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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梓潼大庙塑像
梓潼七曲山有座大庙，里面供奉着许多民间神祗，其中有文昌帝君张亚子，位于文昌官。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张献忠派孙可望率军夺取汉中，受到李自成部下贺珍的打击。张献忠大怒，亲自领兵救援；得胜回营时路过梓潼，发现了这座文昌官。刘景伯《蜀龟鉴》记载：献忠“过梓潼七曲山，左右告以文昌神姓张。献曰：‘吾祖也!’追封‘始祖高皇帝’。从官献谀，比李唐之祖混元。遂命建太庙；归而落成”张献忠还赋了一首诗，并且附庸风雅，命令从官全部唱和这首诗。“少迟，斩，刻石八卦亭内、”“寻梦文昌责之，令为文致祭凡涉文义者，斩之。献大声曰：‘尔书，咱自做文!…
记录下来的张献忠口述祭文是：“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享!”
如此尊崇而高雅的韵事，野史作者动不动就写“斩!”我们真希望那是封建文人的诬蔑不实之词。此书接着记下两条口碑资料：“或曰：献初过梓潼，梦人以‘宗弟’红柬来谒，戒勿杀梓潼人，献语人曰：‘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杀之?’故梓潼得免。”“予问梓潼人：献屠梓，惟贾、裴二姓不杀，命司香户，故贾、裴二姓世为道士，报神恩，为塑贼像于殿内”
胡昭曦教授曾做过调查，各个县几乎都有一些氏族可以免杀，如灌县有贾、苟、董、皮、王等姓，郫县有孙、唐、苟、范、徐、马、刘等姓。其原因尚待考证。梓潼贾、裴二姓获得免死牌，完全沾了张献忠梦中那位“宗弟”的光。为了报恩，赶快塑张献忠的像。照道理说，进入太庙的只能是死去的帝王，张献忠又未驾崩，哪能有像在太庙?因此现代研究家往往将其改称“张氏家庙”，并将此事作为群众拥护张献忠、爱戴张献忠的钢鞭证据。可是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却说梓潼劳动人民把原称“太庙”的“太”字，改成了“大”，以掩蔽清政府的耳目；还把七曲山改为大庙山，说明大西军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这种推测也在情理之中，但其说仍然可疑。
今人信从的查继佐《罪惟录》说：张献忠到文昌官，“自以为张仲之后。时有将方甲以兵勒战。献忠祝曰：吾战胜，大张仲宇。已战果胜。”“于是发银五万两，夫数千，重立梓潼庙，金碧极丽，伪勒为‘天圣神祠’。”根本没有“太庙”的称呼，更谈不到群众掩护改名的问题。所谓“太庙”，应是野史作者根据张献忠追封文昌为“始祖高皇帝”而立言。称为“神祠”，张献忠的像才摆得进去。大西朝很讲究名分。如果老百姓一方面称之为“太庙”，一方面又为张献忠塑像，岂不是诅咒他赶快死?追究起来，脑袋都要搬家!
野史材料中，彭遵泗《蜀碧》和《鹿樵纪闻》所记情节略同。
张献忠所做的五言诗：“一线羊肠路，此地更无忧。人是人神是，同国与天休”；后来有人把它改成七言：“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使之通顺一点。尽管如此，张超俊博士论文仍然评道：“堪称典型的歪诗!”任乃强小说《张献忠实录》第38回进行了文学性的修改，将歪诗改至比较可观的地步：“七曲羊肠路，一线景色幽。天人皆一体，祖孙共源流。太庙千秋祀，同国与天休。从兹宏帝业，万世永无忧。”
据说张献忠塑像原先立在文昌官后的风洞楼，乾隆七年(1742年)绵州知州安洪德毁掉此像，还立下《除毁贼像碑记》，指明梓潼人塑张献忠像，是“畏而媚之”，比较符合当时群众心理。塑像故事的现实意义，就是使梓潼那一带百姓沾了张姓文昌的大光，躲过一场杀戮之劫。老百姓怎能不利用风洞楼为张献忠建立一座生祠，塑造他的尊容，以保一方平安?
1987年，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政府再次塑造了张献忠像，还专门立了一通碑记，说明原委：
明朝末年，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在反封建统治和抗清斗争中战争十七年，转战十六个省，于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张献忠大西军于一六三三年、一六三四年、一六三七年、一六四零年、一六四四年五次入川，其中三次均与明军在梓潼战争。先后有侧马坎之战、庙垭之战、梓潼城南之战等大小战争若干次。明总兵侯良柱、副总兵罗乾象、刘忠均被杀，全军覆灭。庙垭与城南之战又生擒明军四将。《纪事略》载：“梓潼一战，累骨如山。十三省大兵丧殁殆尽。”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因此畏罪自杀。
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张献忠提兵过梓潼，改文昌庙为“天圣神祠”，俗称“家庙”。发银五万两，夫数千，增饰梓潼庙。一六四五年二月，家庙增饰竣工，张献忠亲临赋诗：“一线羊肠路，此路更无一人是人神是，同国与天休。”并令原当地裴贾姓农民为司炉户，以便护庙和奠祭。
张献忠之死，川民德之；立像于梓潼县北七曲山风洞楼上，绿袍金脸，香火不绝者几百年。
乾隆七年，绵竹知县安洪德、绵州知州杜蓝、罗江知州李德轮、梓潼知县萧维跃率兵捣毁张献忠塑像，留下了《除毁贼像碑记》。
是年是张献忠抗清牺牲三百四十周年，又值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绵阳梓潼召开之际，我市县人民纷纷建议，恢复张献忠塑像，重饰家庙，藉以景仰农民起义领袖，崇尚
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精神。故记之。
一九八七年九月 梓潼县人民政府立 梓潼县政协撰文
这篇精彩碑文，要言不烦地叙述了张献忠在梓潼一带的赫赫战功以及重修文昌宫的动机和效果；但关于塑像一事似乎有点失考。塑他的像是在张献忠活着的时候，并非死后；其所以要塑这像，也不完全是“川民德之”，而是梓潼人“德之”，感谢他的不杀之恩。此像享受香火并没有“几百年”，而是不到一百年即遭安洪德等所毁。张献忠在生时并未与清军正式交过锋；被清将射死时，也不相信那就是清军，所以并不能称为“抗清牺牲”。
同时，文中说建立新的张献忠像，目的是为了“崇尚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精神”，也大有问题。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即有“大西政权封建化的若干迹象”一节。其根据史料说明“这个政权正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途中”，张献忠“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把封建统治阶级恭避御讳的做法学了过来”，所以不能说张献忠“反封建”。这一点，梓潼政协的先生们好像没有注意到，随便写了一句套话。
二、成败自有人评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年)《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实迹，被研究家指为大西军纪律严明，得到群众拥护的铁证。那道碑文是：
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
(上缺)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仰各驿铺[缺]约法数章，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特示。
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
一、不许往来差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一、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一、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袅首。
一、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一、不许守口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 妾，如违参究。
大顺贰年叁月□日
这通碑文保留了当时兵民实况，是极其宝贵的史料；几乎能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比美。发文的骁骑营都督名叫刘进忠，在大西军中比较爱民。正因为农民军中有这样一批军官存在，张献忠才能节节取胜，取得成功，直至建立大西政权。刘进忠的具体表现，李馥荣《滟灏囊》说得比较清楚。那时张献忠给川南郡县派出的官员，经常遭到杀害。张献忠非常愤怒，便派遣都督刘进忠进剿川南；可是刘进忠偏偏不爱杀人：“进忠不嗜屠戮，遇乡民于道，惟追之使走，(熊)文灿等与进忠战，不胜而遁，进忠亦不穷追。”“进忠领兵回见献忠。献忠问文灿等逃走何处?刘曰：‘我兵未到，彼已远遁，未知所往。’问‘剿民否?’对曰：‘十去五六、’献忠哂而退。”“成都都督刘进忠屡谏献忠不可妄杀，献忠忌之，留进忠守朝天。”
刘景伯《蜀龟鉴》也说：“献将惟刘进忠不忍多杀。进忠数谏，积忤，斥守朝天关，”像刘进忠这样的人，颁布这样的爱民禁约，应该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可是根据此碑推广到所有大西军，恐怕就大成问题了。
偏偏就是这位颁布爱民禁约的刘进忠，1646年却叛变了张献忠，投降清军。这一点真可让现代研究家“自思自量”，其间究竟有些什么历史教训?不要一味为张献忠说好话，强行让他去当活佛。
由于刘进忠常常劝告张献忠不要滥杀，他自己也不肯大开杀戒，有时还不得不对张献忠说些假话，于是引起后者猜疑，早想除掉此人。《滟预囊》所记情节’兑得比较具体：“张献忠久驻(西充)金山铺；顺郡百姓已尽，并欲杀新附将卒，以除内惠。刘进忠数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献忠因欲并杀进忠：”“时进忠守朝天，而献贼营兵逃奔朝天者络绎不绝，献忠益忌之，调进忠回金山铺会剿。进忠疑不敢赴。羽檄日三四至，进忠愈疑畏，谓部下曰：‘主上曾言先屠儒，次屠民，再次屠蜀中新附将卒今檄文星急如是，殆欲屠新附者也，为之奈何?’众曰：事急矣，惟北投大清活生灵，为善计，”
《蜀碧》亦言“保宁守将刘进忠，部下多蜀人，献至恶之，谋坑其众，漏言于阍者。进忠大恐，献忠又下伪诏，用秦人鄙语骂进忠；进忠忿怒。时我朝肃王方奉命西征，至汉中。进忠赴师迎降。”
张献忠辱骂他的那道“圣旨”，计六奇《明季南略》有载。那时进忠正在遂宁，忽传朝廷有敕书来到，立即传令官员、乡绅、士民一齐往郊外迎候。钦差一到，大家拜舞已毕，便命生员登坛开读，官民在下面跪听；但闻其上高声宣读起圣旨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毡子入你妈妈的毡!钦哉。”
听了圣旨，文武士民俱向上叩首，山呼“万岁”谢恩而退。如此辱人的鄙语，堂而皇之地写入神圣的诏书，当然让刘进忠受不了。
综上所述，进忠被迫投降清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反对以屠杀立威的主张，却无法得到张献忠的认可；二是他曾接受大量川兵入伍，而张献忠却厌恶川兵，处心积虑要下毒手；三是圣旨上骂得过于粗俗，使他难以忍受。所以这位爱民将领走上变节的道路，完全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
事情很明显，一切后果都是张献忠一手造成的。现代研究家面对野史记载，总怀疑其中有什么诬蔑不实之词，不过对《圣教入川记》两个外国牧师记录的亲历，还没有提出多少控告。这里不妨引用几段他们对张献忠的评论：
“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遑。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谋，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不知献忠性情残暴，稍有不顺，狂怒随之，或刑或杀，视人命如草芥。故当时之人因受辱不过，均称之为人面兽心。”“献忠天资英敏，足智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
“献忠杀人无算，屡自解云：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实爱之也。献忠待人无恒，时而爱之。时而恶之。百姓官吏，多死非命。”“由成都城下拔队起行，献忠领大队人马，沿途奸楼烧杀，所过村庄场镇，尽成丘墟。居民闻虐王将至，均先期逃避。人马行程不易，疯杀向导官无算，竞至无敢引道者。献忠自行引路，向前直走，翻山越岭，不知路径，甚至歧途众多。每走至无路可行之处，且恼且恨，逢人便杀，遇房即烧，以雪愤恨。计每日被杀者，当有一二百人之数。”
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却没有尽保护农民生命的责任，遑论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他领兵一路杀来，怨死的难道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如果还要原谅他，辩为迫不得已，那真叫毫无心肝了!他那种德性，要想不众叛亲离，实无可能。所以对于刘进忠的叛逃，实在无从责备起!
张献忠的死，与刘进忠投清军、作向导大有关系。此事许多野史都有记述；而以《圣教入川记》两个教士目睹的过程，最为可信：
1647年正月初三日，“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马由山谷迎面而来。献忠闻报，即时震怒，欲将报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讨保，未能加罪。献忠未能深信满兵竟敢至此，殊知大队已匿营前大山反面。历半小时，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至一小岗上，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但张献忠最后丢命的原因，仍归根于他的军令过严。欧阳直《蜀警录》有详细叙述：“张营事例：凡贼兵之‘站队’，传令挂带，乃挂带；传不挂带，即寸铁不许附身。是日，兵众未奉传挂带，俱未系什物，赤手侍立，不敢妄动。惟献贼指挥十余人驱出窥虚实，觌面相迎，被大兵一箭射落马下。径冲入营，贼众大乱，四散奔走。献贼尸暴弃不收。”
费密《荒书》记为：“时献贼尚有数十万，旌旗满野。未遣游兵，不知大清兵至。献忠怒曰：‘摇黄贼耳!’即杀言者。大清兵近，贼兵又言；献忠又杀之。大清兵近至贼营，隔太阳溪。献忠衣飞蟒半臂，率其贼夥出视。进忠指示曰：‘衣蟒者，八大王张献忠也。’大清兵将乱箭射之。雅布兰者射中献贼左乳，遂仆下马。在西充县凤凰山下多宝寺，寺前即太阳溪。雅布兰等骑少，不意射杀献贼，大呼‘张献忠死矣，请肃王发兵!’”“保宁去西充约二百里，兵不能即至，故其养子四人率余贼得遁去。时十二月十一日也。”
现代研究家分析至此，总是怪张献忠“轻敌”，实际上是他那狂暴和愚蠢所造成。
张献忠究竟得了民心没有?已经不难判断了。
梓潼七曲山有座大庙，里面供奉着许多民间神祗，其中有文昌帝君张亚子，位于文昌官。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张献忠派孙可望率军夺取汉中，受到李自成部下贺珍的打击。张献忠大怒，亲自领兵救援；得胜回营时路过梓潼，发现了这座文昌官。刘景伯《蜀龟鉴》记载：献忠“过梓潼七曲山，左右告以文昌神姓张。献曰：‘吾祖也!’追封‘始祖高皇帝’。从官献谀，比李唐之祖混元。遂命建太庙；归而落成”张献忠还赋了一首诗，并且附庸风雅，命令从官全部唱和这首诗。“少迟，斩，刻石八卦亭内、”“寻梦文昌责之，令为文致祭凡涉文义者，斩之。献大声曰：‘尔书，咱自做文!…
记录下来的张献忠口述祭文是：“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享!”
如此尊崇而高雅的韵事，野史作者动不动就写“斩!”我们真希望那是封建文人的诬蔑不实之词。此书接着记下两条口碑资料：“或曰：献初过梓潼，梦人以‘宗弟’红柬来谒，戒勿杀梓潼人，献语人曰：‘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杀之?’故梓潼得免。”“予问梓潼人：献屠梓，惟贾、裴二姓不杀，命司香户，故贾、裴二姓世为道士，报神恩，为塑贼像于殿内”
胡昭曦教授曾做过调查，各个县几乎都有一些氏族可以免杀，如灌县有贾、苟、董、皮、王等姓，郫县有孙、唐、苟、范、徐、马、刘等姓。其原因尚待考证。梓潼贾、裴二姓获得免死牌，完全沾了张献忠梦中那位“宗弟”的光。为了报恩，赶快塑张献忠的像。照道理说，进入太庙的只能是死去的帝王，张献忠又未驾崩，哪能有像在太庙?因此现代研究家往往将其改称“张氏家庙”，并将此事作为群众拥护张献忠、爱戴张献忠的钢鞭证据。可是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却说梓潼劳动人民把原称“太庙”的“太”字，改成了“大”，以掩蔽清政府的耳目；还把七曲山改为大庙山，说明大西军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这种推测也在情理之中，但其说仍然可疑。
今人信从的查继佐《罪惟录》说：张献忠到文昌官，“自以为张仲之后。时有将方甲以兵勒战。献忠祝曰：吾战胜，大张仲宇。已战果胜。”“于是发银五万两，夫数千，重立梓潼庙，金碧极丽，伪勒为‘天圣神祠’。”根本没有“太庙”的称呼，更谈不到群众掩护改名的问题。所谓“太庙”，应是野史作者根据张献忠追封文昌为“始祖高皇帝”而立言。称为“神祠”，张献忠的像才摆得进去。大西朝很讲究名分。如果老百姓一方面称之为“太庙”，一方面又为张献忠塑像，岂不是诅咒他赶快死?追究起来，脑袋都要搬家!
野史材料中，彭遵泗《蜀碧》和《鹿樵纪闻》所记情节略同。
张献忠所做的五言诗：“一线羊肠路，此地更无忧。人是人神是，同国与天休”；后来有人把它改成七言：“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使之通顺一点。尽管如此，张超俊博士论文仍然评道：“堪称典型的歪诗!”任乃强小说《张献忠实录》第38回进行了文学性的修改，将歪诗改至比较可观的地步：“七曲羊肠路，一线景色幽。天人皆一体，祖孙共源流。太庙千秋祀，同国与天休。从兹宏帝业，万世永无忧。”
据说张献忠塑像原先立在文昌官后的风洞楼，乾隆七年(1742年)绵州知州安洪德毁掉此像，还立下《除毁贼像碑记》，指明梓潼人塑张献忠像，是“畏而媚之”，比较符合当时群众心理。塑像故事的现实意义，就是使梓潼那一带百姓沾了张姓文昌的大光，躲过一场杀戮之劫。老百姓怎能不利用风洞楼为张献忠建立一座生祠，塑造他的尊容，以保一方平安?
1987年，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政府再次塑造了张献忠像，还专门立了一通碑记，说明原委：
明朝末年，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在反封建统治和抗清斗争中战争十七年，转战十六个省，于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张献忠大西军于一六三三年、一六三四年、一六三七年、一六四零年、一六四四年五次入川，其中三次均与明军在梓潼战争。先后有侧马坎之战、庙垭之战、梓潼城南之战等大小战争若干次。明总兵侯良柱、副总兵罗乾象、刘忠均被杀，全军覆灭。庙垭与城南之战又生擒明军四将。《纪事略》载：“梓潼一战，累骨如山。十三省大兵丧殁殆尽。”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因此畏罪自杀。
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张献忠提兵过梓潼，改文昌庙为“天圣神祠”，俗称“家庙”。发银五万两，夫数千，增饰梓潼庙。一六四五年二月，家庙增饰竣工，张献忠亲临赋诗：“一线羊肠路，此路更无一人是人神是，同国与天休。”并令原当地裴贾姓农民为司炉户，以便护庙和奠祭。
张献忠之死，川民德之；立像于梓潼县北七曲山风洞楼上，绿袍金脸，香火不绝者几百年。
乾隆七年，绵竹知县安洪德、绵州知州杜蓝、罗江知州李德轮、梓潼知县萧维跃率兵捣毁张献忠塑像，留下了《除毁贼像碑记》。
是年是张献忠抗清牺牲三百四十周年，又值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绵阳梓潼召开之际，我市县人民纷纷建议，恢复张献忠塑像，重饰家庙，藉以景仰农民起义领袖，崇尚
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精神。故记之。
一九八七年九月 梓潼县人民政府立 梓潼县政协撰文
这篇精彩碑文，要言不烦地叙述了张献忠在梓潼一带的赫赫战功以及重修文昌宫的动机和效果；但关于塑像一事似乎有点失考。塑他的像是在张献忠活着的时候，并非死后；其所以要塑这像，也不完全是“川民德之”，而是梓潼人“德之”，感谢他的不杀之恩。此像享受香火并没有“几百年”，而是不到一百年即遭安洪德等所毁。张献忠在生时并未与清军正式交过锋；被清将射死时，也不相信那就是清军，所以并不能称为“抗清牺牲”。
同时，文中说建立新的张献忠像，目的是为了“崇尚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精神”，也大有问题。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即有“大西政权封建化的若干迹象”一节。其根据史料说明“这个政权正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途中”，张献忠“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把封建统治阶级恭避御讳的做法学了过来”，所以不能说张献忠“反封建”。这一点，梓潼政协的先生们好像没有注意到，随便写了一句套话。
二、成败自有人评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年)《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实迹，被研究家指为大西军纪律严明，得到群众拥护的铁证。那道碑文是：
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
(上缺)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仰各驿铺[缺]约法数章，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特示。
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
一、不许往来差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一、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一、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袅首。
一、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一、不许守口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 妾，如违参究。
大顺贰年叁月□日
这通碑文保留了当时兵民实况，是极其宝贵的史料；几乎能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比美。发文的骁骑营都督名叫刘进忠，在大西军中比较爱民。正因为农民军中有这样一批军官存在，张献忠才能节节取胜，取得成功，直至建立大西政权。刘进忠的具体表现，李馥荣《滟灏囊》说得比较清楚。那时张献忠给川南郡县派出的官员，经常遭到杀害。张献忠非常愤怒，便派遣都督刘进忠进剿川南；可是刘进忠偏偏不爱杀人：“进忠不嗜屠戮，遇乡民于道，惟追之使走，(熊)文灿等与进忠战，不胜而遁，进忠亦不穷追。”“进忠领兵回见献忠。献忠问文灿等逃走何处?刘曰：‘我兵未到，彼已远遁，未知所往。’问‘剿民否?’对曰：‘十去五六、’献忠哂而退。”“成都都督刘进忠屡谏献忠不可妄杀，献忠忌之，留进忠守朝天。”
刘景伯《蜀龟鉴》也说：“献将惟刘进忠不忍多杀。进忠数谏，积忤，斥守朝天关，”像刘进忠这样的人，颁布这样的爱民禁约，应该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可是根据此碑推广到所有大西军，恐怕就大成问题了。
偏偏就是这位颁布爱民禁约的刘进忠，1646年却叛变了张献忠，投降清军。这一点真可让现代研究家“自思自量”，其间究竟有些什么历史教训?不要一味为张献忠说好话，强行让他去当活佛。
由于刘进忠常常劝告张献忠不要滥杀，他自己也不肯大开杀戒，有时还不得不对张献忠说些假话，于是引起后者猜疑，早想除掉此人。《滟预囊》所记情节’兑得比较具体：“张献忠久驻(西充)金山铺；顺郡百姓已尽，并欲杀新附将卒，以除内惠。刘进忠数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献忠因欲并杀进忠：”“时进忠守朝天，而献贼营兵逃奔朝天者络绎不绝，献忠益忌之，调进忠回金山铺会剿。进忠疑不敢赴。羽檄日三四至，进忠愈疑畏，谓部下曰：‘主上曾言先屠儒，次屠民，再次屠蜀中新附将卒今檄文星急如是，殆欲屠新附者也，为之奈何?’众曰：事急矣，惟北投大清活生灵，为善计，”
《蜀碧》亦言“保宁守将刘进忠，部下多蜀人，献至恶之，谋坑其众，漏言于阍者。进忠大恐，献忠又下伪诏，用秦人鄙语骂进忠；进忠忿怒。时我朝肃王方奉命西征，至汉中。进忠赴师迎降。”
张献忠辱骂他的那道“圣旨”，计六奇《明季南略》有载。那时进忠正在遂宁，忽传朝廷有敕书来到，立即传令官员、乡绅、士民一齐往郊外迎候。钦差一到，大家拜舞已毕，便命生员登坛开读，官民在下面跪听；但闻其上高声宣读起圣旨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毡子入你妈妈的毡!钦哉。”
听了圣旨，文武士民俱向上叩首，山呼“万岁”谢恩而退。如此辱人的鄙语，堂而皇之地写入神圣的诏书，当然让刘进忠受不了。
综上所述，进忠被迫投降清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反对以屠杀立威的主张，却无法得到张献忠的认可；二是他曾接受大量川兵入伍，而张献忠却厌恶川兵，处心积虑要下毒手；三是圣旨上骂得过于粗俗，使他难以忍受。所以这位爱民将领走上变节的道路，完全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
事情很明显，一切后果都是张献忠一手造成的。现代研究家面对野史记载，总怀疑其中有什么诬蔑不实之词，不过对《圣教入川记》两个外国牧师记录的亲历，还没有提出多少控告。这里不妨引用几段他们对张献忠的评论：
“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遑。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谋，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不知献忠性情残暴，稍有不顺，狂怒随之，或刑或杀，视人命如草芥。故当时之人因受辱不过，均称之为人面兽心。”“献忠天资英敏，足智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
“献忠杀人无算，屡自解云：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实爱之也。献忠待人无恒，时而爱之。时而恶之。百姓官吏，多死非命。”“由成都城下拔队起行，献忠领大队人马，沿途奸楼烧杀，所过村庄场镇，尽成丘墟。居民闻虐王将至，均先期逃避。人马行程不易，疯杀向导官无算，竞至无敢引道者。献忠自行引路，向前直走，翻山越岭，不知路径，甚至歧途众多。每走至无路可行之处，且恼且恨，逢人便杀，遇房即烧，以雪愤恨。计每日被杀者，当有一二百人之数。”
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却没有尽保护农民生命的责任，遑论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他领兵一路杀来，怨死的难道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如果还要原谅他，辩为迫不得已，那真叫毫无心肝了!他那种德性，要想不众叛亲离，实无可能。所以对于刘进忠的叛逃，实在无从责备起!
张献忠的死，与刘进忠投清军、作向导大有关系。此事许多野史都有记述；而以《圣教入川记》两个教士目睹的过程，最为可信：
1647年正月初三日，“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马由山谷迎面而来。献忠闻报，即时震怒，欲将报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讨保，未能加罪。献忠未能深信满兵竟敢至此，殊知大队已匿营前大山反面。历半小时，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至一小岗上，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但张献忠最后丢命的原因，仍归根于他的军令过严。欧阳直《蜀警录》有详细叙述：“张营事例：凡贼兵之‘站队’，传令挂带，乃挂带；传不挂带，即寸铁不许附身。是日，兵众未奉传挂带，俱未系什物，赤手侍立，不敢妄动。惟献贼指挥十余人驱出窥虚实，觌面相迎，被大兵一箭射落马下。径冲入营，贼众大乱，四散奔走。献贼尸暴弃不收。”
费密《荒书》记为：“时献贼尚有数十万，旌旗满野。未遣游兵，不知大清兵至。献忠怒曰：‘摇黄贼耳!’即杀言者。大清兵近，贼兵又言；献忠又杀之。大清兵近至贼营，隔太阳溪。献忠衣飞蟒半臂，率其贼夥出视。进忠指示曰：‘衣蟒者，八大王张献忠也。’大清兵将乱箭射之。雅布兰者射中献贼左乳，遂仆下马。在西充县凤凰山下多宝寺，寺前即太阳溪。雅布兰等骑少，不意射杀献贼，大呼‘张献忠死矣，请肃王发兵!’”“保宁去西充约二百里，兵不能即至，故其养子四人率余贼得遁去。时十二月十一日也。”
现代研究家分析至此，总是怪张献忠“轻敌”，实际上是他那狂暴和愚蠢所造成。
张献忠究竟得了民心没有?已经不难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