上从传统市场投资转向了新兴产业的投资，需要拉动更加多元多渠道的投资下乡：消费上从基本生产生活消费转向了旅游、健康、体验等多元多层次消费，在内生增长、消费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拉动下，乡村以其独有的特色风貌和乡土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乡村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出口上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转向技术创新型高附加值出口，需要劳动力和创新技术人才回流入村，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农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者，而是可以同时从事旅游服务产业的劳动者；乡村产业也不仅仅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可以与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兴产业。乡村的空间形态依然维持低密度和低强度，并保持独特人文景观和乡村风貌。
3、郝堂村经验
郝堂村位于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东南部城郊。村域总面积20.7km2，全村18个村民组，总人口2300人，水田127 hm2，茶园和板栗等林果园约1333hm2，人均山林1 hm2，林地资源丰富。2013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700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7500元，主导产业以水稻、茶叶、板栗、餐饮（“农家乐”）为主。同年，郝堂村被纳入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该村在集体经济形式，乡村民居建设和村民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成熟的经验，是乡村优化改造的典范。
3.1农村内置金融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将农村内置金融模式引入郝堂村，这种模式让农民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山林、水塘、甚至房屋宅基地等生产要素进行抵押流转，以获得发展经济和生产的发展资金。一开始，通过李昌平个人、平桥区政府、村民骨干和自愿入股的老人，筹得了34万元启动资金，建立了夕阳红养老互助合作社。初步设计是通过这笔钱放贷到村民，产生的利息用于村里老人年終分红。村民可以将个人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水塘等转包流转，进行抵押以获得贷款。按养老互助合作社章程，每年利润中只拿40%用于给老人派红利，其余用于风险预控和管理成本等。到2011年第三次村里分红时，每位入社老人已能分到720元钱，入社老人达到90多位，占到全村老人的近80%。
通过这样多元多渠道的集资，明确了各方的投资和收益边界，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村民贷款难的问题，还重建了村社共同体和集体产权，凝聚了村民力量并且使得老年人真正老有所依。由此可见，内置金融模式作为撬动郝堂村资金流动的杠杆，与作为核心的村集体的自我组织和更新一起，带动整个乡村有效持续的自我更新。
3.2民居形态
郝堂村的规划设计由李昌平和孙君创办的中国乡建规划设计团队接手。规划秉承“将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设计精神，非常注重对乡村原有要素的保存和利用。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围绕着村里年龄最高的200多年银杏树做规划，所有的建设都给树让道：由于原有村庄农田用水不便，进行了村庄的“调水”规划，截流筑水坝：推进养老中心建设，建设郝堂小学。 规划采用小规模渐进式的自主更新方式，推动乡村改造。在村民与设计者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进行房屋的改造，尊重村民的意愿，加強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在建设过程中，几乎没有拆除原有建筑，没有产生建筑垃圾。设计者利用传统豫南民居的建筑风格进行想象和再创造，使得郝堂村的民居形态既保存了传统村庄格局，又富有文化品味。特色的乡村风貌不仅让村民的生活环境品质有了极大提升，更吸引了大量旅游人群，促进了郝堂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3.3居民生活
在生活细节上，村干部领导村民集体学习垃圾分类，定期开展垃圾清理活动，提升了整个环境中的人的自觉性。同时在改造房屋的过程中建立家庭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从村民个人素质培养和村庄环境改造上树立生态可持续的意识。此外，郝堂村还陆续建立了茶文化体验区、村庄戏曲文化中心以及专门通过收费来为村里老人提供洗衣、做饭、搞卫生等服务的住家养老服务中心。郝堂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复苏，促进了劳动力和知识分子返回家乡。创新技术人才的回流又进一步促进郝堂村的高附加值产出，形成良性循环。
3.4不足之处
郝堂村的经验不失为新常态视角下乡村发展的一种有效尝试，但依然存在不足。首先，乡村产业发展比较滞后，目前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外出务工。建议在政府资金整合的基础上，发展乡村产业经济，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展农业休闲旅游功能，实现一二三产的联动发展。其次，郝堂村经验的可复制性有待商榷，该村的夕阳红养老互助合作社的启动资金主要依靠规划者个人、当地政府以及部分村民的筹集，乡村发展和资金的流动很大程度依托个人领导能力和村民自觉性。这种主观条件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村镇，所以其他乡村的具体融资还需结合其自身情况。
总结：
乡村应当具备一个包括农业生态承载和社会文化调节的双重价值——乡村是传统文化、传统建筑、传统格局的载体，是保持传统农业循环经济特征的有效載体，是发展农业和农民庭院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的一种社会资本，也是包括广大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内的民族文化之根[8]。乡村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以一种开放的、有弹性的并且自然的方式。在新常态下，规划也应该回归理性，摒弃好大喜功的大拆大建和好高骛远的盲目政绩。把乡村建设成乡村应该有的样子，它不是城市建设的蔓延区，不是经济落后的空心村，而是每个人在倍感身心疲惫时依然存有精神寄托和灵魂向往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