倜傥有丈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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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李清照常以男性视角观照事物,选取一些在传统文学视域中极富男性化色彩的意象介入作品,其中还经常渗透着浓郁的深层爱国情怀。这就使得她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男性化色彩。而这种特征的出现和她的先天禀赋、后天教育环境以及时代心理机制与审美观念有关联。
  [关键词]李清照;作品;男性化色彩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2-0098-(04)
  
  论及李清照,学人多或以其为婉约派之魁首,探讨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敏感、柔婉、细腻的审美特质;或着眼于词学理论和实际创作,考察其在词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而或以多重视角观照其人其作,审视其在音乐、色彩、心理、情感等层面所昭显的艺术妙蕴,得出诸多别具匠心的结论。然细理易安作品,不难发现,其中还明显地存在着与传统女性作家迥异的特质。亦即,她常以男性视角观照事物,选取一些在传统文学视域中极富男性化色彩的物象、意象介入作品,使之成为表情达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还经常渗透着深层爱国情怀。这就使得她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极其浓郁的男性化色彩。李清照作品所显露出的这一特质曾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如明人陈宏绪曾云:“李易安诗余,脍炙千秋,当在《金荃》、《兰畹》之上。古文如《金石录后序》,自是大家举止,绝不作闺阁妮妮语”;清人李调元亦言:“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沈曾植更是明确指出:“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苏、辛,非秦、柳也”。这些观点皆看到了李清照作品中存在的那种迥异女性的特质,但却较少结合文本作具体细致的研究,亦缺乏对其产生原因的考察,其结论大多具有杂感散论性质。鉴于此,本文在立足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作为婉约正宗的李清照,其作品中存在鲜明的男性色彩。而这种“男性色彩”主要是通过其作品中选用的典型意象和渗透的强烈爱国情感体现出来的。
  
  一、意象层面的分析:酒与菊
  
  休·肯纳指出:“‘意象’是作家采用而且命名的东西,因为它在作品里出现将会释放和阐明意义”。在创作实践中,作家往往会依据自身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审美情趣的需要来选择特定的意象隐喻性地抒发情感。而他们所捕捉的客观物象或景象,其本身在特定的时代文学话语视域里往往带有固定的或被文学传统所赋予的深层蕴涵。如此一来,作品中的意象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作家的代言物,它往往会展露出与抒情主体思想、情感相契合的显著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李清照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酒”和“菊”,而“酒”和“菊”却是中国传统男性文学领域中的典型意象。李清照所选取的这些典型男性抒情意象与她崇尚自由的人格和男性士大夫般的志趣追求相契合,使得其内心的隐性感情借特殊的意象得以释放,亦让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昭显出浓郁的男性化色彩。
  
  (一)意象之一:酒
  “酒”是男性文学的典型意象。中国封建男权社会十分重视酒,举凡宴请、外交、祭祀等活动都离不开酒,而男性主宰的文学世界更是酒香氤氲。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诗经》就有30篇即占1/10的篇章提到酒。此后,不可计数的男性作家更是将酒深深地烙在文学身上:屈原“奠桂酒兮椒浆”(《东皇太一》),“援北斗兮酌桂浆”(《东君》);司马相如“当垆卖酒”,以鹉鹊裘易酒;扬雄载酒问字,以酒作求教奇文异字之酬;曹操“对酒当歌”,作“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之叹;南北朝以后,陶谢、鲍庚、李杜、韩柳、刘白、欧苏、陆辛、关郑马白以及明清小说、剧曲的杰出作家,人人饮酒,咏酒,写酒,多数还酒量超群。然而,几千年封建社会对“酒”采取双重标准,男性饮酒、论酒是自由的,是洒脱不羁的标识,而女性饮酒、论酒却要受到严格限制,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无礼”、“无德”之举。是故,极少有女性作家将“酒”大量记入诗作的。而李清照却是一个特例。她今存词43首,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到酒的就有28首之多,另外还有“琥珀”、“绿蚁”等酒的代称,“尊”、“玉樽”、“金樽”、“杯”、“盏”等酒器的名称。不仅如此,她的作品更是肆无忌惮地酒香四溢:“不怕风狂雨骤,恰才称,煮酒残花”(《转调满庭芳》);“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菩萨蛮》);“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如梦令》)。在李清照笔下,酒与她的诗词一样,随着她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而变化多姿。可以说,酒里有她的情感世界,有她的精神寄托。
  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就与酒结下了情缘。其作品中的酒成了表达少女浪漫欢愉情怀的媒介。如《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中美的环境与事物,使她产生美的心情,不禁要邀月“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似乎只有酒才能遣兴、尽兴。而其晚年追忆少女生活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也反映了她饮酒而醉,醉而忘归,归而迷航,迷航争渡的情景,整首词充溢着活泼、欢愉的情趣。
  少妇时期,由于和丈夫常天各一方,饱尝别离之痛,酒便化为倾诉思夫之苦的对象,“酒意诗情谁与共”。长亭边,古道旁,安下酒宴,把盏话别,“泪湿罗衣脂粉满,阳关四叠,唱到千千遍。”可该走的还是要走,“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李清照一次又一次尝到了愁加酒的滋味。从此以后便是剪不断的相思,浇不透的浓愁。白天,“薄雾浓云愁永昼”,酒成为消愁解闷的伴侣;夜晚,“那堪永夜,明月照空床。闻砧声捣,蚤声细,漏声长。”酒使她暂时忘掉分别的寂寞和孤独。而那首著名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亦是借酒消愁,怜花伤己,无限凄苦,见于言外。
  南渡后,赵明诚病死,边疆告急,国破家亡使她不得不颠沛流离、形影相吊。为驱逐无边的苦痛,消遣苦闷之岁月,缓解浓郁的乡愁,她更加沉醉于酒:“莫辞杯深琥珀浓”,“舍樽倒,拼了尽烛,不管黄昏”,“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然而,酒只能暂时性地麻醉她的心灵,却不会改变惨淡的现实。那首千古吟唱不衰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更是深切地表述出流离失所、老来无依的无边惨痛。饱经人生的凄凉风霜后,李清照已不再是当年欢愉无忧的闺中抒情少女,而此时的酒,也已沉淀了久经风霜的悲凉之意。
  “酒”本是典型的男性话语意象,而作为女性的李清照,其作品中却出现如此之多的“酒”,这绝非偶然现象,而是主体男性特质的集中体现。李清照爱酒在女子中少有,而其为人刚烈有“丈夫气”,更令许多须眉生出愧色。可以说,她身上的“丈夫气”使她敢于与酒为伴,把酒为文;同时,伴酒为生、为文也反过来激发、促进了李清照身上“丈夫气”的累积、生成。“酒”生发了易安的“丈夫气”,使其作品呈现出迥异女性的特质。
  
  (二)意象之二:菊
  花是女性文学中的典型意象。一般而言,女性文学中所涉及的多是桂花、牡丹、海棠、芍药等在审 美观念领域中具有“女性色彩”的花。李清照作品中也出现了荷花、海棠、桂花,这与其他女性作家无异。然而,其中却更频繁地出现一种男性色彩较为浓郁的花——菊花!并且,出现菊花时其内在蕴涵往往指向陶渊明!菊花意象经过陶渊明塑造后,在文学视域中包含隐逸的话语指向,具有浓重的男性色彩。李清照写菊花,其意旨指向陶渊明,是因她胸怀男性士大夫的凌云壮志,是为她心中男性特质宣泄而寻找的突破口。
  《醉花阴·重阳》词中,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觉得“有暗香盈袖”,不禁自比“黄花”,自怜自惜,发出喟叹:“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在理学昌盛的宋明时代,女性饮酒被看作是“无礼”而又“无理”的放纵之举。而作为大家闺秀的李清照却在词作中描绘出了这样的举动:在黄昏之时“把酒”、“观菊”,且是在“东篱”——一个与隐士高人有固定联系的地方。显然,这是她用代拟的手法借男性行为的描绘来显露个体情志。不仅如此,她还在《多丽》篇写道:“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香宜”,“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于《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云:“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这些作品大多贯穿着这样的联想走向:秋天-醉酒-东篱-菊花-陶渊明。而这是与传统女性作家的话语体系与思维方式迥异的,也从侧面说明李清照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其诗词创作联想具有男性士大夫的思维定势。更应该注意的是,李清照笔下的菊花甚至直接同典型的男性情感结合起来。如《声声慢》“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句,作者借“菊花”凋零哀叹个人命运,抒写国破家亡的深悲剧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中国文学中的菊花意象,一般蕴含着高洁不屈的政治品格和卓然独立的人格追求,其本身带有典型的男性色彩,而陶渊明又是古代传统男性文人的典范。李清照作品中出现如此之多的深层内蕴指向陶渊明的菊花意象,且其还直接同男性情感相结合,这是她男性特质的表现,也使得其作品沾染了浓郁的男性化色彩。
  
  二、意识角度之考察:爱国情怀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性肩负建功立业、安邦兴国之伟任,与之相应,爱国情怀也是男性文学中司空见惯的主题。而女性则因受礼教规范和“主内”角色定位的约束而固步闺房,足不出户,其作品大多只描写闺阁情致、风花雪月,间及个人的爱恨情仇,较少关涉到家国兴亡之情怀。而李清照的作品中却表露出与传统女性作家相异的精神特质,明晰地昭显出个体深沉执著的爱国情怀。
  李清照生活在充溢着爱国思想的官僚士大夫家庭里,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汲取着父辈慷慨激越的爱国热情。而且,她受过良好的正统教育,研习过经史百家,充分具备中国古代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道德情操。她在作品中还主动涉及政治、爱国主题,直接抒发个体深挚的爱国情怀。其《咏史》诗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把南宋之继北宋,比作东汉之继西汉,把张、刘伪政权比作王莽政权,歌颂嵇康至死不屈地反对司马氏篡权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含蓄地表达出个体深沉执著的爱国精神和嫉恶如仇、至死不渝的政治立场,“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而《题八咏楼诗》系绍兴八年易安寓居金华时所作,联系当时金兵不断进犯、南宋岌岌可危的时局,不难体味出其中包孕的主体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之情。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历史时期,最能体现人们的民族气节和高尚情操。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弱女性,在国家垂危之际,并没有沉溺于个人悲苦之中,而是关怀时局,渴盼收复大好河山。《打马赋》云:“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正是她希冀南宋军队渡过淮水收复中原故土的真实心理写照。甚至,当她想到南渡的中原子孙忘记光复大业麻木不仁之时,竟热血沸腾地表示要奋不顾身血洒沙场为收复失地而捐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在作品中还对南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明确表示了不满和猛烈地抨击:“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在国破家亡的现实社会中,李清照独自一人,孤苦伶仃,她强烈地痛恨无能的统治者,抨击昏暗之社会现实,赞扬伟大的民族英雄,追求有气节的人生。故而,她写下了振聋发聩的《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明察眼前这个官僚社会所蔓延的无能之气以及个人性格之泯灭,痛感要抗击敌国的侵略,就必须唤回英雄之魂。人,活要活得出类拔萃有声有色,死要死得壮烈英勇可歌可泣。李清照一声疾呼:“生当作人杰”,欲图给现实社会撒下一把英雄主义理想的火种,可惜未能遂愿。她孤苦伶仃地死去了,却留下了连男儿都不能及的英雄气概和火热爱国情怀。
  李清照对英雄的追求,对无能统治者的抨击无不表现出她的爱国热情。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沉重的命题曾经让许多男性都不敢承担或无力肩负,可李清照,一个国破家亡的孤苦女性,却用她那柔弱的肩膀勇敢地支撑起来了。如果她心中没有男儿那样强烈的爱国热情,没有男性化特质,她怎能担负得起这么沉重的命题呢?爱国主题的呈现,爱国情怀的释放,是李清照男性特质的集中表现,亦是其作品男性色彩的明证。
  缘何李清照作品中会出现此种男性化色彩?就个人而言,这一方面和她的先天禀赋有不可推托的关系,从她的《点绛唇》“蹴罢秋千”,《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诸篇不难看出,年少的她天生就有种男儿的洒脱、放达之情怀;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量书籍都是为男性而写的,她生活的李、赵家都是书香门第,博览群书使得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地沾染上了男性化色彩。就社会因素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男权社会,男性掌握话语权力,李清照的思想、学识积淀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当她的学识与才华使得其有资格与男权社会的文人唱和并请他们“指正”时,她的价值观、审美观更易受到男性的牵制,乃至同化。而且,正是因为她的作品“倜傥有丈夫气”,具有男性化的审美观和心理机制,才使得她能够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而她的受毁,也是由于她在创作时已有了男性情怀与男性视角,而一些人又以纯粹女性文学的标准来苛求她的原因所造成的。
  细读李清照作品,不难看出,无论是她所青睐的写作意象——酒和菊,还是她所抒发的激越的爱国情怀,都鲜明地表现出与其他传统女作家迥异的男性特质。或许正是她的才华横溢和迥异的男性特质,造就了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唯一能够与男人媲美的女词人的显赫地位。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清人沈谦曾言:“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
  
  [责任编辑:夏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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