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发明家、文学家，有“科圣”之誉，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为“汉赋四大家”。《后汉书》卷五九有专传。在文学方面，张衡所作的《二京赋》《南都赋》堪称经典，为人称道;在科学技术方面，他创制了浑天仪、地动仪、候风仪，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可以说，张衡是“道德”与“文章”兼优，“数术”与“制作”齐飞，特别是他刻苦钻研、注重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至今仍散发着不朽的光辉。
他博学多才，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他是“南阳五圣之一”，有着“科圣”之誉（其他四位是“谋圣”姜子牙、“商圣”范蠡、“醫圣”张仲景、“智圣”诸葛亮）;他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为“汉赋四大家”;他因发明地动仪而成为“地震学的鼻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以及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
此人就是东汉时期的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78）。张衡的祖父张堪，从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光武帝刘秀登基后任命张堪为蜀郡太守，他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立有大功。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拜为渔阳太守。在任期间，他教民耕种，开稻田八千顷，百姓由此安居乐业。有民谣歌颂他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官清廉，蜀郡号称天府，但张堪在从蜀郡太守任上离开时只乘坐一辆破车，携带的只有一卷布被囊。
受祖父风范的影响，张衡虽出生在官宦家庭，却懂得洁身自好，没有沾染上恶习。他从小刻苦向学，熟读了《诗经》《尚书》《周易》《礼记》等儒家经典。不仅如此，他还对文学很感兴趣，像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他都下了一番功夫去鉴赏和研究，因此，他很早就能写一手好的辞赋，文学才华颇得他人称羡。
青年时代的张衡还懂得读书固然是获得知识的一种途径，但除了书本外，还必须有实际的生活经验。这样，他就不满足于“闭门坐家中，苦读圣贤书”的生活了，他渴望外出游学，以充实自己的生活，开阔眼界，寻求书本中得不到的知识和技能。
公元94年，十七岁的张衡离开家乡，外出游历，访师求学。他的第一站不是都城洛阳，而是有着历史文化底蕴的长安。张衡在这里游览名山大川，考察了历史古迹，访问了民情风俗。第二年，他从长安来到洛阳，在这里住了五六年。其间，他没有结交官宦权贵，也没有到当时专门培养官员的学校——太学读书，而是四处寻师，虚心请教，阅历和知识不断增长。他曾对人说：做不做官不要紧，重要的是修养德行，研究学问。当时许多学者都各有主张，张衡并不盲从任何一家的学说，他独立思考，采取批判地吸收的方式，这是他日后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在洛阳，张衡结识了不少有作为的朋友，比如马融，是当时著名的辞赋家，又擅长音乐，后来成为了儒学大家。又如窦章，既有学问，为人又谦虚谨慎。再如崔瑗，对天文、数学、历法有着精深的研究。这些朋友中，崔瑗对张衡的影响最大，他们常常探讨问题，张衡后来研究天文历法并有所成就，崔瑗功不可没。
张衡喜爱文学，他在长安游历的时候就写了著名的《温泉赋》。在这篇文章里，他歌颂了“汤谷”的优美、春水的清新以及祖国山河的壮丽，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在洛阳期间，他也写了不少辞赋，比如《定情赋》《同声歌》《扇赋》《七辩》，只可惜这些文章有的已经亡佚，有的只残存下只言片语。但从留存下来的片段中，我们依旧可以领略张衡的文采。
凭借着这些作品，张衡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当时，做官的方式主要是察举和征辟。所谓察举，就是地方官每年向朝廷保举“茂才”或“孝廉”，送到京城洛阳，由皇帝考核，先做小官，然后慢慢升迁。南阳太守曾多次保荐张衡为“孝廉”，张衡都拒绝了。
公元100年，曾任黄门侍郎的鲍德调任南阳太守。他仰慕张衡的才华，又因张衡是南阳人，便想方设法邀请他回到南阳帮助自己处理政务。鲍德是一位有品德有学问的人，加之此时张衡已经在洛阳住了些时日，想回到家乡看看，因此他答应了鲍德的要求，做了鲍德的主簿。此时，张衡二十三岁。
主簿的主要职务是办理往来的文件，不直接处理政务。张衡兢兢业业，辅佐鲍德治理南阳郡，除暴安良，提倡农桑，兴办学校，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铁制农具，发展商品经济，使得南阳大治。这从_个侧面体现了张衡的从政才能。
担任主簿期间，张衡对自己游历长安和洛阳时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写成了《西京赋》和《东京赋》，合称《二京赋》。西京指的是西汉的都城长安，东京指的是东汉的都城洛阳。张衡写这两篇赋，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写了改，改了写，史书用了“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八个字来形容，可见其写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二京赋》奠定了张衡的文学地位。赋中，张衡以“古”讽“今”，表面是描绘西汉时期商贾奢侈，豪侠跋扈，世风日下，不以“清廉俭朴”自守，实则讽喻东汉的社会现实。《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王符在《潜夫论·浮移》中也指出，当时王公贵族竞相追求衣食住行的奢靡，就连奴仆都穿着华贵的衣服，富贵人家婚嫁，铺排讲究，这让富贵者竞相攀比，贫穷者耻于俭朴，唯恐不能富贵。“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基于现实，张衡托古讽谏，认为过度奢靡，一味追求奇珍异宝和物质利益有损德行，希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其中的《东京赋》，卒章显志，铺写天子盛德，明亮光辉，教化百姓，人民安乐，弃末返本，怀柔远方，进而议论褒贬：“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觉，乐而无节，后离其戚。”如果随波逐流，纵隋享乐，行事无度，却不能自悟，则有灾祸之忧。其立意无疑是“惩奢劝俭”，目的是使国家实现生活丰裕、上下和乐、物产丰盛、民心团结的景象。 除了《二京赋》，张衡还写了《南都赋》。这篇赋主要铺叙了南阳的地理位置、宝藏矿产、山岳峰峦、树木禽兽、川渎水产、祭祀礼俗等。作者以满腔的热情、严肃的态度、全面的眼光、生花的妙笔，酣畅淋漓地赞颂了南阳，寄托了他对家乡的真情挚爱。
鲍德在南阳当了九年太守，公元108年，他被调到洛阳，升任大司农（汉代中央管理田赋税收的官员）。张衡没有跟随鲍德去洛阳，而是在家乡继续潜心问学。
此时，张衡开始研读当时哲学家、文学家扬雄的《太玄经》。这是一部研究宇宙现象和哲学的著作，也谈到了天文历算等问题。当时人大多认为此书内容艰深，不易读懂，而且又是谈哲理的，所以不愿意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张衡却不这样想，他对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深受启发，特别是书中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让张衡有了探索宇宙奥秘的愿望。渐渐地，张衡由文学创作转到了对哲学和宇宙现象的探索，从一位文学家逐渐转变为科学家。
张衡读书，善于吸取精华，并为自己所用，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张衡研究问题的态度十分认真，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他都不轻易放过，一定要弄明白才肯罢休。他的朋友崔瑗这样形容道：张衡研究学问，像大江里的水一样，日夜奔流，片刻不停。这也是张衡能够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汉和帝驾崩，不满周岁的儿子刘隆登上皇位，邓绥为太后，临朝称制。刘隆夭折，邓太后立刘祜为帝（即安帝），仍然临朝秉政。
邓太后是一个有抱负的女强人，自幼酷爱读书。她入朝当了皇后，仍手不释卷。当了太后，她利用女才子班昭入朝续写《汉书》的机会，让班昭为她讲历史，从而懂得了许多治国的道理。邓太后对当时社会之弊、世俗之薄有着—定的认识，她了解到张衡与自己的理念一致，便征召他入朝为官。
公元111年，張衡来到洛阳，在尚书台当郎中，这是一个负责起草文书的职位。过了三年，升为尚书侍郎，不久又做了太史令。太史令的一个职责就是掌管天文历法，观测天象。朝廷有祭祀活动，都由太史令挑选“良辰吉日”，有什么“吉祥”的征兆或是灾异事件，也都由太史令记录下来，报告给皇帝。张衡对天文历法本来就有很大的兴趣，也有着一定的见解，担任太史令，为他进一步研究天文历算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当时，对于天体宇宙的构造，有盖天说、浑天说等学派。盖天说用朴素的直观看待大自然，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不管你走到哪里，地总是平的，一块一块地被天盖着。张衡觉得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因为盖天说对大自然的许多现象无法解释：为何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太阳从哪里又回到了东方？仰望星空，只能看到二十八宿的一半，那另一半上哪儿去了？立于山上看日出，太阳总是从地平线下跃出，这是为什么？张衡心中的疑问，使他认为盖天说站不住脚，而浑天说比较合乎实际。浑天说认为天像一个蛋壳，地像蛋黄，居于天内，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停地转动。张衡以此为基础，加上他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创造了一套新的、在当时较为合理的浑天说。
张衡给我们留下了两部天文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的著作，一是《灵宪》，二是《浑天仪图注》。他的浑天学说，主张天是圆的，宇宙是无限的。他还找出了太阳运行的规律（实际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并指出了赤道、黄道、北极的地位，从而解释了夏季日长夜短、冬季夜长日短的原因。
此外，张衡还提出“向日禀光，月光生于日之所照”。意思是，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月光是太阳光照在月亮上的反射。这完全是合乎科学的。他对月亮的盈缺也做出了解释：月亮是绕着地球不停旋转的，当月亮转到地球和太阳中间的时候，向着地球一面受不到太阳的光，而月亮本身又不会发光，因此一片黑暗，我们在地球上也就看不见月亮了，这一天就是阴历的每月初一，叫做“朔”;到了阴历每月的十五或十六，月亮转到地球的另一面，这时候地球处在太阳和月亮中间，月亮被太阳光照亮的一面，正好面对地球，于是我们就能看见一轮满月，这一天叫做“望”（十五日）或“既望”（十六日）。
不仅如此，张衡还根据浑天说，创制了远超前代的、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应该说，张衡的浑天仪是个完整的系列，包含三项发明创造。
一是两个漏壶。左壶为夜，上立一个金铜仙子;右壶为昼，上立一个胥吏。仙子和胥吏都是一只手抱箭、一只手指时刻，看时辰一目了然。
二是浑象。浑天仪是一个铜铸的球体，有内圈和外圈之分：内圈有南极和北极、赤道和黄道。赤道和黄道的相交夹角是二十四度，遂有二十四节气。外圈上有二十八宿、太阳、月亮、五大行星轨道和许多恒星。
三是瑞轮萁荚。这是张衡制造的机械日历。它在水的推动下，不断生荚和落荚，从朔日开始每日生一荚，从月缺到上弦月，直到月圆;从望日开始，每日落一荚，伴下弦月，直到晦日止。小月二十九日，也能巧妙地表示出来。瑞轮蓂荚堪称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台历。
以上三项发明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天文钟。
浑天仪的问世，打破了天圆地方说，明确指出地球不仅是圆的，而且在不停地运动着，通过地球的运动，能把地球和天空的自然现象演示出来，这在人类认识大自然的过程中，是一次质的飞跃，张衡也成为世界上破解天地奥秘的第—人，中国古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于此可见。
我们对张衡的认识，主要还是因为他发明了地动仪。
东汉是我国历史上的地震高发期，据统计，从公元96年到公元125年，共发生全国性的大地震二十余次，尤其是公元119年发生的两次大地震，造成了很严重的灾害。当年初春发生一次，洛阳等四十二个郡国土地崩裂，大水涌出，城郭毁坏，房屋倒塌，死了许多人。到冬季又发生了_一次，有八个郡国受灾，情景非常惨烈。大地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张衡亲眼所见，百姓惶恐不安、痛苦欲绝的场面，令张衡痛心不已。
地震威力之大，破坏力之强，是人们想象不到的，但当时人们对地震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天人感应”说上。“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认为地震是上天的旨意，是神秘不可知的。张衡却认为地震是阴阳失调引起的，而阴阳失调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于是，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最终在公元132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量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只可惜，这台地动仪不知在什么时候毁失了。 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像一个大酒樽，圆径八尺。仪器的顶上有凸起的盖子，仪器的表面刻有篆文、山、龟和鸟兽等花纹。仪器的周围镶着八条龙，龙头是朝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的，每条龙嘴里含有一颗铜球。每条龙头下方铸了一只蛤蟆，对准龙嘴张着嘴巴，像等候食物一样。当地震发生时，哪个方向发生了震动，哪个方向的龙头就会张开嘴巴，把铜球吐出，落到蛤蟆的嘴里。铜球落到蛤蟆嘴中的时候，会发出响亮的声音，人们听到声音就可以检查地动仪，于是便得知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这样，既可以记录正确的地震资料，也能明确地震方向，确定灾区，及时采取救灾措施。
据记载，这个地动仪非常灵敏。“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张衡创制地动仪的一千七百年后，欧洲人才发明了地震仪，所根据的原理和张衡基本上是相同的。
除了地动仪外，张衡还创制了候风仪。此前，人们误认为候风地动仪就是地动仪，其实候风仪和地动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仪器，这显然是史学家的误记。东汉时，古汉语书写不太规范，又无标点符号，加之范晔不太熟悉科技发明，因而忽略了候风仪的存在。据魏晋人著《三辅黄图》载：“长安宫灵台有浑天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鸟，遇风乃动。”文中的相风铜鸟应该就是候风仪，属于气象学仪器。目前，关于候风仪的记载不多，据推测，候风仪应该是在开阔之地上，竖起五丈高的杆子，上有能旋转的托盘，托盘上立一铜铸的独足鸟商羊（商羊是水祥鸟，有报风雨信息的作用，也有减灾的作用），伸头张口向前，身如圆锥体。风从口人，吹动商羊肚内类似风车的东西。风车带动一个曲柄，牵动着鸟的双翅飞翔。风车发出的声音，提示人们大风大雨将至，该到田间疏通沟渠了，以免淹坏庄稼。1971年，河北安平逯家庄发掘出土的一幅东汉建筑群鸟瞰图中，有一座钟楼上就立有相风铜鸟，从而说明相风铜鸟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向计。欧洲人屋顶上的候风鸡，到十二世纪始见记载，要比相风铜鸟的记载晚一千多年。
除了在文学和科学上有较高的造诣，张衡在政治上也很有热情。他曾做侍中这个官职，属于皇帝的随从，有机会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上书陈述政见，对当时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官场腐败的风气做了揭露，并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还力主废弃颇有迷信色彩的谶纬之学。
据记载，有一次皇帝问张衡最可恨的是什么人，张衡还没有答复，站在旁边的宦官知道张衡最憎恨他们胡作非为，害怕张衡向皇帝直言不讳地说出他们的罪恶，于是瞪着张衡。张衡见状，没有直言。后来，宦官对张衡多有提防，常常在皇帝面前对其加以诋毁。
公元136年，张衡因被排挤而做了河间相。当时，河间王刘政骄奢淫逸，专横暴虐，当地又有很多豪强地主，横行不法。张衡先是详细调查为奸作恶者的姓名，然后雷厉风行，捉拿违法者，严惩不贷。同时，他还清理冤狱，因而受到当地百姓的称颂。
应该说，张衡实际参与政事的机会并不多，只能说是小试身手而已，但从中能看出他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士人，对国家前途和百姓命运的关心和为之付出的努力。
在做人方面，张衡也是颇值得称道的。他虽然才高学深，却无骄傲自满之情，处世从容淡定。他谦和有礼，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着自己的原则，那就是不结交势利小人，对丑恶势力如宦官等，更是耻于与之为伍。
公元138年，已经六十一岁的张衡上书皇帝，请求去官还乡。然而，他的归田愿望没能实现，就在这一年，他被调回京城担任尚书的职务。在东汉，尚书是朝廷中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高官，这时候，张衡接触的国家实际问题更多了，他对当时的现状深表痛心。次年，张衡病逝。
崔瑗在《河间相张平子碑》中这样评价自己的好友张衡：“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这段话既称赞张衡道德高尚，人格魅力如洪水般所向披靡;又说他的作品如云彩一样众多美丽，令人景仰;还说他对天体结构、日月运行、历法推算等古代科技有着深入的研究，且多有创见。继而又说张衡的品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愛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
从实际情况看，崔瑗对张衡的评价并不过分，可谓中肯之论。张衡确实是“道德”与“文章”兼优，“数术”与“制作”齐飞，特别是他刻苦钻研、注重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至今仍散发着不朽的光辉，值得我们学习。
他博学多才，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他是“南阳五圣之一”，有着“科圣”之誉（其他四位是“谋圣”姜子牙、“商圣”范蠡、“醫圣”张仲景、“智圣”诸葛亮）;他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为“汉赋四大家”;他因发明地动仪而成为“地震学的鼻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以及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
此人就是东汉时期的张衡。
一、博闻多识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78）。张衡的祖父张堪，从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光武帝刘秀登基后任命张堪为蜀郡太守，他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立有大功。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拜为渔阳太守。在任期间，他教民耕种，开稻田八千顷，百姓由此安居乐业。有民谣歌颂他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官清廉，蜀郡号称天府，但张堪在从蜀郡太守任上离开时只乘坐一辆破车，携带的只有一卷布被囊。
受祖父风范的影响，张衡虽出生在官宦家庭，却懂得洁身自好，没有沾染上恶习。他从小刻苦向学，熟读了《诗经》《尚书》《周易》《礼记》等儒家经典。不仅如此，他还对文学很感兴趣，像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他都下了一番功夫去鉴赏和研究，因此，他很早就能写一手好的辞赋，文学才华颇得他人称羡。
青年时代的张衡还懂得读书固然是获得知识的一种途径，但除了书本外，还必须有实际的生活经验。这样，他就不满足于“闭门坐家中，苦读圣贤书”的生活了，他渴望外出游学，以充实自己的生活，开阔眼界，寻求书本中得不到的知识和技能。
公元94年，十七岁的张衡离开家乡，外出游历，访师求学。他的第一站不是都城洛阳，而是有着历史文化底蕴的长安。张衡在这里游览名山大川，考察了历史古迹，访问了民情风俗。第二年，他从长安来到洛阳，在这里住了五六年。其间，他没有结交官宦权贵，也没有到当时专门培养官员的学校——太学读书，而是四处寻师，虚心请教，阅历和知识不断增长。他曾对人说：做不做官不要紧，重要的是修养德行，研究学问。当时许多学者都各有主张，张衡并不盲从任何一家的学说，他独立思考，采取批判地吸收的方式，这是他日后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在洛阳，张衡结识了不少有作为的朋友，比如马融，是当时著名的辞赋家，又擅长音乐，后来成为了儒学大家。又如窦章，既有学问，为人又谦虚谨慎。再如崔瑗，对天文、数学、历法有着精深的研究。这些朋友中，崔瑗对张衡的影响最大，他们常常探讨问题，张衡后来研究天文历法并有所成就，崔瑗功不可没。
二、崭露头角
张衡喜爱文学，他在长安游历的时候就写了著名的《温泉赋》。在这篇文章里，他歌颂了“汤谷”的优美、春水的清新以及祖国山河的壮丽，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在洛阳期间，他也写了不少辞赋，比如《定情赋》《同声歌》《扇赋》《七辩》，只可惜这些文章有的已经亡佚，有的只残存下只言片语。但从留存下来的片段中，我们依旧可以领略张衡的文采。
凭借着这些作品，张衡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当时，做官的方式主要是察举和征辟。所谓察举，就是地方官每年向朝廷保举“茂才”或“孝廉”，送到京城洛阳，由皇帝考核，先做小官，然后慢慢升迁。南阳太守曾多次保荐张衡为“孝廉”，张衡都拒绝了。
公元100年，曾任黄门侍郎的鲍德调任南阳太守。他仰慕张衡的才华，又因张衡是南阳人，便想方设法邀请他回到南阳帮助自己处理政务。鲍德是一位有品德有学问的人，加之此时张衡已经在洛阳住了些时日，想回到家乡看看，因此他答应了鲍德的要求，做了鲍德的主簿。此时，张衡二十三岁。
主簿的主要职务是办理往来的文件，不直接处理政务。张衡兢兢业业，辅佐鲍德治理南阳郡，除暴安良，提倡农桑，兴办学校，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铁制农具，发展商品经济，使得南阳大治。这从_个侧面体现了张衡的从政才能。
担任主簿期间，张衡对自己游历长安和洛阳时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写成了《西京赋》和《东京赋》，合称《二京赋》。西京指的是西汉的都城长安，东京指的是东汉的都城洛阳。张衡写这两篇赋，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写了改，改了写，史书用了“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八个字来形容，可见其写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二京赋》奠定了张衡的文学地位。赋中，张衡以“古”讽“今”，表面是描绘西汉时期商贾奢侈，豪侠跋扈，世风日下，不以“清廉俭朴”自守，实则讽喻东汉的社会现实。《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王符在《潜夫论·浮移》中也指出，当时王公贵族竞相追求衣食住行的奢靡，就连奴仆都穿着华贵的衣服，富贵人家婚嫁，铺排讲究，这让富贵者竞相攀比，贫穷者耻于俭朴，唯恐不能富贵。“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基于现实，张衡托古讽谏，认为过度奢靡，一味追求奇珍异宝和物质利益有损德行，希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其中的《东京赋》，卒章显志，铺写天子盛德，明亮光辉，教化百姓，人民安乐，弃末返本，怀柔远方，进而议论褒贬：“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觉，乐而无节，后离其戚。”如果随波逐流，纵隋享乐，行事无度，却不能自悟，则有灾祸之忧。其立意无疑是“惩奢劝俭”，目的是使国家实现生活丰裕、上下和乐、物产丰盛、民心团结的景象。 除了《二京赋》，张衡还写了《南都赋》。这篇赋主要铺叙了南阳的地理位置、宝藏矿产、山岳峰峦、树木禽兽、川渎水产、祭祀礼俗等。作者以满腔的热情、严肃的态度、全面的眼光、生花的妙笔，酣畅淋漓地赞颂了南阳，寄托了他对家乡的真情挚爱。
鲍德在南阳当了九年太守，公元108年，他被调到洛阳，升任大司农（汉代中央管理田赋税收的官员）。张衡没有跟随鲍德去洛阳，而是在家乡继续潜心问学。
此时，张衡开始研读当时哲学家、文学家扬雄的《太玄经》。这是一部研究宇宙现象和哲学的著作，也谈到了天文历算等问题。当时人大多认为此书内容艰深，不易读懂，而且又是谈哲理的，所以不愿意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张衡却不这样想，他对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深受启发，特别是书中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让张衡有了探索宇宙奥秘的愿望。渐渐地，张衡由文学创作转到了对哲学和宇宙现象的探索，从一位文学家逐渐转变为科学家。
张衡读书，善于吸取精华，并为自己所用，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张衡研究问题的态度十分认真，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他都不轻易放过，一定要弄明白才肯罢休。他的朋友崔瑗这样形容道：张衡研究学问，像大江里的水一样，日夜奔流，片刻不停。这也是张衡能够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三、浑天说和浑天仪
汉和帝驾崩，不满周岁的儿子刘隆登上皇位，邓绥为太后，临朝称制。刘隆夭折，邓太后立刘祜为帝（即安帝），仍然临朝秉政。
邓太后是一个有抱负的女强人，自幼酷爱读书。她入朝当了皇后，仍手不释卷。当了太后，她利用女才子班昭入朝续写《汉书》的机会，让班昭为她讲历史，从而懂得了许多治国的道理。邓太后对当时社会之弊、世俗之薄有着—定的认识，她了解到张衡与自己的理念一致，便征召他入朝为官。
公元111年，張衡来到洛阳，在尚书台当郎中，这是一个负责起草文书的职位。过了三年，升为尚书侍郎，不久又做了太史令。太史令的一个职责就是掌管天文历法，观测天象。朝廷有祭祀活动，都由太史令挑选“良辰吉日”，有什么“吉祥”的征兆或是灾异事件，也都由太史令记录下来，报告给皇帝。张衡对天文历法本来就有很大的兴趣，也有着一定的见解，担任太史令，为他进一步研究天文历算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当时，对于天体宇宙的构造，有盖天说、浑天说等学派。盖天说用朴素的直观看待大自然，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不管你走到哪里，地总是平的，一块一块地被天盖着。张衡觉得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因为盖天说对大自然的许多现象无法解释：为何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太阳从哪里又回到了东方？仰望星空，只能看到二十八宿的一半，那另一半上哪儿去了？立于山上看日出，太阳总是从地平线下跃出，这是为什么？张衡心中的疑问，使他认为盖天说站不住脚，而浑天说比较合乎实际。浑天说认为天像一个蛋壳，地像蛋黄，居于天内，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停地转动。张衡以此为基础，加上他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创造了一套新的、在当时较为合理的浑天说。
张衡给我们留下了两部天文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的著作，一是《灵宪》，二是《浑天仪图注》。他的浑天学说，主张天是圆的，宇宙是无限的。他还找出了太阳运行的规律（实际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并指出了赤道、黄道、北极的地位，从而解释了夏季日长夜短、冬季夜长日短的原因。
此外，张衡还提出“向日禀光，月光生于日之所照”。意思是，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月光是太阳光照在月亮上的反射。这完全是合乎科学的。他对月亮的盈缺也做出了解释：月亮是绕着地球不停旋转的，当月亮转到地球和太阳中间的时候，向着地球一面受不到太阳的光，而月亮本身又不会发光，因此一片黑暗，我们在地球上也就看不见月亮了，这一天就是阴历的每月初一，叫做“朔”;到了阴历每月的十五或十六，月亮转到地球的另一面，这时候地球处在太阳和月亮中间，月亮被太阳光照亮的一面，正好面对地球，于是我们就能看见一轮满月，这一天叫做“望”（十五日）或“既望”（十六日）。
不仅如此，张衡还根据浑天说，创制了远超前代的、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应该说，张衡的浑天仪是个完整的系列，包含三项发明创造。
一是两个漏壶。左壶为夜，上立一个金铜仙子;右壶为昼，上立一个胥吏。仙子和胥吏都是一只手抱箭、一只手指时刻，看时辰一目了然。
二是浑象。浑天仪是一个铜铸的球体，有内圈和外圈之分：内圈有南极和北极、赤道和黄道。赤道和黄道的相交夹角是二十四度，遂有二十四节气。外圈上有二十八宿、太阳、月亮、五大行星轨道和许多恒星。
三是瑞轮萁荚。这是张衡制造的机械日历。它在水的推动下，不断生荚和落荚，从朔日开始每日生一荚，从月缺到上弦月，直到月圆;从望日开始，每日落一荚，伴下弦月，直到晦日止。小月二十九日，也能巧妙地表示出来。瑞轮蓂荚堪称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台历。
以上三项发明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天文钟。
浑天仪的问世，打破了天圆地方说，明确指出地球不仅是圆的，而且在不停地运动着，通过地球的运动，能把地球和天空的自然现象演示出来，这在人类认识大自然的过程中，是一次质的飞跃，张衡也成为世界上破解天地奥秘的第—人，中国古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于此可见。
四、地动仪和候风仪
我们对张衡的认识，主要还是因为他发明了地动仪。
东汉是我国历史上的地震高发期，据统计，从公元96年到公元125年，共发生全国性的大地震二十余次，尤其是公元119年发生的两次大地震，造成了很严重的灾害。当年初春发生一次，洛阳等四十二个郡国土地崩裂，大水涌出，城郭毁坏，房屋倒塌，死了许多人。到冬季又发生了_一次，有八个郡国受灾，情景非常惨烈。大地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张衡亲眼所见，百姓惶恐不安、痛苦欲绝的场面，令张衡痛心不已。
地震威力之大，破坏力之强，是人们想象不到的，但当时人们对地震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天人感应”说上。“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认为地震是上天的旨意，是神秘不可知的。张衡却认为地震是阴阳失调引起的，而阴阳失调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于是，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最终在公元132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量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只可惜，这台地动仪不知在什么时候毁失了。 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像一个大酒樽，圆径八尺。仪器的顶上有凸起的盖子，仪器的表面刻有篆文、山、龟和鸟兽等花纹。仪器的周围镶着八条龙，龙头是朝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的，每条龙嘴里含有一颗铜球。每条龙头下方铸了一只蛤蟆，对准龙嘴张着嘴巴，像等候食物一样。当地震发生时，哪个方向发生了震动，哪个方向的龙头就会张开嘴巴，把铜球吐出，落到蛤蟆的嘴里。铜球落到蛤蟆嘴中的时候，会发出响亮的声音，人们听到声音就可以检查地动仪，于是便得知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这样，既可以记录正确的地震资料，也能明确地震方向，确定灾区，及时采取救灾措施。
据记载，这个地动仪非常灵敏。“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张衡创制地动仪的一千七百年后，欧洲人才发明了地震仪，所根据的原理和张衡基本上是相同的。
除了地动仪外，张衡还创制了候风仪。此前，人们误认为候风地动仪就是地动仪，其实候风仪和地动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仪器，这显然是史学家的误记。东汉时，古汉语书写不太规范，又无标点符号，加之范晔不太熟悉科技发明，因而忽略了候风仪的存在。据魏晋人著《三辅黄图》载：“长安宫灵台有浑天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鸟，遇风乃动。”文中的相风铜鸟应该就是候风仪，属于气象学仪器。目前，关于候风仪的记载不多，据推测，候风仪应该是在开阔之地上，竖起五丈高的杆子，上有能旋转的托盘，托盘上立一铜铸的独足鸟商羊（商羊是水祥鸟，有报风雨信息的作用，也有减灾的作用），伸头张口向前，身如圆锥体。风从口人，吹动商羊肚内类似风车的东西。风车带动一个曲柄，牵动着鸟的双翅飞翔。风车发出的声音，提示人们大风大雨将至，该到田间疏通沟渠了，以免淹坏庄稼。1971年，河北安平逯家庄发掘出土的一幅东汉建筑群鸟瞰图中，有一座钟楼上就立有相风铜鸟，从而说明相风铜鸟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向计。欧洲人屋顶上的候风鸡，到十二世纪始见记载，要比相风铜鸟的记载晚一千多年。
五、在政治上小试身手
除了在文学和科学上有较高的造诣，张衡在政治上也很有热情。他曾做侍中这个官职，属于皇帝的随从，有机会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上书陈述政见，对当时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官场腐败的风气做了揭露，并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还力主废弃颇有迷信色彩的谶纬之学。
据记载，有一次皇帝问张衡最可恨的是什么人，张衡还没有答复，站在旁边的宦官知道张衡最憎恨他们胡作非为，害怕张衡向皇帝直言不讳地说出他们的罪恶，于是瞪着张衡。张衡见状，没有直言。后来，宦官对张衡多有提防，常常在皇帝面前对其加以诋毁。
公元136年，张衡因被排挤而做了河间相。当时，河间王刘政骄奢淫逸，专横暴虐，当地又有很多豪强地主，横行不法。张衡先是详细调查为奸作恶者的姓名，然后雷厉风行，捉拿违法者，严惩不贷。同时，他还清理冤狱，因而受到当地百姓的称颂。
应该说，张衡实际参与政事的机会并不多，只能说是小试身手而已，但从中能看出他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士人，对国家前途和百姓命运的关心和为之付出的努力。
在做人方面，张衡也是颇值得称道的。他虽然才高学深，却无骄傲自满之情，处世从容淡定。他谦和有礼，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着自己的原则，那就是不结交势利小人，对丑恶势力如宦官等，更是耻于与之为伍。
六、结语
公元138年，已经六十一岁的张衡上书皇帝，请求去官还乡。然而，他的归田愿望没能实现，就在这一年，他被调回京城担任尚书的职务。在东汉，尚书是朝廷中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高官，这时候，张衡接触的国家实际问题更多了，他对当时的现状深表痛心。次年，张衡病逝。
崔瑗在《河间相张平子碑》中这样评价自己的好友张衡：“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这段话既称赞张衡道德高尚，人格魅力如洪水般所向披靡;又说他的作品如云彩一样众多美丽，令人景仰;还说他对天体结构、日月运行、历法推算等古代科技有着深入的研究，且多有创见。继而又说张衡的品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愛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
从实际情况看，崔瑗对张衡的评价并不过分，可谓中肯之论。张衡确实是“道德”与“文章”兼优，“数术”与“制作”齐飞，特别是他刻苦钻研、注重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至今仍散发着不朽的光辉，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