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谁是转型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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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消费”时代的来临,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单位GDP的商品需求强度、尤其是工业类相关的金属和能源的需求强度,将趋势性下降。其中,铜的需求强度在2010年达到顶峰,石油的需求强度延续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下降态势。由此,21世纪以来的、由中国需求推动的商品超级周期渐入尾声。
  中国经济转型,哪些商品将相对受益?总的来说,我们看好天然气和贵金属(尤其是钯和铂)的表现;原油居中,其供应端面临潜在的技术革新;农产品和有色金属随后,但商品间有所差异;黑色金属和煤炭的位置相对靠后,反映了中国转型过程中需求放缓和供应充足的共同结果。
  大宗商品周期的更替通常始于需求端的转变。作为本轮周期的推动者,中国需求对于全球商品周期的最终走势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认为“中国消费”对商品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强度和需求结构的变动。另一方面,在需求普遍放缓的背景下,全球供应端的发展也不可忽视。
  
  大宗商品需求强度如何变动
  需求强度定义为单位实际GDP的商品消耗量,对大宗商品周期的进程有重要的意义。近50年来,大宗商品经历了1970年-1980年以及2000年至今的两个牛市周期,推动力为日本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两国商品需求强度显著上升,伴随着产能的滞后,导致了结构性的供需失衡、价格上涨。相反的,需求强度的下降,意味着商品牛市周期渐入尾声。
  回顾历史,影响中国商品需求强度的主要因素包括了:经济结构变动、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技术变革和政策约束等。
  经济结构变动对于工业类相关的大宗商品尤其重要,包括工业金属以及能源。过去十年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导致投资率上升,社会对设备、厂房、基建需求的增加,驱动工业类商品需求增长。对于铜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需求强度增加了50%(意味着产出每单位GDP,铜的使用量增加了50%),其中被投资率上升这一因素解释了近90%。
  收入提高意味着人均住房、汽车、家电的需求增长,首饰和奢侈品的购买力更强。
  资源禀赋体现了供应的影响,通过价格调整实现。对于金属,铜比铝相对稀缺,铜/铝比价从2000年的1.1上升至2011年的3.8,某种程度上导致同期铜增速仅为铝的60%。对于能源,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的45%(原油仅为5%),其需求增速也更快。
  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受资源制约的推动,部分抵消需求的增长。例如汽车更加节油,而汽车本身的更加轻便减少了对金属的使用。
  展望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导致商品(尤其是工业类商品)需求强度下降,而收入的增长、城镇化的继续进行是主要的弥补因素。
  经济向消费的结构性转变意味着生产每单位GDP所需要的金属和能源消耗量将有所下降。但是,收入的提升、城镇化的继续进行,将成为需求强度主要推动力量。
  汽车、家电及电子产品仍有很大增长空间(利于工业金属及能源);而首饰类奢侈品的需求在过去十年快速增长,但人均仍落后于亚洲发达国家水平(贵金属),所以仍有增长空间。相反,由于是生活必需品,食用农作物(如稻谷和小麦)受收入提升正面影响较小,甚至会遭遇不利影响。因为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对蛋白、肉类的需求抵消粮食需求。
  资源效率继续提升,体现为商品需求的节约(比如铜管更细,节约铜的使用)、替代(比如铝管替代铜管)和转移(比如精铜需求向合金和废旧金属转移)。
  政策将沿续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包括对于环保的重视,这将利于环境友好类商品(例如铂族金属)而不利于环境有害类商品(例如煤炭)。
  在预测商品需求强度时,我们的宏观假设包括:至2020年,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下降至7%。在这其中,投资所占比重将由2011年的49.2%下降至44%。人均收入由2011年的8300美元上升至15000美元。
  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预测每种商品需求强度的变化,如图1所示。天然气(能源)、钯和黄金(贵金属)以及铝和镍(有色金属)的需求强度将有所上升,而其他大多数商品的需求强度将有所下降。具体来讲:
  对于金属,铝(汽车、家电及包装)、镍(不锈钢)以及铅(电池,但废旧金属的应用导致铅弱于镍和铝)更受益于结构的转型以及收入的增长。相反,铜、钢铁和锌主要用于建筑、基建和工业领域,需求强度下降相对较快。
  对于能源,我们预计天然气的需求强度在所研究商品中年平均增长最高。受资源的限制、环境保护及政策的影响,原油和煤炭的需求强度延续下降趋势。
  对于贵金属,钯广泛应用于汽车尾气处理系统,将受益于汽车消费的增长以及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黄金和银的需求来自收入的增长以及对投资品需求的上升。铂主要用于柴油汽车的尾气处理(与工业更相关),并且受到钯的替代威胁。
  对于农产品,需求强度将延续下降趋势,主要的原因是食品需求的逐渐饱和,但经济作物好于粮食,相对的排序为大豆>玉米>小麦>稻谷。
  
  大宗商品需求結构变动趋势
  我们将每一种商品的需求归类为投资类需求和消费类需求。总经济中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意味着商品需求的消费类比重也会有所上升。但商品需求结构转变越大,意味着越受益于总经济的转型。
  图2显示各商品消费/投资类需求占比。举例来说,铜的应用领域大致分为建筑、电力基础设施、工业设备、交通基础设施、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以及汽车行业,其中前四类主要涉及投资相关,而后三类和消费有关。
  对于其他金属,主要的消费类需求还包括包装业(铝)、不锈钢器具(镍)、医药及化学(锌)以及电池(铅);对于能源来说,主要的消费相关用途包括交通运输、居民用电力和热力以及其他居民消费;对于贵金属来说,消费主要来自于首饰、医疗用途,而铂族金属的汽车尾气添加剂也与居民消费相关;对于农产品来说,大部分用于食用和饲料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将直接与消费相关的用途归为消费类需求。
  如图2所示,在当前的消费结构中,消费类需求占比的排序大致为:农产品>贵金属>能源>工业金属。   在工业金属中,铅、镍和铝更多用于消费,而铜、锌和钢铁主要用于投资相关的地产、基建和机械制造业;在能源中,相比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用于汽车和居民能源消费领域;在贵金属中,钯和银工业类占比较大;在农产品中,玉米和大豆的工业用途相对较多。
  我们根据每种商品当前消费类需求占比,以及各消费行业增速的假设,计算2012年-2017年间每种商品消费类需求占比的变动,即“商品需求结构的转变”。
  如图3所示,商品“当前需求结构(横轴)”与“需求结构转型(纵轴)”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
  当前需求结构占比适中的商品将更容易实现需求结构的转型。原油的消费类需求占比将提升5个百分点,主要因为交通、居民能耗等消费行业的增速快于工业增速。
  当前需求结构中,消费类需求占比过大的商品,由于转型的空间接近饱和而不能实现需求结构转型,比如农产品。
  当前需求结构中,消费类占比过小的商品也不易实现需求的结构转型,比如煤炭、锌和钢铁,主要是由于其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受到限制。
  
  全球供应端的发展
  虽然需求的结构性转变通常是周期的推动因素,但供应端的发展对市场的再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供应的潜在增长率,以及潜在增长率的变动,是关键因素。
  过去十年,全球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供应端回应并不充分。原油产量年均增长不足1%;金属产量增速相对较快,但仍落后于需求的增长趋势。总的来说,能源和农产品的供应趋势增速要低于金属(尤其是铝和钢铁)以及煤炭。
  就未来而言,我们认为能源和农产品的潜在增长率仍然较低。这是因为产能的扩张已经不仅由市场决定,而取决于技术、地理、政治等多方因素。
  对于农产品来说,随着化肥、灌溉等技术的过度应用,部分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增速开始放缓,而新增耕地主要来自于非洲和东欧国家,但基建落后意味着产能滞后。
  对于石油来说,地缘政治问题更是不可忽视。除此之外,即使商品价格上涨刺激新增金属产能,但生产要素价格的增长使资本投入日益昂贵。2004年以来全球铜矿资本投入年均通胀达22%,而同期铜价的年均涨幅为17%。
  但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是潜在的威胁,在未来五年对原油的意义最大。
  随着水平井和水力压裂技术在页岩油/气开采方面的应用(尤其是美国页岩油的产量),以及深水项目的投产,我们预计原油的潜在供应增长率将有所提升。
  因此,在供应端,虽然原油的潜在供应增长率依然较低(相对于其他商品来说),但该增长率的提升对价格产生下行风险。
  谁受益中国经济转型
  综上所述,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中国的商品需求强度、需求结构以及全球供应端的发展是影响商品表现的重要变量。我们对今后五年大宗商品表现的排序标准为:
  需求端:中國需求强度上升 > 需求强度下降;消费类需求增幅高 > 消费类需求增幅低;
  供应端:全球潜在供应增长率低 > 潜在供应增长率高;供应增速下降 > 供应增速上升。
  如图4所示,对于2012年-2017年大宗商品的相对表现,我们的预测是:
  我们看好贵金属和天然气,由于基本面相对利好;
  原油居中,技术革新带来的供应增长率上升是潜在威胁;
  在农产品中,经济类作物好于粮食作物,排序为大豆、玉米、小麦、稻谷。食品消费逐渐饱和使农产品需求弱于其他大宗商品,但供应端相对利好;
  在有色金属中,综合排序为镍、铜、铝、铅、锌。其中,需求端镍和铝最被看好,而供给端铜被看好;
  钢铁和煤炭的位置靠后,反映了中国转型过程中需求端放缓和供应端充足的共同结果。
  
  可供参考的需求轨迹
  大宗商品需求与经济发展进程的关系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品)占主要地位;
  第二阶段:工业化及城镇化开始,对工业类商品的需求显著上升;
  第三阶段: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投资增速放缓而消费提升。商品类消费成为大宗商品需求动力;
  第四阶段:服务类消费增多,大宗商品需求普遍下降。从历史上看,大宗商品需求和经济发展呈倒U型关系。
  我们对比同等收入水平下,中国和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相平均)主要大宗商品需求的变动。
  我们估计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为8300美元左右(真实购买力平价调整),这相当于1965年的日本,1983年的台湾地区以及1987年的韩国。而根据它们的经验,从需求端来看,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发展空间要大于金属和农产品。
  对于能源,同等收入水平下,2011年中国的人均原油需求为340千克/人,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830千克/人,这是因为资源、技术、环保政策等因素的差别,导致中国的原油发展轨迹降低。相反,天然气人均需求已经高于同等收入下的邻国,这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原油产能充足,使能源的替代并没有像现在一样迫切。
  从增速的角度来讲,如果中国的增速复制邻国的轨迹,原油的人均需求还有15年左右的上升空间,而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天然气人均需求仍然呈爆发式增长。
  对于有色金属,同等收入水平下,中国人均需求要高于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2011年中国人均铜需求达到6.2千克/人(vs. 邻国5.9千克/人),而铝需求更高达14.5千克/人(vs. 邻国4.7千克/人)。中国的“金属密集型”轨迹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道路相符合。
  不仅如此,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经济中出口所占比例更高,意味着国内的大宗原材料消耗转移成产品销往国外。考虑这个因素,中国“国内”的人均需求应该更高。
  从增速的角度来讲,如果复制发达国家经验,中国的人均金属需求还会维持正增长,但增速放缓。
  对于农产品,同等收入水平下,2011年中国的人均玉米、大豆和小麦需求均高于邻国的平均水平,而稻谷人均需求略低。
  从增速的角度来讲,具有经济作物属性的玉米和大豆发展空间相对更大。而对于传统粮食作物稻谷来说,发达国家的人均需求在收入8300美元之前已经见顶。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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