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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众多描绘“从此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当中，“新浙派”第一代画家中的健将周沧米（1929-2011），即为最成功的名家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其致力于工笔人物画的创作;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他又多作意笔人物画，并有笔墨酣畅、画风奔放、书写意味浓厚的特色。且他那工写兼长、生动传神的新中国人物画作品，全部筑基于生活并反映生活。
我国江浙地区自古便是华夏传统书画的重镇，“二王”书法、“南宋四家”革新宫廷画派、“浙派”山水，还有徐渭、陈洪绶等一批对近代影响深远的绘画大师均孕育在此。进入20世纪后，这里更是滋长出了受丰厚传统文化浸润的“新浙派”（亦称“新浙派人物画”）。作为以潘天寿提出的“中西绘画应该拉开距离”为指导而成长起来的画派，“新浙派”无不重视传统笔墨的民族性意义;且在中国花鸟、山水画笔墨语言的传承时，其体面造型的表现又巧妙地融合了西方的造型技法，因此形成的艺术观念与艺术风貌独具一格。而作为“新浙派”代表之一的周沧米，其创作的人物画造型严谨、笔墨畅达，无不体现了他那深厚的传统功底、广博的学识才情和气度的天性豁达。
● 周沧米1962年以前的人物画创作
周沧米，曾用名昌米，笔名沧米，号雁荡人，斋号荆庐。浙江省乐清县大荆镇人，从小喜爱绘画。他于1948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51年光荣参军，1955年转业回校复学，深得黄宾虹、潘天寿等老一辈画家教诲，为其人物画创作奠定了学习方法与理论基础。1959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后留校，前后从事了30多年的美术教育工作。
周沧米的堂弟、“新浙派”代表之一的周昌谷（1929-1985），也是一位艺术上的全才。由于父亲深厚文人学养的影响和老师潘天寿的教导，周昌谷的艺术创作始终建立在民族性基础之上。而从幼年起，周沧米就常与周昌谷相互切磋、并肩学习。两人皆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认为浙派人物画要符合中国绘画艺术之实质与民族特性的话，就必须走意象与表现之路。此创作理论的奠定，从周沧米的人物画实践方式中即可验证。同时早期两人均苦练造型基础，培养、提高写生与模特速写能力，对古代人物画的临摹也十分注重。其中任伯年、陈老莲的人物画，周沧米非常喜爱临摹;甚至还从任伯年画风的研究入手，钻研传统人物画的表现手法。故此在周沧米早期的人物画作中，即可见任伯年对他影响深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浙派”绝大部分表现的都是以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响应政治号召为主题的作品。所以从构图和取材上，当时周沧米的人物画风格都明显体现出“新浙派”人物画的共同特征，尤其接近周昌谷的画风。如1956年他到富春江农村体验生活时创作的《春江归牧》，就入选全国青年画展并获红星奖。而1958年他创作的《出窑》（图1）、《我们书记的试验田》《春耕时节》等一批深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气息的作品，都是画家在隶属于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县体验生活后创作的。作为一位未满20岁、尚未毕业的年轻人，周沧米精心创作的一幅幅群像人物画即可造型准确，实乃难能可贵。而且由于他具有扎实的素描功底和造型能力，使得画面中人物安排得当、人物细节绘画深刻，这也能从中看出他对待人物画创作的雄心壮志。
但即便是在当时绘画面貌相对统一的境况下，艺术创作之格调和匠心也有高低的区分。我们从1959年周沧米赴江苏苏南唯亭公社体验生活后创作的《夺得红旗破浪归》（图2），在浙江美院附中担任教师期间创作的《送儿当红军》（图3）、《人望幸福花望香》（图4）等作品中，可见他除了拥有扎实的造型功底、具备对画面精准的空间把握以外，亦可看出他突出的细节表现力、成熟的叙述能力。
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中，苏联式的“情节性绘画”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周沧米在贴近群众与生活的同时，则不断地探索水墨人物画的突破与进步，并先后创作出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美术馆收藏的《迎亲图》（1960年），以及《春山引渠》（图5）、《嘱别》（图6）、《东风一曲》（图7）等一批富有时代感和情节性的重要作品。如他在1961年依据革命烈士李少石之诗而创作的画作《嘱别》。此作中1934年李少石被捕入狱期间所写之诗《寄内》，置于画面左上角，内容表达了烈士对妻子女儿的思念之情，以及对革命视死如归、勇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而画家还根据《寄内》形象构造出一位烈士和爱妻连夜匆忙告别的情形：被风吹弯了的芦苇荡、地上散落的红枫叶、斜向一边的野草与李少石简单的行李，显示了画家对画面细节的处理十分到位;画面右边李少石妻子背上熟睡的幼儿、拿着油灯警惕四望的地下黨同志，皆极其形象地表现出紧迫、突然的此次出行，让诗中“一朝分袂两相思，何日归来不可期”的离别氛围，在画家对环境的处理、对时间与季节的选择上得到充分渲染;同时李少石与妻子紧握双手的画面中，亦含地下党人每次由于工作调动而极有可能凶多吉少、有去无回的诀别心情之暗示。全幅画作容易令观者感同身受当时李少石的心情，有寓情于景之效;且整幅作品不但体现了画家营造画面情绪与渲染氛围的能力，同时还展现了画家对细节把控的精谨细致。
● 周沧米1963-1978年的人物画创作
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除了要具备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力、准确速写记忆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度和感知力。1963年周沧米到四川写生，为了突破以线立形取神的能力，他用粗炭笔精心勾画速写人物，并创作了近百幅画稿。这些先以速写快速记录、再用快而准的线抓取动作与神态的写生作品，在经过思考取舍的后期创作之后，最后使用带有变化的点、线构造体面造型，从而令画面富有“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之效。同时在这次的四川写生之旅，周沧米还结识了四川画家陈子庄（1913-1976），并与其成为了一生挚友。且在其后的日子里依然多次入川，与对他后期绘画创作风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陈子庄，仍然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密切联系。 优秀的创作灵感，必须从生活中获得来源。1963-1964年，周沧米于四川龙池的农村体验生活时，完成了粗线工笔人物画《干部与老农》（图8）、《在阳光下》（图9）。而当时创作的意笔人物画《隆隆春水润新苗》（图10），还先后在《解放军画报》《天津画报》《文汇报》等刊物发表，且在全国美展参展并好评如潮。此作描绘了春耕时期的江南地区，当时的女青年面对使用电力发动机引水上山灌溉良田这一新生事物时，于心中激起了美好的希望和向往。这件作品是画家深入龙池山区收集生活素材时，通过所见所闻再加以艺术的概括与加工完成的。作品在刻画两位插秧姑娘的形象之余，还表现出一种朴实、新生的情怀，使得画面上的生活、时代气息非常浓厚。另外在1970年，周沧米还参加了由楼召炎、关良、周昌谷、李震坚、郑朝等人组成的连环画《沙家浜》创作小组，这在当时可是“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数月后《沙家浜》画稿完成，出版发行后至今久盛不衰。
在综合文化修养极高的潘天寿、周昌谷的熏陶和影响下，周沧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亦十分热爱，并推崇“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他非常重视对基本艺术的学习，从小就受周昌谷之父、四叔周庸平的影响而热爱书法，同时在之后的艺术生涯中从未停止过学习书法。“书画同源”说是唐代的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提出的，画家在水墨人物画的实践探索过程中，亦极其重视书法与绘画的关系。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画家在教学中闲来无事之余，就临写《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等帖。因此在后来的周沧米人物画中，很容易看出隶书书法名作《石门颂》给予他创作的浸润。这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的写生人物画中，显而易见画家以线为主且线面结合、用十分富有顿挫感的线条入画的《石门颂》“影子”。如此变化特征，其实皆与简约放纵、飘逸新奇的《石门颂》书风非常相契合。而两者之间的熟练转换，更赋予了周沧米的人物画一种律动感和新的活力。
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势”，而中国画所追寻的结果就是讲求“气韵生动”。故此周沧米的人物画擅于在具有设计感的构图、稍带倾向性的线条之独特处理中，十分注重画面总体气势的加强，能“远取其势，近取其质”地驾驭整个画面的开展。如画家在1972年创作的大幅人物画《中流砥柱》（图11），全幅画作就呈现出一种震撼恢宏之“势”。画面描绘的场景，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黄河之滨策马前行，引领革命队伍踏上征途。其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骑马指点江山的图景，位于此幅画面的右侧中间;周沧米对每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刻画，再通过对马匹的不同处理来突出画面重点，展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领袖风范;而三人身后画面的远处那若隐若现、整装前行的革命队伍，与绵延不断的重重山脉、汹涌澎湃的滚滚江水均相辅相成，营造出了中国革命领袖和队伍在征战途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概。作品整体自内而外地和谐统一，彰显了画面人物拥有与身后的自然景观同样苍茫宏大的气势。
上世纪70年代后，“新浙派人物画”即普遍显示出停滞、老化的迹象。但是关于中国画线条、墨色的变化，周沧米却仍然在进行探索和追求;同时在和友人陈子庄等的交流学习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新的方向。1972年，周沧米在浙江岱山渔岛创作了《敢叫山河换新装》。1973年，画家在浙江萧山垦区又创作了《垦区的早晨》。1974年，于上海造船厂创作了《毕业回岛》。1976年，于井冈山、韶山革命老区创作了《扩大铁的红军》。1978年，他还在革命根据地江西省兴国县创作了《兴国歌手》（图12）……那时候周沧米通过精心构造创作的人物画，许多成为了当今的经典佳作。
● 周沧米1979年以后的人物画创作
周沧米人物画探索创作的巅峰，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即便是此时他多次外出采风时所绘的朴素之写生画作，观者亦能为之惊叹。而透过他创作的大量速写、写生作品，我们不仅能看到在他神来之笔下，其生动呈现的地方民俗风情;而且还可见在结构方式、笔墨语言的探索上，画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
1979年，周沧米游历新疆多地进行写生。从当时他创作的作品中，我们能显而易见画家借鉴了山水画和花鸟画中的部分笔墨语言。如作品《青苹果》（图13）、《迪力拜姑娘》《做篦梳的老人》等，山水画惯用中的皴擦，就体现在对人物衣服外轮廓与部分衣褶的刻画;表现衣服的颜色与质感，即用积墨多层覆盖之法;人物体面造型的表达，则以富有书法韵味的线条切入。而在作品《买买提》（图14）、《披羊袄的青年》《哈萨克写生》等中，可窥见“勾花点叶”、草书笔意是画家向花鸟画学习中取得，故使得画面极富一种深沉俊逸的文人气息。且周沧米人物画中富有金石味的画风，从中亦可见是深受吴昌硕的影响。
假如周沧米上世纪70年代的人物画，仍处于“中国式水墨人物”的探索阶段，那么他的人物画创作在80年代及之后，则可言已经达到了超越“新浙派”写实、回归写意的境界。在这一时期，时至中年的他作为写实画派画家，却时刻从写意的角度去思考创作思路，在笔墨追求和画境塑造上虽然可见他的人物画有受陈子庄影响的“影子”，但是依然有自身独特的个性以及有别于当时“新浙派”其他画家的风格。
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中国画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新中國成立后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似乎一夜之间写实人物画几乎被边缘化，且被认定“落后”“不符合审美规律”，从而使得“新浙派人物画”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即便在如此特殊的时期，周沧米同样亦从未停止对中国画笔墨的探索与追求。一种回归写意精神的姿态，经常呈现于他的画面中，且他在画面里时常题跋赋诗，从而人物画仍然符合新时期社会审美多样化的要求。1981年，周沧米赴延边农村体验生活时创作了《乡土情意》《通向黑油之乡》。1982年，他创作的《天山雏鹰》（图15）这幅生活化作品，还是画家晚期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从中甚至可见周沧米在艺术技巧上的飞跃。作品中画家用笔多变、运用灵活，较之前期线条则更加放逸自如;而画中人物、骏马的体势与动态的表现，可见“皴擦”“积墨”法融于富有金石意味的书写线条中。同时由于墨色有枯湿、浓淡的变化，从而画面产生了一定的节奏，更加强了作品的运动感与意味性。1983年，周沧米代表浙江美术学院赴重庆出席了全国美术创作会议，同年还创作了《天山鹰》《哈萨克民歌》《饮马伊犁河畔》等画作，反响热烈。
1991年，《周沧米画集》由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周沧米人物画创作三十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周沧米作品展”在中国美术学院展览馆举办。2015年，“周沧米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而周沧米所绘“从此站起来了”的新中国人物画，将永远在中国艺坛屹立不倒！
我国江浙地区自古便是华夏传统书画的重镇，“二王”书法、“南宋四家”革新宫廷画派、“浙派”山水，还有徐渭、陈洪绶等一批对近代影响深远的绘画大师均孕育在此。进入20世纪后，这里更是滋长出了受丰厚传统文化浸润的“新浙派”（亦称“新浙派人物画”）。作为以潘天寿提出的“中西绘画应该拉开距离”为指导而成长起来的画派，“新浙派”无不重视传统笔墨的民族性意义;且在中国花鸟、山水画笔墨语言的传承时，其体面造型的表现又巧妙地融合了西方的造型技法，因此形成的艺术观念与艺术风貌独具一格。而作为“新浙派”代表之一的周沧米，其创作的人物画造型严谨、笔墨畅达，无不体现了他那深厚的传统功底、广博的学识才情和气度的天性豁达。
● 周沧米1962年以前的人物画创作
周沧米，曾用名昌米，笔名沧米，号雁荡人，斋号荆庐。浙江省乐清县大荆镇人，从小喜爱绘画。他于1948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51年光荣参军，1955年转业回校复学，深得黄宾虹、潘天寿等老一辈画家教诲，为其人物画创作奠定了学习方法与理论基础。1959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后留校，前后从事了30多年的美术教育工作。
周沧米的堂弟、“新浙派”代表之一的周昌谷（1929-1985），也是一位艺术上的全才。由于父亲深厚文人学养的影响和老师潘天寿的教导，周昌谷的艺术创作始终建立在民族性基础之上。而从幼年起，周沧米就常与周昌谷相互切磋、并肩学习。两人皆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认为浙派人物画要符合中国绘画艺术之实质与民族特性的话，就必须走意象与表现之路。此创作理论的奠定，从周沧米的人物画实践方式中即可验证。同时早期两人均苦练造型基础，培养、提高写生与模特速写能力，对古代人物画的临摹也十分注重。其中任伯年、陈老莲的人物画，周沧米非常喜爱临摹;甚至还从任伯年画风的研究入手，钻研传统人物画的表现手法。故此在周沧米早期的人物画作中，即可见任伯年对他影响深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浙派”绝大部分表现的都是以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响应政治号召为主题的作品。所以从构图和取材上，当时周沧米的人物画风格都明显体现出“新浙派”人物画的共同特征，尤其接近周昌谷的画风。如1956年他到富春江农村体验生活时创作的《春江归牧》，就入选全国青年画展并获红星奖。而1958年他创作的《出窑》（图1）、《我们书记的试验田》《春耕时节》等一批深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气息的作品，都是画家在隶属于浙江省湖州市的长兴县体验生活后创作的。作为一位未满20岁、尚未毕业的年轻人，周沧米精心创作的一幅幅群像人物画即可造型准确，实乃难能可贵。而且由于他具有扎实的素描功底和造型能力，使得画面中人物安排得当、人物细节绘画深刻，这也能从中看出他对待人物画创作的雄心壮志。
但即便是在当时绘画面貌相对统一的境况下，艺术创作之格调和匠心也有高低的区分。我们从1959年周沧米赴江苏苏南唯亭公社体验生活后创作的《夺得红旗破浪归》（图2），在浙江美院附中担任教师期间创作的《送儿当红军》（图3）、《人望幸福花望香》（图4）等作品中，可见他除了拥有扎实的造型功底、具备对画面精准的空间把握以外，亦可看出他突出的细节表现力、成熟的叙述能力。
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中，苏联式的“情节性绘画”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周沧米在贴近群众与生活的同时，则不断地探索水墨人物画的突破与进步，并先后创作出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美术馆收藏的《迎亲图》（1960年），以及《春山引渠》（图5）、《嘱别》（图6）、《东风一曲》（图7）等一批富有时代感和情节性的重要作品。如他在1961年依据革命烈士李少石之诗而创作的画作《嘱别》。此作中1934年李少石被捕入狱期间所写之诗《寄内》，置于画面左上角，内容表达了烈士对妻子女儿的思念之情，以及对革命视死如归、勇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而画家还根据《寄内》形象构造出一位烈士和爱妻连夜匆忙告别的情形：被风吹弯了的芦苇荡、地上散落的红枫叶、斜向一边的野草与李少石简单的行李，显示了画家对画面细节的处理十分到位;画面右边李少石妻子背上熟睡的幼儿、拿着油灯警惕四望的地下黨同志，皆极其形象地表现出紧迫、突然的此次出行，让诗中“一朝分袂两相思，何日归来不可期”的离别氛围，在画家对环境的处理、对时间与季节的选择上得到充分渲染;同时李少石与妻子紧握双手的画面中，亦含地下党人每次由于工作调动而极有可能凶多吉少、有去无回的诀别心情之暗示。全幅画作容易令观者感同身受当时李少石的心情，有寓情于景之效;且整幅作品不但体现了画家营造画面情绪与渲染氛围的能力，同时还展现了画家对细节把控的精谨细致。
● 周沧米1963-1978年的人物画创作
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除了要具备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力、准确速写记忆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度和感知力。1963年周沧米到四川写生，为了突破以线立形取神的能力，他用粗炭笔精心勾画速写人物，并创作了近百幅画稿。这些先以速写快速记录、再用快而准的线抓取动作与神态的写生作品，在经过思考取舍的后期创作之后，最后使用带有变化的点、线构造体面造型，从而令画面富有“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之效。同时在这次的四川写生之旅，周沧米还结识了四川画家陈子庄（1913-1976），并与其成为了一生挚友。且在其后的日子里依然多次入川，与对他后期绘画创作风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陈子庄，仍然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密切联系。 优秀的创作灵感，必须从生活中获得来源。1963-1964年，周沧米于四川龙池的农村体验生活时，完成了粗线工笔人物画《干部与老农》（图8）、《在阳光下》（图9）。而当时创作的意笔人物画《隆隆春水润新苗》（图10），还先后在《解放军画报》《天津画报》《文汇报》等刊物发表，且在全国美展参展并好评如潮。此作描绘了春耕时期的江南地区，当时的女青年面对使用电力发动机引水上山灌溉良田这一新生事物时，于心中激起了美好的希望和向往。这件作品是画家深入龙池山区收集生活素材时，通过所见所闻再加以艺术的概括与加工完成的。作品在刻画两位插秧姑娘的形象之余，还表现出一种朴实、新生的情怀，使得画面上的生活、时代气息非常浓厚。另外在1970年，周沧米还参加了由楼召炎、关良、周昌谷、李震坚、郑朝等人组成的连环画《沙家浜》创作小组，这在当时可是“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数月后《沙家浜》画稿完成，出版发行后至今久盛不衰。
在综合文化修养极高的潘天寿、周昌谷的熏陶和影响下，周沧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亦十分热爱，并推崇“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他非常重视对基本艺术的学习，从小就受周昌谷之父、四叔周庸平的影响而热爱书法，同时在之后的艺术生涯中从未停止过学习书法。“书画同源”说是唐代的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提出的，画家在水墨人物画的实践探索过程中，亦极其重视书法与绘画的关系。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画家在教学中闲来无事之余，就临写《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等帖。因此在后来的周沧米人物画中，很容易看出隶书书法名作《石门颂》给予他创作的浸润。这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的写生人物画中，显而易见画家以线为主且线面结合、用十分富有顿挫感的线条入画的《石门颂》“影子”。如此变化特征，其实皆与简约放纵、飘逸新奇的《石门颂》书风非常相契合。而两者之间的熟练转换，更赋予了周沧米的人物画一种律动感和新的活力。
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势”，而中国画所追寻的结果就是讲求“气韵生动”。故此周沧米的人物画擅于在具有设计感的构图、稍带倾向性的线条之独特处理中，十分注重画面总体气势的加强，能“远取其势，近取其质”地驾驭整个画面的开展。如画家在1972年创作的大幅人物画《中流砥柱》（图11），全幅画作就呈现出一种震撼恢宏之“势”。画面描绘的场景，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黄河之滨策马前行，引领革命队伍踏上征途。其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骑马指点江山的图景，位于此幅画面的右侧中间;周沧米对每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刻画，再通过对马匹的不同处理来突出画面重点，展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领袖风范;而三人身后画面的远处那若隐若现、整装前行的革命队伍，与绵延不断的重重山脉、汹涌澎湃的滚滚江水均相辅相成，营造出了中国革命领袖和队伍在征战途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概。作品整体自内而外地和谐统一，彰显了画面人物拥有与身后的自然景观同样苍茫宏大的气势。
上世纪70年代后，“新浙派人物画”即普遍显示出停滞、老化的迹象。但是关于中国画线条、墨色的变化，周沧米却仍然在进行探索和追求;同时在和友人陈子庄等的交流学习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新的方向。1972年，周沧米在浙江岱山渔岛创作了《敢叫山河换新装》。1973年，画家在浙江萧山垦区又创作了《垦区的早晨》。1974年，于上海造船厂创作了《毕业回岛》。1976年，于井冈山、韶山革命老区创作了《扩大铁的红军》。1978年，他还在革命根据地江西省兴国县创作了《兴国歌手》（图12）……那时候周沧米通过精心构造创作的人物画，许多成为了当今的经典佳作。
● 周沧米1979年以后的人物画创作
周沧米人物画探索创作的巅峰，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即便是此时他多次外出采风时所绘的朴素之写生画作，观者亦能为之惊叹。而透过他创作的大量速写、写生作品，我们不仅能看到在他神来之笔下，其生动呈现的地方民俗风情;而且还可见在结构方式、笔墨语言的探索上，画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
1979年，周沧米游历新疆多地进行写生。从当时他创作的作品中，我们能显而易见画家借鉴了山水画和花鸟画中的部分笔墨语言。如作品《青苹果》（图13）、《迪力拜姑娘》《做篦梳的老人》等，山水画惯用中的皴擦，就体现在对人物衣服外轮廓与部分衣褶的刻画;表现衣服的颜色与质感，即用积墨多层覆盖之法;人物体面造型的表达，则以富有书法韵味的线条切入。而在作品《买买提》（图14）、《披羊袄的青年》《哈萨克写生》等中，可窥见“勾花点叶”、草书笔意是画家向花鸟画学习中取得，故使得画面极富一种深沉俊逸的文人气息。且周沧米人物画中富有金石味的画风，从中亦可见是深受吴昌硕的影响。
假如周沧米上世纪70年代的人物画，仍处于“中国式水墨人物”的探索阶段，那么他的人物画创作在80年代及之后，则可言已经达到了超越“新浙派”写实、回归写意的境界。在这一时期，时至中年的他作为写实画派画家，却时刻从写意的角度去思考创作思路，在笔墨追求和画境塑造上虽然可见他的人物画有受陈子庄影响的“影子”，但是依然有自身独特的个性以及有别于当时“新浙派”其他画家的风格。
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中国画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新中國成立后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似乎一夜之间写实人物画几乎被边缘化，且被认定“落后”“不符合审美规律”，从而使得“新浙派人物画”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即便在如此特殊的时期，周沧米同样亦从未停止对中国画笔墨的探索与追求。一种回归写意精神的姿态，经常呈现于他的画面中，且他在画面里时常题跋赋诗，从而人物画仍然符合新时期社会审美多样化的要求。1981年，周沧米赴延边农村体验生活时创作了《乡土情意》《通向黑油之乡》。1982年，他创作的《天山雏鹰》（图15）这幅生活化作品，还是画家晚期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从中甚至可见周沧米在艺术技巧上的飞跃。作品中画家用笔多变、运用灵活，较之前期线条则更加放逸自如;而画中人物、骏马的体势与动态的表现，可见“皴擦”“积墨”法融于富有金石意味的书写线条中。同时由于墨色有枯湿、浓淡的变化，从而画面产生了一定的节奏，更加强了作品的运动感与意味性。1983年，周沧米代表浙江美术学院赴重庆出席了全国美术创作会议，同年还创作了《天山鹰》《哈萨克民歌》《饮马伊犁河畔》等画作，反响热烈。
1991年，《周沧米画集》由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周沧米人物画创作三十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周沧米作品展”在中国美术学院展览馆举办。2015年，“周沧米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而周沧米所绘“从此站起来了”的新中国人物画，将永远在中国艺坛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