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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成果丰富，其共同特征在于将晚清小说研究纳入现代性的范畴重新加以梳理和讨论，切入点多，视角丰富，从不同方面揭示出中国近代小说中的丰富的文化内蕴，并且最终都指向了小说所投射的中国近代社会现代性的生成问题，这一特征在王德威、韩南、叶凯蒂、司马懿、胡缨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关键词：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现代性
作者简介：方頠玮，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4-0132-08
英语世界的晚清小说研究成果颇丰，专门研究晚清小说的专著和合集有20多部，相关论文则更多。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将晚清小说纳入现代性的范畴重新加以梳理和讨论，其切入点很多，视角相当丰富，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出中国近代小说中丰富的文化内蕴，并且最终都指向小说所投射的中国近代社会现代性的生成问题。以下将以学者王德威、韩南、叶凯蒂、胡缨、司马懿等人的著作为论述个案，深入探究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现代性视野及其意义。
当前英语国家的汉学界十分热衷于晚清小说的研究，这种热潮始终围绕晚清小说的现代性问题而展开。比如，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以下简称“王著”）就是一部全面探究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著作，堪称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代表。王德威充分肯定了晚清小说家的艺术创造力，以及他们为晚清小说的繁荣所做的贡献，在他看来晚清小说家兼具文人与商人双重性，正是这种特殊身份，导致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一种扭曲的、时断时续的“吊诡”关系，王德威说：“我们也找不到另一个像晚清一样的时代，作家会投入如此充满吊诡的论述中。”[1]（P20）这里所谓的“吊诡”是指晚清小说家们既想以文谋生又想以文载道：“许多文人以小说写作为其生平志业，但是他们又是最不敬业的作家。他们将作品匆匆付梓，也常常半途而废;他们汲汲营求所谓时代性的议题，却只凸显出自己根深蒂固的狭隘;他们造假、剽窃、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号称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探求写实的资料，但是却将之表现成千篇一律的偏见与欲求;他们信誓旦旦要揭露、打击社会的不平与乱象，但成果却是渲染、夸张那些不平与乱象。”[1]（P20-21）因此从创作动机来看，晚清小说家显得既功利又随意，他们的作品因为思想浅薄，在国内学术界一直不受待见，但他们又有意无意地折射晚清社会的种种窘境。王著看到了晚清小说家们兀自发展的“现代”视野，从现代性视角对晚清小说进行价值归位，并有意规避了以阿英、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视角，重点挖掘晚清小说文本中一直蕴含着的、已初露端倪但却被压抑着未能发展壮大、代表着各种边缘声音的现代性意识，这是对五四以来过于单一的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的纠正、丰富与充实。另外，王著还从小说叙事功能出发，强调小说与历史之间的虚实互动关系，进而将晚清小说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救了出来。在王氏看来，小说并非革命或政治理念的附庸，小说其实体现的是作家本身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本真生活，是作家将自身的创作活动、主体意识以及和社会历史相连的政治意识形态相交错的生活轨迹，小说不能叙史，更承载不起规训世人、警世后人的社会伦理功用，它只能凭借自身单薄的力量，象征性地虚构社会性功用，被单纯地赋予创作者的本真欲望，承载其驰骋的文学想象。[2]（P1-2）
王著有意突出晚清小说的叙事向度与流变，专注于“传统小说史未及探勘的脉络，或细究经典作家作品较幽微的层面”[2]（P2），以此凸显晚清一代文人与未来对话的野心。该著依旧将晚清小说划分为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等类别，但切入的视角却独具匠心：狎邪与政治联系了起来，科幻与历史息息相关，并涉及欲望、性别、意识形态、文化生产等众多因素，视角繁多但却都意味深长。例如在涉及政治历史层面时，王氏并不单纯地表达政治意识形态，而聚焦于小说与历史、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女性视角切入时，注重女性小说家与女性角色的流变。另外该著靠后部分，还将晚清小说与20世纪末的小说进行了对读，声明“意在发掘更多的线索与痕迹，以期重新辨识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将晚清小说与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小说比对，因此具有一个寓言向度”[1]（P364）。所谓的“寓言向度”王氏又在别的地方给出解释：“时移事往，在二十世纪末回顾狭邪小说，我们倒可在颓废的章节中，体会到一代文人对待情欲的种种态度，并由其间细思文化、政治动机。”[2]（P388）显然，该“向度”颇具“现代意识”，包容了所有创作背后各种潜在的欲望与动机，而这些欲望与动机是构成文学现代性的最根本因素。在小说的生成过程中，从叙事层面看，由于存在着欲望和动机，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其实也是叙事修辞与个人主体意识的互动，文本被小说作者赋予了自身的修辞意图，文字的宣泄突出了作者最直接的人事感观，无一不传递着小说的“能动”信息。
王著的突出贡献在于对晚清小说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的发掘与阐释，它不仅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成功地嫁接在一起，重新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联系，而且还从文学与历史、社会、人性以及政治等多个角度重新评估晚清小说的价值与意义，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却更贴近“现代性”事实的晚清小说。
如果说王德威的晚清小说研究着重发掘其中的多种话语，从欲望、动机、性别等多个层面赋予其现代性的内涵，那么年轻学者胡缨则着重从性别角度建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胡缨主要是以翻译作为依托，并将翻译看作传递女性现代意义的有力载体。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以下简称“胡著”）将目光投诸晚清民初“新女性”形象的建构上，探究中国“新女性”形象在中西各种语境交缠混合下所呈现的形态，这样，翻译自然成为一种研究视角。胡缨突出“性别”二字， 从性别角度认真探寻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胡缨认为，对“性别化的现代中国身份认同的探询，必须考虑到这一有关中国历史的新的看法”[3]（P8）。因此，她主要将研究时段定位于晚清的最后十年到五四初期，这是一个临界时期，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以及很大的变异性，是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现代性背景。 胡缨对晚清时期的现代性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根据梁启超于1897年发表的《记江西康女士》一文指出：“梁启超感兴趣的，并不是某一个体，而是中国女性之全体，同时，他也在暗指潜在的全体中国公民。”“出于对文化本质主义的反对，梁启超并不只是想以标准的美国现代女性简单地取代中国传统女性。事实上，这种对比是受政治动机驱动的。”“对于梁启超而言，新女性则是现代中国新公民的转喻性象征。因此，对于女性形象的这一塑造，是与构建文化、种族以及国家身份的焦虑、也即所谓现代性焦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P4-5）胡缨认为，梁启超等人所提及的现代性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晚清这个特定的时期对传统与现代性意义的想象，这种想象简单地将现代性与传统性相对立，并赋予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受政治动机驱动，因此，这种现代性想象不具备完整的内涵，而仅仅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功用，包括对“新女性”的认定，也是以传统女性为参照，才会有了“新女性”的出现。但是，胡缨的“新女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新女性”，她认为“逐渐浮现的新女性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西方舶来品”，“也不能全然接受梁启超的说法，认为现代女性截然对立于‘传统女性’”。[3]（P8）胡缨更多地从“性别”角度出发，意欲通过晚清时期的性别认同来发掘和呈现晚清现代性的深层含义，她指出：“要了解中国现代女性，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是她‘自己’，还有她那些重要的‘他者’，无论他们是本土的，还是国外的;是男性，还是女性。”[3]（P8）由于新女性的形成需要多重越界，这些越界包括民族、文化、性别、语言、文本、文类、语词、身份、道德规范等层面[3]（P2），通常需要包括中西在内的各种话语、各种文化交缠、冲突、融合、互通才能实现。因此，胡缨以翻译为依托，呈现了多种话语相互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及对现代身份认同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该著中的“翻译”被赋予了晚清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承接了社会转型、历史政治目的等各种现代意蕴。
胡著中的“女性”是一种转喻符号，是一种“超定义的符号”[3]（P5），它围绕着女性形象建构，带着对晚清小说中现代意义的探究。由此，女性形象建构具有了巨大的内涵，不仅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新女性，而且是对清末民初这个急速变化的时期的女性一种自我身份的定位，这种定位不仅类似于小说中与政治相关的现代女性形象的建构，更多的是通过“女性”这个符号来实现自我身份的现代认同。因而，“新女性”在任何时候都隐含其倡导者的现代主体意识。胡著首先引用了保守派大臣刘锡鸿的旅英日记，通过日记呈现的内容，胡缨指出，晚清朝廷保守派大臣出使英国，通过对英国“女性地位”的设置，有意夸大中外差异，“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加药添弹”[3]（P3），而同时代的梁启超也认为“‘国力’与‘女学’相关”，“借助于女性形象作为其‘新民’这一民族主义计划的激发器”，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来推动自己的政治理想。[3]（P8）由此可见，新女性形象的呈现不仅是简单的“形象”问题，还具有女性形象呈现背后的一系列类似于政治革新、殖民文化等丰富意义，所谓的“新”其实是通过一种具有现代主体自主意识的身份建构，来达到主体所想实现的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现代理想。基于这一出发点，胡著敏锐地捕捉到了晚清小说以及晚清文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例如，胡著在以《孽海花》中傅彩云为研究对象时提出，“中国现代女性形象与假定的‘传统女性’带有同样的修辞色彩，是在一个复杂而急速变化的文化、政治环境中被建构出来的”[3]（P11）。在胡缨看来，传统女性并不简单与现代新女性相对立，新女性其实是所谓的传统女性（现代早期的女性）在那个复杂的社会情境中通过不断修炼、斗争为自己创造了较大的提升空间，进而提升为现代新女性。傅彩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虽被定位于传统意义上的妓女兼小妾的角色，但她跟着外交官丈夫有着广泛游历、跨越边界的经历，替丈夫解决了外文不通的困窘，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出轨，这些都使她和所谓的传统女性大不相同，甚至使她的身上多出了几分五四新女性的品性来，另外，傅彩云身上还有西方“茶花女”的影子。[3]（P12）总之，胡著认为，傅彩云不属于传统女性，也不是完全现代的新女性，她身上的“过渡”色彩十分明显，这一形象的生成，带着某些历史轨迹，但其本身又完全超越了这些历史性，有关其形象的建构所涉及的寓言和故事，“成为了一个媒介”，被赋予了传统性的同时也“被用来探究即将到来的现代性”。[3]（P12）傅彩云形象的复杂性在于一个本该属于传统女性的角色经历一次次的蜕变后，以各种变体形式演绎女性现代性传奇，其背后是创作者曾朴想要控制又完全控制不了的现代主体意识，不幸的是当时的社会还不能为傅彩云们提供一个全方位的现代性舞台，最终她们仅成为一种媒介，被用来探究即将到来的现代性。
胡缨对晚清小说中诸多女性形象的分析与定位，都围绕着现代性的生成而展开，其中寄予了包括晚清小说家在内的晚清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想象。首先“女性”是个超定义的符号，本身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与变异性;其次，所谓的中国新女性生成于“新兴”和“特殊”两种力量混合的时代，本土的传统女性不可或缺，而舶来女性也不能简单地被认为中国新女性的模板，事实上，她们只是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有助于传统女性的升级与转变;再有，当女性处于本土与外来、新兴与残余交替空间的时候，事实上就已完成了一个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了，这个过程是基于异国他者与自我再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经历了一个由性别化他者到性别建构的过程。例如，明清时期曾出现的才女群体在性别关系的形成上和历史中曾一度十分活跃，绝非简单的被压迫者与传统女性，更不是一种本土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现代想象中根深蒂固的受难以及落后的“形象”，也不是“女性主义”视角下被救赎的女性形象。在晚清语境下，“才女”是一个过去的形象，她们被迫与政治、民族事业挂钩而被当作是这些事业的绊脚石，她们本身的身份认同被完全忽略，像梁启超等人就完全不接受“才女”，并将以“才女”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完全对立起来。梁启超刻意建构一种差异性的指涉，他巧妙地利用女性的性别地位，将传统女性的“才学”抽象成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古老”现象，横亘在通往现代政治的道路上，只有过去成为历史，现代的女性身份认同才有可能被建构起来，新女性的“才学”更具备现代意义。但是总的看来，不论是现代女性还是传统才女，新女性形象的建构是“异国他者”在本土领域上的形象建构，这些建构离不开才女的形成以及才女所扮演过的十分活跃的角色。才女蕴含着中国女性文化的丰富历史，才女本身已经携带了现代性的身份认同，并折射晚清现代性意识的生成。另外，由于晚清小说新女性形象的建构融合了异国女性与本土女性某些特性，所以涉及到了跨文化的问题。因此，胡著将“翻译”作为跨文化语境前提下女性形象构建的媒介，并将“语言”作为翻译的载体，翻译操纵着快速变化的文化领域，呈现了新女性的传说。读者不仅可以通过翻译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还可以想象传统与现代性的意义。虽然翻译也曾出现过时间意义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翻译“文”中的文以载道以及俗雅不同，具有普遍主义倾向，但是翻译最主要的出发点即为维护知识分子最后的独立意识。这为建构现代女性形象提供了可能，同时展现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意识。总之，胡著以性别视角切入、以语言作为载体、以翻译作为媒介，成就了新女性的传说，传递了晚清社会本身所具备的现代性魅力。 从现代性角度切入晚清小说研究的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是韩南，同王德威一样，韩南也将晚清小说的兴起视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但与王德威侧重于研究晚清小说生成的内部力量，从文学文本创作主体意识角度切入晚清小说不一样的是，韩南侧重的是晚清小说所能呈现出的历史价值。在研究过程中，韩南注重晚清小说的文本细读及历史考据，他仔细梳理其中所存在的各种文学、文化现象，认为晚清是一个充满实验的时代，晚清小说从叙事“声口”到结构、类型等诸多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继而成为现代小说的先声。韩南同样也没有忽略外来因素对晚清小说的影响，认为传教士的大量涌入以及各种西式的类似于小说竞赛等活动，其影响慢慢渗入晚清小说创作中。[4]（P1）
韩南研究晚清小说的代表作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以下简称“韩著”）（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英译本为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Columbia Press），该著收录了包括序言在内的10篇文章，探讨了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中国小说，时间跨度从1819年到1913年，其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小说技巧的创造性、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以及20世纪早期的中国写情小说。韩著也是以“现代性的发生”为出发点，主要从晚清小说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内在生成动力以及承受的外来影响两个层面分析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在论及晚清小说所蕴含的内在生成动力时，韩著侧重于艺术技巧、主题等方面。《“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以及《〈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两篇文章代表其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韩南认为，19世纪的小说有“一个或者更多的显著特征”，但是对于他的目的，“最恰当的一个例证是叙事者的特征”。[4]（P1）出于对叙事者特征的转变的重视，从叙事“声口”切入，指出“声口”意味着叙事者的“身份，和他与作者、读者及文本的关系”[4]（P1）。进而聚焦于框架体裁和叙事者声音，将之看作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4]（P1），认真梳理晚清小说与民国小说之间的传承与革新关系，力图挖掘中国近代小说兴起的内部动力。《“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认为，“小说的叙事者通常按照其知晓度（全知的，限知的，外部的，等等）和可信度来界定，单从这一角度看，前现代的小说多少有些墨守成规”[4]（P9-10）。可是正因为前现代小说现代叙事意识的匮乏，韩南侧重探讨了近代小说家的“现代意识的实质性特征”[4]（P10），他认为，“直到1903年起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逐步发表之后——或者更严格地说是1906年《禽海石》，我们才发现那种一贯的、限知的叙事，也即小说中现代意识的实质性特征”[4]（P10）。韩南注意到了近代小说叙事特点的转变，尤其重要的是，他从叙事形式上的变革看到了晚清小说家现代性意识的生成，并为近代小说现代性的生成注入了内在动力。韩南注重从叙事者的角度分析小说叙事者的身份、性格以及与文本作者的关系，韩南从热奈特的“声口”（谁表述）与“视点”（谁看见）的叙述理论中获得灵感，并将叙事声口与叙事视点分离，这样“声口”就具有较为强烈的能动主体意识，进而探究“声口”与中国说书人的特殊关联，将“声口”观念与中国说书人角色对接，按照年代顺序将中国近代小说中的叙事者分成了四个类别，即“个人化的叙事者”、“虚拟作者”、“最弱化的叙事者”、“亲自介入的作者”，旨在通过叙事者的不同感官及其背后不同的能动作用，借由叙事声口以及叙事形式来辨别作者、叙事者。[4]（P11-37）在《〈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一文中，韩南重点考察了《风月梦》的叙事声口与叙事结构，他尤其注意到了小说作者对叙事结构的精心设计：“《风月梦》具备精心设置的结构手法——互为陪衬的人物、事件的预兆和照应，具有语言和心理意味的梦。小说使用的一种产生特效的手法是解说性的插曲。”[4]（P43）这种精心布置又反过来衬托了叙事声口的重要性，作者与叙事者的互相指涉、结构的巧妙设置，不仅突出了以传统风月小说为主题的不一样的现代性指涉，更表达出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关于“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韩南归纳了三种不同形态的介入方式，分别为“传教士小说”、“翻译小说”和“小说竞赛”，特别看重报纸杂志、翻译以及小说竞赛等因素的重要作用。[4]（P68，131，147）韩南不仅将西方“介入”影响锁定在小说文本范畴之内，而且还顾及近代小说生成的复杂语境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生产氛围，这对于探究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生成具有非凡意义。在《关于20世纪早期写情小说》这一部分韩南质疑了主流的文学价值观，认为“情”字不仅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风花雪月，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的一种情感表达，甚至是作者自身的一种情感经历乃至自我传记，这个“情”蕴含了作者所有的心理活动，暗示了其包括爱情在内所有的心理历程。[4]（P228-229）韩南对于写情小说的重视，使得写情小说中不容于宏观历史意识形态叙事中的现代意识得以重现。
韩南精心考证出的一个个具体的例子证实了现代文学发生前的一段“史前文明”，也证实了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源远流长，他从叙述视角出发，以小见大，坐实晚清小说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绝对重要地位，从而彻底颠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中的某些看似牢不可破的稳定表述。可以说，韩南对于中国近代小说史的重新研究，确定了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与地位。
同样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内在肌理层面进入晚清小说，发掘晚清小说现代性内涵的还有年轻学者司马懿。在《晚清妓院小说》（Red-light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中司马懿有两个重要的举措。首先，她用“Red-light Novel”取代“courtesan novel”（即妓院小说而非妓女小说，red-light意味“红灯区”即妓院），旨在突出此类小说生成的环境及其构成的复杂因素，旨在将文学批评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以强调晚清小说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强烈自我意识。比如，在第一章“文本与语境”中，作者给“晚清”、“花魁”、“妓院小说”下了定义，从19世纪此类小说兴起的背景、来源以及小说文本研究情况等方面，说明妓院小说的源远流长，“源自于明朝短篇故事，才子佳人小说，还有十八世纪巨制《红楼梦》”[5]（Pxxiii），这些渊源“属于中国特有的文本，具有传统的文化意义”[5]（Pxxiii-Pxxiv），因此可被单独看作是文学体裁而非文学题材，最终涉及到“文本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角色以及作者和出版商的权力问题”[5]（Pxxiv）。小说生成者的权力意识也暗示着一种欲望的生成，从文本的归类到生成再到小说生成者的权力欲望，这一切都暗示晚清妓院小说正在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蜕变。 其次，司马懿十分关注叙事者和文本以及叙事者和隐含作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技巧层面肯定了晚清小说的探索性和创新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意识。司马懿认为：“叙述者和文本、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缠绕关系，是小说结构层次的关键。”[5]（Pvxiv）在司马懿看来，晚清妓院小说的作者精巧设置了自我、叙事者、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使小说充满了实验性，小说的内容及层次也就随之丰富起来。通过叙事结构的革新，作者、读者都能找到一种主体认同感，一种现代性意识由此而生。司马懿尤其关注晚清小说作者的主体意识与小说人物的自主意识的关系，通过对《青楼梦》、《风月梦》以及《海上花列传》三部小说的分析，司马懿认为晚清小说人物形象缺乏主体意识，因而小说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就变得重要起来，作者在小说中突出人物的地位，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并将人物塑造提升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使个体形象具有专属自身的特定模式，进而也能带给读者“模仿和合成的双重意识”，即“the double consciousness of the mimetic（容易模仿的） and the synthetic（合成的、人造的、情感矫揉造作的）”[5]（P189）。在此，司马懿涉及到了性别、欲望等问题，如《青楼梦》、《风月梦》的男性分析视角，同时还分析了小说文本的特殊呈现形态，如以话剧形式呈现的《海上花列传》，还有人物形象的分析等等，司马懿的研究突出且关注作者在维持自身主体意识以及建构人物自主意识的同时对读者能动意识的一种预设和构架。司马懿还认为小说的叙事结构随着小说的流变而发生变化，另外，文化生产业例如报纸杂志业的兴盛对小说的结构以及文本叙事模式同样产生了影响，并且小说主体的创作与社会文化生产环境的流变息息相关，社会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现代性的生成。[5]（P190）
该著最大的特点是对晚清狭邪小说现代意义以及艺术价值的重估。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这类妓院小说称为狭邪小说，“狭邪”一词，其实多具讽刺意味，“最初意指小街曲巷，因其多为娼妓所居，乃声色犬马之地，后遂以该词指称娼妓居处”[1]（P66）。鲁迅作此称呼，意在暗示这类小说的颓废性质，并且“有意夸大现有的情色旧习与伦理陈规，毫无顾忌的将它们混合起来”[1]（P71）。但是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将这类小说称为“妓院小说”，具有客观性。司马懿跨出了鲁迅的框架，拒绝以贬低的姿态将这些小说归于同类进行批判，因此她反对所谓的“狭邪小说”的体裁划分。她认为这种体裁小说的划分人工痕迹严重，在划分的过程中过多承载了研究者的政治伦理倾向，从而忽略了作者对叙事者和叙事情节的巧妙安排。但是司马懿证明了这类小说有着共同的源起和研究技巧，在分类的问题上，该著还指出了由于对实体文本关注点的不同，大陆版本对类似妓院小说的处理方式所暗含的不明意味，后期大陆学界与出版界虽不完全遵循鲁迅的划分标准，但是妓院小说同样被贴上了时代或类型的标签，在出版的过程中，版本编辑对小说也能产生能动性的影响，司马懿注意到，无论是删除还是改动后的版本，虽然也许跟原著想要表达的意图有着较大的出入，但是却能从不同的文学史角度反映出作者不同的写作意图。
总的来说，该著吸收了韩南等人关于作者、叙事者和文本之间关系的观点，将叙事和文本联系在一起，同时回顾妓院小说发展的来源，并展望五四时期的文学。司马懿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小说的主要关注点和小说作者自我意识的虚构性结合起来，对小说的虚构性投入了特别的关注，为晚清小说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角，同时也证实晚清小说突出的现代性特征。
叶凯蒂的晚清小说研究兼具政治和文化等多重视角，而统摄其间的依然是现代性视域。在《一个文学潮流的全球化：晚清中国的政治小说》一书中，叶凯蒂首先重点考察了政治小说这一文体的流动情况。叶凯蒂有意避开王德威所谓的晚清小说自我现代性问题，而是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再次强调了现代性的输入及其对晚清小说的影响。在叶凯蒂看来，政治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最初是由英国首先创作出来，后来经由意大利流行到爱尔兰，又由爱尔兰流行到日本、韩国，最终到了中国和越南，这种流动构成了政治小说的全球化。关于晚清政治小说兴起的原因，叶凯蒂大胆推翻了长期以来将其归功于梁启超一个人的流行观点，即认为正是梁启超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从日本引入政治小说，并亲自实践，这才导致晚清政治小说的崛起和繁荣。叶凯蒂认为晚清政治小说出现的首要功劳要归之于传教士，是他们首先在中国将小说引入政治化和理念化的路径，其次才是梁启超的功绩，最后还要归之于晚清政府的政治变革需求，迫于内忧外患，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准备预备立宪，他们企图推动政治小说召唤文人宣传新思想，只不过长期以来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其他领域，由于痛恨晚清政府的腐朽堕落，很少对此加以关注。叶凯蒂认为政治小说给中国小说创作带来了全新理念，让中国小说彻底走出佛教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窠臼，走向进化论和直线性历史，因此，在叶凯蒂看来，晚清的政治小说，其实就是“新小说”，是晚清小说和世界对话的起点和标志，因此完全有必要将此纳入全球化的视野加以考量。
叶凯蒂因为其博士论文《〈孽海花〉与晚清中国政治小说》搜集了大量江南名妓的研究资料，自此将研究的侧重点转向妓女研究。在她看来，19世纪晚期上海名妓无意间在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她们的行为举止成为娱乐出版界报道的主体，她们的形象已经成为上海标志和主要风景”[6]（P3）。这些上海名妓依托租界这一特殊的社会空间，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早的“职业妇女”，也是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都会女性，她们甚至成了上海的都市名片，其举止行为引领时尚，为一般的良家女子所效仿，并对民国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发生重大影响，“上海名妓行为举止已经关系到城市中普通女性的生活”[6]（P251），据此，叶凯蒂认为：“晚清妓女小说叙述了一个更加清晰和真实的上海。”[6]（P251）叶凯蒂通过解读晚清妓女小说发现晚清小说家对妓女的想象远远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她看来，孙玉声（加振）、韩邦庆等晚清小说家的笔下妓女形象不仅成为城市的象征，而且还作为一种文学装饰用以表明城市的形象、城市的背景，以及其魅力之所在。叶凯蒂完全推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道德和伦理层面对妓女充满歧视的认识与解读，她将妓女与上海租界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联系起来，进而赋予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与社会身份，这样上海名妓已经不再简单地仅仅是作为男人的玩物和消遣对象而存在，她们是中国近代社会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职业女性，她们的行为举止在现代照相术和新闻媒体的包装宣传下为现代娱乐文化、明星文化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借助于租界这种特殊的地理空间，上海名妓兼具娱乐家、职业艺人和女商人等多重身份，“租界提供了市民文化、制度和法律环境，以及发展新的城市娱乐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上海名妓则是一支最大胆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按照通常的理解，她们对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重要的社会变迁可能发生在最想不到的层面，由最不可能的人物来引领”[7]，这些最不可能的人物就是上海名妓，她们无意间成为上海的时尚人物并和新闻与教育行业的知识分子们一道打造了现代娱乐文化。不仅如此，叶凯蒂还认为由于上海名妓身份与地位的不同，她们与恩客之间并不纯粹是一种肉体的买卖关系，而往往是一种情人关系，带有自由恋爱的性质，因此叶凯蒂认为自由恋爱并非自五四女性开始，上海名妓也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和行动，她们开拓了现代自由恋爱的时间和空间。最后，叶凯蒂总结道：“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上海名妓对习惯于传统价值观的中国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于她们满足了现代城市对于‘新’的和反传统的价值观的需求，因而成为近代中国繁荣和现代化的标志。”[6]（P342） 叶凯蒂完全从娱乐文化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上海名妓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确实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她的这一结论下得有些匆忙和武断，但其开放的视野以及将晚清小说纳入整个世界文化的整体文化观，不仅打破了后殖民主义研究过分强调本土文化、否定外来文化介入的局限性，而且对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以及各种不同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同国内学术界相比，视界显得特别开阔，并且不拘一格，尤其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忠实于历史，遵循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现代性起源与发端为着眼点，重点考察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因素，并将这一因素与晚清社会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无论是王德威的现代性的眼光，还是韩南的叙事学视角以及叶凯蒂的政治、文化视角都将文学与社会、历史看作一个有机体，从字里行间乃至历史的缝隙处寻找现代性生成的因子，以文学研究的方式建构中国近代的现代性话语，以此对抗欧美中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文化（学）现代性的他者化想象，这样来看，英语世界的晚清小说研究也是讲“政治”的。
参 考 文 献
[1]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
[3] 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4]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5] Starr Chlo? F.Red-light novels of the late Qing.Leiden：Brill，2007.
[6] Catherine Yeh.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
[7] 叶凯蒂：《叶凯蒂访谈：晚清上海名妓无意间提供的现代性》，载《东方早报》2013年8月1日.
[责任编辑 马丽敏]
Modernity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Late Qing Fiction in
English-speaking World
——aking David Der-wei Wang， Patrick Hanan， Catherine Yeh and so on as the Center
FANG Wei-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关键词：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现代性
作者简介：方頠玮，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4-0132-08
英语世界的晚清小说研究成果颇丰，专门研究晚清小说的专著和合集有20多部，相关论文则更多。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将晚清小说纳入现代性的范畴重新加以梳理和讨论，其切入点很多，视角相当丰富，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出中国近代小说中丰富的文化内蕴，并且最终都指向小说所投射的中国近代社会现代性的生成问题。以下将以学者王德威、韩南、叶凯蒂、胡缨、司马懿等人的著作为论述个案，深入探究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现代性视野及其意义。
当前英语国家的汉学界十分热衷于晚清小说的研究，这种热潮始终围绕晚清小说的现代性问题而展开。比如，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以下简称“王著”）就是一部全面探究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著作，堪称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代表。王德威充分肯定了晚清小说家的艺术创造力，以及他们为晚清小说的繁荣所做的贡献，在他看来晚清小说家兼具文人与商人双重性，正是这种特殊身份，导致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一种扭曲的、时断时续的“吊诡”关系，王德威说：“我们也找不到另一个像晚清一样的时代，作家会投入如此充满吊诡的论述中。”[1]（P20）这里所谓的“吊诡”是指晚清小说家们既想以文谋生又想以文载道：“许多文人以小说写作为其生平志业，但是他们又是最不敬业的作家。他们将作品匆匆付梓，也常常半途而废;他们汲汲营求所谓时代性的议题，却只凸显出自己根深蒂固的狭隘;他们造假、剽窃、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号称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探求写实的资料，但是却将之表现成千篇一律的偏见与欲求;他们信誓旦旦要揭露、打击社会的不平与乱象，但成果却是渲染、夸张那些不平与乱象。”[1]（P20-21）因此从创作动机来看，晚清小说家显得既功利又随意，他们的作品因为思想浅薄，在国内学术界一直不受待见，但他们又有意无意地折射晚清社会的种种窘境。王著看到了晚清小说家们兀自发展的“现代”视野，从现代性视角对晚清小说进行价值归位，并有意规避了以阿英、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视角，重点挖掘晚清小说文本中一直蕴含着的、已初露端倪但却被压抑着未能发展壮大、代表着各种边缘声音的现代性意识，这是对五四以来过于单一的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的纠正、丰富与充实。另外，王著还从小说叙事功能出发，强调小说与历史之间的虚实互动关系，进而将晚清小说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救了出来。在王氏看来，小说并非革命或政治理念的附庸，小说其实体现的是作家本身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本真生活，是作家将自身的创作活动、主体意识以及和社会历史相连的政治意识形态相交错的生活轨迹，小说不能叙史，更承载不起规训世人、警世后人的社会伦理功用，它只能凭借自身单薄的力量，象征性地虚构社会性功用，被单纯地赋予创作者的本真欲望，承载其驰骋的文学想象。[2]（P1-2）
王著有意突出晚清小说的叙事向度与流变，专注于“传统小说史未及探勘的脉络，或细究经典作家作品较幽微的层面”[2]（P2），以此凸显晚清一代文人与未来对话的野心。该著依旧将晚清小说划分为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等类别，但切入的视角却独具匠心：狎邪与政治联系了起来，科幻与历史息息相关，并涉及欲望、性别、意识形态、文化生产等众多因素，视角繁多但却都意味深长。例如在涉及政治历史层面时，王氏并不单纯地表达政治意识形态，而聚焦于小说与历史、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女性视角切入时，注重女性小说家与女性角色的流变。另外该著靠后部分，还将晚清小说与20世纪末的小说进行了对读，声明“意在发掘更多的线索与痕迹，以期重新辨识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将晚清小说与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小说比对，因此具有一个寓言向度”[1]（P364）。所谓的“寓言向度”王氏又在别的地方给出解释：“时移事往，在二十世纪末回顾狭邪小说，我们倒可在颓废的章节中，体会到一代文人对待情欲的种种态度，并由其间细思文化、政治动机。”[2]（P388）显然，该“向度”颇具“现代意识”，包容了所有创作背后各种潜在的欲望与动机，而这些欲望与动机是构成文学现代性的最根本因素。在小说的生成过程中，从叙事层面看，由于存在着欲望和动机，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其实也是叙事修辞与个人主体意识的互动，文本被小说作者赋予了自身的修辞意图，文字的宣泄突出了作者最直接的人事感观，无一不传递着小说的“能动”信息。
王著的突出贡献在于对晚清小说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的发掘与阐释，它不仅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成功地嫁接在一起，重新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联系，而且还从文学与历史、社会、人性以及政治等多个角度重新评估晚清小说的价值与意义，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却更贴近“现代性”事实的晚清小说。
如果说王德威的晚清小说研究着重发掘其中的多种话语，从欲望、动机、性别等多个层面赋予其现代性的内涵，那么年轻学者胡缨则着重从性别角度建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胡缨主要是以翻译作为依托，并将翻译看作传递女性现代意义的有力载体。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以下简称“胡著”）将目光投诸晚清民初“新女性”形象的建构上，探究中国“新女性”形象在中西各种语境交缠混合下所呈现的形态，这样，翻译自然成为一种研究视角。胡缨突出“性别”二字， 从性别角度认真探寻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胡缨认为，对“性别化的现代中国身份认同的探询，必须考虑到这一有关中国历史的新的看法”[3]（P8）。因此，她主要将研究时段定位于晚清的最后十年到五四初期，这是一个临界时期，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以及很大的变异性，是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现代性背景。 胡缨对晚清时期的现代性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根据梁启超于1897年发表的《记江西康女士》一文指出：“梁启超感兴趣的，并不是某一个体，而是中国女性之全体，同时，他也在暗指潜在的全体中国公民。”“出于对文化本质主义的反对，梁启超并不只是想以标准的美国现代女性简单地取代中国传统女性。事实上，这种对比是受政治动机驱动的。”“对于梁启超而言，新女性则是现代中国新公民的转喻性象征。因此，对于女性形象的这一塑造，是与构建文化、种族以及国家身份的焦虑、也即所谓现代性焦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P4-5）胡缨认为，梁启超等人所提及的现代性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晚清这个特定的时期对传统与现代性意义的想象，这种想象简单地将现代性与传统性相对立，并赋予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受政治动机驱动，因此，这种现代性想象不具备完整的内涵，而仅仅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功用，包括对“新女性”的认定，也是以传统女性为参照，才会有了“新女性”的出现。但是，胡缨的“新女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新女性”，她认为“逐渐浮现的新女性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西方舶来品”，“也不能全然接受梁启超的说法，认为现代女性截然对立于‘传统女性’”。[3]（P8）胡缨更多地从“性别”角度出发，意欲通过晚清时期的性别认同来发掘和呈现晚清现代性的深层含义，她指出：“要了解中国现代女性，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是她‘自己’，还有她那些重要的‘他者’，无论他们是本土的，还是国外的;是男性，还是女性。”[3]（P8）由于新女性的形成需要多重越界，这些越界包括民族、文化、性别、语言、文本、文类、语词、身份、道德规范等层面[3]（P2），通常需要包括中西在内的各种话语、各种文化交缠、冲突、融合、互通才能实现。因此，胡缨以翻译为依托，呈现了多种话语相互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及对现代身份认同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该著中的“翻译”被赋予了晚清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承接了社会转型、历史政治目的等各种现代意蕴。
胡著中的“女性”是一种转喻符号，是一种“超定义的符号”[3]（P5），它围绕着女性形象建构，带着对晚清小说中现代意义的探究。由此，女性形象建构具有了巨大的内涵，不仅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新女性，而且是对清末民初这个急速变化的时期的女性一种自我身份的定位，这种定位不仅类似于小说中与政治相关的现代女性形象的建构，更多的是通过“女性”这个符号来实现自我身份的现代认同。因而，“新女性”在任何时候都隐含其倡导者的现代主体意识。胡著首先引用了保守派大臣刘锡鸿的旅英日记，通过日记呈现的内容，胡缨指出，晚清朝廷保守派大臣出使英国，通过对英国“女性地位”的设置，有意夸大中外差异，“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加药添弹”[3]（P3），而同时代的梁启超也认为“‘国力’与‘女学’相关”，“借助于女性形象作为其‘新民’这一民族主义计划的激发器”，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来推动自己的政治理想。[3]（P8）由此可见，新女性形象的呈现不仅是简单的“形象”问题，还具有女性形象呈现背后的一系列类似于政治革新、殖民文化等丰富意义，所谓的“新”其实是通过一种具有现代主体自主意识的身份建构，来达到主体所想实现的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现代理想。基于这一出发点，胡著敏锐地捕捉到了晚清小说以及晚清文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例如，胡著在以《孽海花》中傅彩云为研究对象时提出，“中国现代女性形象与假定的‘传统女性’带有同样的修辞色彩，是在一个复杂而急速变化的文化、政治环境中被建构出来的”[3]（P11）。在胡缨看来，传统女性并不简单与现代新女性相对立，新女性其实是所谓的传统女性（现代早期的女性）在那个复杂的社会情境中通过不断修炼、斗争为自己创造了较大的提升空间，进而提升为现代新女性。傅彩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虽被定位于传统意义上的妓女兼小妾的角色，但她跟着外交官丈夫有着广泛游历、跨越边界的经历，替丈夫解决了外文不通的困窘，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出轨，这些都使她和所谓的传统女性大不相同，甚至使她的身上多出了几分五四新女性的品性来，另外，傅彩云身上还有西方“茶花女”的影子。[3]（P12）总之，胡著认为，傅彩云不属于传统女性，也不是完全现代的新女性，她身上的“过渡”色彩十分明显，这一形象的生成，带着某些历史轨迹，但其本身又完全超越了这些历史性，有关其形象的建构所涉及的寓言和故事，“成为了一个媒介”，被赋予了传统性的同时也“被用来探究即将到来的现代性”。[3]（P12）傅彩云形象的复杂性在于一个本该属于传统女性的角色经历一次次的蜕变后，以各种变体形式演绎女性现代性传奇，其背后是创作者曾朴想要控制又完全控制不了的现代主体意识，不幸的是当时的社会还不能为傅彩云们提供一个全方位的现代性舞台，最终她们仅成为一种媒介，被用来探究即将到来的现代性。
胡缨对晚清小说中诸多女性形象的分析与定位，都围绕着现代性的生成而展开，其中寄予了包括晚清小说家在内的晚清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想象。首先“女性”是个超定义的符号，本身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与变异性;其次，所谓的中国新女性生成于“新兴”和“特殊”两种力量混合的时代，本土的传统女性不可或缺，而舶来女性也不能简单地被认为中国新女性的模板，事实上，她们只是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有助于传统女性的升级与转变;再有，当女性处于本土与外来、新兴与残余交替空间的时候，事实上就已完成了一个自我身份定位的过程了，这个过程是基于异国他者与自我再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经历了一个由性别化他者到性别建构的过程。例如，明清时期曾出现的才女群体在性别关系的形成上和历史中曾一度十分活跃，绝非简单的被压迫者与传统女性，更不是一种本土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现代想象中根深蒂固的受难以及落后的“形象”，也不是“女性主义”视角下被救赎的女性形象。在晚清语境下，“才女”是一个过去的形象，她们被迫与政治、民族事业挂钩而被当作是这些事业的绊脚石，她们本身的身份认同被完全忽略，像梁启超等人就完全不接受“才女”，并将以“才女”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完全对立起来。梁启超刻意建构一种差异性的指涉，他巧妙地利用女性的性别地位，将传统女性的“才学”抽象成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古老”现象，横亘在通往现代政治的道路上，只有过去成为历史，现代的女性身份认同才有可能被建构起来，新女性的“才学”更具备现代意义。但是总的看来，不论是现代女性还是传统才女，新女性形象的建构是“异国他者”在本土领域上的形象建构，这些建构离不开才女的形成以及才女所扮演过的十分活跃的角色。才女蕴含着中国女性文化的丰富历史，才女本身已经携带了现代性的身份认同，并折射晚清现代性意识的生成。另外，由于晚清小说新女性形象的建构融合了异国女性与本土女性某些特性，所以涉及到了跨文化的问题。因此，胡著将“翻译”作为跨文化语境前提下女性形象构建的媒介，并将“语言”作为翻译的载体，翻译操纵着快速变化的文化领域，呈现了新女性的传说。读者不仅可以通过翻译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还可以想象传统与现代性的意义。虽然翻译也曾出现过时间意义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翻译“文”中的文以载道以及俗雅不同，具有普遍主义倾向，但是翻译最主要的出发点即为维护知识分子最后的独立意识。这为建构现代女性形象提供了可能，同时展现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意识。总之，胡著以性别视角切入、以语言作为载体、以翻译作为媒介，成就了新女性的传说，传递了晚清社会本身所具备的现代性魅力。 从现代性角度切入晚清小说研究的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是韩南，同王德威一样，韩南也将晚清小说的兴起视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但与王德威侧重于研究晚清小说生成的内部力量，从文学文本创作主体意识角度切入晚清小说不一样的是，韩南侧重的是晚清小说所能呈现出的历史价值。在研究过程中，韩南注重晚清小说的文本细读及历史考据，他仔细梳理其中所存在的各种文学、文化现象，认为晚清是一个充满实验的时代，晚清小说从叙事“声口”到结构、类型等诸多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继而成为现代小说的先声。韩南同样也没有忽略外来因素对晚清小说的影响，认为传教士的大量涌入以及各种西式的类似于小说竞赛等活动，其影响慢慢渗入晚清小说创作中。[4]（P1）
韩南研究晚清小说的代表作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以下简称“韩著”）（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英译本为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Columbia Press），该著收录了包括序言在内的10篇文章，探讨了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中国小说，时间跨度从1819年到1913年，其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小说技巧的创造性、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以及20世纪早期的中国写情小说。韩著也是以“现代性的发生”为出发点，主要从晚清小说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内在生成动力以及承受的外来影响两个层面分析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在论及晚清小说所蕴含的内在生成动力时，韩著侧重于艺术技巧、主题等方面。《“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以及《〈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两篇文章代表其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韩南认为，19世纪的小说有“一个或者更多的显著特征”，但是对于他的目的，“最恰当的一个例证是叙事者的特征”。[4]（P1）出于对叙事者特征的转变的重视，从叙事“声口”切入，指出“声口”意味着叙事者的“身份，和他与作者、读者及文本的关系”[4]（P1）。进而聚焦于框架体裁和叙事者声音，将之看作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4]（P1），认真梳理晚清小说与民国小说之间的传承与革新关系，力图挖掘中国近代小说兴起的内部动力。《“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认为，“小说的叙事者通常按照其知晓度（全知的，限知的，外部的，等等）和可信度来界定，单从这一角度看，前现代的小说多少有些墨守成规”[4]（P9-10）。可是正因为前现代小说现代叙事意识的匮乏，韩南侧重探讨了近代小说家的“现代意识的实质性特征”[4]（P10），他认为，“直到1903年起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逐步发表之后——或者更严格地说是1906年《禽海石》，我们才发现那种一贯的、限知的叙事，也即小说中现代意识的实质性特征”[4]（P10）。韩南注意到了近代小说叙事特点的转变，尤其重要的是，他从叙事形式上的变革看到了晚清小说家现代性意识的生成，并为近代小说现代性的生成注入了内在动力。韩南注重从叙事者的角度分析小说叙事者的身份、性格以及与文本作者的关系，韩南从热奈特的“声口”（谁表述）与“视点”（谁看见）的叙述理论中获得灵感，并将叙事声口与叙事视点分离，这样“声口”就具有较为强烈的能动主体意识，进而探究“声口”与中国说书人的特殊关联，将“声口”观念与中国说书人角色对接，按照年代顺序将中国近代小说中的叙事者分成了四个类别，即“个人化的叙事者”、“虚拟作者”、“最弱化的叙事者”、“亲自介入的作者”，旨在通过叙事者的不同感官及其背后不同的能动作用，借由叙事声口以及叙事形式来辨别作者、叙事者。[4]（P11-37）在《〈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一文中，韩南重点考察了《风月梦》的叙事声口与叙事结构，他尤其注意到了小说作者对叙事结构的精心设计：“《风月梦》具备精心设置的结构手法——互为陪衬的人物、事件的预兆和照应，具有语言和心理意味的梦。小说使用的一种产生特效的手法是解说性的插曲。”[4]（P43）这种精心布置又反过来衬托了叙事声口的重要性，作者与叙事者的互相指涉、结构的巧妙设置，不仅突出了以传统风月小说为主题的不一样的现代性指涉，更表达出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关于“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韩南归纳了三种不同形态的介入方式，分别为“传教士小说”、“翻译小说”和“小说竞赛”，特别看重报纸杂志、翻译以及小说竞赛等因素的重要作用。[4]（P68，131，147）韩南不仅将西方“介入”影响锁定在小说文本范畴之内，而且还顾及近代小说生成的复杂语境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生产氛围，这对于探究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生成具有非凡意义。在《关于20世纪早期写情小说》这一部分韩南质疑了主流的文学价值观，认为“情”字不仅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风花雪月，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的一种情感表达，甚至是作者自身的一种情感经历乃至自我传记，这个“情”蕴含了作者所有的心理活动，暗示了其包括爱情在内所有的心理历程。[4]（P228-229）韩南对于写情小说的重视，使得写情小说中不容于宏观历史意识形态叙事中的现代意识得以重现。
韩南精心考证出的一个个具体的例子证实了现代文学发生前的一段“史前文明”，也证实了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源远流长，他从叙述视角出发，以小见大，坐实晚清小说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绝对重要地位，从而彻底颠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中的某些看似牢不可破的稳定表述。可以说，韩南对于中国近代小说史的重新研究，确定了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与地位。
同样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内在肌理层面进入晚清小说，发掘晚清小说现代性内涵的还有年轻学者司马懿。在《晚清妓院小说》（Red-light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中司马懿有两个重要的举措。首先，她用“Red-light Novel”取代“courtesan novel”（即妓院小说而非妓女小说，red-light意味“红灯区”即妓院），旨在突出此类小说生成的环境及其构成的复杂因素，旨在将文学批评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以强调晚清小说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强烈自我意识。比如，在第一章“文本与语境”中，作者给“晚清”、“花魁”、“妓院小说”下了定义，从19世纪此类小说兴起的背景、来源以及小说文本研究情况等方面，说明妓院小说的源远流长，“源自于明朝短篇故事，才子佳人小说，还有十八世纪巨制《红楼梦》”[5]（Pxxiii），这些渊源“属于中国特有的文本，具有传统的文化意义”[5]（Pxxiii-Pxxiv），因此可被单独看作是文学体裁而非文学题材，最终涉及到“文本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角色以及作者和出版商的权力问题”[5]（Pxxiv）。小说生成者的权力意识也暗示着一种欲望的生成，从文本的归类到生成再到小说生成者的权力欲望，这一切都暗示晚清妓院小说正在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蜕变。 其次，司马懿十分关注叙事者和文本以及叙事者和隐含作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技巧层面肯定了晚清小说的探索性和创新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意识。司马懿认为：“叙述者和文本、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缠绕关系，是小说结构层次的关键。”[5]（Pvxiv）在司马懿看来，晚清妓院小说的作者精巧设置了自我、叙事者、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使小说充满了实验性，小说的内容及层次也就随之丰富起来。通过叙事结构的革新，作者、读者都能找到一种主体认同感，一种现代性意识由此而生。司马懿尤其关注晚清小说作者的主体意识与小说人物的自主意识的关系，通过对《青楼梦》、《风月梦》以及《海上花列传》三部小说的分析，司马懿认为晚清小说人物形象缺乏主体意识，因而小说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就变得重要起来，作者在小说中突出人物的地位，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并将人物塑造提升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使个体形象具有专属自身的特定模式，进而也能带给读者“模仿和合成的双重意识”，即“the double consciousness of the mimetic（容易模仿的） and the synthetic（合成的、人造的、情感矫揉造作的）”[5]（P189）。在此，司马懿涉及到了性别、欲望等问题，如《青楼梦》、《风月梦》的男性分析视角，同时还分析了小说文本的特殊呈现形态，如以话剧形式呈现的《海上花列传》，还有人物形象的分析等等，司马懿的研究突出且关注作者在维持自身主体意识以及建构人物自主意识的同时对读者能动意识的一种预设和构架。司马懿还认为小说的叙事结构随着小说的流变而发生变化，另外，文化生产业例如报纸杂志业的兴盛对小说的结构以及文本叙事模式同样产生了影响，并且小说主体的创作与社会文化生产环境的流变息息相关，社会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现代性的生成。[5]（P190）
该著最大的特点是对晚清狭邪小说现代意义以及艺术价值的重估。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这类妓院小说称为狭邪小说，“狭邪”一词，其实多具讽刺意味，“最初意指小街曲巷，因其多为娼妓所居，乃声色犬马之地，后遂以该词指称娼妓居处”[1]（P66）。鲁迅作此称呼，意在暗示这类小说的颓废性质，并且“有意夸大现有的情色旧习与伦理陈规，毫无顾忌的将它们混合起来”[1]（P71）。但是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将这类小说称为“妓院小说”，具有客观性。司马懿跨出了鲁迅的框架，拒绝以贬低的姿态将这些小说归于同类进行批判，因此她反对所谓的“狭邪小说”的体裁划分。她认为这种体裁小说的划分人工痕迹严重，在划分的过程中过多承载了研究者的政治伦理倾向，从而忽略了作者对叙事者和叙事情节的巧妙安排。但是司马懿证明了这类小说有着共同的源起和研究技巧，在分类的问题上，该著还指出了由于对实体文本关注点的不同，大陆版本对类似妓院小说的处理方式所暗含的不明意味，后期大陆学界与出版界虽不完全遵循鲁迅的划分标准，但是妓院小说同样被贴上了时代或类型的标签，在出版的过程中，版本编辑对小说也能产生能动性的影响，司马懿注意到，无论是删除还是改动后的版本，虽然也许跟原著想要表达的意图有着较大的出入，但是却能从不同的文学史角度反映出作者不同的写作意图。
总的来说，该著吸收了韩南等人关于作者、叙事者和文本之间关系的观点，将叙事和文本联系在一起，同时回顾妓院小说发展的来源，并展望五四时期的文学。司马懿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小说的主要关注点和小说作者自我意识的虚构性结合起来，对小说的虚构性投入了特别的关注，为晚清小说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角，同时也证实晚清小说突出的现代性特征。
叶凯蒂的晚清小说研究兼具政治和文化等多重视角，而统摄其间的依然是现代性视域。在《一个文学潮流的全球化：晚清中国的政治小说》一书中，叶凯蒂首先重点考察了政治小说这一文体的流动情况。叶凯蒂有意避开王德威所谓的晚清小说自我现代性问题，而是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再次强调了现代性的输入及其对晚清小说的影响。在叶凯蒂看来，政治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最初是由英国首先创作出来，后来经由意大利流行到爱尔兰，又由爱尔兰流行到日本、韩国，最终到了中国和越南，这种流动构成了政治小说的全球化。关于晚清政治小说兴起的原因，叶凯蒂大胆推翻了长期以来将其归功于梁启超一个人的流行观点，即认为正是梁启超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从日本引入政治小说，并亲自实践，这才导致晚清政治小说的崛起和繁荣。叶凯蒂认为晚清政治小说出现的首要功劳要归之于传教士，是他们首先在中国将小说引入政治化和理念化的路径，其次才是梁启超的功绩，最后还要归之于晚清政府的政治变革需求，迫于内忧外患，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准备预备立宪，他们企图推动政治小说召唤文人宣传新思想，只不过长期以来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其他领域，由于痛恨晚清政府的腐朽堕落，很少对此加以关注。叶凯蒂认为政治小说给中国小说创作带来了全新理念，让中国小说彻底走出佛教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窠臼，走向进化论和直线性历史，因此，在叶凯蒂看来，晚清的政治小说，其实就是“新小说”，是晚清小说和世界对话的起点和标志，因此完全有必要将此纳入全球化的视野加以考量。
叶凯蒂因为其博士论文《〈孽海花〉与晚清中国政治小说》搜集了大量江南名妓的研究资料，自此将研究的侧重点转向妓女研究。在她看来，19世纪晚期上海名妓无意间在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她们的行为举止成为娱乐出版界报道的主体，她们的形象已经成为上海标志和主要风景”[6]（P3）。这些上海名妓依托租界这一特殊的社会空间，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早的“职业妇女”，也是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都会女性，她们甚至成了上海的都市名片，其举止行为引领时尚，为一般的良家女子所效仿，并对民国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发生重大影响，“上海名妓行为举止已经关系到城市中普通女性的生活”[6]（P251），据此，叶凯蒂认为：“晚清妓女小说叙述了一个更加清晰和真实的上海。”[6]（P251）叶凯蒂通过解读晚清妓女小说发现晚清小说家对妓女的想象远远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她看来，孙玉声（加振）、韩邦庆等晚清小说家的笔下妓女形象不仅成为城市的象征，而且还作为一种文学装饰用以表明城市的形象、城市的背景，以及其魅力之所在。叶凯蒂完全推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道德和伦理层面对妓女充满歧视的认识与解读，她将妓女与上海租界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联系起来，进而赋予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与社会身份，这样上海名妓已经不再简单地仅仅是作为男人的玩物和消遣对象而存在，她们是中国近代社会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职业女性，她们的行为举止在现代照相术和新闻媒体的包装宣传下为现代娱乐文化、明星文化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借助于租界这种特殊的地理空间，上海名妓兼具娱乐家、职业艺人和女商人等多重身份，“租界提供了市民文化、制度和法律环境，以及发展新的城市娱乐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上海名妓则是一支最大胆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按照通常的理解，她们对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重要的社会变迁可能发生在最想不到的层面，由最不可能的人物来引领”[7]，这些最不可能的人物就是上海名妓，她们无意间成为上海的时尚人物并和新闻与教育行业的知识分子们一道打造了现代娱乐文化。不仅如此，叶凯蒂还认为由于上海名妓身份与地位的不同，她们与恩客之间并不纯粹是一种肉体的买卖关系，而往往是一种情人关系，带有自由恋爱的性质，因此叶凯蒂认为自由恋爱并非自五四女性开始，上海名妓也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和行动，她们开拓了现代自由恋爱的时间和空间。最后，叶凯蒂总结道：“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上海名妓对习惯于传统价值观的中国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于她们满足了现代城市对于‘新’的和反传统的价值观的需求，因而成为近代中国繁荣和现代化的标志。”[6]（P342） 叶凯蒂完全从娱乐文化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上海名妓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确实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她的这一结论下得有些匆忙和武断，但其开放的视野以及将晚清小说纳入整个世界文化的整体文化观，不仅打破了后殖民主义研究过分强调本土文化、否定外来文化介入的局限性，而且对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以及各种不同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同国内学术界相比，视界显得特别开阔，并且不拘一格，尤其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忠实于历史，遵循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现代性起源与发端为着眼点，重点考察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因素，并将这一因素与晚清社会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无论是王德威的现代性的眼光，还是韩南的叙事学视角以及叶凯蒂的政治、文化视角都将文学与社会、历史看作一个有机体，从字里行间乃至历史的缝隙处寻找现代性生成的因子，以文学研究的方式建构中国近代的现代性话语，以此对抗欧美中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文化（学）现代性的他者化想象，这样来看，英语世界的晚清小说研究也是讲“政治”的。
参 考 文 献
[1]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
[3] 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4]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5] Starr Chlo? F.Red-light novels of the late Qing.Leiden：Brill，2007.
[6] Catherine Yeh.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
[7] 叶凯蒂：《叶凯蒂访谈：晚清上海名妓无意间提供的现代性》，载《东方早报》2013年8月1日.
[责任编辑 马丽敏]
Modernity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Late Qing Fiction in
English-speaking World
——aking David Der-wei Wang， Patrick Hanan， Catherine Yeh and so on as the Center
FANG Wei-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