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去世之后，刘仁静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最后一位代表。
　　与党渐行渐远
　　 在15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19岁。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苏共领导人托洛茨基。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学会了俄语。也就在这时，苏共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1929年6月，当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他见到了托洛茨基。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他们一起划船、散步。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1929年8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待了三年。后来，他的舅舅出钱，总算把他保出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这样，他便倒向了国民党和三青团。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已经离党走得很远了。
　　1949年后的刘仁静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这样，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忏悔自己的错误。
　　 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學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还参加土改。为发挥一技之长，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
　　   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刘仁静被捕，从1966年关押至1978年。最初关押在秦城监狱。这消息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就从秦城监狱获得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红卫兵会上门批斗他。于是，在别的监狱里找了间房子，让他单独住，可以看书、看报，每月可以进北京城一趟。进城时给他专门派车，由专人陪送。后来，还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看管果树。
　　   1978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76岁，垂垂老矣。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静的晚年。
　　   1979年12月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已84岁，身体还相当不错。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在1987年8月5日清晨降临。照例，那天5点钟，他持剑横穿马路，去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舞剑。一辆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说时迟，那时快，刘仁静一下子被撞倒了，生命终止在85岁。
　　 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开了追悼会，但会上没有悼词。《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去世刊发了简短的消息。刘仁静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他属局级干部，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摘自《红色的起点》 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