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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北京打造成能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相媲美的世界级城市,成为了北京的新追求。在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两年之后,北京再出大手笔,一张全新的东城、西城区域图正在北京的“心脏”位置铺开
北京内城的行政区域改变,来得迅猛而突然。
虽然北京市的区划调整方案与6月初政协提交的一份建议案不谋而合,但对公众来说,这次区划调整还是显得有些“突如其来”,此前几乎没有听到任何“风声”。
故宫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与中南海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同时向南扩充版图。7月1日,北京市向公众宣布了涉及最核心城区的区划调整方案: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城、崇文、西城、宣武4个区将撤销,同时成立两个新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
新设立的东城区,辖区范围为原东城区和崇文区辖区范围,面积为41.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6.5万;新设立的西城区,辖区范围为原西城区和宣武区辖区范围,面积达50.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4.6万。
在接受《小康》杂志记者采访的10位专家、学者中,有7位认为区划调整背后的核心战略是北京要加快打造世界级城市的步伐。
肥肉搭瘦肉 大车拉小车
“东、西、崇、宣,并为两区”的北京市区划调整方案被不少专家形象地称为“肥肉搭瘦肉,大车拉小车,有钱的帮没钱的”。
“这次区域合并主要还是从整体资源整合的角度来考虑的,整合就是在更大范围内使资源配置能够优化,降低行政分割造成体制摩擦的低效利用,从这个角度说,区划越小,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低。”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越是像老东、西城这样相对发达的地区,越是要提高行政区划的范围,更好地调配资源,“因为资源的跨区流动在我们国家并不自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流动,城区的财税也随之流走,如果城区范围扩大,调配的资源就能够更有效、更快速的利用。例如金融街是西城一个财富的集聚区,西城和宣武区合并后,金融街可以向南拓展,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中心城区被一分为四的时代,老城区核心地段的规划与发展常常受制于行政限制等因素,其价值难以被充分发掘。例如前门地区,地处四区交界之所,在改造的过程中也难免受到行政划分上的制约,“以前的划分很难管理,虽然现在东西还没有分得太清楚,但南北并不存在边缘地带的问题,这样一来,行政管理清楚了,就更有利于统一实施规划,缩小南北城的发展差距。”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高毅存分析说。
《小康》记者在走访原宣武、崇文各个街区以及胡同时,了解到大多数民众对于此次合并表示赞同,相对平稳的调整和过渡对老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虽然心底埋藏着对区域文化的留恋,但更多的是对城市快速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期盼。
不少人提到,西城区的教育水平在北京首屈一指,这让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宣武和崇文的孩子感到些许不平。区划调整之后,各方面的投入指标、管理标准都会趋于均等,从而使得差异逐步缩小。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说:“在原来的区划中,宣武、崇文这两个老区的学校相对弱一些,这和两区的总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总量小,师资和生源都有限,调整以后从区域均衡角度来说,应该尽可能对原来的宣武、崇文地区加强教育的投资、资源的配置。”
全国模范教师甄珍是宣武区名校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教师,在她看来,一线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学生,没有区域之分,但区划调整对于教育均衡发展,尤其是教研工作的互通、互融和共享非常有利。
与教育一样拥有极高讨论热度的话题是房地产。房产大亨任志强在一则微博中提到,“北京行政区划的合并变化,也许会改变房地产的格局。”原来的宣武和崇文区在房地产价格大战中常常处于被忽略的位置,随着此次城区合并的实施,宣武和崇文的部分楼盘,已经在价格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上调。对此,陈耀分析说:“随着城区的合并,房价可能会慢慢趋于均等化。毕竟原来宣武和西城、崇文和东城的差价是很大的,城区合并后,实际上是体制合一了,这方面的差异也会缩小。”
无论是教育、房地产,还是医疗、交通等,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民生问题,都有望在此次区划调整的实施中得以改善。“城区合并了,财政也合一了,各方面的投入也将实现公共服务的均值均等化,原来在东西城能够享受到的优惠,对于原崇文宣武的老百姓来说,也能享受到,这是最大的实惠。”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说。
“请郭市长做北京的市长,别做京北的市长”
在老宣武区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王东(化名)感慨道:“宣武一直都是破破旧旧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拆什么地方都不心疼,为什么我们宣武一直得不到更好的发展?就是因为没有钱!”
长期以来,北京南城、北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成为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瓶颈。“东富西贵、北穷南贱”的民谚由来已久,但亚运商圈、奥运规划等伴随地产开发应运而生的概念,让人们彻底抛弃了“北穷”的旧观念,“穷崇文、破宣武”倒是还深深地烙在老北京人的脑海中。
南城和北城之间的差距,仅从财政收入上就能看出。2009年,位于北部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区级财政收入分别为71亿元和152.17亿元,而位于南部的崇文区和宣武区区级财政收入仅分别为20.6亿元和46.7亿元。
一份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北京市南部五区(崇文、宣武、丰台、房山和大兴)GDP总量为北部五区 (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和石景山)的五分之一;南部五区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相当于北部五区的三分之一;而财政收入南部五区仅相当于北部五区的四分之一。南城、北城的差距,早已不能用一句简单的“楼价每平米相差数千乃至上万元”来概括了。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郭金龙到北京担任市长之前,上网查了一些关于北京市发展的资料,偶然间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请郭市长做北京的市长,别做京北的市长。”当时郭金龙并不明白什么叫“京北的市长”,经过一番打听,他才明白北京以前三门为界划为南北,北面是“发达”地区,南面是“落后”地区。所谓“京北的市长”,则源于北京市南北城发展不平衡,一个北京城仿佛就是“城北的北京”,资源、产业、人才都集中在北城。
此外,南北城的巨大差异还体现在居民平均物质生活水平、就业和工资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文化卫生和教育资源配置、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等各个方面。在2008年初的一次北京市人大代表关于南城发展的讨论中,时任崇文区区长牛青山在介绍崇文区的情况时说,崇文区面积很小,除了2个公园之外,只剩下8平方公里,为了保护文物、前门改造等项目,区政府贷款60亿元,每天的利息就有100万,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困难。郭金龙当即表示北京一直在兼顾南北的均衡发展。
“其实,北京市政府和各级领导并没有忘记南城,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发展,发展有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等几种模式,钱必须要用在刀刃上,就像我们国家先发展东部,等力量壮大了,再搞西部大开发一样。”高毅存告诉《小康》记者,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发展南城就成为了北京市的重点工作之一,“南城面临着后奥运机遇,奥运时候的一笔账记下来了,现在肯定要偿还。”
新城区官员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个城区合并为两个城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行政官员的人事调整。
北京市先后宣布任命,新东城区的区委书记由原东城区委书记杨柳荫担任,杨柳荫同时任新的东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区委副书记由原崇文区区长牛青山担任,牛青山同时任新的东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政府筹备组组长。原东城区区长杨艺文之后出任北京市工商局局长,而原崇文区区委书记夏强则调任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
新的西城区,区委书记由原宣武区委书记王宁担任,王宁同时担任新的西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区委副书记由原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东担任,张建东同时担任新的西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政府筹备组组长。原宣武区区长王刚则出任顺义区代区长。
新的调整兼顾了原来行政区官员数量的平衡,如北京新西城区委13人领导班子7人为原西城区干部,6人为原宣武区干部;东城区的领导班子配置亦如是。事实上,北京的人事调整早已开始,从年初到6月份,已经陆续调整了128名副局级以上官员,此轮人事调整亦涉及到40多名副局级以上干部,北京各区县的官员轮换密集而频繁。
在行政和人事方面的调整仍在继续,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各区的人大代表至少在这届内不会重新选举,因为人大代表是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选出来的,两个区合并到一起后,人大也就自然整合到一起了,以前崇文、宣武的人大代表成为新东城、西城的人大代表,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何事先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为何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对此,汪玉凯介绍说:“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最高决定权在国务院,北京市地方人大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话语权、发言权,但是目前来讲还不具备法律效应。再有,此次北京区划调整涉及核心区,影响非常大,如果之前把信息透露出去,可能会引起四区官员、群众很大的心理波动,甚至影响到执行问题,所以为了不造成过大影响,采取快速的决定,然后再解决后续问题的改革策略。”
“虽然改革涉及到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但是也包含策略问题,此次调整涉及到人事问题,这样的改革策略可以理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腐败的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将人事问题‘冻结’了,有效防止了事前活动,突击进人和提拔官员。”焦洪昌认为。
“此次行政区划调整采用了最省事的办法,将影响、争议和振动减到最小。”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黄鸿翔分析说。
牵一发而动全身,新东城、西城瓜分内城之后,北京各大区面积基本持平,一直以来关于通州是否将作为北京副中心的争议从未平息,尽管这次行政区调整只涉及到内城四区,但调整之后的北京行政区划料将改变北京未来发展的格局。
北京距离世界有多远?
在这之前的3年,经过长期研究和酝酿,北京确立了建设世界级城市的目标。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出了北京城市发展的阶段目标:第一步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是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步是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目标提出后的5年间,北京市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举办奥运会和国庆60周年庆典而展开,“世界城市”的梦想逐渐被许多人淡忘。直到2009年12月底,“世界城市”一词首次出现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出北京要“瞄准建设世界城市”。
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名词解释》中,“世界城市”被定义为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的城市,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据统计显示,中国现在有超过一百个城市想要成为“世界城市”,传统大城市京、津、沪正面临着这些后起之秀们的挑战,尽管北京以首都之先天优势获得诸多资源,但是能否在这一波的国际化潮流中成为标杆,仍未可知。熟悉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人们都清楚,在过去三十年里,引领中国前进的城市发展模式,前有深圳,后有上海,而江浙之苏杭、西南之重庆、滨海之天津,都在这一轮国际化浪潮中欲抢做领头羊。
北京离世界有多远?“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对北京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北京市处于中等富裕程度。但是,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北京在经济实力、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国际公认的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还有很大的差距,世界城市公认的人均GDP标准为15000～25000美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市公务员说。
在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战略策划中心策划副总监彭剑波看来,世界城市应该能够吸引很多跨国公司总部,应该可以打造更多的高端文化艺术、娱乐和体验平台,包括工作、生活、休闲、居住等各个方面,都应该按照世界级标准去配备。而现在北京市的基础设施、产业都和世界城市有差距,物业开发、建设、运营水平,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造完成的。
北京同时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压力,近日,北京市政协《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披露,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人口总量以每年54.3万的速度膨胀,其中70%是流动人口。此外,北京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与此同时,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还不得不考虑周边城市的发展。在焦洪昌看来,行政区划合并是实现“大北京战略”的一个方面,如果不考虑到“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城市”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把北京建成“文明的孤岛”。
北京内城的行政区域改变,来得迅猛而突然。
虽然北京市的区划调整方案与6月初政协提交的一份建议案不谋而合,但对公众来说,这次区划调整还是显得有些“突如其来”,此前几乎没有听到任何“风声”。
故宫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与中南海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同时向南扩充版图。7月1日,北京市向公众宣布了涉及最核心城区的区划调整方案: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城、崇文、西城、宣武4个区将撤销,同时成立两个新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
新设立的东城区,辖区范围为原东城区和崇文区辖区范围,面积为41.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6.5万;新设立的西城区,辖区范围为原西城区和宣武区辖区范围,面积达50.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4.6万。
在接受《小康》杂志记者采访的10位专家、学者中,有7位认为区划调整背后的核心战略是北京要加快打造世界级城市的步伐。
肥肉搭瘦肉 大车拉小车
“东、西、崇、宣,并为两区”的北京市区划调整方案被不少专家形象地称为“肥肉搭瘦肉,大车拉小车,有钱的帮没钱的”。
“这次区域合并主要还是从整体资源整合的角度来考虑的,整合就是在更大范围内使资源配置能够优化,降低行政分割造成体制摩擦的低效利用,从这个角度说,区划越小,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低。”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越是像老东、西城这样相对发达的地区,越是要提高行政区划的范围,更好地调配资源,“因为资源的跨区流动在我们国家并不自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流动,城区的财税也随之流走,如果城区范围扩大,调配的资源就能够更有效、更快速的利用。例如金融街是西城一个财富的集聚区,西城和宣武区合并后,金融街可以向南拓展,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中心城区被一分为四的时代,老城区核心地段的规划与发展常常受制于行政限制等因素,其价值难以被充分发掘。例如前门地区,地处四区交界之所,在改造的过程中也难免受到行政划分上的制约,“以前的划分很难管理,虽然现在东西还没有分得太清楚,但南北并不存在边缘地带的问题,这样一来,行政管理清楚了,就更有利于统一实施规划,缩小南北城的发展差距。”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高毅存分析说。
《小康》记者在走访原宣武、崇文各个街区以及胡同时,了解到大多数民众对于此次合并表示赞同,相对平稳的调整和过渡对老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虽然心底埋藏着对区域文化的留恋,但更多的是对城市快速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期盼。
不少人提到,西城区的教育水平在北京首屈一指,这让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宣武和崇文的孩子感到些许不平。区划调整之后,各方面的投入指标、管理标准都会趋于均等,从而使得差异逐步缩小。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说:“在原来的区划中,宣武、崇文这两个老区的学校相对弱一些,这和两区的总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总量小,师资和生源都有限,调整以后从区域均衡角度来说,应该尽可能对原来的宣武、崇文地区加强教育的投资、资源的配置。”
全国模范教师甄珍是宣武区名校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教师,在她看来,一线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学生,没有区域之分,但区划调整对于教育均衡发展,尤其是教研工作的互通、互融和共享非常有利。
与教育一样拥有极高讨论热度的话题是房地产。房产大亨任志强在一则微博中提到,“北京行政区划的合并变化,也许会改变房地产的格局。”原来的宣武和崇文区在房地产价格大战中常常处于被忽略的位置,随着此次城区合并的实施,宣武和崇文的部分楼盘,已经在价格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上调。对此,陈耀分析说:“随着城区的合并,房价可能会慢慢趋于均等化。毕竟原来宣武和西城、崇文和东城的差价是很大的,城区合并后,实际上是体制合一了,这方面的差异也会缩小。”
无论是教育、房地产,还是医疗、交通等,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民生问题,都有望在此次区划调整的实施中得以改善。“城区合并了,财政也合一了,各方面的投入也将实现公共服务的均值均等化,原来在东西城能够享受到的优惠,对于原崇文宣武的老百姓来说,也能享受到,这是最大的实惠。”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说。
“请郭市长做北京的市长,别做京北的市长”
在老宣武区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王东(化名)感慨道:“宣武一直都是破破旧旧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拆什么地方都不心疼,为什么我们宣武一直得不到更好的发展?就是因为没有钱!”
长期以来,北京南城、北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成为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瓶颈。“东富西贵、北穷南贱”的民谚由来已久,但亚运商圈、奥运规划等伴随地产开发应运而生的概念,让人们彻底抛弃了“北穷”的旧观念,“穷崇文、破宣武”倒是还深深地烙在老北京人的脑海中。
南城和北城之间的差距,仅从财政收入上就能看出。2009年,位于北部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区级财政收入分别为71亿元和152.17亿元,而位于南部的崇文区和宣武区区级财政收入仅分别为20.6亿元和46.7亿元。
一份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北京市南部五区(崇文、宣武、丰台、房山和大兴)GDP总量为北部五区 (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和石景山)的五分之一;南部五区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相当于北部五区的三分之一;而财政收入南部五区仅相当于北部五区的四分之一。南城、北城的差距,早已不能用一句简单的“楼价每平米相差数千乃至上万元”来概括了。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郭金龙到北京担任市长之前,上网查了一些关于北京市发展的资料,偶然间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请郭市长做北京的市长,别做京北的市长。”当时郭金龙并不明白什么叫“京北的市长”,经过一番打听,他才明白北京以前三门为界划为南北,北面是“发达”地区,南面是“落后”地区。所谓“京北的市长”,则源于北京市南北城发展不平衡,一个北京城仿佛就是“城北的北京”,资源、产业、人才都集中在北城。
此外,南北城的巨大差异还体现在居民平均物质生活水平、就业和工资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文化卫生和教育资源配置、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等各个方面。在2008年初的一次北京市人大代表关于南城发展的讨论中,时任崇文区区长牛青山在介绍崇文区的情况时说,崇文区面积很小,除了2个公园之外,只剩下8平方公里,为了保护文物、前门改造等项目,区政府贷款60亿元,每天的利息就有100万,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困难。郭金龙当即表示北京一直在兼顾南北的均衡发展。
“其实,北京市政府和各级领导并没有忘记南城,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发展,发展有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等几种模式,钱必须要用在刀刃上,就像我们国家先发展东部,等力量壮大了,再搞西部大开发一样。”高毅存告诉《小康》记者,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发展南城就成为了北京市的重点工作之一,“南城面临着后奥运机遇,奥运时候的一笔账记下来了,现在肯定要偿还。”
新城区官员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个城区合并为两个城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行政官员的人事调整。
北京市先后宣布任命,新东城区的区委书记由原东城区委书记杨柳荫担任,杨柳荫同时任新的东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区委副书记由原崇文区区长牛青山担任,牛青山同时任新的东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政府筹备组组长。原东城区区长杨艺文之后出任北京市工商局局长,而原崇文区区委书记夏强则调任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
新的西城区,区委书记由原宣武区委书记王宁担任,王宁同时担任新的西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区委副书记由原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东担任,张建东同时担任新的西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政府筹备组组长。原宣武区区长王刚则出任顺义区代区长。
新的调整兼顾了原来行政区官员数量的平衡,如北京新西城区委13人领导班子7人为原西城区干部,6人为原宣武区干部;东城区的领导班子配置亦如是。事实上,北京的人事调整早已开始,从年初到6月份,已经陆续调整了128名副局级以上官员,此轮人事调整亦涉及到40多名副局级以上干部,北京各区县的官员轮换密集而频繁。
在行政和人事方面的调整仍在继续,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各区的人大代表至少在这届内不会重新选举,因为人大代表是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选出来的,两个区合并到一起后,人大也就自然整合到一起了,以前崇文、宣武的人大代表成为新东城、西城的人大代表,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何事先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为何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对此,汪玉凯介绍说:“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最高决定权在国务院,北京市地方人大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话语权、发言权,但是目前来讲还不具备法律效应。再有,此次北京区划调整涉及核心区,影响非常大,如果之前把信息透露出去,可能会引起四区官员、群众很大的心理波动,甚至影响到执行问题,所以为了不造成过大影响,采取快速的决定,然后再解决后续问题的改革策略。”
“虽然改革涉及到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但是也包含策略问题,此次调整涉及到人事问题,这样的改革策略可以理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腐败的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将人事问题‘冻结’了,有效防止了事前活动,突击进人和提拔官员。”焦洪昌认为。
“此次行政区划调整采用了最省事的办法,将影响、争议和振动减到最小。”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黄鸿翔分析说。
牵一发而动全身,新东城、西城瓜分内城之后,北京各大区面积基本持平,一直以来关于通州是否将作为北京副中心的争议从未平息,尽管这次行政区调整只涉及到内城四区,但调整之后的北京行政区划料将改变北京未来发展的格局。
北京距离世界有多远?
在这之前的3年,经过长期研究和酝酿,北京确立了建设世界级城市的目标。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出了北京城市发展的阶段目标:第一步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是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步是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目标提出后的5年间,北京市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举办奥运会和国庆60周年庆典而展开,“世界城市”的梦想逐渐被许多人淡忘。直到2009年12月底,“世界城市”一词首次出现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出北京要“瞄准建设世界城市”。
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名词解释》中,“世界城市”被定义为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的城市,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据统计显示,中国现在有超过一百个城市想要成为“世界城市”,传统大城市京、津、沪正面临着这些后起之秀们的挑战,尽管北京以首都之先天优势获得诸多资源,但是能否在这一波的国际化潮流中成为标杆,仍未可知。熟悉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人们都清楚,在过去三十年里,引领中国前进的城市发展模式,前有深圳,后有上海,而江浙之苏杭、西南之重庆、滨海之天津,都在这一轮国际化浪潮中欲抢做领头羊。
北京离世界有多远?“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对北京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北京市处于中等富裕程度。但是,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北京在经济实力、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国际公认的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还有很大的差距,世界城市公认的人均GDP标准为15000～25000美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市公务员说。
在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战略策划中心策划副总监彭剑波看来,世界城市应该能够吸引很多跨国公司总部,应该可以打造更多的高端文化艺术、娱乐和体验平台,包括工作、生活、休闲、居住等各个方面,都应该按照世界级标准去配备。而现在北京市的基础设施、产业都和世界城市有差距,物业开发、建设、运营水平,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造完成的。
北京同时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压力,近日,北京市政协《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披露,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人口总量以每年54.3万的速度膨胀,其中70%是流动人口。此外,北京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与此同时,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还不得不考虑周边城市的发展。在焦洪昌看来,行政区划合并是实现“大北京战略”的一个方面,如果不考虑到“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城市”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把北京建成“文明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