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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的女学生在历史与文学的记载与描写中形象各异，从家庭走向社会再走进学堂，她们的身份地位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前所未有地抬高，她们在享受社会赋予的自由空气的同时面临着作家、记者和群众褒贬不一的评价。黄湘金在史料与小说间穿梭，为我们还原了尽可能真实的历史现场，呈现了百样面貌的女学生。
【关键词】：女学生；文史；女权
一、历史与小说
历史的追踪溯源要求真实可靠，小说的文学追求旨在艺术虚构。历史与小说，史事与传奇，存在着真实性和虚构性上的本质对立，但黄湘金的《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却利用报刊新闻这一材料来源作为桥梁沟通了历史与小说，使得史料与文学的距离更近一步。对于报刊材料地重视和运用，黄湘金不是第一人，但是他却在本书中创造性地勾连起了女学小说与女子教育的原景，很好地呈现了清末民初女学堂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随之变迁的社会心理。其师夏晓虹曾言“上下追踪，左右逢源，报刊因此可以帮助后世的研究者跨越时间的限隔，重构并返回虚拟的现场，体贴早已远逝的社会、时代氛围。”她认为报刊是后世研究者返回历史现场的最佳通道。由此，黄湘金对各类报刊材料的收集、运用和展现，也给了我们读者一个返回历史现场的机会。他要“在史料中建构女子教育发生的历程，在小说中发现女学的历史和女学生的足迹，在历史和小说文本的解读中探寻作者的意图、读者的喜好和小说的运行机制。”
在关于“女学小说”的论述中，黄湘金提供了大量详细严谨的数理统计的史料来为他的观点增加说服力。他统计出1903-1920年间出版的175部单行“女学小说”；列表形式呈现出1902-1920年间11种小说杂志分别刊登的小说类别，并对“女学小说”的比重作了统计；在书中涉及报纸中广告的引用时，作者还保留了包括字体在内的广告原貌。在历史事实、报刊材料、小说文本地相互推测和相互印证之间，历史背景、新闻舆论和社会倾向的真实面貌一点点显露出来，让我们了解到了各个时期女学生这一群体的真实处境。
二、溢美与溢恶
作者在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女学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的召唤下和大量描写“英雌”小说文本的滋养中走出家门和学堂，积极加入革命浪潮并立志为国献身的伟大事迹。她们在国族话语的掌控下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意义的更高层面，在女学堂的校训、校歌、教授课程的鼓舞下，满怀斗志要“出走”到社会中去。然而革命浪潮过后，她们却立马被女子教育思潮拉回到“贤母良妻”的原位中去。可见女学生的“出走”只是一种暂时的需要，一旦这种需要没有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她们就必须“回归”到家庭相夫教子。作者以秋瑾、吴淑卿和沈佩贞三位女性为例，分别介绍了她们在历史现场中的表现和进入小说成为文学人物后的形象演进。女学生由小说的阅读者转变为创作者又成为被阅读者，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在国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时期，她们的形象或被夸大，或被贬低。在书写者和评价者的声音中，我们可以窥得社会群体无意识的价值判断。当国家需要女性群体时，倡导女子教育，鼓励女学生走上社会为国出力，当救亡图存成为历史后，“英雌”便开始有所变质。晚清女子教育是作为救国的附属品而兴起的，它注定不是自我的破旧立新，那么“女豪杰”也就注定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而拥有长久的话语存在，注定会遭到历史退潮后的拒絕和淹没。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启蒙下，对于婚姻自由的向往和争取开始与传统社会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发生冲突。她们大胆追求爱情，向家庭的权威发起挑战，争取和实现退婚和离婚的权利与自由。然而新闻报道和作家却在女学生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行动中用有色眼镜放大了她们对于自由向往的尺度。虽然不可否认有一部分女学生存在着“我误自由”的情况和举止，但舆论一边倒向道德批判的立场给女学生争取自由的行为打上了道德败坏的标签。作者在晚清至民初的政治小说和言情小说中，总结出对于“自由结婚”不同的评价，他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话语情境的歧异，包括国族、女权、道德等。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清末民初的报刊撰稿者和小说作家的主流为男性群体，他们的作品里体现的是男性话语权，就算他们不曾有意为之也一定会在无形之中打上男权奴役的烙印。就像鲁迅曾在《论“人言可畏”》中对小报记者报道的批判：“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女性在书写中历来被想象和戏谑的习惯再加之以女学生特殊身份下的自由追爱，当然给了小说家们大肆发挥的余地。作者已经注意到了小说作品中批判对象的不公，“小说中追求婚姻自由的女子之‘失足’，主要原因自然是男子无德，视女性为玩物，他们更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然而在这些作品中，大部分作者都将女主人公的悲剧归因于其误解自由，察人不明，所托非人。”但是却没有将这一评价不公的原因再做追究。女学生对于情愛婚姻的自由选择显然颠覆了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于男性心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认知，并让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了自己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上话语权的威胁与侵占。所以在以男性作家为主流的小说中，女学生被肆意地抹黑并大多以悲剧收场，这实际上隐含着男性对于女权的压制。
作者细心地发现了女学生周围的各类目光：围观者、记者、读者和群众，“在层层包围而又互相交织的视线中，女学生处于绝对被动的、被看的位置”，并从心理学以及消费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欲望来自于欠缺，女学生与普通群体之间的距离感引起了看客窥探的欲望，于是他们想象与污造，戏谑与玩味。女学生作为材料进入报刊和小说，走向市场成为一种消费品。大众对于女学生的消费欲望远远高于其他，这便形成一种营销模式即作家对大众一味地迎合和商家为谋利而广泛地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在大众眼里的女学生早已面目全非。
三、失声与发声
在作者的考察中，从晚清到民初，女学生的形象经历了从“溢美”到“溢恶”的变化。我们看到了社会中各类人对于女学生褒贬不一的评价，也在阅读中跟随作者完成了一次女学小说的梳理和女子教育历史的建构。有所欠缺的是，在女学生形象和处境的还原中却忽略了她自身这个群体的“声音”，虽然在书的末尾作者提到，由于女学生对于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尚未完成，她们在新闻和小说等创作领域中，基本处于一种“失声”的处境。但是也不应该完全忽略主人公自己的告白和建构，在马勤勤《“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女学生小说——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6-1918）为中心》中就列举了苏异尘、张誉扬等女学生身份的作家创作出的小说作品，并分析了小说中建构出的独一无二的女学生气质和形象。在女学生的作品中，是关于未来学校的畅想，是关怀民生的善心，是直面人生的勇气，她们文笔干净、情感纯洁，是为“女学生”正言的有力证据。女学生的美好一面不该被忽略，被看的处境里也应该有自己发声的余地。
参考文献：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黄湘金：《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鲁迅：《论“人言可畏”》，傅光明主编：《无花的蔷薇》，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魏晓雪（1993年），女，汉族，山东莱芜。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
【关键词】：女学生；文史；女权
一、历史与小说
历史的追踪溯源要求真实可靠，小说的文学追求旨在艺术虚构。历史与小说，史事与传奇，存在着真实性和虚构性上的本质对立，但黄湘金的《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却利用报刊新闻这一材料来源作为桥梁沟通了历史与小说，使得史料与文学的距离更近一步。对于报刊材料地重视和运用，黄湘金不是第一人，但是他却在本书中创造性地勾连起了女学小说与女子教育的原景，很好地呈现了清末民初女学堂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随之变迁的社会心理。其师夏晓虹曾言“上下追踪，左右逢源，报刊因此可以帮助后世的研究者跨越时间的限隔，重构并返回虚拟的现场，体贴早已远逝的社会、时代氛围。”她认为报刊是后世研究者返回历史现场的最佳通道。由此，黄湘金对各类报刊材料的收集、运用和展现，也给了我们读者一个返回历史现场的机会。他要“在史料中建构女子教育发生的历程，在小说中发现女学的历史和女学生的足迹，在历史和小说文本的解读中探寻作者的意图、读者的喜好和小说的运行机制。”
在关于“女学小说”的论述中，黄湘金提供了大量详细严谨的数理统计的史料来为他的观点增加说服力。他统计出1903-1920年间出版的175部单行“女学小说”；列表形式呈现出1902-1920年间11种小说杂志分别刊登的小说类别，并对“女学小说”的比重作了统计；在书中涉及报纸中广告的引用时，作者还保留了包括字体在内的广告原貌。在历史事实、报刊材料、小说文本地相互推测和相互印证之间，历史背景、新闻舆论和社会倾向的真实面貌一点点显露出来，让我们了解到了各个时期女学生这一群体的真实处境。
二、溢美与溢恶
作者在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女学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的召唤下和大量描写“英雌”小说文本的滋养中走出家门和学堂，积极加入革命浪潮并立志为国献身的伟大事迹。她们在国族话语的掌控下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意义的更高层面，在女学堂的校训、校歌、教授课程的鼓舞下，满怀斗志要“出走”到社会中去。然而革命浪潮过后，她们却立马被女子教育思潮拉回到“贤母良妻”的原位中去。可见女学生的“出走”只是一种暂时的需要，一旦这种需要没有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她们就必须“回归”到家庭相夫教子。作者以秋瑾、吴淑卿和沈佩贞三位女性为例，分别介绍了她们在历史现场中的表现和进入小说成为文学人物后的形象演进。女学生由小说的阅读者转变为创作者又成为被阅读者，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在国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时期，她们的形象或被夸大，或被贬低。在书写者和评价者的声音中，我们可以窥得社会群体无意识的价值判断。当国家需要女性群体时，倡导女子教育，鼓励女学生走上社会为国出力，当救亡图存成为历史后，“英雌”便开始有所变质。晚清女子教育是作为救国的附属品而兴起的，它注定不是自我的破旧立新，那么“女豪杰”也就注定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而拥有长久的话语存在，注定会遭到历史退潮后的拒絕和淹没。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启蒙下，对于婚姻自由的向往和争取开始与传统社会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发生冲突。她们大胆追求爱情，向家庭的权威发起挑战，争取和实现退婚和离婚的权利与自由。然而新闻报道和作家却在女学生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行动中用有色眼镜放大了她们对于自由向往的尺度。虽然不可否认有一部分女学生存在着“我误自由”的情况和举止，但舆论一边倒向道德批判的立场给女学生争取自由的行为打上了道德败坏的标签。作者在晚清至民初的政治小说和言情小说中，总结出对于“自由结婚”不同的评价，他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话语情境的歧异，包括国族、女权、道德等。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清末民初的报刊撰稿者和小说作家的主流为男性群体，他们的作品里体现的是男性话语权，就算他们不曾有意为之也一定会在无形之中打上男权奴役的烙印。就像鲁迅曾在《论“人言可畏”》中对小报记者报道的批判：“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女性在书写中历来被想象和戏谑的习惯再加之以女学生特殊身份下的自由追爱，当然给了小说家们大肆发挥的余地。作者已经注意到了小说作品中批判对象的不公，“小说中追求婚姻自由的女子之‘失足’，主要原因自然是男子无德，视女性为玩物，他们更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然而在这些作品中，大部分作者都将女主人公的悲剧归因于其误解自由，察人不明，所托非人。”但是却没有将这一评价不公的原因再做追究。女学生对于情愛婚姻的自由选择显然颠覆了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于男性心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认知，并让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了自己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上话语权的威胁与侵占。所以在以男性作家为主流的小说中，女学生被肆意地抹黑并大多以悲剧收场，这实际上隐含着男性对于女权的压制。
作者细心地发现了女学生周围的各类目光：围观者、记者、读者和群众，“在层层包围而又互相交织的视线中，女学生处于绝对被动的、被看的位置”，并从心理学以及消费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欲望来自于欠缺，女学生与普通群体之间的距离感引起了看客窥探的欲望，于是他们想象与污造，戏谑与玩味。女学生作为材料进入报刊和小说，走向市场成为一种消费品。大众对于女学生的消费欲望远远高于其他，这便形成一种营销模式即作家对大众一味地迎合和商家为谋利而广泛地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在大众眼里的女学生早已面目全非。
三、失声与发声
在作者的考察中，从晚清到民初，女学生的形象经历了从“溢美”到“溢恶”的变化。我们看到了社会中各类人对于女学生褒贬不一的评价，也在阅读中跟随作者完成了一次女学小说的梳理和女子教育历史的建构。有所欠缺的是，在女学生形象和处境的还原中却忽略了她自身这个群体的“声音”，虽然在书的末尾作者提到，由于女学生对于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尚未完成，她们在新闻和小说等创作领域中，基本处于一种“失声”的处境。但是也不应该完全忽略主人公自己的告白和建构，在马勤勤《“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女学生小说——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6-1918）为中心》中就列举了苏异尘、张誉扬等女学生身份的作家创作出的小说作品，并分析了小说中建构出的独一无二的女学生气质和形象。在女学生的作品中，是关于未来学校的畅想，是关怀民生的善心，是直面人生的勇气，她们文笔干净、情感纯洁，是为“女学生”正言的有力证据。女学生的美好一面不该被忽略，被看的处境里也应该有自己发声的余地。
参考文献：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黄湘金：《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鲁迅：《论“人言可畏”》，傅光明主编：《无花的蔷薇》，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魏晓雪（1993年），女，汉族，山东莱芜。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