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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文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味论发展到了宋代，明显地不同于唐代，是将“淡”作为味论的审美理想广泛推崇。究其原因与庶族地主的崛起与平民文化的兴起，儒学朝理学方向发展的影响，宋代文人生活环境与心路历程，以及宋代文学形态和风格变化的要求密切相关。从中看到味论的延展性，也为考量味论融入当代文论体系提供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味论；淡味；宋代文化
若将中国封建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生命，那么宋代已是明显地人到中年，呈现出一种生命成熟期的风貌。腐败黑暗的社会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构成宋代社会的全貌。而作为中国文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味论发展到了宋代，也明显地不同于唐代的以浓厚、炫丽为美，而是将“淡”作为味论的审美理想广泛推崇。韩经太曾言：“中国古典诗歌的平淡美日作为审美理想而确立于成熟的理论自觉之中”是在宋代，
追求平和清淡之味的基础早在宋初就已奠定。例如在潘阆、魏野等人笔下，已出现一种倾向于淡逸宁静的趣味。而以“梅妻鹤子”著称的林逋的诗文乃至生活方式都得到宋代文人的倾慕，苏轼称赞林逋道：“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梅尧臣也赞叹道：“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也。”
但正式拉开宋人追求淡味之美帷幕的当推梅尧臣，他不仅在创作中追求平淡，更重要的是由此凝结成为理论形态，成为宋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尧臣自己对平淡美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其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又云：“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梅公所倡“淡”味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创作时须有不忧贫不叹穷的澹泊超然之心；二是追陶渊明之风，表达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梅尧臣对“淡”味推崇的意义不仅在于革除西昆体浮华雕琢之文风，更在于开启一种美学风尚，一种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因此《宋史》文苑称梅尧臣“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人所知”。
梅尧臣平淡之味的美学精神不但得到欧阳修的肯定，并在欧阳修诗文创作中得以发扬。梅尧臣与欧阳修本来就交谊甚笃，欧阳修著名的“诗穷而后工”理论也是出于《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幸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故欧阳修三遭贬逐，依然“志气自若”，因而后人评价欧阳修道：“虽平淡，其中却自有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之处。”
继梅尧臣、欧阳修之后，苏轼和黄庭坚将平淡之味的探索推进到高度自觉的阶段，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宋代以“淡”为美诗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侧重于从审美情感上把握“淡”味的韵味和风神。在《评韩柳诗》中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又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他对淡昧的推崇较之梅尧臣更为明确地与陶渊明联系在一起，同时适当吸收了与陶渊明相近的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风格因素，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云：“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裱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在苏轼看来，“简古”、“枯淡”是“至味”所在。
黄庭坚侧重于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把握平淡之味，把“淡”味的得来视为含纳“大巧”而又纯熟无迹的艺术至境。他所属意的是艺术上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老至之境。他曾说：“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与苏轼相比，黄庭坚的“淡”味诗论主要侧重于把握艺术创作中自由与法则之间的辩证关系。
朱熹的淡而有味论正是北宋以来平淡论诗的延续。他在《跋刘叔通诗卷》中说：“叔通之诗不为雕刻纂组之工，而其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北宋梅尧臣、苏轼等的平淡之味论针对西昆诗派之华词丽藻，对仗工整却又空虚无物的诗歌创作而言，那么，朱熹所论则主要针对当时苏轼、黄庭坚之日趋新巧、猎奇求异之现状而发。当时诗人巩丰以为“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朱熹则辩之云：“夫古人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他倡言平淡之昧，旨在具古人之高风远韵，认为他们的作品乍看似平淡无奇，但淡中有味，所以其味无穷。朱熹则是以理学家的眼光来看“淡”味，提出“淡”味的相对性观念，强调创造“淡”味的艺术境界应与浅俗、平庸、淡薄相区别，这也是对味论发展的一大贡献。
在宋代还有很多诗人、学者对平淡之味进行研究和实践，可见“淡”味作为宋代最高诗美理想不只成就于少数诗人的天才发现和创造之中，而且有着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创作实践基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挖掘，必然能更深入理解平淡之美的精神实质，也对味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有更明确把握。
纵观宋代文化，诗味论逐渐向淡而有味转向。
一、庶族地主的崛起与平民文化的兴起
宋代的统一并不像汉唐是在经过大规模农民暴动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是靠陈桥驿事变和“杯酒释兵权”的权术起家的，宋王朝并未真正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痼疾，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延续或部分发展了唐代既有的政治经济成果，加上其封建专制机构的老化和运转、指挥不灵，其社会特征已是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下坡路的后期时代。宋代的文化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相适应的。从总体上看，宋代文化的繁荣，并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所必由派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封建后期的社会结构变化(庶族地主阶层占主导统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变化，以及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所致。
宋代礼制确定了“皇帝和宗室一品官一庶人”三等级模式，其实这三个层次的成员之间又有交叉和转换，特别是品官与庶人之间的转换机会更为普遍，加上宋统治者重视选拔寒士，为庶人加人品官阶层敞开了大门。由于庶民人数大大超过皇室和品官，社会政治地位又日益提高，所以宋代文化逐渐呈现平民文化兴盛的走向。士子们一旦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重压下腾跃而出，便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迸发出各种文化艺术创造的才华。这些才华和能量的总和，便促成了两宋文化的高度繁荣。
由于众多文人出身庶族，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与平民之间有天然的亲和力，加上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需要，使宋代文化有明显的平民特色，其主要特征表现在：藐视理法，轻贱皇权，享乐玩事，关注现实人生，以日常生活所需为追求目标，热衷个体意识之实现；行为上显露出思想解放的冲动、发展个性的要求和自我表现的欲望。平民文化的兴起，一方面造成士大夫品官阶层主体性人格的觉醒，个体 意识的强化以及对平民文化的认同及趋归；另一方面又带来社会伦理规范的耗散、人欲横流及世风衰颓的负面效应。
在此社会背景下，对“淡”味的追求，体现了庶族文人认同社会的方式，不求出身豪门，但求平凡生活中小有情趣。即使生活枯槁俭素，也要平淡有味。同时也是有识之士对物欲横流市民社会改造的一种诉求，作为对享乐性文化气候的反叛，渴望民众重归陶渊明笔下不为外界所诱，怡然自得的平淡生活。
二、宋代儒学——理学发展的影响
宋代庆历之际，以经世致用为其旨归的儒学全面复兴，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逐渐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风尚。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卓越精神，更是激励和感染了一代士风。《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有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庆历革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儒学贴近了政治生活。
庆历以来，儒学出现诸多学术派别，其代表有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司马光的朔学和二程的洛学。熙丰新法之际，儒学政治党派性逾加明显。各家强调自家“政治正确”造成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两党之争，使卷入政治的文人士大夫日益恐慌，并试图从政治中摆脱出来，转而追求“独善其身”。宋代儒学偏背离了当初追求事功的目标，而走向性理一路。于是援佛入儒和援道入儒，使宋代儒学进入形而土的层面，佛道思想正好也适应了在现实政治挤压下文人们追求性理的心理需要。熙宁、元丰两大文豪王安石和苏轼的创作就是很好的例子。熙宁、元丰文学的前半段时期，王、苏二人大多以当世之志为创作主题，表达自己的宏远抱负。后王安石退居金陵，苏轼遭贬，二人创作由关注政事转向山林樵夫，王安石由豪健恣肆趋于闲淡，苏轼也由豪放转向淡薄。
批判并吸收佛老思想使儒学转换成为一种新的形式，那就是宋代理学。北宋的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二程和张载则是理学的奠基人，南宋是理学的鼎盛时期，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兴起之初，本是和统治者相对独立的，当其体系中所含的反暴君、奸臣、小人等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与统治者发生矛盾，以致出现“庆元党禁”。后期才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御用哲学。但启发人的心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以复兴儒学本质为己任，以重建人文自觉为宗旨，是宋代理学的真正内核。理学对人的要求是把外在的道德、义理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诉求，再以自己的感受、体验的形式发溢出来。为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以及中庸思想相适应，“淡”味追求自然而然在士人中得以风行。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在中国有巨大的影响，儒学的转向必然带来文学思潮的转向。宋代儒学从经世致用的位置上滑落，必定对文人心态有很大的震荡，当文人上达之路走不通时，他们只得退回内心，寻求解脱之道。而对“淡”味的追求恰恰是放下得失之心，归于平淡，因而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
三、宋代文人生活环境与心路历程
宋代文人能受儒释道思想的浸染而超然淡薄，文风日趋淡雅，这不仅与文艺思想日益成熟而追求高境有关，也与文人的生活境遇与内在个性相关。
宋代文人出身寒微者居多，据《宋史》记载，品官中非官僚出身的占官员总数一半以上，而且遭迁谪者更为普遍。家世寒微与处穷受挫，使他们生活简朴，不好奢华，易对“淡”味发生兴趣。史书所载，王禹偁“世家为农”，范仲淹“二岁而孤”，梅尧臣家贫如洗，其悼念亡妻的《怀悲》诗云：“自尔归我家，未尝厌贫窭。夜缝每至子，朝饭辄过午。十日九食齑，一日倘有脯。东西十八年，相与同甘苦。”可贵的是文人能在贫苦的生活中淡然处之，心怀坦荡，需要儒家的温厚平和与道家超然淡泊的思想为精神支柱，对“淡”味的推崇与此一脉相承。
遭遇贬谪的更需要淡然释怀。《宋史》记载的迁谪者不计其数。范仲淹三黜三起，欧阳修谪守扬州，王安石退居金陵，黄庭坚坎壈终生，词人秦观贬谪湘南作《踏沙行·郴州旅舍》，“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更为人所熟知的是苏轼三遭贬谪，他文学创作的两次高峰都是在仕途失意、生活环境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形成的。苏轼将禅宗的“空”、“静”用于诗人的观物，所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以空灵明觉之心洞悉事物的变化，佛家的禅悟与道家返归自然的逍遥、齐物之旨相结合，不仅能使士人在仕途失意时得到解脱，也契合文人作家在创作中追求个性发挥和精神自由的生命格调。“淡”恰恰象征了对世俗繁缛的摒弃，转向内心的澄静，是诗人从贬谪的孤苦中超脱的必由之境。
处穷受挫的生活境遇使宋代士人心态变得向内收敛，普遍存在着加强自我抑制的要求，这也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自我抑制必然导致审美趣味的阴柔内敛，它在社会潜意识的领域里，造成了一种时代性的忧郁症和迟暮感。这种内向型、自守型的文化心态，塑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脆弱伤感性格。因而宋代文人丧失了唐人张扬的个性，转而投向佛老的归隐之趣，淡雅之风由此形成。
四、宋代文学形态和风格变化的要求
从唐到宋，是一个诗歌嬗变的过程，这种嬗变过程的根基在于不同时代的文化心理。唐宋诗之别，以钱钟书先生所言最为中肯：“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美在气骨，故瘦劲。清人吴之振评宋诗有八字最为精当：“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宋诗的枯淡之美来自剥落客观物象，更多的主体省思，是一种对生活的超离感。并且宋诗在形式上，表现出对唐诗的反驳。以严谨巧密的律诗体为主，而帅性自然的绝句体则渐渐处于下风，孕育了追求平淡之风的“邵康节体”。
宋文是承袭五代文风，同时复古之风再起、古文重返文坛之时，在骈散交锋中酝酿而出。古文运动的宗旨是抵制浮糜娇柔的不良文风。当时欧阳修主盟文坛，首开平易流畅的一代文风，三苏、曾、王并驾齐驱，尤其是苏轼更将其发展到姿态横生、挥洒自如的境界，以欧、苏为首的北宋大家奠定了宋文的优良传统。虽在南宋文坛也出颓波逆流，但这一别派支流始终未成气候，宋文平易流畅的基本风格历元、明、清三代传演不衰。
宋词作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因其源于“曲子词”，多为酒筵歌席上娱情遣兴之作，最初被视为“小道”、“艳科”，不得与诗文并列。后来发展为豪放和婉约两派，但纵观词史还以婉约为主流，故李清照《词论》云：“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婉丽柔美为词坛传统，淡雅之风故为宋词鲜明特色之一。
宋诗的劲瘦，宋文的闲适，宋词的婉约，这些文体的发展和风格的变化，使得作为文学创作理论总、结的诗论、文论、词论都一同关注到了对“淡”味追求的文学倾向，并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到文论史中，作为理论范畴的“味”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与“淡”相结合。
在宋代，“味”被广泛运用在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剧话与小说评点中，如《全宋词》中“味”字出现过501次。其运用的普遍性，使之终于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核心范畴。而重“平淡”与“含蓄”又是宋代味论的一大特色，这与当时社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看到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延展性，它并非一成不变，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转化自身内涵。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看古文论范畴，会对其内涵有更深层次的领会，也为考量其如何融入当代文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味论；淡味；宋代文化
若将中国封建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生命，那么宋代已是明显地人到中年，呈现出一种生命成熟期的风貌。腐败黑暗的社会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构成宋代社会的全貌。而作为中国文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味论发展到了宋代，也明显地不同于唐代的以浓厚、炫丽为美，而是将“淡”作为味论的审美理想广泛推崇。韩经太曾言：“中国古典诗歌的平淡美日作为审美理想而确立于成熟的理论自觉之中”是在宋代，
追求平和清淡之味的基础早在宋初就已奠定。例如在潘阆、魏野等人笔下，已出现一种倾向于淡逸宁静的趣味。而以“梅妻鹤子”著称的林逋的诗文乃至生活方式都得到宋代文人的倾慕，苏轼称赞林逋道：“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梅尧臣也赞叹道：“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也。”
但正式拉开宋人追求淡味之美帷幕的当推梅尧臣，他不仅在创作中追求平淡，更重要的是由此凝结成为理论形态，成为宋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尧臣自己对平淡美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其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又云：“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梅公所倡“淡”味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创作时须有不忧贫不叹穷的澹泊超然之心；二是追陶渊明之风，表达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梅尧臣对“淡”味推崇的意义不仅在于革除西昆体浮华雕琢之文风，更在于开启一种美学风尚，一种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因此《宋史》文苑称梅尧臣“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人所知”。
梅尧臣平淡之味的美学精神不但得到欧阳修的肯定，并在欧阳修诗文创作中得以发扬。梅尧臣与欧阳修本来就交谊甚笃，欧阳修著名的“诗穷而后工”理论也是出于《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幸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故欧阳修三遭贬逐，依然“志气自若”，因而后人评价欧阳修道：“虽平淡，其中却自有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之处。”
继梅尧臣、欧阳修之后，苏轼和黄庭坚将平淡之味的探索推进到高度自觉的阶段，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宋代以“淡”为美诗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侧重于从审美情感上把握“淡”味的韵味和风神。在《评韩柳诗》中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又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他对淡昧的推崇较之梅尧臣更为明确地与陶渊明联系在一起，同时适当吸收了与陶渊明相近的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风格因素，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云：“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裱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在苏轼看来，“简古”、“枯淡”是“至味”所在。
黄庭坚侧重于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把握平淡之味，把“淡”味的得来视为含纳“大巧”而又纯熟无迹的艺术至境。他所属意的是艺术上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老至之境。他曾说：“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与苏轼相比，黄庭坚的“淡”味诗论主要侧重于把握艺术创作中自由与法则之间的辩证关系。
朱熹的淡而有味论正是北宋以来平淡论诗的延续。他在《跋刘叔通诗卷》中说：“叔通之诗不为雕刻纂组之工，而其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北宋梅尧臣、苏轼等的平淡之味论针对西昆诗派之华词丽藻，对仗工整却又空虚无物的诗歌创作而言，那么，朱熹所论则主要针对当时苏轼、黄庭坚之日趋新巧、猎奇求异之现状而发。当时诗人巩丰以为“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朱熹则辩之云：“夫古人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他倡言平淡之昧，旨在具古人之高风远韵，认为他们的作品乍看似平淡无奇，但淡中有味，所以其味无穷。朱熹则是以理学家的眼光来看“淡”味，提出“淡”味的相对性观念，强调创造“淡”味的艺术境界应与浅俗、平庸、淡薄相区别，这也是对味论发展的一大贡献。
在宋代还有很多诗人、学者对平淡之味进行研究和实践，可见“淡”味作为宋代最高诗美理想不只成就于少数诗人的天才发现和创造之中，而且有着普遍的社会心理和创作实践基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挖掘，必然能更深入理解平淡之美的精神实质，也对味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有更明确把握。
纵观宋代文化，诗味论逐渐向淡而有味转向。
一、庶族地主的崛起与平民文化的兴起
宋代的统一并不像汉唐是在经过大规模农民暴动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是靠陈桥驿事变和“杯酒释兵权”的权术起家的，宋王朝并未真正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痼疾，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延续或部分发展了唐代既有的政治经济成果，加上其封建专制机构的老化和运转、指挥不灵，其社会特征已是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下坡路的后期时代。宋代的文化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相适应的。从总体上看，宋代文化的繁荣，并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所必由派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封建后期的社会结构变化(庶族地主阶层占主导统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变化，以及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所致。
宋代礼制确定了“皇帝和宗室一品官一庶人”三等级模式，其实这三个层次的成员之间又有交叉和转换，特别是品官与庶人之间的转换机会更为普遍，加上宋统治者重视选拔寒士，为庶人加人品官阶层敞开了大门。由于庶民人数大大超过皇室和品官，社会政治地位又日益提高，所以宋代文化逐渐呈现平民文化兴盛的走向。士子们一旦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重压下腾跃而出，便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迸发出各种文化艺术创造的才华。这些才华和能量的总和，便促成了两宋文化的高度繁荣。
由于众多文人出身庶族，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与平民之间有天然的亲和力，加上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需要，使宋代文化有明显的平民特色，其主要特征表现在：藐视理法，轻贱皇权，享乐玩事，关注现实人生，以日常生活所需为追求目标，热衷个体意识之实现；行为上显露出思想解放的冲动、发展个性的要求和自我表现的欲望。平民文化的兴起，一方面造成士大夫品官阶层主体性人格的觉醒，个体 意识的强化以及对平民文化的认同及趋归；另一方面又带来社会伦理规范的耗散、人欲横流及世风衰颓的负面效应。
在此社会背景下，对“淡”味的追求，体现了庶族文人认同社会的方式，不求出身豪门，但求平凡生活中小有情趣。即使生活枯槁俭素，也要平淡有味。同时也是有识之士对物欲横流市民社会改造的一种诉求，作为对享乐性文化气候的反叛，渴望民众重归陶渊明笔下不为外界所诱，怡然自得的平淡生活。
二、宋代儒学——理学发展的影响
宋代庆历之际，以经世致用为其旨归的儒学全面复兴，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逐渐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风尚。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卓越精神，更是激励和感染了一代士风。《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有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庆历革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儒学贴近了政治生活。
庆历以来，儒学出现诸多学术派别，其代表有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司马光的朔学和二程的洛学。熙丰新法之际，儒学政治党派性逾加明显。各家强调自家“政治正确”造成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两党之争，使卷入政治的文人士大夫日益恐慌，并试图从政治中摆脱出来，转而追求“独善其身”。宋代儒学偏背离了当初追求事功的目标，而走向性理一路。于是援佛入儒和援道入儒，使宋代儒学进入形而土的层面，佛道思想正好也适应了在现实政治挤压下文人们追求性理的心理需要。熙宁、元丰两大文豪王安石和苏轼的创作就是很好的例子。熙宁、元丰文学的前半段时期，王、苏二人大多以当世之志为创作主题，表达自己的宏远抱负。后王安石退居金陵，苏轼遭贬，二人创作由关注政事转向山林樵夫，王安石由豪健恣肆趋于闲淡，苏轼也由豪放转向淡薄。
批判并吸收佛老思想使儒学转换成为一种新的形式，那就是宋代理学。北宋的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二程和张载则是理学的奠基人，南宋是理学的鼎盛时期，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兴起之初，本是和统治者相对独立的，当其体系中所含的反暴君、奸臣、小人等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与统治者发生矛盾，以致出现“庆元党禁”。后期才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御用哲学。但启发人的心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以复兴儒学本质为己任，以重建人文自觉为宗旨，是宋代理学的真正内核。理学对人的要求是把外在的道德、义理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诉求，再以自己的感受、体验的形式发溢出来。为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以及中庸思想相适应，“淡”味追求自然而然在士人中得以风行。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在中国有巨大的影响，儒学的转向必然带来文学思潮的转向。宋代儒学从经世致用的位置上滑落，必定对文人心态有很大的震荡，当文人上达之路走不通时，他们只得退回内心，寻求解脱之道。而对“淡”味的追求恰恰是放下得失之心，归于平淡，因而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
三、宋代文人生活环境与心路历程
宋代文人能受儒释道思想的浸染而超然淡薄，文风日趋淡雅，这不仅与文艺思想日益成熟而追求高境有关，也与文人的生活境遇与内在个性相关。
宋代文人出身寒微者居多，据《宋史》记载，品官中非官僚出身的占官员总数一半以上，而且遭迁谪者更为普遍。家世寒微与处穷受挫，使他们生活简朴，不好奢华，易对“淡”味发生兴趣。史书所载，王禹偁“世家为农”，范仲淹“二岁而孤”，梅尧臣家贫如洗，其悼念亡妻的《怀悲》诗云：“自尔归我家，未尝厌贫窭。夜缝每至子，朝饭辄过午。十日九食齑，一日倘有脯。东西十八年，相与同甘苦。”可贵的是文人能在贫苦的生活中淡然处之，心怀坦荡，需要儒家的温厚平和与道家超然淡泊的思想为精神支柱，对“淡”味的推崇与此一脉相承。
遭遇贬谪的更需要淡然释怀。《宋史》记载的迁谪者不计其数。范仲淹三黜三起，欧阳修谪守扬州，王安石退居金陵，黄庭坚坎壈终生，词人秦观贬谪湘南作《踏沙行·郴州旅舍》，“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更为人所熟知的是苏轼三遭贬谪，他文学创作的两次高峰都是在仕途失意、生活环境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形成的。苏轼将禅宗的“空”、“静”用于诗人的观物，所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以空灵明觉之心洞悉事物的变化，佛家的禅悟与道家返归自然的逍遥、齐物之旨相结合，不仅能使士人在仕途失意时得到解脱，也契合文人作家在创作中追求个性发挥和精神自由的生命格调。“淡”恰恰象征了对世俗繁缛的摒弃，转向内心的澄静，是诗人从贬谪的孤苦中超脱的必由之境。
处穷受挫的生活境遇使宋代士人心态变得向内收敛，普遍存在着加强自我抑制的要求，这也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自我抑制必然导致审美趣味的阴柔内敛，它在社会潜意识的领域里，造成了一种时代性的忧郁症和迟暮感。这种内向型、自守型的文化心态，塑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脆弱伤感性格。因而宋代文人丧失了唐人张扬的个性，转而投向佛老的归隐之趣，淡雅之风由此形成。
四、宋代文学形态和风格变化的要求
从唐到宋，是一个诗歌嬗变的过程，这种嬗变过程的根基在于不同时代的文化心理。唐宋诗之别，以钱钟书先生所言最为中肯：“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美在气骨，故瘦劲。清人吴之振评宋诗有八字最为精当：“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宋诗的枯淡之美来自剥落客观物象，更多的主体省思，是一种对生活的超离感。并且宋诗在形式上，表现出对唐诗的反驳。以严谨巧密的律诗体为主，而帅性自然的绝句体则渐渐处于下风，孕育了追求平淡之风的“邵康节体”。
宋文是承袭五代文风，同时复古之风再起、古文重返文坛之时，在骈散交锋中酝酿而出。古文运动的宗旨是抵制浮糜娇柔的不良文风。当时欧阳修主盟文坛，首开平易流畅的一代文风，三苏、曾、王并驾齐驱，尤其是苏轼更将其发展到姿态横生、挥洒自如的境界，以欧、苏为首的北宋大家奠定了宋文的优良传统。虽在南宋文坛也出颓波逆流，但这一别派支流始终未成气候，宋文平易流畅的基本风格历元、明、清三代传演不衰。
宋词作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因其源于“曲子词”，多为酒筵歌席上娱情遣兴之作，最初被视为“小道”、“艳科”，不得与诗文并列。后来发展为豪放和婉约两派，但纵观词史还以婉约为主流，故李清照《词论》云：“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婉丽柔美为词坛传统，淡雅之风故为宋词鲜明特色之一。
宋诗的劲瘦，宋文的闲适，宋词的婉约，这些文体的发展和风格的变化，使得作为文学创作理论总、结的诗论、文论、词论都一同关注到了对“淡”味追求的文学倾向，并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到文论史中，作为理论范畴的“味”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与“淡”相结合。
在宋代，“味”被广泛运用在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剧话与小说评点中，如《全宋词》中“味”字出现过501次。其运用的普遍性，使之终于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核心范畴。而重“平淡”与“含蓄”又是宋代味论的一大特色，这与当时社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看到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延展性，它并非一成不变，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转化自身内涵。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看古文论范畴，会对其内涵有更深层次的领会，也为考量其如何融入当代文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