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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我所了解的〈大公报〉》一文，在2002年第4期《百年潮》杂志和2002年第5、6、7期《传媒》杂志(连载)刊出后，陆续接到京、津、穗和香港的许多朋友的电话和书信，均肯定本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大公报》的过去和“文革”期间北京《大公报》停刊的始末。但与此同时，也有同志提出北京《大公报》停刊后曾改名为《前进报》的情节。他们说，文中虽然提到北京《大公报》于“1966年9月被迫改名为《前进报》”，但语焉不详，此中情况尚不被人了解。
实话实说。当我执笔《我所了解的〈大公报〉》一文时，从思想上并不承认一张四开小报《前进报》竟是堂堂大报北京《大公报》的延续，我始终认为《大公报》更名为《前进报》，纯属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不愿铺陈详叙，只是几笔带过。
事后想想，《前进报》从1966年9月15日创刊，到12月29日被红卫兵封停，毕竟存活于世103天，其间共出版45期报纸(每周三刊)。《前进报》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一个“怪胎”，有关情况，应当记录下来，以存其真。我恰是《前进报》从创刊到停刊的当事人之一，仅就个人记忆，补叙如下。
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公报》
1966年“五一六通知”以后，文化机关几乎无一幸免地都受到冲击，北京《大公报》也在劫难逃。6月初，《大公报》的上级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原中央财贸部）派出以副主任马定邦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报社，发动群众广贴大字报，揭批当权派及所谓的“牛鬼蛇神”。报社社长王芸生、副总编辑孔昭恺等人立即靠边；报社中共党组成员、副总编辑李光诒以及党组成员、财经部主任胡邦定和记者部主任姚仲文等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也相继被“停职反省”，成为“黑帮”。报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坏，报社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月中旬，中央财贸部工作组撤走。为使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以某装甲兵学院政委吴泰如为首的工作小组进驻报社，“参加领导报社的文革工作”。此时的报社人员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整天乱哄哄，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不仅报社内部乱了套，来自报社外部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社会上的红卫兵、造反派纷纷指责《大公报》在旧社会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解放后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一张“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报纸”，因此要把《大公报》的牌子“砸烂”。当时还在位的报社中共党组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和大家研究，为保护牌子，在报社大门口，用长长的宽幅红布，上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汉白玉石雕刻的“大公报”三个大字遮掩起来，使路人不知此楼是报社。可是，红卫兵并未因此就放过《大公报》，不时寻机挑衅闹事。记得当时正值批判孙冶方同志的经济理论，报纸一版往往刊登毛泽东的大幅人头像，二版则是批判版，经常用“砸烂……”之类文字制作标题。有一天，当把这天的报纸透过阳光两面对照时，恰巧“砸烂……”这个黑体字标题出现在毛泽东像的耳朵上，因而招来横祸。北京商学院红卫兵打来电话，声称历史上一贯反动的《大公报》潜伏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要用巫师的手法陷害伟大领袖。他们打电话要来揪斗报社总编辑。电话总机值班同志用了缓兵之计，告知报社夜班同志晚上8时上班，请他们夜间前来。当晚，办公室负责人安排报社四门大开，张灯结彩，欢迎红卫兵小将。具体接待则由我出面。我无可奈何地准备跟随小将们前往北京商学院接受学生的批斗。
晚8时许，四名学生代表气势汹汹地来到报社，兴师问罪。声称，几百名学生正集合在学校等待与报社同志理论。我和办公室负责人一起先是用好言好语稳住他们，请他们在会客室落座、用茶，然后问他们是否参观过报社?他们均答从未曾参观过。我说，此时大楼内灯火通明，夜班人员已经开始工作，是否请几位参观一下报纸的流程，亲眼看看编排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了解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他们对此感到兴趣。我们便有重点地让他们看了1至4版四个编辑室的工作。他们得知各个版都是独立编排、各负其责的。各版编辑只是负责本版的稿件编排和标题制作，并不知道其他版的内容，即二版编辑并不详知当天一版的稿件和图片是如何安排的。他们当即质问我，你是夜班总负责人，你看四个版的大样，应统负四个版的编排之责。我告知为了提早出报，每天夜间都是完活一个版，签发一个版；两版大样从来不用灯光照射着看，因此不可能发现有什么问题。而且，人们看报一般都是一个版面一个版面看，不会把正反面两个版用阳光、灯光照射着来看。我们还向他们介绍了《大公报》虽然是一张旧报纸，但解放后17年努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一笔抹杀。学生代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方才感到释然。答应回去向同学们解释，不需要我去学校“请罪”了。
无独有偶，“八一”建军节的那天报纸，一版同样是毛泽东大幅戎装照片，四版是画刊(照片)。如果把整张报纸平铺开来，可见四版画刊上的一尊大炮口恰巧指向了一版毛主席像。当天，又有学生声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公报》要炮打毛主席。”真令人有口难辩，啼笑皆非。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煎熬下，报社感到难以为继。首先想到请中央领导同志给题写报名，以缓和紧张形势。1966年8月间，报社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写了一封请示报告(按：康生当时是中央文革顾问，给他写信是因为康生曾授命《大公报》写过一篇反修文章，我是作者之一；此稿最后由他审定，以“范秀珠”笔名发表)。报告这样写道：“最近一个月来，我们不断地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要求把《大公报》报名改掉。即使报名不改，也要把现有的三个报头字重新改换一个。关于要求改换报头字的意见，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就有过”(按：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不得不这样表态)。报告特别提到“‘大公报’三个字是创刊时的样子，是地地道道保皇派的一个牌子，一直沿用至今，的确面目可憎(按：这完全是自我上纲上线，自我鞭挞，以求过关)。改报名的问题，须请示中央和主席，当前是否可以，请示。至于改写报头，似乎可行。把《大公报》换个牌子，实在是时候了。我们请求康老给予支持。可否设法请主席写一个，这是广大读者的愿望，也是我们自己最大最高的希望。办不到的话，是否请周总理写一个，或者请康老写一个。写好后就换，或者择期(例如国庆节)再换”。
当时急欲改换报头的字体是受《光明日报》的启发。“文革”初起，《光明日报》也是岌岌可危。后来，他们用毛主席在一个信封上书写的“光明日报”四个字加以放大，作为新报头，便声称毛主席亲笔书写了报头，并大事庆贺，镇住了红卫兵，使报社得以相对的稳定。
被迫酝酿更改报名
随着社会上的动乱日益加剧，《大公报》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们天天盼望康生能有指示到来，挽救这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但是，盼来的却是康生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传达康生意见：“此事可以先给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写报告。”
这时，社会上讨伐《大公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大公报人感到《大公报》这块牌子保不住了，退居其次，只好更改报名。报社于1966年8月22日给先念同志写了报告，内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读者和报社革命职工纷纷来信或贴大字报，要求改换《大公报》报名，并提出将报名改为《东风日报》或《进步日报》等建议。近日来，首都许多革命学生又要求报纸限期改名，有些中学的红卫兵还向我们提出警告……”在未接到先念同志指示时，惶惶不可终日的报社又迫不及待地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写道：“报社内外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立即砸碎《大公报》这个旧招牌，此事不宜再拖，建议先把报名改掉，可否将原名改为《进步日报》？……”（按：全国解放初期曾由毛主席命名将天津《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
事后得知，毛主席把报告批转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最后由陈伯达向报社传达：报名可用《前进报》，意思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报纸改出四开小报，每周出版三期。这个指示传到报社，全体哗然。总编辑常芝青解嘲地说，办小报是老区的传统，他主持的《晋绥日报》和它的前身《抗战报》都是小报，办好小报比大报还难。
关于“前进报”三个字请谁来书写，又颇费一番周折。一方面报纸要仓促改名，另一方面报头用字一直定不下来。先是请毛主席写，遭到拒绝。难题又转到周总理处，周总理也难于书写。直到临近创刊，报社每日电话请示，均无下文。那些日子，报社同志焦急万分，但也无可奈何。直至9月12日夜，李先念副总理给报社写来一个字条：“刚才到总理处，总理指示，按鲁迅字先出版。”
据此，《大公报》立即刊出“本报改名和改刊启事”：“本报根据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以及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建议，并经上级批准，决定9月15日改出《前进报》。”“原有的《大公报》订户，一律改送《前进报》。”于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就这样于1966年9月14日在中国内地被画上了句号。
《前进报》在狂潮中挣扎
1966年9月15日，《前进报》创刊。大公报人精雕细刻，编排出第一张四开小报。
在创刊后的第一版上，刊载了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右上角刊登了毛主席语录：“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毛主席像下，发表了“告读者”，说明《前进报》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中诞生的，是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四旧’立‘四新’大进军中的胜利产物”，其根本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及时、迅速、正确地把毛主席的指示，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广大财贸职工群众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财贸工作以及同财贸有密切联系的轻工业、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报纸为自己确定了“新思想、新报风、新风格”的办报方针：“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具有鲜明特色；短小精悍，文字简明，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
北京新闻界得知《前进报》的出版是“上峰”钦定的，纷纷猜测是“有来头”的。当时有个传言，说其他报纸也要陆续改为四开小报。因此在《前进报》创刊的这天下午，《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以及新华总社、《工人日报》等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均亲自登门致贺。唐平铸特地送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词，有的还送来锦幛和镜框等。报社群众则在大门口锣鼓声喧，鞭炮齐鸣，以示庆祝，一时热闹非凡。其后，《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还专门派人来了解大报改小报的经验。
新出版的《前进报》虽然是一张小报，又是周三刊，但“报格”并不低。此时常芝青已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每次唐平铸主持召开的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我都“恭逢其盛”。其时，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已被“砸烂”，唐平铸成了中央宣传口的主要负责人。
《前进报》创刊后，编辑人员战战兢兢地紧跟“文革”进程，大力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综观45期报纸，它的宣传报道并没有自己的特点，只是一味地紧跟再紧跟，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马首是瞻，一方面大量刊登毛主席的照片，大量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另一方面，自己发表社论，也是紧跟“文革”步伐，如《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学一辈子“老三篇”，改造一辈子世界观》、《把毛泽东思想学好宣传好》等。在此期间，更加突出地宣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从9月17日至11月12日，分别报道了毛泽东第三、四、五、六、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这类消息往往难于定稿，要从午夜一直等到次日中午。我和夜班同志(编、排、校、印)均不能按时下班，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头天下班不久，又到晚上上班时间了，真是苦不堪言。
《前进报》偶而也刊登一点自己采写的消息，如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强调促生产。曾发表过社论《突出政治，支援三秋》、《做人民的税务员》、《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紧收购农副产品》等等。只是篇幅很小，起不了什么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社内部形成了两大派，不断发生冲突。忽地有一天，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强行进驻报社，一群男男女女，风风火火地前来介入报社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使得报社终无宁日。报社一到四楼楼道贴满了大字报，各种斗争会、批判会不间断地进行，群众思想混乱，偌大的报社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其间，中央宣传口调《解放军报》副总编叶寒青到《前进报》任总编辑，想通过这位着军装的总编辑来稳住形势，可是红卫兵学生不理会这一套，照样任意而为，报社继续乱糟糟的。叶寒青工作了一段时间，感到回天无力，便自动退回《解放军报》。
1966年底，年关将届，因受当时“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的影响，编辑采访人员都已无心再把报纸办下去了。1966年12月21日，报社又给中央写报告，希望暂时停刊。报告说：“《前进报》社内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群众已把主要精力放在运动方面，维持正常编辑出版工作已有困难，容易发生事故。另外，由大报改小报，由日刊改隔日刊，一般说基层财贸职工赞成出小报，但不赞成隔日刊。在编辑工作中，由于版面小、刊期长，重要消息多，版面很不好安排，但在目前又无力出日刊。因此，我们意见，目前暂时休刊，集中精力搞好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然后，建立一个革命化的编辑部，在复刊时即出日刊。”这份报告很快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于是，《前进报》内定于1967年元旦暂时休刊。
我和夜班同志都表示，站好最后一班岗，坚持天天上夜班。我们的任务是编完1966年最后一天的报纸，同时宣布报纸休刊。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2月28日夜10时许，我们正在编辑12月29日的报纸，“八八战斗队”的学生们冲进编辑室，宣布封报。我和他们据理力争，毫无结果。想打电话给报社上级领导李先念副总理，学生把住电话，无法联系。29日凌晨，我们坚持把整张报纸编好，由我签发付印。可是学生们齐集在印刷机前，不准工人开动机器。这最后一张已经编排好的《前进报》终于被扼杀在“母腹”之中了。
宣判《前进报》“死刑”
12月29日，《前进报》没有出刊，报社大门口却堂而皇之地贴出了由所谓“《前进报》治丧委员会”发布的白纸大字“讣告”，历数《前进报》(《大公报》)的所谓“罪行”，宣布《前进报》“验明正身，寿终正寝”。“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队长潘锋，副主任委员有刘闯等多人。与此同时，又出了一份类似“海报”的东西，正面印有前进报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背面印有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撰写的《前进报》被判处死刑的《判决书》。
《告读者书》宣称：“《前进报》于1966年12月28日晚10时，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封闭了！封得对，封得好！我们前进报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坚决地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前进报》的前身《大公报》，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忠实地执行阎王殿的黑指示，大搞知识性和趣味性，恶毒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前进报》被判处死刑的《判决书》也气势汹汹地写道：“《前进报》于1966年12月28日晚10时被我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封闭了!所谓《前进报》，就是《大公报》，改头换面了的《大公报》!这家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报纸，从今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对把持《前进报》领导大权的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及其后台(按：指李先念副总理)的当头一棒，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沉重打击，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得的新的重大胜利!”《判决书》还列举了北京《大公报》的“六大罪状”：1.“经常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法，抬高刘少奇，贬低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2.“在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的运动中，不予宣传，甚至拒不刊登雷锋日记”；3.“在三年困难时期，鼓吹‘三和一少’，充当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的应声虫”；4.“精心炮制‘生意经’等许多毒草，宣扬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散布剥削阶级毒素，为修正主义传播种子，为资本主义制造温床”；5.“1965年11月，在毛主席指示下，上海市委在报上发表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吹响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大公报》预感到它的末日就要来临了，出于它的反动本能，它极力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公报》像黑暗动物害怕阳光一样，极端害怕真理，仇视革命，一直没有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其罕见的……《大公报》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手段，不是比前《北京日报》还恶毒吗?”；6.“《大公报》为了保住它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耍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改头换面，以《前进报》的面目出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大公报》改为《前进报》的‘改刊启事’中，竟只字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提毛泽东思想，表现了《大公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刻骨仇恨”。
《判决书》还特别列举了《前进报》的两大罪状：一是“1966年10月1日出版的《前进报》登载了欢呼我国三项核试验成功记录电影的消息，新华社电讯强调指出，我国三项核试验的成功是‘在党中央，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前进报》却把它删掉了”。二是“《前进报》摆了一副超然面孔，采取了所谓‘不介入’政策，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反映文化革命的情况，不报道红卫兵的动态，不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前进报》的所谓‘不介入’政策，实际上是自外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表明它站在资产阶级阵线之内”。
从以上对报社所列举的种种“罪状”可以看出，那时他们居高临下，不可一世，骇人听闻，大事鞭挞，执意要把报社置于死地。
全国解放后，《大公报》在内地曾有过两次改名：一次是天津《大公报》于1949年1月更名为《进步日报》，仅历时三年，天津报馆于1953年1月1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迁北京出版，又恢复了《大公报》原名。另一次就是“文革”时《大公报》被迫更名为《前进报》，仅历时103天，因受外力胁迫，不能按计划正常休刊，只落得个被封停的下场。
实话实说。当我执笔《我所了解的〈大公报〉》一文时，从思想上并不承认一张四开小报《前进报》竟是堂堂大报北京《大公报》的延续，我始终认为《大公报》更名为《前进报》，纯属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不愿铺陈详叙，只是几笔带过。
事后想想，《前进报》从1966年9月15日创刊，到12月29日被红卫兵封停，毕竟存活于世103天，其间共出版45期报纸(每周三刊)。《前进报》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一个“怪胎”，有关情况，应当记录下来，以存其真。我恰是《前进报》从创刊到停刊的当事人之一，仅就个人记忆，补叙如下。
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公报》
1966年“五一六通知”以后，文化机关几乎无一幸免地都受到冲击，北京《大公报》也在劫难逃。6月初，《大公报》的上级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原中央财贸部）派出以副主任马定邦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报社，发动群众广贴大字报，揭批当权派及所谓的“牛鬼蛇神”。报社社长王芸生、副总编辑孔昭恺等人立即靠边；报社中共党组成员、副总编辑李光诒以及党组成员、财经部主任胡邦定和记者部主任姚仲文等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也相继被“停职反省”，成为“黑帮”。报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坏，报社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月中旬，中央财贸部工作组撤走。为使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以某装甲兵学院政委吴泰如为首的工作小组进驻报社，“参加领导报社的文革工作”。此时的报社人员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整天乱哄哄，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不仅报社内部乱了套，来自报社外部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社会上的红卫兵、造反派纷纷指责《大公报》在旧社会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解放后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一张“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报纸”，因此要把《大公报》的牌子“砸烂”。当时还在位的报社中共党组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和大家研究，为保护牌子，在报社大门口，用长长的宽幅红布，上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汉白玉石雕刻的“大公报”三个大字遮掩起来，使路人不知此楼是报社。可是，红卫兵并未因此就放过《大公报》，不时寻机挑衅闹事。记得当时正值批判孙冶方同志的经济理论，报纸一版往往刊登毛泽东的大幅人头像，二版则是批判版，经常用“砸烂……”之类文字制作标题。有一天，当把这天的报纸透过阳光两面对照时，恰巧“砸烂……”这个黑体字标题出现在毛泽东像的耳朵上，因而招来横祸。北京商学院红卫兵打来电话，声称历史上一贯反动的《大公报》潜伏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要用巫师的手法陷害伟大领袖。他们打电话要来揪斗报社总编辑。电话总机值班同志用了缓兵之计，告知报社夜班同志晚上8时上班，请他们夜间前来。当晚，办公室负责人安排报社四门大开，张灯结彩，欢迎红卫兵小将。具体接待则由我出面。我无可奈何地准备跟随小将们前往北京商学院接受学生的批斗。
晚8时许，四名学生代表气势汹汹地来到报社，兴师问罪。声称，几百名学生正集合在学校等待与报社同志理论。我和办公室负责人一起先是用好言好语稳住他们，请他们在会客室落座、用茶，然后问他们是否参观过报社?他们均答从未曾参观过。我说，此时大楼内灯火通明，夜班人员已经开始工作，是否请几位参观一下报纸的流程，亲眼看看编排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了解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他们对此感到兴趣。我们便有重点地让他们看了1至4版四个编辑室的工作。他们得知各个版都是独立编排、各负其责的。各版编辑只是负责本版的稿件编排和标题制作，并不知道其他版的内容，即二版编辑并不详知当天一版的稿件和图片是如何安排的。他们当即质问我，你是夜班总负责人，你看四个版的大样，应统负四个版的编排之责。我告知为了提早出报，每天夜间都是完活一个版，签发一个版；两版大样从来不用灯光照射着看，因此不可能发现有什么问题。而且，人们看报一般都是一个版面一个版面看，不会把正反面两个版用阳光、灯光照射着来看。我们还向他们介绍了《大公报》虽然是一张旧报纸，但解放后17年努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一笔抹杀。学生代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方才感到释然。答应回去向同学们解释，不需要我去学校“请罪”了。
无独有偶，“八一”建军节的那天报纸，一版同样是毛泽东大幅戎装照片，四版是画刊(照片)。如果把整张报纸平铺开来，可见四版画刊上的一尊大炮口恰巧指向了一版毛主席像。当天，又有学生声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公报》要炮打毛主席。”真令人有口难辩，啼笑皆非。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煎熬下，报社感到难以为继。首先想到请中央领导同志给题写报名，以缓和紧张形势。1966年8月间，报社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写了一封请示报告(按：康生当时是中央文革顾问，给他写信是因为康生曾授命《大公报》写过一篇反修文章，我是作者之一；此稿最后由他审定，以“范秀珠”笔名发表)。报告这样写道：“最近一个月来，我们不断地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要求把《大公报》报名改掉。即使报名不改，也要把现有的三个报头字重新改换一个。关于要求改换报头字的意见，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就有过”(按：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不得不这样表态)。报告特别提到“‘大公报’三个字是创刊时的样子，是地地道道保皇派的一个牌子，一直沿用至今，的确面目可憎(按：这完全是自我上纲上线，自我鞭挞，以求过关)。改报名的问题，须请示中央和主席，当前是否可以，请示。至于改写报头，似乎可行。把《大公报》换个牌子，实在是时候了。我们请求康老给予支持。可否设法请主席写一个，这是广大读者的愿望，也是我们自己最大最高的希望。办不到的话，是否请周总理写一个，或者请康老写一个。写好后就换，或者择期(例如国庆节)再换”。
当时急欲改换报头的字体是受《光明日报》的启发。“文革”初起，《光明日报》也是岌岌可危。后来，他们用毛主席在一个信封上书写的“光明日报”四个字加以放大，作为新报头，便声称毛主席亲笔书写了报头，并大事庆贺，镇住了红卫兵，使报社得以相对的稳定。
被迫酝酿更改报名
随着社会上的动乱日益加剧，《大公报》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们天天盼望康生能有指示到来，挽救这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但是，盼来的却是康生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传达康生意见：“此事可以先给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写报告。”
这时，社会上讨伐《大公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大公报人感到《大公报》这块牌子保不住了，退居其次，只好更改报名。报社于1966年8月22日给先念同志写了报告，内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读者和报社革命职工纷纷来信或贴大字报，要求改换《大公报》报名，并提出将报名改为《东风日报》或《进步日报》等建议。近日来，首都许多革命学生又要求报纸限期改名，有些中学的红卫兵还向我们提出警告……”在未接到先念同志指示时，惶惶不可终日的报社又迫不及待地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写道：“报社内外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立即砸碎《大公报》这个旧招牌，此事不宜再拖，建议先把报名改掉，可否将原名改为《进步日报》？……”（按：全国解放初期曾由毛主席命名将天津《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
事后得知，毛主席把报告批转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最后由陈伯达向报社传达：报名可用《前进报》，意思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报纸改出四开小报，每周出版三期。这个指示传到报社，全体哗然。总编辑常芝青解嘲地说，办小报是老区的传统，他主持的《晋绥日报》和它的前身《抗战报》都是小报，办好小报比大报还难。
关于“前进报”三个字请谁来书写，又颇费一番周折。一方面报纸要仓促改名，另一方面报头用字一直定不下来。先是请毛主席写，遭到拒绝。难题又转到周总理处，周总理也难于书写。直到临近创刊，报社每日电话请示，均无下文。那些日子，报社同志焦急万分，但也无可奈何。直至9月12日夜，李先念副总理给报社写来一个字条：“刚才到总理处，总理指示，按鲁迅字先出版。”
据此，《大公报》立即刊出“本报改名和改刊启事”：“本报根据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以及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建议，并经上级批准，决定9月15日改出《前进报》。”“原有的《大公报》订户，一律改送《前进报》。”于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就这样于1966年9月14日在中国内地被画上了句号。
《前进报》在狂潮中挣扎
1966年9月15日，《前进报》创刊。大公报人精雕细刻，编排出第一张四开小报。
在创刊后的第一版上，刊载了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右上角刊登了毛主席语录：“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毛主席像下，发表了“告读者”，说明《前进报》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中诞生的，是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四旧’立‘四新’大进军中的胜利产物”，其根本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及时、迅速、正确地把毛主席的指示，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广大财贸职工群众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财贸工作以及同财贸有密切联系的轻工业、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报纸为自己确定了“新思想、新报风、新风格”的办报方针：“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具有鲜明特色；短小精悍，文字简明，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
北京新闻界得知《前进报》的出版是“上峰”钦定的，纷纷猜测是“有来头”的。当时有个传言，说其他报纸也要陆续改为四开小报。因此在《前进报》创刊的这天下午，《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以及新华总社、《工人日报》等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均亲自登门致贺。唐平铸特地送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词，有的还送来锦幛和镜框等。报社群众则在大门口锣鼓声喧，鞭炮齐鸣，以示庆祝，一时热闹非凡。其后，《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还专门派人来了解大报改小报的经验。
新出版的《前进报》虽然是一张小报，又是周三刊，但“报格”并不低。此时常芝青已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每次唐平铸主持召开的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我都“恭逢其盛”。其时，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已被“砸烂”，唐平铸成了中央宣传口的主要负责人。
《前进报》创刊后，编辑人员战战兢兢地紧跟“文革”进程，大力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综观45期报纸，它的宣传报道并没有自己的特点，只是一味地紧跟再紧跟，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马首是瞻，一方面大量刊登毛主席的照片，大量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另一方面，自己发表社论，也是紧跟“文革”步伐，如《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学一辈子“老三篇”，改造一辈子世界观》、《把毛泽东思想学好宣传好》等。在此期间，更加突出地宣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从9月17日至11月12日，分别报道了毛泽东第三、四、五、六、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这类消息往往难于定稿，要从午夜一直等到次日中午。我和夜班同志(编、排、校、印)均不能按时下班，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头天下班不久，又到晚上上班时间了，真是苦不堪言。
《前进报》偶而也刊登一点自己采写的消息，如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强调促生产。曾发表过社论《突出政治，支援三秋》、《做人民的税务员》、《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紧收购农副产品》等等。只是篇幅很小，起不了什么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社内部形成了两大派，不断发生冲突。忽地有一天，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强行进驻报社，一群男男女女，风风火火地前来介入报社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使得报社终无宁日。报社一到四楼楼道贴满了大字报，各种斗争会、批判会不间断地进行，群众思想混乱，偌大的报社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其间，中央宣传口调《解放军报》副总编叶寒青到《前进报》任总编辑，想通过这位着军装的总编辑来稳住形势，可是红卫兵学生不理会这一套，照样任意而为，报社继续乱糟糟的。叶寒青工作了一段时间，感到回天无力，便自动退回《解放军报》。
1966年底，年关将届，因受当时“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的影响，编辑采访人员都已无心再把报纸办下去了。1966年12月21日，报社又给中央写报告，希望暂时停刊。报告说：“《前进报》社内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群众已把主要精力放在运动方面，维持正常编辑出版工作已有困难，容易发生事故。另外，由大报改小报，由日刊改隔日刊，一般说基层财贸职工赞成出小报，但不赞成隔日刊。在编辑工作中，由于版面小、刊期长，重要消息多，版面很不好安排，但在目前又无力出日刊。因此，我们意见，目前暂时休刊，集中精力搞好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然后，建立一个革命化的编辑部，在复刊时即出日刊。”这份报告很快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于是，《前进报》内定于1967年元旦暂时休刊。
我和夜班同志都表示，站好最后一班岗，坚持天天上夜班。我们的任务是编完1966年最后一天的报纸，同时宣布报纸休刊。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2月28日夜10时许，我们正在编辑12月29日的报纸，“八八战斗队”的学生们冲进编辑室，宣布封报。我和他们据理力争，毫无结果。想打电话给报社上级领导李先念副总理，学生把住电话，无法联系。29日凌晨，我们坚持把整张报纸编好，由我签发付印。可是学生们齐集在印刷机前，不准工人开动机器。这最后一张已经编排好的《前进报》终于被扼杀在“母腹”之中了。
宣判《前进报》“死刑”
12月29日，《前进报》没有出刊，报社大门口却堂而皇之地贴出了由所谓“《前进报》治丧委员会”发布的白纸大字“讣告”，历数《前进报》(《大公报》)的所谓“罪行”，宣布《前进报》“验明正身，寿终正寝”。“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队长潘锋，副主任委员有刘闯等多人。与此同时，又出了一份类似“海报”的东西，正面印有前进报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背面印有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撰写的《前进报》被判处死刑的《判决书》。
《告读者书》宣称：“《前进报》于1966年12月28日晚10时，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封闭了！封得对，封得好！我们前进报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坚决地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前进报》的前身《大公报》，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忠实地执行阎王殿的黑指示，大搞知识性和趣味性，恶毒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前进报》被判处死刑的《判决书》也气势汹汹地写道：“《前进报》于1966年12月28日晚10时被我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封闭了!所谓《前进报》，就是《大公报》，改头换面了的《大公报》!这家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报纸，从今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对把持《前进报》领导大权的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及其后台(按：指李先念副总理)的当头一棒，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沉重打击，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得的新的重大胜利!”《判决书》还列举了北京《大公报》的“六大罪状”：1.“经常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法，抬高刘少奇，贬低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2.“在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的运动中，不予宣传，甚至拒不刊登雷锋日记”；3.“在三年困难时期，鼓吹‘三和一少’，充当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的应声虫”；4.“精心炮制‘生意经’等许多毒草，宣扬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散布剥削阶级毒素，为修正主义传播种子，为资本主义制造温床”；5.“1965年11月，在毛主席指示下，上海市委在报上发表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吹响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大公报》预感到它的末日就要来临了，出于它的反动本能，它极力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公报》像黑暗动物害怕阳光一样，极端害怕真理，仇视革命，一直没有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其罕见的……《大公报》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手段，不是比前《北京日报》还恶毒吗?”；6.“《大公报》为了保住它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耍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改头换面，以《前进报》的面目出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大公报》改为《前进报》的‘改刊启事’中，竟只字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提毛泽东思想，表现了《大公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刻骨仇恨”。
《判决书》还特别列举了《前进报》的两大罪状：一是“1966年10月1日出版的《前进报》登载了欢呼我国三项核试验成功记录电影的消息，新华社电讯强调指出，我国三项核试验的成功是‘在党中央，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前进报》却把它删掉了”。二是“《前进报》摆了一副超然面孔，采取了所谓‘不介入’政策，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反映文化革命的情况，不报道红卫兵的动态，不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前进报》的所谓‘不介入’政策，实际上是自外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表明它站在资产阶级阵线之内”。
从以上对报社所列举的种种“罪状”可以看出，那时他们居高临下，不可一世，骇人听闻，大事鞭挞，执意要把报社置于死地。
全国解放后，《大公报》在内地曾有过两次改名：一次是天津《大公报》于1949年1月更名为《进步日报》，仅历时三年，天津报馆于1953年1月1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迁北京出版，又恢复了《大公报》原名。另一次就是“文革”时《大公报》被迫更名为《前进报》，仅历时103天，因受外力胁迫，不能按计划正常休刊，只落得个被封停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