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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并非财富必然的副产品，“伦敦大雾事件”和“泰晤士河悲剧”也并非英国工业化必须付出的代价。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利用环境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背离。只要把外部成本内部化，把利用环境的私人成本提高到社会成本的水平，环境问题就能够解决。
英国工业革命的“灵魂”
在煤之前，人类生活、生产的能源主要是木材、人力、风力。煤替代木材，为工业化突破了能源瓶颈；而工业化的发展，又使煤炭本身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工业部门。有关专家这样评价煤对英国的历史意义：“在1560～1700年间，英国煤炭工业的历史是一段‘革命性发展的历史’”。煤炭是“所有英国工业的灵魂”，这不仅解释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且表明在工业化开始之前英国至少在能源利用方面即已早早超过了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在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两个层面上，煤炭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作用。首先，煤炭成为基本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包括住房、取暖、饮食等等；其次，煤炭是支持工业革命的核心燃料，决定着一些工业部门的命运，特别是金属冶炼业和金属制造业。如果没有煤炭作为燃料，那么金属冶炼业和金属制造业就不可能在18世纪出现质的飞跃，现代制造业也难以成长。
1753年，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两个郡开采的煤矿数量为14家，1836年达到76家，1843年达到130家。在1560年～1690年问，英国的煤炭产量增加了14倍。1700年，英国产煤量为303.3万吨，而1800年是1528.6万吨，增长了5倍多。
1784年，法国矿物学家在参观卡伦炼铁厂后这样写道，“有那么一大串的车间，以致远处的空气都被蒸热，在夜间，一切都被火焰和光辉照得雪亮，因此当人们在相当距离处发现那么多堆的发亮的煤，又看到那些高炉上面喷出的火簇时，当人们听到那些打在铁钻上的沉重锤声夹杂着气泵的尖锐嘘声时，人们怀疑自己是否在一个爆发的火山脚下，或者被魔力送到火神及其独眼神在忙于行施霹雳的那个岩穴口上。”
从1780年到1880年的100年间，英国利用自己的煤炭储备所提供的能源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最有活力和最繁荣的经济，“煤火和高烟囱已经成为英国的独特制度。”
但是，正是煤炭的广泛应用，导致了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气污染时期。煤在燃烧时释放出含有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滚滚浓烟，对环境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一位建筑师曾经报告说，他在墙上见到过厚达4英寸的含硫污垢。
曼彻斯特和附近的一些小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在煤烟的侵蚀下，原来漂亮的红砖建筑物都变成了黑砖。在伯明翰地区，炼钢业的发展使城市上空整日锤声回荡，夜间则被熔炉的火光照得通红，整个地区成为了名符其实的“黑乡”。
法国旅行家笛福曾经对新兴的炼铁业中心谢菲尔德有过这样的描写：“谢菲尔德是我见到的最脏、最多烟的城市之一。由于小铁匠铺没有高高的烟囱，加上城市又有许多山坡，这样冒出的烟就直接升到街道上。人在城里呆久了，就必然吸进煤烟，积在肺里，受到有害的影响。”
“伦敦大雾事件”
污染最严重的自然是伦敦。在无风的季节，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经常在伦敦上空笼罩多天不散，这就是曾经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描绘过的“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居民站在窗前，经常能够看到“黄雾沿街滚滚而下”的场景。1905年，英语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Smog（烟雾），特指混合了煤烟（Soot）或烟尘（Smoke）的雾（Fog）。
烟雾很快就显现了它的杀伤力。伦敦的冬季相当寒冷，从凄风苦雨的“魔鬼11月”开始，其间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和死亡人数显著升高。1873年12月7日至13日，一场大雾笼罩伦敦，造成近千人死亡，这是史载第一桩与烟雾有关的大规模死亡事件。而在此时，工业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1875年，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对污染、职业病等问题开始系统管理，在各城市设立公共卫生观察员。然而，这些举措并未阻止烟雾对人的伤害。19世纪末期，伦敦每年的“雾日”长达90天左右。上世纪20年代，由于英国政府对工业加强管理，煤在工业燃料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煤烟污染也有所减轻，但并无质的改观。二战后，英国重建经济，污染随之回归。1948年，一场大雾又夺去600多人的生命。
悲剧的历史高峰爆发在1952年。是年12月4日，一个移动缓慢的高气压滞留在伦敦上空，导致大气湿度增加、风力微弱，污染物因此难以扩散，聚集在一起产生了化学反应。从5日起，前所未见的浓雾弥漫全城，能见度不断下降。更可怕的是，烟雾居然钻进了建筑物，桑德勒·威尔士皇家剧院正在上演的歌剧《茶花女》，由于观众看不见舞台而被迫中止。街上行人的衣服和皮肤都沾满了肮脏的微尘，公共汽车的挡风玻璃蒙上烟灰。公路和泰晤士河水路交通几近瘫痪，警察不得不手持火把在街上执勤。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激增，但救护车却因雾大而根本无法出动。
在此后几天里，市内某些地区的能见度曾经降到零，人们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即便如此，工业单位仍然没有停止排放污染物。据统计，这段时期每天仍有1000吨烟尘粒子、2000吨二氧化碳、140吨盐酸和14吨氟化物被排放到无力自我清洁的空气里。此外，空气中还弥漫着由370吨二氧化硫转换成的800吨硫酸。空气严重污染最终导致了著名的“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
这场悲剧终于使英国人痛下决心整治环境。1956年，英国政府首次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发电厂和重工业被迁到郊区。1968年再次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的能力。1974年，英国政府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案”，规定出诸如工业燃料的含硫上限等硬性标准。
这些措施有效地减少了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1975年，伦敦的雾日由过去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左右。到1980年，雾日已经减少到5天。至此，距离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过了整整两个世纪。 “泰晤士河悲剧”
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棉纺织业是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由于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排进河道，使河流遭受到污染。而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化学印染工业、漂白技术的发展。19世纪前后，一批与化学工业密切相关的啤酒、制革、制碱、制皂、玻璃制造业等工厂相继开办。相比较而言，这些工厂对环境特别是河流所造成的污染更加严重。
曼彻斯特附近的艾尔克河就是典型。沿河建造的工厂有制革厂、染坊、骨粉厂、胶料厂和瓦斯厂等，这些工厂的污水和废弃物，包括附近污水沟排放的污水，都统统汇聚在艾尔克河中。河水黝黑、发臭，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令人作呕。
泰晤士河是英国著名的“母亲河”，英国政治家约翰·伯恩斯曾说：泰晤士河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因为它是一部流动的历史”。1800年左右，泰晤士河还比较洁净，当时龙虾和三文鱼等品种繁多的鱼类捕获量很大。资料表明，在1800年，伦敦鱼市每年还出售有3000条从泰晤士河打捞来的三文鱼。
然而，之后的十几年，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使得大量的工厂如屠宰场、制革厂等沿河而建。工业推进也带来了人口的集中，工厂和人口的集中，使得大量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就排入了河内，加之沿岸又堆积了大量垃圾污物，泰晤士河成为伦敦的一条排污明沟。一到夏季河水就臭气熏天，致使沿河的大厦、钟楼和住宅等不得不紧闭门窗，或者把棉被浸湿作为窗帘，以挡住河水的臭气。
伦敦饮水大多靠泰晤士河，饮水遭受污染及清晨常有大雾弥漫与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有毒气体混合，致使霍乱频发。
1858年是泰晤士河的“奇臭年”。这年6月，臭气冲天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连河边议会大厦的窗上也不得不挂起一条条浸过消毒药水的被单。每周的死亡人数高达2000人，当年共有十几万人死于因此而生的疾病。另外该河还受潮汐的影响，污废水倒灌入城市的街道。在1960年前的100年间，泰晤士河里几乎看不到一条鱼。一条美丽迷人的河流，因为污浊不堪而成为一条“死河”。
污染所产生的毒害，直接造成了“泰晤士河悲剧”。
泰晤士河的悲剧极大地触动了英国人的神经，他们在泰晤士河流域建立了800多个废物处理基地，减少了工业废水的排放，并将众多工厂迁出泰晤士河流域。经过百年治河，如今的泰晤士河终于成为世界上最洁净的都市河流之一。
污染为何还在持续？
为什么在霍乱、酸雨、伦敦大雾和泰晤士河的悲剧不断爆发，工业化反过来已经开始在埋葬英国的时候，污染仍在持续？英国的污染治理为什么花了100多年时间？
在英国，对于污染并不乏智者的先见之明。由于煤炭造成空气污染，伦敦居民们进行了一场抵制使用煤炭的运动，以维护自身的健康权利。1578年，一位酿造者和染匠因为在威斯敏斯特烧煤，被判处监禁。
然而，当时过于超前的环保意识根本无法阻止社会的强烈需求，煤炭使用量在得到一段时间的遏制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大幅度增加了。
从企业层面看，企业生产和利润的最大化原则成为支配企业的法则，也成为那个时代企业家的指导思想。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克拉潘所说，新工业带来新的污水，而城市却为工业利益集团所支配，这个利益集团在任何场合下都既不懂得如何处理污水，也没有这种合法权利。
这种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驱动，使得企业家全然不顾生态环境的问题，既不在工厂中安装任何环保设备，也不处理污水而直接排放到河里，在这样的状态下，企业越是开足马力生产，生产量越大，对环境的破坏性也就越严重。
从公众的层面看，伦敦公众虽然抱怨烧煤所带来的污染，也做了一些控制污染的努力，但他们还是普遍认为，这个副产品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是获得财富必须接受的条件。
更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伦敦在经济、文化、科学、政治方面都有着很高的国际地位，污染带来的冬日破晓呛人的黄雾竟也成为伦敦的象征，一种令外人仰慕的景观，许多旅游者专程跑到伦敦来看雾都景色，这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直到现在，仍有来自世界的不知内情者来寻找传说中的雨雾之城。
从政府层面看，过于信奉自由放任的“斯密主义”，对外部性（即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的问题认识不足。同时，政府因为时常受制于企业家的利益而无法有力和有效地进行环境治理，因为一旦要进行环境治理时，就会遭到企业家的反对，其理由当然是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以致政府收入减少。
因此，“污染是工业化必然的副产品”这一观念，直到上世纪20年代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当时，由于英国政府对工业加强管理，煤在工业燃料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煤烟污染也有所减轻，但并无质的改观。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还必须考虑战争和经济萧条带来的影响，这些因素一方面使公众无暇顾及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确实限制了工业生产。因此，这段时间内虽然没有大雾致人大规模死亡事件的记载，但并不能说明伦敦的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结果二战后英国重建经济，污染果然随之回归。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汽车数量持续增加，汽车尾气逐渐取代煤烟而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逐渐认识到，汽车排放的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对环境和人体有严重危害。这些物质在阳光中紫外线的作用下发生复杂的光化学反应，产生以臭氧为主的多种二次污染物，因此，它们也被称为“光化学烟雾”。
2001年1月30日，伦敦市发布了《空气质量战略草案》。市长肯·利文斯通说，每年英国有2.4万人死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同时，仍有52%的居民对伦敦的大气质量不满意，50%的人希望市长把提高空气质量作为优先处理的事务。这就是说，工业革命带来的污染问题，在距离工业革命开始、历史已经走完近两个半世纪后，仍然没有解决。
“并非财富的副产品”
今天的英国又恢复了过去的田园风光，过去污染最为严重的泰晤士河也变得水静河清，就连绝迹100多年的大马哈鱼也重新游回故里；伦敦彻底摘掉了“雾都”的帽子，重现蓝天白云，成为环境治理成功的典型。
英国既是产业革命成功的一个经典案例，也是产业革命“灾变”的一个经典案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它为环境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耗时100多年才重新改善了生态环境。
事实证明，污染并非财富必然的副产品，伦敦大雾事件和泰晤士河悲剧也并非英国工业化必须付出的代价。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利用环境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背离。只要把外部成本内部化，把利用环境的私人成本提高到社会成本的水平，环境问题就能够解决。
工业化的后来者，是重复英国工业革命的老路，还是吸取英国的教训，能否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
英国治理污染问题，也为世界提供了有益经验。一是通过立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规定，使企业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同时也使政府的干预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英国，议会在环境治理方面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当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之后，迫使政府必须要遵循法律，实施治理。政府从指导思想上也就由原来被动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在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并建立起统一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例如，1831年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1844年建立了城镇卫生协会，还在各地设立了卫生医官，这个职位不仅是管理公共卫生，还承担城市供水排污、治理贫民窟、城市规划等方面的职责。
同时，让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个群体发挥作用。例如工人阶级提出了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要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因此，环境治理、贫民窟改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一并成为了国家的重要任务，并且得到了逐步的解决。
除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之外，还有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对环境治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创立者查德威克，他在1842年发表了调查报告《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用大量事实说明了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流行，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英国工业革命的“灵魂”
在煤之前，人类生活、生产的能源主要是木材、人力、风力。煤替代木材，为工业化突破了能源瓶颈；而工业化的发展，又使煤炭本身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工业部门。有关专家这样评价煤对英国的历史意义：“在1560～1700年间，英国煤炭工业的历史是一段‘革命性发展的历史’”。煤炭是“所有英国工业的灵魂”，这不仅解释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且表明在工业化开始之前英国至少在能源利用方面即已早早超过了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在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两个层面上，煤炭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作用。首先，煤炭成为基本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包括住房、取暖、饮食等等；其次，煤炭是支持工业革命的核心燃料，决定着一些工业部门的命运，特别是金属冶炼业和金属制造业。如果没有煤炭作为燃料，那么金属冶炼业和金属制造业就不可能在18世纪出现质的飞跃，现代制造业也难以成长。
1753年，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两个郡开采的煤矿数量为14家，1836年达到76家，1843年达到130家。在1560年～1690年问，英国的煤炭产量增加了14倍。1700年，英国产煤量为303.3万吨，而1800年是1528.6万吨，增长了5倍多。
1784年，法国矿物学家在参观卡伦炼铁厂后这样写道，“有那么一大串的车间，以致远处的空气都被蒸热，在夜间，一切都被火焰和光辉照得雪亮，因此当人们在相当距离处发现那么多堆的发亮的煤，又看到那些高炉上面喷出的火簇时，当人们听到那些打在铁钻上的沉重锤声夹杂着气泵的尖锐嘘声时，人们怀疑自己是否在一个爆发的火山脚下，或者被魔力送到火神及其独眼神在忙于行施霹雳的那个岩穴口上。”
从1780年到1880年的100年间，英国利用自己的煤炭储备所提供的能源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最有活力和最繁荣的经济，“煤火和高烟囱已经成为英国的独特制度。”
但是，正是煤炭的广泛应用，导致了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气污染时期。煤在燃烧时释放出含有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滚滚浓烟，对环境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一位建筑师曾经报告说，他在墙上见到过厚达4英寸的含硫污垢。
曼彻斯特和附近的一些小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在煤烟的侵蚀下，原来漂亮的红砖建筑物都变成了黑砖。在伯明翰地区，炼钢业的发展使城市上空整日锤声回荡，夜间则被熔炉的火光照得通红，整个地区成为了名符其实的“黑乡”。
法国旅行家笛福曾经对新兴的炼铁业中心谢菲尔德有过这样的描写：“谢菲尔德是我见到的最脏、最多烟的城市之一。由于小铁匠铺没有高高的烟囱，加上城市又有许多山坡，这样冒出的烟就直接升到街道上。人在城里呆久了，就必然吸进煤烟，积在肺里，受到有害的影响。”
“伦敦大雾事件”
污染最严重的自然是伦敦。在无风的季节，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经常在伦敦上空笼罩多天不散，这就是曾经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描绘过的“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居民站在窗前，经常能够看到“黄雾沿街滚滚而下”的场景。1905年，英语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Smog（烟雾），特指混合了煤烟（Soot）或烟尘（Smoke）的雾（Fog）。
烟雾很快就显现了它的杀伤力。伦敦的冬季相当寒冷，从凄风苦雨的“魔鬼11月”开始，其间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和死亡人数显著升高。1873年12月7日至13日，一场大雾笼罩伦敦，造成近千人死亡，这是史载第一桩与烟雾有关的大规模死亡事件。而在此时，工业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1875年，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对污染、职业病等问题开始系统管理，在各城市设立公共卫生观察员。然而，这些举措并未阻止烟雾对人的伤害。19世纪末期，伦敦每年的“雾日”长达90天左右。上世纪20年代，由于英国政府对工业加强管理，煤在工业燃料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煤烟污染也有所减轻，但并无质的改观。二战后，英国重建经济，污染随之回归。1948年，一场大雾又夺去600多人的生命。
悲剧的历史高峰爆发在1952年。是年12月4日，一个移动缓慢的高气压滞留在伦敦上空，导致大气湿度增加、风力微弱，污染物因此难以扩散，聚集在一起产生了化学反应。从5日起，前所未见的浓雾弥漫全城，能见度不断下降。更可怕的是，烟雾居然钻进了建筑物，桑德勒·威尔士皇家剧院正在上演的歌剧《茶花女》，由于观众看不见舞台而被迫中止。街上行人的衣服和皮肤都沾满了肮脏的微尘，公共汽车的挡风玻璃蒙上烟灰。公路和泰晤士河水路交通几近瘫痪，警察不得不手持火把在街上执勤。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激增，但救护车却因雾大而根本无法出动。
在此后几天里，市内某些地区的能见度曾经降到零，人们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即便如此，工业单位仍然没有停止排放污染物。据统计，这段时期每天仍有1000吨烟尘粒子、2000吨二氧化碳、140吨盐酸和14吨氟化物被排放到无力自我清洁的空气里。此外，空气中还弥漫着由370吨二氧化硫转换成的800吨硫酸。空气严重污染最终导致了著名的“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
这场悲剧终于使英国人痛下决心整治环境。1956年，英国政府首次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发电厂和重工业被迁到郊区。1968年再次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的能力。1974年，英国政府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案”，规定出诸如工业燃料的含硫上限等硬性标准。
这些措施有效地减少了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1975年，伦敦的雾日由过去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左右。到1980年，雾日已经减少到5天。至此，距离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过了整整两个世纪。 “泰晤士河悲剧”
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棉纺织业是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由于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排进河道，使河流遭受到污染。而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化学印染工业、漂白技术的发展。19世纪前后，一批与化学工业密切相关的啤酒、制革、制碱、制皂、玻璃制造业等工厂相继开办。相比较而言，这些工厂对环境特别是河流所造成的污染更加严重。
曼彻斯特附近的艾尔克河就是典型。沿河建造的工厂有制革厂、染坊、骨粉厂、胶料厂和瓦斯厂等，这些工厂的污水和废弃物，包括附近污水沟排放的污水，都统统汇聚在艾尔克河中。河水黝黑、发臭，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令人作呕。
泰晤士河是英国著名的“母亲河”，英国政治家约翰·伯恩斯曾说：泰晤士河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因为它是一部流动的历史”。1800年左右，泰晤士河还比较洁净，当时龙虾和三文鱼等品种繁多的鱼类捕获量很大。资料表明，在1800年，伦敦鱼市每年还出售有3000条从泰晤士河打捞来的三文鱼。
然而，之后的十几年，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使得大量的工厂如屠宰场、制革厂等沿河而建。工业推进也带来了人口的集中，工厂和人口的集中，使得大量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就排入了河内，加之沿岸又堆积了大量垃圾污物，泰晤士河成为伦敦的一条排污明沟。一到夏季河水就臭气熏天，致使沿河的大厦、钟楼和住宅等不得不紧闭门窗，或者把棉被浸湿作为窗帘，以挡住河水的臭气。
伦敦饮水大多靠泰晤士河，饮水遭受污染及清晨常有大雾弥漫与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有毒气体混合，致使霍乱频发。
1858年是泰晤士河的“奇臭年”。这年6月，臭气冲天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连河边议会大厦的窗上也不得不挂起一条条浸过消毒药水的被单。每周的死亡人数高达2000人，当年共有十几万人死于因此而生的疾病。另外该河还受潮汐的影响，污废水倒灌入城市的街道。在1960年前的100年间，泰晤士河里几乎看不到一条鱼。一条美丽迷人的河流，因为污浊不堪而成为一条“死河”。
污染所产生的毒害，直接造成了“泰晤士河悲剧”。
泰晤士河的悲剧极大地触动了英国人的神经，他们在泰晤士河流域建立了800多个废物处理基地，减少了工业废水的排放，并将众多工厂迁出泰晤士河流域。经过百年治河，如今的泰晤士河终于成为世界上最洁净的都市河流之一。
污染为何还在持续？
为什么在霍乱、酸雨、伦敦大雾和泰晤士河的悲剧不断爆发，工业化反过来已经开始在埋葬英国的时候，污染仍在持续？英国的污染治理为什么花了100多年时间？
在英国，对于污染并不乏智者的先见之明。由于煤炭造成空气污染，伦敦居民们进行了一场抵制使用煤炭的运动，以维护自身的健康权利。1578年，一位酿造者和染匠因为在威斯敏斯特烧煤，被判处监禁。
然而，当时过于超前的环保意识根本无法阻止社会的强烈需求，煤炭使用量在得到一段时间的遏制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大幅度增加了。
从企业层面看，企业生产和利润的最大化原则成为支配企业的法则，也成为那个时代企业家的指导思想。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克拉潘所说，新工业带来新的污水，而城市却为工业利益集团所支配，这个利益集团在任何场合下都既不懂得如何处理污水，也没有这种合法权利。
这种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驱动，使得企业家全然不顾生态环境的问题，既不在工厂中安装任何环保设备，也不处理污水而直接排放到河里，在这样的状态下，企业越是开足马力生产，生产量越大，对环境的破坏性也就越严重。
从公众的层面看，伦敦公众虽然抱怨烧煤所带来的污染，也做了一些控制污染的努力，但他们还是普遍认为，这个副产品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是获得财富必须接受的条件。
更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伦敦在经济、文化、科学、政治方面都有着很高的国际地位，污染带来的冬日破晓呛人的黄雾竟也成为伦敦的象征，一种令外人仰慕的景观，许多旅游者专程跑到伦敦来看雾都景色，这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直到现在，仍有来自世界的不知内情者来寻找传说中的雨雾之城。
从政府层面看，过于信奉自由放任的“斯密主义”，对外部性（即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的问题认识不足。同时，政府因为时常受制于企业家的利益而无法有力和有效地进行环境治理，因为一旦要进行环境治理时，就会遭到企业家的反对，其理由当然是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以致政府收入减少。
因此，“污染是工业化必然的副产品”这一观念，直到上世纪20年代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当时，由于英国政府对工业加强管理，煤在工业燃料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煤烟污染也有所减轻，但并无质的改观。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还必须考虑战争和经济萧条带来的影响，这些因素一方面使公众无暇顾及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确实限制了工业生产。因此，这段时间内虽然没有大雾致人大规模死亡事件的记载，但并不能说明伦敦的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结果二战后英国重建经济，污染果然随之回归。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汽车数量持续增加，汽车尾气逐渐取代煤烟而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逐渐认识到，汽车排放的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对环境和人体有严重危害。这些物质在阳光中紫外线的作用下发生复杂的光化学反应，产生以臭氧为主的多种二次污染物，因此，它们也被称为“光化学烟雾”。
2001年1月30日，伦敦市发布了《空气质量战略草案》。市长肯·利文斯通说，每年英国有2.4万人死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同时，仍有52%的居民对伦敦的大气质量不满意，50%的人希望市长把提高空气质量作为优先处理的事务。这就是说，工业革命带来的污染问题，在距离工业革命开始、历史已经走完近两个半世纪后，仍然没有解决。
“并非财富的副产品”
今天的英国又恢复了过去的田园风光，过去污染最为严重的泰晤士河也变得水静河清，就连绝迹100多年的大马哈鱼也重新游回故里；伦敦彻底摘掉了“雾都”的帽子，重现蓝天白云，成为环境治理成功的典型。
英国既是产业革命成功的一个经典案例，也是产业革命“灾变”的一个经典案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它为环境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耗时100多年才重新改善了生态环境。
事实证明，污染并非财富必然的副产品，伦敦大雾事件和泰晤士河悲剧也并非英国工业化必须付出的代价。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利用环境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背离。只要把外部成本内部化，把利用环境的私人成本提高到社会成本的水平，环境问题就能够解决。
工业化的后来者，是重复英国工业革命的老路，还是吸取英国的教训，能否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
英国治理污染问题，也为世界提供了有益经验。一是通过立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规定，使企业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同时也使政府的干预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英国，议会在环境治理方面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当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之后，迫使政府必须要遵循法律，实施治理。政府从指导思想上也就由原来被动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在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并建立起统一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例如，1831年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1844年建立了城镇卫生协会，还在各地设立了卫生医官，这个职位不仅是管理公共卫生，还承担城市供水排污、治理贫民窟、城市规划等方面的职责。
同时，让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个群体发挥作用。例如工人阶级提出了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要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因此，环境治理、贫民窟改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一并成为了国家的重要任务，并且得到了逐步的解决。
除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之外，还有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对环境治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创立者查德威克，他在1842年发表了调查报告《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用大量事实说明了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流行，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