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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是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旧中国，茫茫神州大地，只要一提起王亚樵，无论是蒋介石、戴笠，还是黄金荣、杜月笙，甚至侵华日军将佐，无不心惊胆战。
借工作之便，笔者接触了王亚樵的亲属和研究王亚樵的专家学者，翻阅了十几部介绍王亚樵的书刊，发现对王亚樵的评价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几乎都把“第一杀手”、“支那魔鬼”、“暗杀大王”当成王亚樵的代名词。然而，毛泽东却公正评价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连在“军统”任职、曾经与王亚樵周旋过的沈醉，也心悦诚服地认为“王亚樵主张反蒋抗日救国”，“他希图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使变革”，“是值得写入历史的”。今天，我们拂去岁月的风尘，将这位反蒋先锋、抗日斗士人生作一梗概，以展示一幕撼人魂魄的史剧。
投身革命坎坷生涯
王亚樵，字九光，别号擎宇，１８８９年出生于肥东县磨店乡王圩村。他７岁入邻村刘茂先先生私塾启蒙，１３岁到离家２０多里的对河张村（今肥东师范所在地）拜张世籁先生为师，攻读经史百家，旁及诗词歌赋，同时临碑帖习书法。他聪颖过人，能文善言，４年后，不光学业大进，人也长成了风度翩翩、足智多谋的大小伙子。他性格豪放、嫉恶如仇，喜打抱不平，在家乡声望与日俱增。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血气方刚的王亚樵和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等好友到二十埠榆梓坎村许习庸家秘密集会，响应武昌起义。王亚樵自任司令，以大兴集李文忠公祠（李鸿章享堂）为据点，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宣布庐州独立，命令李府总管刘东山交出合肥的全部典当和钱庄，以解决军费问题。几乎同时，同盟会上海总部又派孙万乘来合肥组织庐州军政分府，也准备没收李府财产作军费。得知王亚樵已先行一步时，十分恼怒。他以邀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到合肥小书院赴宴为名，杀害了李元甫等三人，王亚樵下乡有事未去，幸免于难。他连夜抄小路逃到全椒，在好友刘大魁家隐匿起来，风头过后，才悄悄去南京寻找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
１９１２年６月，王亚樵在南京结识社会活动新秀、社会党领袖江亢虎，对社会党“抑暴、铲富、济贫”的宗旨十分欣赏，即以王鼎的名字，加入了社会党。随即带着任务回乡，在撮镇夏祠堂（原撮镇中学所在地）成立“中国社会党安徽支部”，于合肥东门设立通讯联系处，并分头发展党员。一年未到即发展党员四五万人，王亚樵名字渐为安徽人所知。谁知好景不长，江亢虎投降袁世凯解散了社会党，合肥驻军旅长夏叙堂（撮镇人）率骑兵连围住夏祠堂，捉拿社会党成员，王亚樵、许习庸、刘大魁等迅速撤离，巢县分支部负责人丁鹤龄动作稍慢被捕，惨遭杀害。北洋军阀倪嗣冲下令通缉“乱党”王亚樵，万般无奈中，他只身潜入上海。
１９１６年，由柏文蔚引荐，王亚樵在上海晋见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７年，他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１９１９年在上海发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组织游行，响应五四运动；１９２０年到安庆组织各界反对安徽督军兼省长张文生运动。张文生密令亲信副官暗中捕杀王亚樵，王闻讯化装再次逃往上海，并通电反张。经过半年多斗争和周旋，张文生终于下台离皖。
“斧头党”首百折不挠
１９２１年，王亚樵第三次到上海，在这充满黑暗与残暴的冒险家乐园，他举步维艰，历尽艰险。他目睹十几万旅沪安徽劳工在资方残酷压迫下苟且偷生的悲惨状况，便决定从保障工人福利入手，成立劳工工会。在皖籍名流柏文蔚、李少川资助下，他组织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仅仅三个月时间，即有上万名工人聚集于王亚樵麾下。
面对庞大的工人队伍，王亚樵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他颁布了严格纪律，绝对不允许部下惹事生非。同时，在沪东和沪西分别设立办事处，聘请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常年法律顾问，选派精通文墨的工人创办“公平通讯社”，一者揭露资方黑暗及官方内幕，二者宣传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有关主张，稿件一出即为多家报刊转载，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当年的“十里洋场”十分复杂，上海滩头黑社会岂能容忍王亚樵这位外籍人“占码头、打天下”。资方利用流氓势力继续虐待劳工，会员们也常常被打得鼻青眼乌、头破血流。忍无可忍的王亚樵，挑选百名勇猛异常的门徒，每人发一把利斧，谁敢欺侮皖籍劳工或王的门徒，“斧头党”便冲上去拼命砍杀，其势锐不可挡。一时间，“斧头党”砍出了威风，砍出了名声，连黄金荣、杜月笙都不得不告诫其门徒：“王亚樵的斧头党是一伙亡命之徒，千万不要与之争斗。”后来，王亚樵的劳工工会发展到十万人，华克之（１９３７年奔延安并加入中共组织，解放初任国家内务部副部长）、郑抱真（１９３９年率部参加新四军，解放后为合肥市首任市长、安徽省副省长）、孙凤鸣等仁人志士相继来投奔；戴笠、胡宗南、胡抱一等都纷纷敬上门生贴子。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万乘亡命上海，王亚樵手下人主张杀孙报仇。王亚樵力劝大家，孙万乘当初诱杀自己，是他手下的原清朝官吏想借刀杀人，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应同室操戈。他亲自设宴招待，给以资助。这件事在革命党中传为佳话，柏文蔚称赞王亚樵是“豪胜侠骨，慷慨君子”。
１９２３年，王亚樵参加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按浙江都督卢永祥要求，指挥门徒将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胸前打成“马蜂窝”，此举受到卢永祥赏识，不但奖以重金，还委任王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湖州为其练兵之地。王亚樵在八雀寺和三对门之间招兵买马，方振武（后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余亚农（解放后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和安徽省副省长）、戴笠、胡宗南、胡抱一等都在部下担任队长之职。后来，从培养人才出发，他又将青年有为、足堪资造的戴笠、胡宗南介绍到黄埔军校学习。１９２６年，王亚樵奔赴广州，被委任为安徽副宣慰使，回皖策动兵变。由于事情泄密，被安徽军阀陈调元围困于洪泽湖达数月之久。１９２７年春，北伐军挺进苏皖，他才趁机冲出包围，率部返回沪上。同年，王亚樵以全国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会，蒋介石原来打算拉拢、重用王亚樵，王当时未能识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革命面目，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奠都大典上大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后有人警告他已惹下大祸，夜晚真的来了几个警察要逮捕王亚樵，经过众门徒奋力格斗，好不容易才逃离南京。从此，他坚定了反对蒋介石的决心。
讨伐蒋介石枪击赵铁桥
１９２９年，王亚樵和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等在上海组织反蒋集团，欲以军事实力联合倒蒋。王亚樵主动联络与己有患难之交的实力派方振武、石友三等部，计划让石友三进兵浦口，直捣南京；方振武从安庆沿江而下策应后援；余立奎（解放后任安徽省政协秘书长）负责常州蒋军起义，沿铁路夹击南京；王亚樵、常恒芳发动京沪一带地方军警武装起义，并且将常州起义蒋军家属接到上海亚洲饭店居住，以绝后顾之忧。不料，计划被阴险狡诈的蒋介石探悉，方振武被抓获禁闭于南京，其师长余亚农、鲍刚挟持安徽省主席方策到英山、霍山之间，举起反蒋大旗。由于孤军奋战，起义迅即失败，余亚农逃到上海，得到王亚樵的妥善安置。石友三进军浦口，军事力量明显不足，不攻自退。余立奎率常州 起义部队夹击南京，也因众寡悬殊不敌，被蒋介石包围击溃，余立奎率部撤至宜兴时被捕，送南京和方振武同囚一室。王亚樵只得又隐姓埋名潜居上海。
再说王乐平、常恒芳、王亚樵反蒋组织中的赵铁桥，曾是留日的归国学生，也是起义的积极响应者。正是此人出尔反尔，不光向蒋介石告密邀功，还于１９３０年２月在上海霞飞坊将王乐平杀害。蒋介石遂将上海招商局总办李国杰（李鸿章之孙）撤职，让赵铁桥担任总办一职，李家创办招商局的财产及船只全部没收交赵。李国杰愤愤不平，哭诉于王亚樵，要求代为杀赵。对赵铁桥这种背叛革命、出卖朋友的卑鄙小人，王亚樵早就恨之入骨，他很快把赵铁桥的照片和汽车号码弄到手，经过缜密安排，于７月２４日晨，在招商局大门前，一举将赵铁桥击毙，岗警们个个畏死、纷纷躲避，参战队员平安撤回。招商局总办一职，经该局同仁联名要求，交通部同意仍由李国杰出任。李念王亚樵相助之力，除酬谢重金外，又把“江安号”大轮的使用权交给他，以解决手下人生活不足问题。
反对米照捐解民于倒悬
如果说枪杀徐国梁、赵铁桥属暗杀性质的话，那么，王亚樵发动安徽民众反米照捐斗争，应算光明正大的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闪亮”一笔。
１９３０年，蒋介石调动百万军队向红军根据地围剿，为弥补庞大的军费开支，欲在全国推行米捐，可是害怕引起公愤，未敢冒然实行。１９３１年２月，蒋介石强令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在芜湖、大通、蚌埠、大胜关等地区试办“米照捐”。半年时间，波及安徽全省，一时米商裹足，米价猛涨，安徽民众食不果腹，饿载道。面对家乡父老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困境，王亚樵拍案而起：首先发动安徽在沪二十多所专科院校学生及部分社会人士起来反对，经广泛联络，学生越聚越多，且情绪高昂，他们又通过关系取得各新闻报界声援。王亚樵还是觉得学生力量单薄，复又促动安徽旅沪同乡会李次山、关芸农等参加，在上海四马路大西洋餐馆，召开安徽在沪人员反米捐大会。安徽名流许世英、柏烈武、李少川等数百人出席会议。
大会通过“反米照捐宣言”，“告安徽三千万人民书”，通过致国民政府立法、司法、监察和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强烈要求撤销“米照捐”，查办吴忠信。大会还决定派五路代表向国民党各级政府请愿。其中，王召权、朱子明负责向国民政府请愿；凌枢桥、刘竹箐负责向安徽省政府请愿；戚皖白、杜伦敬向蚌埠市政府请愿；王琢之、樊振邦向庐山军委请愿；方辰、韩学文向芜湖市政府请愿，并积极发动芜湖、大胜关等地民众起而罢捐。王亚樵再三重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随即，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米照捐斗争在安徽城乡掀起，米商罢市、米船罢运，数以千计船只阻滞于芜湖、大胜关一带。南京中央政府派出大员和王亚樵等磋商，封官许愿，软硬兼施，使尽招数也无法平息米捐风波，相反事态日趋扩大，京沪米价陡涨，大米危机日益严重。迫于各方面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当年１１月，让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出面，取消“米照捐”。
庐山刺蒋上海击宋
１９３１年２月，蒋介石将西南派重要人物、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胡汉民被解禁后，派人携２０万巨款游说王亚樵，要买蒋介石的人头。王亚樵一直想杀蒋介石，现在有人资助，真是天赐良机，决定派郑抱真带一组人去南京，华克之带另一组人去庐山，双管齐下，不愁找不到机会。６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调集３０万人马，企图彻底剿灭“共军”，随后便上了庐山。
华克之、陈成等１０余人以游客身份也上了庐山，因沿途关卡较多、搜查太严，武器只能由王亚樵夫人和表弟媳设法送上去。王亚樵将手枪藏在金华火腿中，让两个伙计挑着火腿等礼品上前，两位阔太太随后，一路大摇大摆，顺利将武器交到华克之手中。一天上午，蒋介石坐滑竿外出，众多卫士前后紧紧卫护，行动队员陈成怕失去机会，急忙举枪射击，子弹从蒋介石耳朵边飞过，再想开枪时，蒋的卫士已一齐向他开火。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见刺客已死，又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便又佯装镇静、恨恨而去。此后便进一步加强警戒，刺蒋已难以进行。
王亚樵刺蒋未成，转而准备刺杀宋子文。宋是蒋的财政部长兼外交委员，既是蒋的妻舅，又是蒋的“输血机器”。１９３１年７月２２日，上海北站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已经探知消息的王亚樵，认真作好刺宋准备。这天，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穿戴一样衣帽，被众人簇拥着出站，唐腴胪夹着包走在前面，行动组长刘刚以为唐是宋子文，举枪便射，其他组员也向唐开枪。宋的卫 士一边还击，一边将吓瘫在地的宋拖到一根大柱子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行动组趁机放出烟幕弹，撤出车站，同时抛出大批传单，重申我们同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人民公意，为国锄奸，为民除害。
坚决抗日“祝捷”变“哭丧”
１９３２年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鼓吹２４小时内攻到南京，可是，战事相持４０多天，十九路军也未作半点退让。这当中，王亚樵又一次发挥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几天就组织上万名工人义勇军，他让余立奎任义勇军（后改为十九路军补充团）司令，自己又组织一支专门锄杀日军、汉奸的“铁血锄奸团”，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打击敌人。当时浦东江边停泊不少日军军舰，三天两头向我十九路军阵地狂轰烂炸，造成严重威胁。王亚樵和余立奎找来５００磅鱼雷一枚，让两名水性极好的革命志士，从高昌庙附近跳入寒冷刺骨的海水中，轮流推鱼雷１０余里，在靠近日酋白川大将的“出云”舰时，引爆鱼雷，震得舰艇东摇西晃，因鱼雷爆炸力有限，未能将舰炸沉，但却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铁血锄奸团”的英勇事迹层出不穷，尤其是王亚樵的司机胡阿毛，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截获，日军强迫他把一辆军火卡车开到日军阵地。胡阿毛佯装应允，汽车驶到黄浦江边时，他突然加大马力，将一车军火连同押车日军开进波涛滚滚的黄浦江中。
鉴于蒋介石消极应战，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只得撤出战斗。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侵略者高兴之余，准备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王亚樵等爱国人士无不义愤填膺，发誓要干掉白川。
日军“祝捷”大会规定：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不准中国人入内。王亚樵便找到住沪的朝鲜独立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有亡国之恨，他们一邦人一直在沪从事反日活动，对王亚樵的重托满口应允。４月２９日，虹口公园张灯结彩，安昌浩、尹奉吉、金天安等朝鲜人，身着和服，提着装有定时炸弹的大热水瓶和干粮，昂首走进会场。尹奉吉若无其事地将水瓶放在讲台前面，返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等依次入座后，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着倒开水，趁机扭开炸弹开关，随即悄悄离开会场。就在白川手舞足蹈狂欢庆贺时，炸弹爆炸，白川被炸得血肉模糊，当场身亡。日军驻华公使重光葵也被炸飞了一条腿，其他十几名日军官兵死的死、伤的伤，“祝捷”大会成了名符其实的哭丧大会。事后，王亚樵送４万元重金慰劳顺利撤回的安昌浩等人，将上海圣母院路“公道印书社”买下，送给他们作栖身之所。
刺杀汪精卫举世震惊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会后照例进行合影留念。向来多疑诡诈的蒋介石，见会场秩序较乱，借故胃疼不参加，汪精卫便理所当然坐在正中位置上摄影。突然记者群中冲出一个身着西装的英俊青年，用手枪向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所有中央委员们个个惊慌失措，四处乱窜，朱家骅躲进厕所里，阎锡山钻到汽车底下，一时丑态百出，秩序混乱不堪。混乱中，这个青年也被卫士开枪击中，倒在血泊中。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见蒋介石未参加照相，料定事出有因，呼天抢地哭喊着：“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当着众委员的面，无言以对，十分尴尬，只好忍气吞声陪陈璧君护送汪精卫去中央医院。
刺杀汪精卫的青年记者叫孙凤鸣，安徽滁州人，他受王亚樵委派，经过精心策划发动了这场轰动全国的刺汪案。这次行动，本意是刺杀蒋介石，谁知蒋介石不肯出场，只好按第二方案，枪击汪精卫。孙凤鸣流血过多，生命垂危，南京当局急于从他口中追出幕后主使者，不但不给急救，相反残酷逼供。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答：“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问：“为什么要现在行刺？”答：“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指华北方面有关丧权辱国条约和协定）再不打，就要亡国，做亡国奴了？”（孙昏迷过去，一会醒来）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答：“我是完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问：“你受什么人指使？”答：“我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受什么人指使？刺汪的指使就是我的良心。”问：“你参加过王亚樵斧头党，是王亚樵幕后指挥的吗？”答：“我已两年未见王先生，此事完全是本人独立主张，与任何人无关。”说完再次昏迷，第二天凌晨，孙凤鸣因伤势过重牺牲，时年３２岁。后来，冯玉祥将军感慨表示：“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为姓孙的铸一铜像来纪念他……”
刺汪案后，蒋介石更加恼火，责限戴笠三天缉获王亚樵。其实，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蒋介石便对王亚樵采取又拉又打战术，先后委派多人以高官厚禄劝王“归顺”，或者出国，可以提供资助，既往一笔勾销。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共方面打一枪。此举遭到王亚樵严辞拒绝。蒋见收买无效，便下定决心，悬赏百万，捉拿王亚樵。王亚樵机智勇敢，步步设防，使国民党军警累次扑空。
一次，军统接到密告，王亚樵藏匿于姚主教路刘公馆，百名军警将刘公馆围得水泄不通，破门冲入王卧室，但见被窝尚有热气，却已人去楼空。
又一次，军统侦知王亚樵夫妇潜居赫法路一座楼上，军警迅速封锁各处出口，王妻买菜回来，为王换上女装，扎上头巾，化装成娘姨。从军警林立的里弄口从容逸去。
再一次，王亚樵在一朋友家中，遇见两个多年不见，政治面目不清的熟人，便“礼貌”地请他们暂勿走动，待接应他的人赶到才转移到另一秘密地点，当夜又头戴钢盔，身着消防队服装，乘一辆消防车转移……许多报刊对王亚樵的神出鬼没大加渲染，说他一身轻功，飞檐走壁，王亚樵见了仅一笑了之。
梧州遇害留名青史
１９３３年，王亚樵在上海难以存身，去福州，后又出走香港。１９３５年刺汪案发生后，戴笠率大批特务进入香港，千方百计要把王亚樵缉拿归案。困境中的王亚樵，只好于１９３６年２月率郑抱真、余亚农、张献廷等２０余人，到广西梧州李济深家中避难。
然而，梧州也非久留之地。穷途末路之际，王亚樵想到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他与部属们密商，决定投奔延安。８月，王亚樵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求收纳，又请李济深给周恩来副主席写一封推荐函。王将两封信函和５０００元路费交余亚农、张献廷去陕北联系。焦急等待的王亚樵，曾作《念奴娇》词表示颇为惆怅的心情：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忍看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纹。鸥盟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９月间，老部下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突然来找，大家都感到事情蹊跷，劝王亚樵不见为妙，王亚樵认为余立奎为我困在牢中，其妻有难找我，我若不见岂不是对不起朋友吗？２０日晚，他孤身一人去见余婉君。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此时的余婉君已被特务们用１０万元钱收买，王亚樵一上楼便被众特务撒石灰迷住双眼，但他毕竟是一代枭雄，临危应变能力无人能及，他跃上空中，甩手就是一梭子，落地卧倒，又是双枪横扫，特务们瞬间倒下一大片；他飞身从窗口跃向对面房顶，未曾想下面也埋伏３０多特务，敌人手枪齐射，火舌飞舞，曾经叱咤风云、名震中外的“中国第一杀手”终于倒在血泊中，时年４８岁。而出卖王亚樵的余婉君在“领赏”途中，也被特务们杀死灭口，尸体被装进麻袋抛入西江。
王亚樵死后，朱蕴山及李济深等出面，处理后事，主持了悼念活动。１２月初，余亚农、张献廷持中共欢迎王亚樵加入革命队伍的喜讯返回，可惜，他们见到的只是梧洲郊外一堆黄土和飘逸的纸灰。余亚农饱含泪水，在坟前宣读了中共的欢迎信，以慰王亚樵在天之灵。据华克之回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数年后才获悉王亚樵遇害消息，在深表悲痛之际，不无后悔地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抗日战争及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１９９９年冬至，在民政和统战等部门努力下，长眠梧州郊外６５年的王亚樵遗骨，回迁至肥东县磨店乡王圩村王氏祖茔（２００２年划入合肥市瑶海区）。每逢清明，慕名前来祭奠者络绎不绝。
借工作之便，笔者接触了王亚樵的亲属和研究王亚樵的专家学者，翻阅了十几部介绍王亚樵的书刊，发现对王亚樵的评价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几乎都把“第一杀手”、“支那魔鬼”、“暗杀大王”当成王亚樵的代名词。然而，毛泽东却公正评价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连在“军统”任职、曾经与王亚樵周旋过的沈醉，也心悦诚服地认为“王亚樵主张反蒋抗日救国”，“他希图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使变革”，“是值得写入历史的”。今天，我们拂去岁月的风尘，将这位反蒋先锋、抗日斗士人生作一梗概，以展示一幕撼人魂魄的史剧。
投身革命坎坷生涯
王亚樵，字九光，别号擎宇，１８８９年出生于肥东县磨店乡王圩村。他７岁入邻村刘茂先先生私塾启蒙，１３岁到离家２０多里的对河张村（今肥东师范所在地）拜张世籁先生为师，攻读经史百家，旁及诗词歌赋，同时临碑帖习书法。他聪颖过人，能文善言，４年后，不光学业大进，人也长成了风度翩翩、足智多谋的大小伙子。他性格豪放、嫉恶如仇，喜打抱不平，在家乡声望与日俱增。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血气方刚的王亚樵和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等好友到二十埠榆梓坎村许习庸家秘密集会，响应武昌起义。王亚樵自任司令，以大兴集李文忠公祠（李鸿章享堂）为据点，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宣布庐州独立，命令李府总管刘东山交出合肥的全部典当和钱庄，以解决军费问题。几乎同时，同盟会上海总部又派孙万乘来合肥组织庐州军政分府，也准备没收李府财产作军费。得知王亚樵已先行一步时，十分恼怒。他以邀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到合肥小书院赴宴为名，杀害了李元甫等三人，王亚樵下乡有事未去，幸免于难。他连夜抄小路逃到全椒，在好友刘大魁家隐匿起来，风头过后，才悄悄去南京寻找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
１９１２年６月，王亚樵在南京结识社会活动新秀、社会党领袖江亢虎，对社会党“抑暴、铲富、济贫”的宗旨十分欣赏，即以王鼎的名字，加入了社会党。随即带着任务回乡，在撮镇夏祠堂（原撮镇中学所在地）成立“中国社会党安徽支部”，于合肥东门设立通讯联系处，并分头发展党员。一年未到即发展党员四五万人，王亚樵名字渐为安徽人所知。谁知好景不长，江亢虎投降袁世凯解散了社会党，合肥驻军旅长夏叙堂（撮镇人）率骑兵连围住夏祠堂，捉拿社会党成员，王亚樵、许习庸、刘大魁等迅速撤离，巢县分支部负责人丁鹤龄动作稍慢被捕，惨遭杀害。北洋军阀倪嗣冲下令通缉“乱党”王亚樵，万般无奈中，他只身潜入上海。
１９１６年，由柏文蔚引荐，王亚樵在上海晋见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７年，他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１９１９年在上海发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组织游行，响应五四运动；１９２０年到安庆组织各界反对安徽督军兼省长张文生运动。张文生密令亲信副官暗中捕杀王亚樵，王闻讯化装再次逃往上海，并通电反张。经过半年多斗争和周旋，张文生终于下台离皖。
“斧头党”首百折不挠
１９２１年，王亚樵第三次到上海，在这充满黑暗与残暴的冒险家乐园，他举步维艰，历尽艰险。他目睹十几万旅沪安徽劳工在资方残酷压迫下苟且偷生的悲惨状况，便决定从保障工人福利入手，成立劳工工会。在皖籍名流柏文蔚、李少川资助下，他组织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仅仅三个月时间，即有上万名工人聚集于王亚樵麾下。
面对庞大的工人队伍，王亚樵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他颁布了严格纪律，绝对不允许部下惹事生非。同时，在沪东和沪西分别设立办事处，聘请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常年法律顾问，选派精通文墨的工人创办“公平通讯社”，一者揭露资方黑暗及官方内幕，二者宣传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有关主张，稿件一出即为多家报刊转载，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当年的“十里洋场”十分复杂，上海滩头黑社会岂能容忍王亚樵这位外籍人“占码头、打天下”。资方利用流氓势力继续虐待劳工，会员们也常常被打得鼻青眼乌、头破血流。忍无可忍的王亚樵，挑选百名勇猛异常的门徒，每人发一把利斧，谁敢欺侮皖籍劳工或王的门徒，“斧头党”便冲上去拼命砍杀，其势锐不可挡。一时间，“斧头党”砍出了威风，砍出了名声，连黄金荣、杜月笙都不得不告诫其门徒：“王亚樵的斧头党是一伙亡命之徒，千万不要与之争斗。”后来，王亚樵的劳工工会发展到十万人，华克之（１９３７年奔延安并加入中共组织，解放初任国家内务部副部长）、郑抱真（１９３９年率部参加新四军，解放后为合肥市首任市长、安徽省副省长）、孙凤鸣等仁人志士相继来投奔；戴笠、胡宗南、胡抱一等都纷纷敬上门生贴子。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万乘亡命上海，王亚樵手下人主张杀孙报仇。王亚樵力劝大家，孙万乘当初诱杀自己，是他手下的原清朝官吏想借刀杀人，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应同室操戈。他亲自设宴招待，给以资助。这件事在革命党中传为佳话，柏文蔚称赞王亚樵是“豪胜侠骨，慷慨君子”。
１９２３年，王亚樵参加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按浙江都督卢永祥要求，指挥门徒将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胸前打成“马蜂窝”，此举受到卢永祥赏识，不但奖以重金，还委任王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湖州为其练兵之地。王亚樵在八雀寺和三对门之间招兵买马，方振武（后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余亚农（解放后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和安徽省副省长）、戴笠、胡宗南、胡抱一等都在部下担任队长之职。后来，从培养人才出发，他又将青年有为、足堪资造的戴笠、胡宗南介绍到黄埔军校学习。１９２６年，王亚樵奔赴广州，被委任为安徽副宣慰使，回皖策动兵变。由于事情泄密，被安徽军阀陈调元围困于洪泽湖达数月之久。１９２７年春，北伐军挺进苏皖，他才趁机冲出包围，率部返回沪上。同年，王亚樵以全国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会，蒋介石原来打算拉拢、重用王亚樵，王当时未能识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革命面目，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奠都大典上大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后有人警告他已惹下大祸，夜晚真的来了几个警察要逮捕王亚樵，经过众门徒奋力格斗，好不容易才逃离南京。从此，他坚定了反对蒋介石的决心。
讨伐蒋介石枪击赵铁桥
１９２９年，王亚樵和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等在上海组织反蒋集团，欲以军事实力联合倒蒋。王亚樵主动联络与己有患难之交的实力派方振武、石友三等部，计划让石友三进兵浦口，直捣南京；方振武从安庆沿江而下策应后援；余立奎（解放后任安徽省政协秘书长）负责常州蒋军起义，沿铁路夹击南京；王亚樵、常恒芳发动京沪一带地方军警武装起义，并且将常州起义蒋军家属接到上海亚洲饭店居住，以绝后顾之忧。不料，计划被阴险狡诈的蒋介石探悉，方振武被抓获禁闭于南京，其师长余亚农、鲍刚挟持安徽省主席方策到英山、霍山之间，举起反蒋大旗。由于孤军奋战，起义迅即失败，余亚农逃到上海，得到王亚樵的妥善安置。石友三进军浦口，军事力量明显不足，不攻自退。余立奎率常州 起义部队夹击南京，也因众寡悬殊不敌，被蒋介石包围击溃，余立奎率部撤至宜兴时被捕，送南京和方振武同囚一室。王亚樵只得又隐姓埋名潜居上海。
再说王乐平、常恒芳、王亚樵反蒋组织中的赵铁桥，曾是留日的归国学生，也是起义的积极响应者。正是此人出尔反尔，不光向蒋介石告密邀功，还于１９３０年２月在上海霞飞坊将王乐平杀害。蒋介石遂将上海招商局总办李国杰（李鸿章之孙）撤职，让赵铁桥担任总办一职，李家创办招商局的财产及船只全部没收交赵。李国杰愤愤不平，哭诉于王亚樵，要求代为杀赵。对赵铁桥这种背叛革命、出卖朋友的卑鄙小人，王亚樵早就恨之入骨，他很快把赵铁桥的照片和汽车号码弄到手，经过缜密安排，于７月２４日晨，在招商局大门前，一举将赵铁桥击毙，岗警们个个畏死、纷纷躲避，参战队员平安撤回。招商局总办一职，经该局同仁联名要求，交通部同意仍由李国杰出任。李念王亚樵相助之力，除酬谢重金外，又把“江安号”大轮的使用权交给他，以解决手下人生活不足问题。
反对米照捐解民于倒悬
如果说枪杀徐国梁、赵铁桥属暗杀性质的话，那么，王亚樵发动安徽民众反米照捐斗争，应算光明正大的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闪亮”一笔。
１９３０年，蒋介石调动百万军队向红军根据地围剿，为弥补庞大的军费开支，欲在全国推行米捐，可是害怕引起公愤，未敢冒然实行。１９３１年２月，蒋介石强令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在芜湖、大通、蚌埠、大胜关等地区试办“米照捐”。半年时间，波及安徽全省，一时米商裹足，米价猛涨，安徽民众食不果腹，饿载道。面对家乡父老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困境，王亚樵拍案而起：首先发动安徽在沪二十多所专科院校学生及部分社会人士起来反对，经广泛联络，学生越聚越多，且情绪高昂，他们又通过关系取得各新闻报界声援。王亚樵还是觉得学生力量单薄，复又促动安徽旅沪同乡会李次山、关芸农等参加，在上海四马路大西洋餐馆，召开安徽在沪人员反米捐大会。安徽名流许世英、柏烈武、李少川等数百人出席会议。
大会通过“反米照捐宣言”，“告安徽三千万人民书”，通过致国民政府立法、司法、监察和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强烈要求撤销“米照捐”，查办吴忠信。大会还决定派五路代表向国民党各级政府请愿。其中，王召权、朱子明负责向国民政府请愿；凌枢桥、刘竹箐负责向安徽省政府请愿；戚皖白、杜伦敬向蚌埠市政府请愿；王琢之、樊振邦向庐山军委请愿；方辰、韩学文向芜湖市政府请愿，并积极发动芜湖、大胜关等地民众起而罢捐。王亚樵再三重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随即，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米照捐斗争在安徽城乡掀起，米商罢市、米船罢运，数以千计船只阻滞于芜湖、大胜关一带。南京中央政府派出大员和王亚樵等磋商，封官许愿，软硬兼施，使尽招数也无法平息米捐风波，相反事态日趋扩大，京沪米价陡涨，大米危机日益严重。迫于各方面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当年１１月，让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出面，取消“米照捐”。
庐山刺蒋上海击宋
１９３１年２月，蒋介石将西南派重要人物、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胡汉民被解禁后，派人携２０万巨款游说王亚樵，要买蒋介石的人头。王亚樵一直想杀蒋介石，现在有人资助，真是天赐良机，决定派郑抱真带一组人去南京，华克之带另一组人去庐山，双管齐下，不愁找不到机会。６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调集３０万人马，企图彻底剿灭“共军”，随后便上了庐山。
华克之、陈成等１０余人以游客身份也上了庐山，因沿途关卡较多、搜查太严，武器只能由王亚樵夫人和表弟媳设法送上去。王亚樵将手枪藏在金华火腿中，让两个伙计挑着火腿等礼品上前，两位阔太太随后，一路大摇大摆，顺利将武器交到华克之手中。一天上午，蒋介石坐滑竿外出，众多卫士前后紧紧卫护，行动队员陈成怕失去机会，急忙举枪射击，子弹从蒋介石耳朵边飞过，再想开枪时，蒋的卫士已一齐向他开火。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见刺客已死，又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便又佯装镇静、恨恨而去。此后便进一步加强警戒，刺蒋已难以进行。
王亚樵刺蒋未成，转而准备刺杀宋子文。宋是蒋的财政部长兼外交委员，既是蒋的妻舅，又是蒋的“输血机器”。１９３１年７月２２日，上海北站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已经探知消息的王亚樵，认真作好刺宋准备。这天，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穿戴一样衣帽，被众人簇拥着出站，唐腴胪夹着包走在前面，行动组长刘刚以为唐是宋子文，举枪便射，其他组员也向唐开枪。宋的卫 士一边还击，一边将吓瘫在地的宋拖到一根大柱子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行动组趁机放出烟幕弹，撤出车站，同时抛出大批传单，重申我们同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人民公意，为国锄奸，为民除害。
坚决抗日“祝捷”变“哭丧”
１９３２年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鼓吹２４小时内攻到南京，可是，战事相持４０多天，十九路军也未作半点退让。这当中，王亚樵又一次发挥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几天就组织上万名工人义勇军，他让余立奎任义勇军（后改为十九路军补充团）司令，自己又组织一支专门锄杀日军、汉奸的“铁血锄奸团”，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打击敌人。当时浦东江边停泊不少日军军舰，三天两头向我十九路军阵地狂轰烂炸，造成严重威胁。王亚樵和余立奎找来５００磅鱼雷一枚，让两名水性极好的革命志士，从高昌庙附近跳入寒冷刺骨的海水中，轮流推鱼雷１０余里，在靠近日酋白川大将的“出云”舰时，引爆鱼雷，震得舰艇东摇西晃，因鱼雷爆炸力有限，未能将舰炸沉，但却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铁血锄奸团”的英勇事迹层出不穷，尤其是王亚樵的司机胡阿毛，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截获，日军强迫他把一辆军火卡车开到日军阵地。胡阿毛佯装应允，汽车驶到黄浦江边时，他突然加大马力，将一车军火连同押车日军开进波涛滚滚的黄浦江中。
鉴于蒋介石消极应战，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只得撤出战斗。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侵略者高兴之余，准备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王亚樵等爱国人士无不义愤填膺，发誓要干掉白川。
日军“祝捷”大会规定：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不准中国人入内。王亚樵便找到住沪的朝鲜独立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有亡国之恨，他们一邦人一直在沪从事反日活动，对王亚樵的重托满口应允。４月２９日，虹口公园张灯结彩，安昌浩、尹奉吉、金天安等朝鲜人，身着和服，提着装有定时炸弹的大热水瓶和干粮，昂首走进会场。尹奉吉若无其事地将水瓶放在讲台前面，返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等依次入座后，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着倒开水，趁机扭开炸弹开关，随即悄悄离开会场。就在白川手舞足蹈狂欢庆贺时，炸弹爆炸，白川被炸得血肉模糊，当场身亡。日军驻华公使重光葵也被炸飞了一条腿，其他十几名日军官兵死的死、伤的伤，“祝捷”大会成了名符其实的哭丧大会。事后，王亚樵送４万元重金慰劳顺利撤回的安昌浩等人，将上海圣母院路“公道印书社”买下，送给他们作栖身之所。
刺杀汪精卫举世震惊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会后照例进行合影留念。向来多疑诡诈的蒋介石，见会场秩序较乱，借故胃疼不参加，汪精卫便理所当然坐在正中位置上摄影。突然记者群中冲出一个身着西装的英俊青年，用手枪向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所有中央委员们个个惊慌失措，四处乱窜，朱家骅躲进厕所里，阎锡山钻到汽车底下，一时丑态百出，秩序混乱不堪。混乱中，这个青年也被卫士开枪击中，倒在血泊中。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见蒋介石未参加照相，料定事出有因，呼天抢地哭喊着：“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当着众委员的面，无言以对，十分尴尬，只好忍气吞声陪陈璧君护送汪精卫去中央医院。
刺杀汪精卫的青年记者叫孙凤鸣，安徽滁州人，他受王亚樵委派，经过精心策划发动了这场轰动全国的刺汪案。这次行动，本意是刺杀蒋介石，谁知蒋介石不肯出场，只好按第二方案，枪击汪精卫。孙凤鸣流血过多，生命垂危，南京当局急于从他口中追出幕后主使者，不但不给急救，相反残酷逼供。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答：“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问：“为什么要现在行刺？”答：“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指华北方面有关丧权辱国条约和协定）再不打，就要亡国，做亡国奴了？”（孙昏迷过去，一会醒来）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答：“我是完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问：“你受什么人指使？”答：“我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受什么人指使？刺汪的指使就是我的良心。”问：“你参加过王亚樵斧头党，是王亚樵幕后指挥的吗？”答：“我已两年未见王先生，此事完全是本人独立主张，与任何人无关。”说完再次昏迷，第二天凌晨，孙凤鸣因伤势过重牺牲，时年３２岁。后来，冯玉祥将军感慨表示：“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为姓孙的铸一铜像来纪念他……”
刺汪案后，蒋介石更加恼火，责限戴笠三天缉获王亚樵。其实，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蒋介石便对王亚樵采取又拉又打战术，先后委派多人以高官厚禄劝王“归顺”，或者出国，可以提供资助，既往一笔勾销。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共方面打一枪。此举遭到王亚樵严辞拒绝。蒋见收买无效，便下定决心，悬赏百万，捉拿王亚樵。王亚樵机智勇敢，步步设防，使国民党军警累次扑空。
一次，军统接到密告，王亚樵藏匿于姚主教路刘公馆，百名军警将刘公馆围得水泄不通，破门冲入王卧室，但见被窝尚有热气，却已人去楼空。
又一次，军统侦知王亚樵夫妇潜居赫法路一座楼上，军警迅速封锁各处出口，王妻买菜回来，为王换上女装，扎上头巾，化装成娘姨。从军警林立的里弄口从容逸去。
再一次，王亚樵在一朋友家中，遇见两个多年不见，政治面目不清的熟人，便“礼貌”地请他们暂勿走动，待接应他的人赶到才转移到另一秘密地点，当夜又头戴钢盔，身着消防队服装，乘一辆消防车转移……许多报刊对王亚樵的神出鬼没大加渲染，说他一身轻功，飞檐走壁，王亚樵见了仅一笑了之。
梧州遇害留名青史
１９３３年，王亚樵在上海难以存身，去福州，后又出走香港。１９３５年刺汪案发生后，戴笠率大批特务进入香港，千方百计要把王亚樵缉拿归案。困境中的王亚樵，只好于１９３６年２月率郑抱真、余亚农、张献廷等２０余人，到广西梧州李济深家中避难。
然而，梧州也非久留之地。穷途末路之际，王亚樵想到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他与部属们密商，决定投奔延安。８月，王亚樵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求收纳，又请李济深给周恩来副主席写一封推荐函。王将两封信函和５０００元路费交余亚农、张献廷去陕北联系。焦急等待的王亚樵，曾作《念奴娇》词表示颇为惆怅的心情：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忍看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纹。鸥盟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９月间，老部下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突然来找，大家都感到事情蹊跷，劝王亚樵不见为妙，王亚樵认为余立奎为我困在牢中，其妻有难找我，我若不见岂不是对不起朋友吗？２０日晚，他孤身一人去见余婉君。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此时的余婉君已被特务们用１０万元钱收买，王亚樵一上楼便被众特务撒石灰迷住双眼，但他毕竟是一代枭雄，临危应变能力无人能及，他跃上空中，甩手就是一梭子，落地卧倒，又是双枪横扫，特务们瞬间倒下一大片；他飞身从窗口跃向对面房顶，未曾想下面也埋伏３０多特务，敌人手枪齐射，火舌飞舞，曾经叱咤风云、名震中外的“中国第一杀手”终于倒在血泊中，时年４８岁。而出卖王亚樵的余婉君在“领赏”途中，也被特务们杀死灭口，尸体被装进麻袋抛入西江。
王亚樵死后，朱蕴山及李济深等出面，处理后事，主持了悼念活动。１２月初，余亚农、张献廷持中共欢迎王亚樵加入革命队伍的喜讯返回，可惜，他们见到的只是梧洲郊外一堆黄土和飘逸的纸灰。余亚农饱含泪水，在坟前宣读了中共的欢迎信，以慰王亚樵在天之灵。据华克之回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数年后才获悉王亚樵遇害消息，在深表悲痛之际，不无后悔地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抗日战争及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１９９９年冬至，在民政和统战等部门努力下，长眠梧州郊外６５年的王亚樵遗骨，回迁至肥东县磨店乡王圩村王氏祖茔（２００２年划入合肥市瑶海区）。每逢清明，慕名前来祭奠者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