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创造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还不是一个有了定论的问题。但讨论“中国模式”的人，没有例外地会重视中国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在这样的讨论中，国家自主性是一个有用的理论工具，即便并不是所有的论者都会直接使用这个概念，但相关的问题始终在他们的视野中。中国国家的主体性程度较高，以及较高的国家主体性与中国快速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几乎是没有什么人会否认的。
　　我们可以继续沿着国家自主性的视角展开一点讨论，它不但有助于理解“中国模式”，也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未来走向。

中国国家的特殊性

　　国家自主性这个概念里面的“国家”，与日常话语中使用的国家含义不同。平时说到国家，是指从特定的领土、人口、文化等角度界定的人类生存的一种共同体形式，比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政治学中，国家是指由政府、军队、法律体系等组成的具有强制力的政治组织，它在一定的疆界内垄断着强力的使用权。
　　在讨论国家自主性时提到的国家，指的是后者，它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机器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国家”和“地方国家（机器）”的说法才能成立。政府和国家的范围不同，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
　　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都可以寻找到支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认为国家的作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同时也承认国家并非只具备工具属性，它一旦建立就具备了一定的自主意识，在特定的时刻会为了社会的总体利益而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甚至会损害统治阶级的利益。自由主义理论则构建了国家和社会/市场的对立，事实上就区分了政治和经济两个范畴，国家遵循政治的逻辑，市场遵循经济的逻辑，国家自然具备独立于市场的自主性。
　　总之，国家自主性可以是相对于统治阶级的，可以是相对于精英集团的，也可以是相对于社会的，但其内在含义均指向对全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国家自主性越高，意味着越少屈服特定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反之亦然。
　　然而，国家自主性理论基于的是西方的历史经验，是理论家们对既有的西方国家的性质提出的解释。我们可以将国家自主性作为一个有启发性的概念来理解中国问题，却无法完全用该理论背后的逻辑来解释中国的问题。一些人热衷的自由主义对中国政治没有解释力，沿着自由主义的路径分析中国国家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无需多说。
　　分析国家自主性，需要谈到执政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属性也不是西方政党理论可以解释的。西方政党理论认为，政党是一定的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为该阶级或集团在作为平台的国家内部争取利益。西方的历史经验支持这样的理论解释，因为在西方，是先形成阶级或利益集团，然后有政党，同时也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领导革命和建设国家的过程都没有遵从这样的逻辑，党诞生于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上的最危急关头，国家有衰败之危，百姓有倒悬之急。中国共产党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设定为自己的目标，成功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因此，在革命年代中国国家的自主性和党的自主性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党的自主性和国家的自主性可以说是绝对的，而西方理论家认识到的国家自主性从来都是相对的。这是二者的不同，也可以视为中国国家的特殊性所在。

国家与资本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随着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国家自主性也面临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资本在社会利益格局中地位的提升。
　　那么，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执政党将中国道路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并非是为了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而制定的目标，而是着眼于整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路径，允许资本出现和发展。借用“工具说”的表述，中国国家将资本视为实现发展的工具，虽然在很多政策上有对资本的倾向，但国家还不是资本的工具。
　　国家与资本事实上的关系比较复杂，要进一步阐明，就有必要区分中央国家和地方国家，分别分析它们与资本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相应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正是从操作层面回答如何达到目标。当时的中国尚没有私人资本存在，是国家提供了资本生长的土壤。从根源上，中国国家和资本的关系是清楚的，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都可视为是邓小平指出的方向的延伸。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写入中央决议，虽然其时资本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但没有人会相信这是资本游说的结果，更没有人相信资本已经可以主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在具体政策制定方面，中央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民生政策，而这与资本的利益是相悖的，虽然我们可以听到来自资本阵营的抱怨声，但不足以对政策的制定构成阻碍。王绍光教授研究了新医改的政策过程，他的研究表明，资本集团企图以各种方式左右政策方向，但效果不显著，国家带有群众路线色彩的工作方法确保了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得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体现，最后制定出了相对均衡的政策。
　　相对而言，地方国家（机器）对资本的自主性就要弱得多，只要看看在各类发生于资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中，地方国家（机器）的专政工具站在谁的一边，就会明白这个道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央地关系中，中央负责目标制定，地方负责目标完成，二者的矛盾不可避免，我们也可以将其说成是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执行过程的分裂。比如，2007年中央国家制定了《劳动合同法》，这是一部相当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该举措让很多长期关注劳工权益的人士都备感意外，但《劳动合同法》在现实中的落地至今也不理想。 　　一个与国家自主性一脉相承的概念是“国家俘获”，指的是特定利益集团对国家自主性的侵蚀。沿着这个思路，可以说地方国家（机器）被资本俘获的程度高，中央国家仍保持着较高自主性。
　　资本一旦落地降生，就会不停累积，产生属于它自己的自主性。在中国，资本虽然是国家作为工具创生出来的，但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结果就不再受到控制一样，壮大了的资本难以抑制地会产生将国家变为它的工具的欲望。虽然中国国家的自主性在短期内不会失去，但如果国家不能妥善地驾驭资本、节制资本，久而久之就很危险。

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

　　国家能够独立于各社会集团行事并不必然意味着将全社会的总体利益放在首位，还有一种可能，即负责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官僚集团蜕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国家自主性决不能和官僚的自主性画等号。
　　如费正清所指出的，（1949年前的）国民党政权就是这样的典型，它压榨农民，镇压工人，敲诈资本家，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都不能得到它的代表，南京政府成了一个“为了存在而存在的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按照汪晖教授的分析，中国的政治架构从“党—国体制”转变为了“国—党体制”，即党从领导国家的政治力量转变为了国家体制的一部分。
　　从宗旨上而言，党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政治团体。但由于与资本的合作关系，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的亲属大规模介入商业行动，一部分党员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成员，要承认党有自己的利益的呼声也公开在传播了。一旦国家有了私利，就会导致政策的目标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相违背，比如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占有大量房产，成为食利者，他们就会成为阻碍房产税出台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执政党一再坚定地表示，决不学习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基础，正是因为党是具有先进性的政治团体，最能代表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此，执政党有清醒的认识，持续不懈地通过各种党内学习教育活动提升党的纯洁性，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远一点的有“三讲教育”，近一点的有十八大之后发起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正在进行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些努力也正是党的自我净化，通过捍卫党的自主性捍卫中国的国家自主性。
　　但从党的宗旨出发，党仍然需要在自身建设上迈出更大的步子。首先，需要反思清理与资本的关系，对资本的僭越行为应当坚决纠正；其次，党的建设不能仅限于党内，还应该探索向社会开放监督制度化路径，接受社会群众的直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