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方吹来的风中，携带着大海的味道。
　　我很清楚，对于那些正在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外关注着我的观众而言，我抵达海岸线的瞬间，绝对是值得纪念的;对我自己而言，意义也非常重大。考虑到剩下的半打竞争对手几乎全都落在我身后几百公里的地方，而且完全没有丝毫赶上我的可能，这不仅意味着我长达三个月的充满艰辛、意外连连的旅行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也意味着我即将成功地将真人秀举办方承诺的两百五十万美元奖金外加其他一大堆花里胡哨的奖品统统收入囊中。
　　事实上，就在五分钟前，节目主办方已经将这个消息提前通过卫星通讯装置告诉了我。
　　是的，我本应该感到非常高兴。但说实在的，我现在真是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如果可以，我现在肯定会立即停下前进的脚步。
　　然而不幸的是，我那早已因为长时间持续跋涉而变得酸疼不堪，仿佛随时都在遭受炮烙之刑的双腿，却仍在以令人敬佩的毅力不断地行走着。
　　不过，驱动我竭尽全力迈开双腿的，既非对金钱的贪婪，亦非对名望的极度渴望，甚至不是对成功或者超越自我——这些陈词滥调几乎已经被那些老旧的励志冒险故事给用烂了——的追求。事实上，就连我也不知道那个正像该死的奴隶主一样疯狂地驱赶着我前进家伙的名号，因为它在生物分类学上压根儿就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基于它一贯的表现，我现在暂时管它叫作“狱卒”。
　　相信我，这他妈的绝对是个非常贴切的称呼。

2

　　对于一个在生命科学专业惨淡挣扎了整整十年的倒霉鬼来说，最令人兴奋的事——至少是其中之一——莫过于成为一种有着全新生存方式，以及显然与其他生物都截然不同的生命史的生物的首位发现者。
　　而最不幸的事则是，在发现它时，你自个儿恰好正在成为它的牺牲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好事者考证过，很可能是本世纪初的那几年），生物学相关专业就一直是“前途黯淡”“不好混”的代名词之一。尽管这个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人——或许我在这次真人秀的旅途中段碰上的那几个住在中非雨林里的俾格米部落民可以除外——都受益于我们的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但像我这种从二流大学的二流生物专业毕业，然后辗转在各个随时可能倒闭或者裁员的三流公司打下手的家伙，却从来没和“发财”这个词儿扯上过一丝半点儿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我同样也不是个安贫乐道的家伙，尤其是在得知读研究生时和我待在同一个实验室里的清秀女孩居然与一个刚出道不久，而且在很久之前就与我相识的二流主持人混在一起之后。
　　这也是我为何会报名参加这次真人秀的缘故。
　　“最后净土大挑战！”这场连名字里都塞满了商业化铜臭味和三流文艺青年式酸臭味的真人秀，真是我最最不喜欢的类型。
　　按照它的规则，如果要获得胜利，我必须沿着儒勒·凡尔纳的成名长篇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中的路线徒步（没错，是徒步，不准乘坐包括热气球在内的任何交通工具）沿着赤道的方向横穿非洲大陆，并确保另外二十三个竞争者都不能在我之前做到这一点。
　　唔，我得承认，作为一只被常年圈养在实验室里摇管子的俗称“生物狗”的两足生物，我的体质、经验和个人能力，其实都绝对不适合如此艰苦的旅行。然而我还是在权衡良久之后，选择了报名。
　　这在一方面是因为足以让我摆脱眼前痛苦劳碌、浑浑噩噩生活的丰厚奖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那个胆敢和我学生时代女神暧昧不清的小子正是这次真人秀的主持团队中的一员。从南方古猿时代之前流传下来的雄性行为模式，让我极其希望在这家伙面前获得胜利、展示自己，让他看清楚谁是更强、更聪明、更有权把基因传承下去的那个个体！
　　当然，至少在一开始时，我并没有对成功抱太大希望——直到我发现其他参与者居然全都比我更弱鸡时为止。
　　在旅程的开端，那些愣头青还有余力优哉游哉地上传他们在桑给巴尔采摘丁香，或者在维多利亚湖边钓鱼的视频。
　　但随着相对发达安定的东非地区渐渐被我们抛在身后，这班养尊处优的小布尔乔亚很快就在没有自来水、电力稀缺、卫生条件奇差的环境中现出了原形：有两个家伙刚穿过乌干达国境，就火速宣布了弃权;八个倒霉鬼在乍得南方的荒漠里因为缺水、迷路、没有抽水马桶、患上寄生虫病和被当地人打劫而自行弃权;从中非方向迂回的六个家伙情况更糟——其中一个因为卷入班吉市貧民窟里的一次街头交火而送了命，另外五个只是在国境线边上晃悠了一圈，便果断选择了打道回府。虽然我的对手里倒也有那么三四个半职业探险家，但无常的命运早早便替我排除掉了这些强有力的竞争者。
　　总之，当我牵着骆驼、步履蹒跚地离开早已变成一摊肮脏的含盐污泥的乍得湖南岸时，这次真人秀已经正式变成了属于我一个人的独角戏。残存的几个家伙自知成功无望，早已主动放慢了脚步，并且避开了最糟糕的地方，将竞赛变成了一次纯粹的旅游秀。
　　为了挽回收视率，节目组的家伙们开始将目光放在了我的生物学学历上……
　　于是，我开始不断接到指示，要求我在力所能及地范围内进行一些节外生枝的小小冒险，哪怕我反复声明我所学的专业和野外勘探完全无关也没用。
　　唔，这就是我碰上“狱卒”的直接原因。
　　自从离开炎热荒凉的中非地区，进入林木茂盛、绿意盎然的几内亚湾沿岸之后，根据节目制作组的授意，我不止一次地离开计划路线，前往一些据他们声称“绝对没有危险”的地方进行所谓的“冒险”。
　　这些所谓“冒险”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根据临时转发给我的地图，找到所谓的“神秘古迹”（通常是殖民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留下的传教站、小型堡垒或者仓库的遗址），郑重其事地在那些断壁残垣里晃悠一圈，随便抓着几只奇形怪状的小生物，摆出一脸大惊失色、让我自个儿都难为情至极的表情，再向啥都不懂的观众们随便科普一点儿自然科学知识就成了。
　　当然，这些活儿全都非常安全、毫无难度，顺利得甚至连我自己都放松了警惕。正因为如此，当我在最后一次“冒险”中进入一处曾被兼作乡村医院使用的废弃天主教堂，并在积满灰尘的药剂仓库里发现那只尘封已久的箱子之后，我不假思索地直接打开了它。 　　那只用来自遥远的勃艮第的木材制成的箱子里，塞着一沓笔记、几只瓶口被蜡封住的瓶子和一盒已经锈成一团的手枪子弹。
　　如果在那时，我还保留着一点儿最起码的理性与谨慎的话，那么整件事多半也不至于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现在想来，那时我至少应该先认真阅读那些由英法双语写成的笔记，好好动脑筋思考思考其中所传达的信息，然后再决定是否要拧开那些瓶子上的蜡质封印。
　　但是，当时的我并没有这么做。
　　“呐，大家看，我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了哦……”入戏太深的我像个货真价实的探险节目主持人一样，举起了一只瓶子，在负责摄像的微型机器人的镜头前很招摇地晃了晃，还配上了一个我自以为很帅，其实多半傻得冒泡的笑容，“好了，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要在各位面前慢——慢——地把瓶子打开，让里面的秘密重见天日！”
　　然后，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大蠢蛋，我他妈的真这么干了。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前有个草根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真正重大的事件在发生时总是悄然无声的。自然，这话也适用于我。
　　在我打开那只棕色玻璃瓶瓶口的蜡封时，除了掉出一小团细碎的灰褐色粉末，让我猛地打了几个喷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从瓶子里掉出来。
　　“呃，看来里面没什么秘密。”我朝着镜头挤眉弄眼一番，然后说道。
　　我想，大概确实有不少待在屏幕前的无聊人士被我的蠢样给逗笑了吧。
　　我并没有把那天的“探险”太当一回事儿。在太阳下山之后，我便在这座古老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暂时住了下来，为第二天的赶路做准备。
　　在节目组为我准备的自动化个人安保系统的保护下，我睡得很不错，与我的主要器官相连的几个植入器所传来的读数也完全正常。唯一让我感到不适的只有一点：在那个夜晚快要结束时，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被僧帽水母捕获的沙丁鱼幼崽，正在无数遍布刺胞的触手包裹之下无助地挣扎着，同时渐渐窒息……
　　第二天一切如常，但到了夜里，那个梦里的僧帽水母變成了巨大的章鱼——就是那种吸盘里长着利齿、散发着尿素般怪味的大家伙。我的窒息感更强烈，也更真实了。事实上，当我醒来时，我甚至真的大口大口地喘了好几分钟的气。
　　到了第三天早上，当睁开双眼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后颈窝那儿似乎有点儿疼。当然，由于没有别的不适症状，我当时也没把这点儿小毛病当回事，而是继续朝着大西洋的方向走去。
　　但是，到了那天晚上，后颈窝附近的轻微疼痛开始蔓延到了颈椎，与此同时，我的双手和双脚也开始有些间歇性的发麻——作为好歹学过点儿医学基础知识的人，这些异常状况总算是引起了我的不安。也正是在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打开了那卷老旧发黄、破损不堪的笔记，试图从那些上百年前留下的字句中找出某些能帮我弄清现状的线索来。
　　由于年深日久，虽然保存状况不算太差，但笔记的许多部分仍然出现了缺页、破碎或者污损丢失的现象，剩下的那些又大多是以我不太了解的法语写成的。万幸的是，通过那些零星的英文段落，我还是大致读出了一些关键的信息。
　　按照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神父兼医院院长的说法，他是在1905年前往法属西非任职的，而留下最后记录的时间，在1907到1908年之间，就在这一年的圣诞节即将到来之时，医院附近的一些当地人村落出现了一些行为异常的人。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人似乎是被“魔鬼附身”了……由于记录的缺失，我没有读到多少有意义的信息，但一小段熬过漫长时光存留至今的语句，仍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异常现象从最接近森林的地方出现，然后……在最开始时，症状有些像是轻微的疟疾或者感冒，甚至几乎没有症状。不过，有人报告说他们感到头疼、皮肤疼痛，以及最关键的——在后颈处的持续性不适，就像有异物卡在了脊椎之间。”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神父写道，“综合其他一些描述，我怀疑这是微生物感染的症状。医院唯一的显微镜也从患者疼痛处流出的体液中发现了一种过去未曾见过的……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症状发展到……患者的行为变得有些微妙。虽然乍看之下没有任何异常，但只要时间一久，那些他们最为亲密的人最终肯定会察觉到……他们的灵魂仿佛变成了囚犯，而魔鬼则成了狱卒……”
　　记录最后的部分非常模糊而混乱，而最后一小段话则出于另一人之手——那似乎是一个从达荷美赶来的殖民地警察部队指挥官。按照这名指挥官的说法，认为患者被“邪灵附体”的当地人发起了一次小小的暴乱，烧死了所有看上去不太正常的人，医院里的人也不幸包括在内。之后警察部队的镇压，几乎导致了所有知情者的死亡，而他则决定把在神父办公室里找到的那些“令人不安、无法确定用途的东西”封存起来。
　　“搞啥啊？”在读完这堆玩意儿之后，我毫不意外地感到了一阵从脊背上窜起的恶寒。就算我并不是真正的医生，对传染病学的了解也只限于大一和大二学的那些基础课里的内容，但如果记录哪怕有一半是实话，那也意味着无数种可怕的潜在可能性！而从我后颈传来的轻微疼痛时刻都在提醒着我，那一天发生的事，并不是一场梦，而且多半也不是节目组特意安排的整蛊桥段。
　　我必须尽快寻求帮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看医生，这可是所有现代人的常识。
　　虽然现在的我是孤身一人，离最近的城镇也有几十公里之遥，但这并不是什么问题。毕竟，这是一场真人秀节目，只要我需要，五花八门的通信设备随时可以把我的需求传递出去，而且我也不认为节目组会有什么理由阻止我因为身体不适而要求进行一次全面体检。现在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打开随身携带的海事卫星通信系统，摁下一个按钮……
　　但我突然发现，自己甚至连如此简单的事也无法做到。
　　当然，从理论上讲，在这一刻，我的身体机能并没有受损。我的双手双脚都还好好地长在身上，肌肉没有萎缩，骨头没有折断，神经也没有出毛病。
　　但我就是无法拿起通信设备，按下按钮，将我想说的话传达给任何可能向我提供帮助的人。 　　我尝试了一次又一次，可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我想用我的双手做其他事情，那么都不会遇到任何困难;但只要我试图寻求医疗帮助，我的手就会变得不听使唤，无论如何都动不了丝毫。
　　更可恶的是，出问题的还不只是我的手！
　　在两个小时后，当节目组与我进行定时联系时，我本想立即向他们开口求援。但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将相关的语句说出口来。我希望能告诉他们我目前的状况，希望说出我心中的惶恐、不安与种种推测，但这些话语只能在我的脑海中打转，怎么都无法变成有条理的语句，就仿佛有一只无形之手死死地捏住了我的舌头。从事后的录音来看，在这次对话中，我所说的话只是一连串对对方问题的消极回应，包括几句不经大脑的客套话，以及“啊”“喔”“是的”或者“没问题”。
　　去他的没问题！
　　就在那一刻，我总算彻底弄明白了那份笔记里的意思：没错，我已经正式沦为了“狱卒”的囚徒！

4

　　自从后颈开始疼痛之后，我又连续赶了三天的路。
　　这三天的时间大幅度拉近了我和旅途的终点——大西洋海岸线——之间的距离，也让其他尚未退出的参与者更加没有了取胜的丝毫可能。要是在打开“封印”，放出“狱卒”之前，这一事实肯定会让我信心百倍、欢欣鼓舞，但现在的我，却正忙着考虑其他问题。
　　我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狱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问题，对身为正牌的（虽然只是二流的）生命科学专业毕业生的我而言，更是如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狱卒”都是一种生物，一种营寄生生活的病原体。就像所有不存在智慧的生物一样，它的生存目的，无非只有那么一个——生存、繁殖，从而把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
　　于是，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它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这个问题同样也不难回答。无论是被中国人盲目地奉为灵药仙丹的冬虫夏草，寄生在人们的消化道里、让所有人都极其不待见的蛔虫，抑或是艾滋病毒或者埃博拉病毒这样的危险角色……寄生生物的生活史主轴，无非是生存、成長，以及寻找新的寄主。
　　随着后颈的疼痛开始逐渐消失，我估计“狱卒”已经完成了前面的步骤，而这也意味着，它驱使着我行动的目标，只剩下了一个。
　　不用说，这可不妙。
　　相当不妙。
　　在确认了这两点之后，我立即开始了对第三个问题的思考：是否有办法对付“狱卒”？如果有，我又是否能用上这些办法？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从那位不知名的神父兼医院院长留下的记录来看，“狱卒”既然可以在20世纪初水平的光学显微镜中被看到，那么多半是某种细菌或者真菌。不过，考虑到它能够持续脱离宿主休眠上百年而保持活性，我推测它很有可能是芽孢杆菌的某个特殊亚种。在早已进入21世纪中叶的今天，对细菌进行分门别类，然后找出一种能够收拾掉它的抗生素，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至于发现它们，则更是非常简单，任何医疗机构都可以在常规检验中轻易做到这一点。
　　但问题的棘手之处也正是这里：身处自己身体的“囚笼”之中，我该怎么让自己去接受医学检查？
　　毋庸置疑，指望以德服人说服这些该死的原核生物，肯定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不知为何，这些鬼东西似乎颇为“聪明”，能够及时阻断我寻求医疗救助的任何行为。在几天的旅途中，我不仅从来没能通过通信工具成功求援，甚至连自救也没办法。其实，在我的背包里一直放着几盒强效广谱抗生素，用于预防紧急状况。有好几次，我都曾打算用它们来碰碰运气，但只要这样的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的手就绝对无法伸进背包，仿佛那里面装着一整个核反应堆的堆芯似的。
　　除此之外，“狱卒”还竭力阻止我去做任何危险的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会让我下意识地感到危险的事。
　　有一次，当我偶然发现一条颜色鲜艳的蛇悬挂在一棵树上，打算走上前去查看它是否有毒时，我的双腿立即像陷入泥沼般定在了原地;而另一次，当走过一处陡峭的河岸边时，我下意识地想象了一下从崖壁上跌落的场景，结果身体的反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立即趴了下来，以最不容易摔倒的姿势手足并用地爬到了离河岸足够远的地方，然后才慢慢地站了起来。
　　当然，观众们都把我的这一行为当成了某种刻意为之的即兴搞笑表演。事实上，还真有不少人在那一天笑疼了肚子。
　　随着这样的事件不断发生，我总算意识到，正如它竭力阻止我寻求医疗援助一样，“狱卒”也在设法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保护它目前唯一可以依凭的寄主。它需要我活下去，直到能够接触更多的人类，让它的子孙后代有机会开枝散叶为止。
　　而通过与它进行的一系列接连失败的博弈，我也在大致上推测出了“狱卒”的手段：与恐怖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不科学味道的丧尸病毒，以及现实中存在的经常控制宿主丧命的铁线虫和诸多真菌不同，这玩意儿对我的身体并没有造成任何显而易见的危害。事实上，它甚至没有完全控制我的行为。我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也能正常进行绝大多数日常活动，唯一遭受阻碍的，只有那些可能对“狱卒”不利的举动。
　　虽说神经科学并非我的研究方向，但我所拥有的那些基础知识，还是足以让我大致猜出“狱卒”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推测，它多半通过某种方式侵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并时刻监视着几个特定区域内的少数几类特定电信号，这些信号所代表的都是一个意思：我刚才又想到了某个可以收拾掉“狱卒”的点子，并且正打算将其付诸行动。接着，长在我脊椎后侧的那个迷你病灶就会立即做出反应，通过阻断神经信号的传导，将我计划中的下一步行动死死地卡在大脑之中。除此之外，一旦我察觉到危险，“狱卒”也会立即做出反应，强迫我立即采取最大幅度的避险行动。
　　我实在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让“狱卒”进化出了如此不讲道理的能力。但话说回来，进化这事儿本来就是突变的瞎猫撞上自然选择的死耗子的结果，其实压根儿就没什么道理可讲。 　　这下可麻烦了。
　　而且是非常非常麻烦。
　　在这之后，我曾经试过停下脚步，就这么待着不动，好以这种最为简单直接的方法让自己的异常被其他人察觉。
　　但很不幸，随着停下的时间不断延长，那该死的寄生混蛋也开始失去了耐心。为了让我动弹起来，“狱卒”开始在我的脑子里胡搞瞎搞，狠狠地刺激了我的痛觉中枢。在凭着意志力坚持了几分钟后，我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重新踏上了前往海岸的旅程。
　　更可恶的是，或许是在刺激我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狱卒”在这之后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每当我的脚步稍稍放慢，或者打算多花一点儿时间休息，它都会让我的脑袋疼得活像是被塞进了一窝愤怒的美洲火蚁！这种虐待狂式的行径，一直持续到我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幅我累瘫在地、口吐白沫而死的图像为止。
　　唔，这就是至今为止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倒霉事——虽然我有种强烈的预感，倒霉事大概不会到此为止。

5

　　根据我的个人终端显示在护目镜内侧一角的数据，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为止，我离几内亚湾遍布肥沃淤泥的海岸线，只剩下了不到十公里远。
　　按照活动安排，一旦走完剩下的这点儿距离，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当地志愿者、节目组人员、新闻记者和别的家伙，就会把我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对于任何以人类为宿主的寄生生物而言，这种景象都不啻天堂。
　　考虑到之前我被感染的整个过程，“狱卒”的人际传播显然是通过空气中的粉尘或者气溶胶进行的，并不需要进一步接触。换言之，就算我到时候什么都不做，只要抵达终点，这玩意儿就能立即找到一大群潜在的新宿主。几个小时内，感染就会完成;而再过上区区两三天，“狱卒”就会得到一大批任它操纵的傀儡！在交通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些傀儡可以在几周之内就将“狱卒”的后代散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这样的状况显然不是一支达荷美土著警备队就能对付得了的。
　　当然，好消息倒也不是没有。无论如何，现代人的医疗与防疫技术，比起20世纪初已经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对于“狱卒”而言，它唯一的优势兼生存希望，就是隐蔽性——在成功扩散到全球之前，只要它的存在被发现，各国的医疗检疫系统就会迅速将它的传播途径切断，最终像所罗门封印魔鬼一样，将它重新塞回那个瓶子里。换言之，我只需要让人们意识到我出了问题，意识到有必要对我进行医学检查，就行了。
　　可问题是，我他娘的做不到。
　　虽然我的身体暂时还看不出任何异样，但随着与终点的距离一点点拉近，我大脑中的搏斗也正变得越发激烈。我思考着一个又一个点子，并试图将它们付诸实施，而“狱卒”则以堪称歹毒的精准度将我的每一个可能对它不利的打算阻截下来。我试图停下脚步，试图伤害自己，甚至试图在“不经意”间让自己从危险的陡坡与山崖上摔落……但这一切全都是无用功，一旦我针对它的恶意被察觉到，“狱卒”就能提前让我无法采取行动;而如果不思考的话，我要想摆脱“狱卒”更是无从谈起。
　　当然，我还可以指望无常的命运之神会在下一个瞬间对我露出微笑：如果节目组突发奇想，决定让结束冒险的我接受一次全面体检，那“狱卒”的存在几乎一定会被发现。
　　除此之外，如果有非常熟悉我平日的言行举止的人突然出现，那么他们大概也能从我略显不自然的举止细节中看出某些端倪—— 一个世纪前，那座已经不复存在的村子里的居民们，就是这么意识到情况异常，并进而将他们的亲人送往医院的。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可能变成现实的概率，也只能让我用来安慰自己而已。那些制作节目的家伙一天到晚想着的，只有如何省钱，要他们为我这么个看似健康的人进行检查，简直和割他们的喉咙一样难。而我虽说还不至于举目无亲，但我年迈的母亲和大学里的导师都年事已高，难以长途旅行，指望他们能在这种时候恰好来到遥远的非洲，无异于白日做梦。
　　总而言之，从技术层面上讲，我连一丁点儿的机会都他娘的没有。
　　说来也怪。在确信了这一点之后，之前一直充塞着我的脑海的诸多烦恼，反倒在转瞬之间烟消云散了。而随着我停止抗拒，“狱卒”也不再继续给我制造烦恼和痛苦，就像它从未存在过一样。在彻底放弃治疗的心态支配下，我开始难得地欣赏起周围的森林、花卉与河川，同时半是自嘲、半是认真地幻想起未来世界的景象。我实在是不相信“狱卒”的运气能好到一统全地球的地步，但毋庸置疑，在一切结束之前，这会成为人类史上最为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之一。也许一千年后，孩子们还会在历史课上学到我的名字，然后互相嬉闹着嘲笑那个随随便便就打开瓶盖的大蠢货。
　　而我还能说啥？我确实就是个大蠢货。一个彻头彻尾的运气极坏的、傻得掉渣的大蠢货，除了认栽别无选择。
　　最后的十公里路程很快就走到了尽头。当太阳的位置开始西沉之时，我来到了一片开阔的泥质滩涂旁。虽然附近有好些港口城镇可以选择，但节目组认为，一定要把终点设在这种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外，才能体现出本节目“挑战自然”的主题。说实在的，他们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一个遭到了自然挑战，而且刚刚一败涂地的倒霉鬼正朝这儿过来，并即将神不知鬼不觉地为所有人献上一份大礼！
　　“……看哪！经过九十七天六小时十一分钟的艰苦跋涉，两百五十万元的大奖正在朝它的得主招手！”就在我大步流星（而且很不情愿）地穿过竖立在终点线前的绿色大拱门时，一个让我隐约觉得有些耳熟的声音飘荡在空气中，“在座的诸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最后净土大挑战’的胜利者！他一路前行，凭着自己的力量、智慧与知识，战胜了这片原始狂野大地上的无数艰难险阻，以压倒性优势甩开了所有强有力的竞争者，最终来到了这里！”
　　我停下脚步，放下背包，双眼在聚集于终点附近的人群中来回搜索着说话的那个人。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于那家伙无聊的陈词滥调产生了什么兴趣，真正吸引我的是他的声音——这家伙的声音对我而言，其实算不上非常熟悉，但却非常让我感到恼火。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自己十分厭恶那个说话的家伙，因为…… 　　……好吧，我想起来了，因为他抢了我的女朋友。
　　在看到站在一顶巨大而花里胡哨的帐篷下的那家伙的瞬间，令人不悦的记忆立即像开闸的水流般回到了我的脑子里。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一直忙于绞尽脑汁思考和“狱卒”斗争的方法，以至于一时间忘记了比赛、两百五十万奖金以及我选择加入这场真人秀的原因。没错，现在我想起来了，除了改善作为一条可怜的生物狗那糟糕透顶的收入状况之外，我来到这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这个混蛋。
　　“啊哈，你这混球。”我打量着那小子漂亮的脸蛋，像一头在交配季节保卫领地的雄性棕熊一样喘着粗气。不过这一切全都和“狱卒”无关，而出于我自己的愿望。
　　“咱们又见面了。”我说道。
　　“是啊，很高兴能见到你。”那小子皮笑肉不笑地对我鞠了一躬。我俩从初中起就是同学，因此，早在这小子勾搭上我的学姐兼前女友之前，我就对他的这些个小伎俩烂熟于心了，“恭喜你赢得了胜利……哦，对了，还有那两百五十万奖金。”
　　我强忍着想要一拳揍在他脸上的冲动，勉强笑了笑，说：“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是啊，”那小子欢快地说道，“更重要的是，现在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好事成双。我这儿恰好也有件好事儿得告诉你。”
　　“啥？”
　　那小子伸出一只手，把一只附着一封手写信件的小小礼盒塞到了我的鼻子底下。
　　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但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只用来装钻戒的盒子，而那封信上的字迹也是我所熟悉的。
　　“没错，我们正式订婚了哦。”那小子说道，“而且她才是主动的那一方。”
　　我得承认，作为他的墓志铭，这句话确实有一种别样的美学意味。

6

　　事后想来，我确实应该好好感谢那小子——严格来说，不仅是我，全人类都有必要挨个儿走到他的坟前，朝着他的墓碑鞠躬致意。如果他没有挑在那个时候对着心烦意乱、头大如斗的我送上那样的“惊喜”，我实在是不敢想象，我们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模样。
　　具体而言，这小子通过刺激我的极端情绪而激怒了我。此时我的愤怒是人类这个物种所拥有的最为原始的愤怒形态：基于生殖冲动所产生的愤怒。由于持续好几天将精力耗在与“狱卒”的缠斗中，接着又被不情不愿地驱赶到海边，我早早地便憋了一肚子的火气，而自控能力则早已跌到了谷底。更妙的是，或许是因为过度沉醉于战胜了竞争对手的喜悦，这小子很可能是一生中头一次在“察言观色”这个课题上失算了。
　　因此，当我一巴掌拍开那只戒指盒，然后朝他冲去时，他脸上堆满了不敢置信的神色。
　　“狱卒”没有阻止我的行动。
　　诚然，作为一种体积远小于人类肉眼能够观测的极限的寄生生物，它的“智慧”（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词在这里是否使用）可谓惊人。在数十个小时中，它准确地侦测到了我存心与它对抗的每一个念头的，并将其全部无效化;而所有危及我人身安全的可能性也都在它的操纵下被全部避开了。
　　但是，我对那个浑小子所发起的攻击却是例外！
　　在那一瞬间，铭刻在我的每一条染色体中的本能，都对我的行动持完全支持态度。毕竟，就纯粹的生物角度来看，我比他高，比他壮，比他迅速，在非洲大陆上历练了三个月后更是如此，攻击这样的竞争对手对我并无威胁。自然，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物，“狱卒”也接受了我的这种想法。因此，“狱卒”放任了我开始攻击、并进入了搏斗所造成的高度兴奋状态。
　　那小子先是试图抵抗，然后又试图逃走。
　　但我没有让他达成这两个目的中的任何一个：在其他在场者意识到这不是真人秀的一部分并做出反应之前，我已经像一头发怒的黑猩猩一样咬住了他的喉咙，用我那虽然远不及黑猩猩，但起码还算足够坚韧的门齿和犬齿撕开了对方的颈动脉。
　　迎面喷涌而出的鲜红色温热液体将我的兴奋推到了极致！在现代文明的第一缕灯火被点亮之前，这便是属于男人的最大的快乐。在过去万年之中，名为“法律”“道德”与“社会规范”的压制，从来没能真正将它逐出我们的身体和血脉，在那一刻，我用亲身体验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总共只在战胜竞争对手的本能狂喜中沉浸了短短几秒，接着，至少一打胳膊就从不同的角度揪住了我，粗暴地将我拽到一旁，强行摁倒在地。
　　直到这一刻，操纵着我行动的“狱卒”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开始强迫我挥舞手脚、拼命抵抗。
　　而我完全顺从了它的行径——毕竟，在这种时候，这么做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毕竟，在此时此刻，我越是目眦欲裂，像一头被困的野兽一般拼命挣扎，就越能证明我的情况不正常。
　　接下来发生的事全都在意料之中：在无数人惊讶的目光注视下，我被制伏，然后被捆绑起来，最后被送进了医院。
　　在穿着精神病人的拘束衣的状态下，我接受了一番全面检查——当然，那些医务人员就像几天前的我一样对“狱卒”的存在一无所知。直到发现位于我后颈部位的病灶之前，他们都一直以为，我多半只是在过度辛劳的跋涉中积累了太多压力，并因此陷入了失常状态。
　　不过，这些都并不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狱卒”的存在就被昭告天下，所有与我有过接触的人，都立即得到了及时的隔离检疫。其中几个人已经抵达了波多诺伏的国际机场，再过一两个钟头就要登上返回故乡的飞机了。虽然确实有少数几个人出现了遭到“狱卒”感染的迹象，但万幸的是，迅速动员起来的防疫体系成功地阻断了它的传播……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至于我自己吗？当然，在受到拘束的状态下，我不得不在特护病房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日子里，“狱卒”一直驱使着我疯狂地挣扎，把我生生折腾掉了半条命。不过，在我那些更优秀的同行成功地为“狱卒”验明正身，并找到合适的抗生素之后，一切便都结束了。
　　经过这混蛋整整一个月的支配，我终于被解放了出来……然后收到了法庭的传票。
　　当然，我最后啥事也没有。直到现在，上千名法学专家仍然在持之以恒地就我当时的行为到底算是故意杀人、紧急避险抑或纯粹是身不由己，而进行争辩。即便在我和我的同行们认真仔细地向他们解释了“狱卒”是个什么玩意儿，以及它控制人类行为的原理之后，这种争辩仍然没有任何头绪。而一般民众对我的看法同样如此。有些人认为我是让世界免于浩劫的英雄，但也有人认为我是个单纯的杀人犯或者受害者。
　　也有人询问过我的看法，但不幸的是，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没错，我当时确实已经意识到，“狱卒”只会制止那些刻意针对它的行为，或者避免我遭遇直接的危险，而无法从人类社会的层面判断我的行为对它而言是否属于最优解;我也知道，在怒吼着扑向那小子的一瞬间，我的心中确实短暂地闪过了这个念头——而幸运的是，充斥着我大脑的狂怒成功地将它暂时掩盖住了。不过，我当时的所作所为到底有几分是为了对付“狱卒”？又有几分是纯粹出于私欲？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弄清楚这个问题。
　　然而至少，我可以确定一件事：直到现在，我仍然会对与“狱卒”的邂逅感到那么一丁点儿的庆幸。真的。
　　【責任编辑：刘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