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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知识分子历来就是各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坚强支柱,从一个国家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社会地位的认定正确与否,可以推断一个国家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及趋势。 大跃进前后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本文拟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探究,能给当今以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知识分子 周恩来 脱帽加冕
知识分子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社会地位的认定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盛衰和民族的兴亡。 大跃进前后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大致经历了重视-怀疑 -重视-再怀疑的一个过程,这集中体现在周恩来为知识分子三次“脱帽加冕”的过程中。
一 、建国初期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对知识分子的认定
建国初期,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项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党主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认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 因此,党和政府除对少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不同的专政措施之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受雇于统治阶级或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统统采取“包下来”、“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2]的方针,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怀仁堂向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1700多位教师和学生代表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 他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以自己思想改造的切身经历,围绕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详细地论述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思想改造,以及如何进行思想改造。 周恩来的这篇讲话现身说法,以情感人,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热烈反响,引起了轰动效应。 与此同时,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知识分子工作。 首先是全面关心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原来的失业者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者给予其他适当的安排;在政治上给一些代表人物以一定的地位;对高级知识分子给予较优厚的物质待遇;欢迎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工作。 其次是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种训练班、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再次是推动他们亲身参加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使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为中国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二、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开始了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面对当时国际苏共20大和国内全面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背景。 党中央总结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 同“十大关系”相联系党还确立了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1月党中央专门又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和锻炼,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结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3]。 报告着重阐明“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的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 中国应有大批知识分子。” [4]并说报告根据知识分子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以自己的收入为其生活来源的经济地位确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既是我党在知识分子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表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资产阶级成员被改造的对象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主体力量。会后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我国200多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1956-1957年全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草案及具体计划。 这一阶段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正确认定,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我国经济、科学、思想战线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三、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曲折失误时期
随着八大的胜利召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一步的深入,国内在所难免的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 这既有国际上东欧的波匈事件的影响也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冒进的因素。 面对新的矛盾,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并且宣布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鼓励人民放手大胆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并在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 要党内外人士多提建议、意见 。 接下来1957年4月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号召党内外人士,广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对党和政府提出意见,进行 “鸣”“放”。这个时期广大知识分子是畅所欲言,而且对我党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但是随着国际风云的突变,和平演变、冷战因素的影响以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破坏,毛泽东个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转变。 最直接的结果1957年6月到1958年夏,在我国进行了一次反右运动。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党内和社会上“左”倾情绪有所滋长,对其阶级属性的认定也偏离了原先的正确轨道。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过去对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看法,错误的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是“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 [5],因而反右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围进行。 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错误认定,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上的简单粗暴,并开展了一系列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55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坐牢、劳动改造、失业等很不公正的待遇,受牵连者达几百万人。 这些受到打击迫害的所谓右派分子,基本都是有才华有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和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对反专制独裁、为争取民主创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民主党派人士。
反右运动的后果是极为恶劣的,它中断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开了以言治罪、以权代法的恶例。 自此,中国民众的言论变得极为“谨慎”“小心”,民主党派再也不敢向执政党提真正的批评意见。 知识分子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性、有良知、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追求自由民主,具有独立人格尊严的群体,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却是十分脆弱的,经过反右运后更不敢自由言论,生怕“祸从口出”。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初冬。
四、《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一股暖流
反右倾在政治、经济上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这一切迫使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 并与1961年1月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 并先后出台了《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 等条例。 这些条例的中心问题,就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 而周恩来的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正确理论和政策的代表作。 周恩来在会上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 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所做的基本估计,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并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 ”(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帽)。 可惜的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做出彻底的清理。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有人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适合”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6]这说明,毛泽东是不同意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不仅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又被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且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直至“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许多人遭受打击、迫害。 从此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严冬时期。
纵观大跃进前后的历史,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做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1956 年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51 年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建国初期我当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缩影。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清算"左"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知识分子地位才得到真正的确立,至此,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且必定是永恒的春天。
参考文献:
[1][2] 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 贾春增.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革[M].北京:华文出版
[4] 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5] 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赵中亮(1975-),男,河南许昌人,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关键词]知识分子 周恩来 脱帽加冕
知识分子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社会地位的认定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盛衰和民族的兴亡。 大跃进前后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大致经历了重视-怀疑 -重视-再怀疑的一个过程,这集中体现在周恩来为知识分子三次“脱帽加冕”的过程中。
一 、建国初期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对知识分子的认定
建国初期,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项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党主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认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 因此,党和政府除对少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不同的专政措施之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受雇于统治阶级或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统统采取“包下来”、“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2]的方针,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怀仁堂向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1700多位教师和学生代表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 他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以自己思想改造的切身经历,围绕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详细地论述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思想改造,以及如何进行思想改造。 周恩来的这篇讲话现身说法,以情感人,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热烈反响,引起了轰动效应。 与此同时,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知识分子工作。 首先是全面关心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原来的失业者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者给予其他适当的安排;在政治上给一些代表人物以一定的地位;对高级知识分子给予较优厚的物质待遇;欢迎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工作。 其次是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种训练班、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再次是推动他们亲身参加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使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为中国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二、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开始了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面对当时国际苏共20大和国内全面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背景。 党中央总结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 同“十大关系”相联系党还确立了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1月党中央专门又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和锻炼,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结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3]。 报告着重阐明“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的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 中国应有大批知识分子。” [4]并说报告根据知识分子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以自己的收入为其生活来源的经济地位确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既是我党在知识分子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表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资产阶级成员被改造的对象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主体力量。会后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我国200多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1956-1957年全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草案及具体计划。 这一阶段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正确认定,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我国经济、科学、思想战线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三、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曲折失误时期
随着八大的胜利召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一步的深入,国内在所难免的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 这既有国际上东欧的波匈事件的影响也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冒进的因素。 面对新的矛盾,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并且宣布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鼓励人民放手大胆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并在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 要党内外人士多提建议、意见 。 接下来1957年4月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号召党内外人士,广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对党和政府提出意见,进行 “鸣”“放”。这个时期广大知识分子是畅所欲言,而且对我党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但是随着国际风云的突变,和平演变、冷战因素的影响以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破坏,毛泽东个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转变。 最直接的结果1957年6月到1958年夏,在我国进行了一次反右运动。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党内和社会上“左”倾情绪有所滋长,对其阶级属性的认定也偏离了原先的正确轨道。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过去对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看法,错误的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是“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 [5],因而反右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围进行。 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错误认定,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上的简单粗暴,并开展了一系列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55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坐牢、劳动改造、失业等很不公正的待遇,受牵连者达几百万人。 这些受到打击迫害的所谓右派分子,基本都是有才华有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和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对反专制独裁、为争取民主创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民主党派人士。
反右运动的后果是极为恶劣的,它中断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开了以言治罪、以权代法的恶例。 自此,中国民众的言论变得极为“谨慎”“小心”,民主党派再也不敢向执政党提真正的批评意见。 知识分子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性、有良知、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追求自由民主,具有独立人格尊严的群体,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却是十分脆弱的,经过反右运后更不敢自由言论,生怕“祸从口出”。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初冬。
四、《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一股暖流
反右倾在政治、经济上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这一切迫使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 并与1961年1月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 并先后出台了《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 等条例。 这些条例的中心问题,就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 而周恩来的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正确理论和政策的代表作。 周恩来在会上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 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所做的基本估计,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并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 ”(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帽)。 可惜的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做出彻底的清理。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有人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适合”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6]这说明,毛泽东是不同意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不仅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又被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且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直至“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许多人遭受打击、迫害。 从此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严冬时期。
纵观大跃进前后的历史,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做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1956 年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51 年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建国初期我当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缩影。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清算"左"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知识分子地位才得到真正的确立,至此,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且必定是永恒的春天。
参考文献:
[1][2] 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 贾春增.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革[M].北京:华文出版
[4] 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5] 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70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赵中亮(1975-),男,河南许昌人,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