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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目前华盛顿推动的巴基斯坦“军人—民选政客”合伙剧本如何收摊，其充其量只能在短期内让—对同床异梦的“露水夫妻”登台。从长远角度看，巴基斯坦面临的重大危机是社会各阶层尤其军队成分的宗教化、边境省份的离心，以及国家体制和凝聚力的弱化乃至崩解。
几个月来，在布什政府的导演与撮合下，巴基斯坦军事强人穆沙拉夫总统与流亡海外的前总理贝-布托之间的“政治婚姻”，从羞羞答答的暗中眉来眼去到公开的讨价还价，眼看“大婚”在即，却半路杀出同样被军方强迫流亡海外的另一个前总理谢里夫，在巴最高法院的支持下，也宣布要回国参政。谢里夫的搅局，使得华盛顿在英国以及若干阿拉伯专制政府“盟友”帮衬下策划设计的巴基斯垣“民主道路”一下子曲折多端，穆沙拉夫军人集团与布托领导的巴人民党之间究竟最终“花好月圆”，还是继续“怨男怨女”，也成为全球关注的政治“肥皂剧”。
但是大量国际演员参与这一至今扑朔迷离的政治闹剧，也说明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巴基斯坦最近刚刚庆贺了自身的60周岁生日，它的国内政治仍然受到国际强权的操纵。别的不说，据西方传媒普遍报道，穆沙拉夫在下令攻击首都伊斯兰堡市红色清真寺并导致空前血案的危机中，已经准备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却被美国国务卿赖斯一通电话“说服”，而不情不愿地放弃了这一铁腕措施。
“立国”欠缺传统基础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尽管国际共运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而非殖民化运动已经有太半个世纪的历史，世人忽视或不愿承认和面对的现实，是当今的国际布局基本上仍然是几个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和强权留下的遗产。最明显的一点，便是所谓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全球唯一的伊斯兰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全都是没有历史基础和传统的西方殖民主义新产物。
以所谓的“古老文明”印度为例，“印度”一词在其“悠久历史”上就像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西域”(印度甚至是广义西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一个区域名称，向来小国林立，从未代表一个国家，也毫无“大一统”的传统甚至观念。高僧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充分描述了这一情况。
现代的统一国家印度，说穿了是在远东活跃几达3个世纪的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产物，是西方殖民主义将历史上的众多小国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殖民实体。印度尼西亚则更毫无历史基础，连名字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创造，整个现代国家无非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地盘而已。
揭露凭借殖民遗产的“立国”起源，主要是要指出这些现代皇家的“长治久安”并无传统文化基础，尽管它们独立以来已经经历了五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内部依然存在大量的离心力量，未来的长久统一存在，并无历史保障，而可以说仍在未定之天。东帝汶独立不论，印尼“本土，’上的亚齐和巴布亚分离主义运动，是明显的例子。
就连这三大国中最成功的印度，也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以及越来越类似美国黑人的印度穆斯林“二等公民”(占总人口13％以上，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所带来的威胁。“毛派游击队”的星火燎原，和南部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最新的连环恐怖爆炸，是最好的说明。英语《亚洲时报》新近在纪念印巴各自独立60周年时，甚至预言未来60年中，印度上层统治精英可能会“渐进地”摧毁印度的民主体制。
与印度和印尼相比，根据宗教原则建立的巴基斯坦的历史和前景都更加不妙。南亚次大陆不仅缺乏大一统传统，更从来没有过单一成分的穆斯林国家。英国从次大陆撤退时，根据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的要求，才支持了巴基斯坦自治领的成立。冷战期间，由于名义上不结盟的印度倒向苏联集团，巴基斯坦又成了西方制约印度的工具，并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特别是一直动荡不定的内部政治，以及原东巴基斯坦的独立。
在众所周知的与印度长期的克什米尔争端之外，巴基斯坦还被内部的省籍矛盾、边境“国中国”等问题困扰。自独立以来，巴基斯坦上层政治大致—直由英印时代的史化经济中心——旁遮普省(旁遮普族约占巴国人口六成)把持，布托家族则是后期由南方滨海省份——信德省(其省会为该国最大城市卡拉奇)成长起来的异数，曾主张“信德自治”。旁遮普政治势力长期独断乾纲的结果，除了导致原东巴基斯坦的独立，也刺激了其他离心势力，特别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省份——俾路支斯坦的独立运动。
离心主义的另一新热点，围绕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目前的国界，也即所谓“杜兰线”。就像中国和印度之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一样，杜兰线毫无历史和民族分布根据，而是在英国殖民扩张晚期(1893年)，由殖民官员杜兰(Mortimer Durand)任意划定，将同一个普什图族，硬生生地人为分成两个国家的公民。对绝大多数普什图族而言。这一边界形同虚设，毫无实际意义。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大力支持伊斯兰“自由斗士”对苏联的“圣战”，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边界这一“疏松”性，大量输入军火并在巴基斯坦北部训练大批“圣战者”。苏联撤出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也是利用两国共同的普什图族，在美国的默许下扶植起几乎清一色普什图族的塔利班集团。如今风水倒转，普什图族的跨界分布成为对巴政府极为不利的情况。除了塔利班在边界两方继续如鱼得水，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今年8月报道，一个“普什图斯坦独立运动”正在宗教极端力量领导下逐渐呈现。
“反恐”引发政权危机
虽说华盛顿一直在口头上颂扬民主，但也许不应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巴基斯坦所有的这些军人政权，从阿尤布汗、叶海亚汗、齐亚·哈克，直到今天的穆沙拉夫，全都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前三位军人，首脑都是美国对抗前苏联的重要盟友，特别是齐亚-哈克是迫使苏联退出阿富汗的重要功臣。正如在其他国家尤其拉丁美洲地区扶植许多军政权(所谓“我们的狗娘养的”)，华盛顿显然发现巴基斯坦的军人政府远比民选政府易于影响控制。例如信奉社会主义的老布托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就与美国关系一直不妙，以至有人认为华盛顿后来在背后鼓励齐亚·哈克推翻并处死老布托。
然而，冷战的结束和苏联一印度轴心的消失，使得巴基斯坦对西方而言，丧失了原有的“存在意义(raison detre)”。巴基斯坦的应变决策是由三军情报局(ISI)组织扶植阿富汗塔利班集团，建立自身的“战略纵深”。与此同时，长期的内政动荡，加上缺乏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传统，逐渐使得伊斯兰信仰上升为巴基斯坦维系国家统一和存在的唯一精神基础，特别是从齐亚·哈克军政府开始，军方带头推行宗教化，使得巴国内的宗教力量不断强化，尤其是宗教极端组织渗透各个社会阶层。
“反恐”战争以来，穆沙拉夫虽然紧跟华盛顿，以“出卖”塔利班换来了后者大笔 美援，以及“非北约盟友”的外交高帽子但却彻底得罪了军方原先鼓励和依赖的宗教极端力量，以至被后者称为“贝沙拉夫(Besharraf)”(普什图语中意方“无耻之徒”)。穆沙拉夫今年7月“血洗”西北边境极端分子盘踞的首都红色清真寺，并撕毁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与南、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达成的自治协议，更迫使宗教极端势力与其不共戴天。
更糟糕的是，穆沙拉夫还得罪了巴基斯坦世俗主流精英。穆沙拉夫1943年出生在印度境内，并不是旁遮普人，因此与主流精英并不咬弦。“反恐”6年来，军政府与边境部落区极端势力打打和和，拿得出手的成果很少，而恐怖分子不仅能在首都安营扎寨，居然还能发展到在南瓦济里斯坦绑架近300名政府军士兵的地步，可见专制政权“反恐”的先天劣势。这也成为世俗精英反对他连任的理由。虽说巴经济在过去的4年间年均增长近6％，但考虑到巴人口已膨胀到全球第六的1.65亿，这一仅有的成果就黯然失色了。
根据巴宪法，穆沙拉夫5年的总统任期将于今年10月届满，而新总统将由上、下两院及4省议会组成的选举人团共同选举产生。也就是说，要先进行议会改选，然后再选举总统。可现在的日程安排是，巴议会选举于10月中旬举行，而总统选举在9月15日至10月15日期间举行。如果穆沙拉夫想在不借助布托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赢得连任，他完全可以走违宪的道路，把选举的顺序颠倒，由现任的选举人团选出下届总统，之后再进行全国和地方议会的选举。据信，穆沙拉夫今年3月企图开革巴最高法院大法官乔杜里(Chaudhry)，就是在做这种危险的尝试，这一事件也成为其与世俗精英彻底交恶的导火线。
穆沙拉夫分别与宗教极端势力和世俗精英翻脸，是华盛顿下决心促成贝·布托与穆沙拉夫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此之前，华盛顿只是看到穆沙拉夫代表巴军方最后一代受过西方教育训练的世俗领袖，而坚决力挺，国务卿赖斯甚至称赞军人政府领导的巴基斯坦是“穆斯林世界的模范国家”。但今春以来连巴国世俗精英阶层也开始起来“造反”，使得白宫终于认识到危机，而开始未雨绸缪，作外科手术式疗救。
“民粹派”谢里夫搅局
然而在两位流亡海外的前总理中，布什政府为什么选中前几年一直被华盛顿冷淡忽视的贝·布托呢?这里的主要因素，一是布托本人的西方精英教育(哈佛大学加上牛津大学)背景，其次便是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原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信奉世俗的民族主义。对比之下，谢里夫领导的便是“穆斯林联盟”，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还报道他与其他宗教政党也有深厚渊源，在被军事政变推翻前几个月还在酝酿在巴法庭引进伊斯兰教法(sharia)。最后则是实际的个人恩怨：1999年推翻谢里夫民选政府的正是穆沙拉夫。
华盛顿对于“穆布配”的具体设想是，穆沙拉夫可以在不违宪的情况下继续当总统，但最好能辞去军职；总理让布托来当，为此，穆沙拉夫将推动最高法院解除对于布托第三次担任总理的宪法限制。据报道，穆沙拉夫7月27日在阿联酋的迪拜和流亡那里的布托秘密会面，初步达成了在10月议会大选中联手击败极端分子的意向。而为了满足布托设置的前提条件，穆沙拉夫也于最近放风说，将于年底前辞去陆军总参谋长一职。
可是谢里夫在巴最高法院的支持下准备回国参政，使得华盛顿原先的如意算盘遇到障碍。谢里夫不仅以旁遮普省为其实力基地，同时也是个精明的“民粹派”政客，他从巴基斯坦当前日益高涨的反美民意中清楚看到了自己的政治机会。一目他摆脱腐败指控成功主政，不仅难以听命于华盛顿，甚至可能不会继续再打巴民众早已厌倦的“反恐”旗号。所以传说白宫正积极活动沙特阿拉伯政府“说服”谢里夫放弃回国参政的意图。
不管“穆布配”能否成局，谢里夫又能否搅局，华盛顿总要对“后穆沙拉夫时代”有所预防。从长远战略角度，美国上层精英看到巴社会宗教化的重大威胁。《纽约时报》甚至耸人听闻地警告：在最后一代受西方教育的军人穆沙拉夫退出政坛之后，将会出现巴国军队由“蓄胡须的军人”领导的局面。权威《外交事务》今夏一期发表长文《在巴基斯坦的虚假造项》，要求白宫着重巴国军队政策“换挡”，以“加强巴基斯坦的民主”。
从这一角度看，穆沙拉夫近来与世俗精英阶层翻脸，是很大的不祥之兆。白宫因此不得不兼顾培养维护巴基斯坦世俗势力的长远策略，而开始寻找理想的“民主”代理人。《华盛顿邮报》近日便揭露美国上层对布托的态度，从前几年的冷淡忽然转为近来出人意料的热情。然而也是从长远战略考量，如果美国无法成功撮合穆布联合政府，而谢里夫表现出足够的圆滑，则后者仍有可能成为华盛顿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民主”另择。
可是巴基斯坦政客具有大多数穆斯林世界世俗领袖的通病—腐败。贝·布托和谢里夫都是因为腐败而被赶下台的，而且两人在国内均有未曾了结的腐败官司。《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说，贝·布托在台上时曾与其有“10％先生(指回扣比例)”的夫婿阿西夫·扎尔达里一道。贪污多达上亿美元之巨。这不仅使得巴基斯坦60年来无法逃脱无休止的“民选政府和军人政变专制交替循环”，也是宗教势力号召力逐渐上升的原因之一。
所以，无论目前华盛顿推动的巴基斯坦“军人一民选政客”合伙剧本如何收摊，它充其量只能在短期内提供—对同床异梦的“露水夫妻”。从长远角度看，巴基斯坦面临的重大危机是社会各阶层尤其军队成分的宗教化、边境省份的离心，以及国家体制和凝聚力的弱化以至崩解(implosion)。而华盛顿需要策划的，不仅是究竟由五角大楼明火执仗还是中央情报局武装特工突击巴基斯坦西北边区的“反恐”，更有国会议员曾经透露的，在万一巴基斯坦中央权力崩溃之际，派遣突击队控制“伊斯兰核武”的秘密应急行动。
几个月来，在布什政府的导演与撮合下，巴基斯坦军事强人穆沙拉夫总统与流亡海外的前总理贝-布托之间的“政治婚姻”，从羞羞答答的暗中眉来眼去到公开的讨价还价，眼看“大婚”在即，却半路杀出同样被军方强迫流亡海外的另一个前总理谢里夫，在巴最高法院的支持下，也宣布要回国参政。谢里夫的搅局，使得华盛顿在英国以及若干阿拉伯专制政府“盟友”帮衬下策划设计的巴基斯垣“民主道路”一下子曲折多端，穆沙拉夫军人集团与布托领导的巴人民党之间究竟最终“花好月圆”，还是继续“怨男怨女”，也成为全球关注的政治“肥皂剧”。
但是大量国际演员参与这一至今扑朔迷离的政治闹剧，也说明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巴基斯坦最近刚刚庆贺了自身的60周岁生日，它的国内政治仍然受到国际强权的操纵。别的不说，据西方传媒普遍报道，穆沙拉夫在下令攻击首都伊斯兰堡市红色清真寺并导致空前血案的危机中，已经准备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却被美国国务卿赖斯一通电话“说服”，而不情不愿地放弃了这一铁腕措施。
“立国”欠缺传统基础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尽管国际共运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而非殖民化运动已经有太半个世纪的历史，世人忽视或不愿承认和面对的现实，是当今的国际布局基本上仍然是几个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和强权留下的遗产。最明显的一点，便是所谓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全球唯一的伊斯兰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全都是没有历史基础和传统的西方殖民主义新产物。
以所谓的“古老文明”印度为例，“印度”一词在其“悠久历史”上就像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西域”(印度甚至是广义西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一个区域名称，向来小国林立，从未代表一个国家，也毫无“大一统”的传统甚至观念。高僧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充分描述了这一情况。
现代的统一国家印度，说穿了是在远东活跃几达3个世纪的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产物，是西方殖民主义将历史上的众多小国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殖民实体。印度尼西亚则更毫无历史基础，连名字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创造，整个现代国家无非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地盘而已。
揭露凭借殖民遗产的“立国”起源，主要是要指出这些现代皇家的“长治久安”并无传统文化基础，尽管它们独立以来已经经历了五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内部依然存在大量的离心力量，未来的长久统一存在，并无历史保障，而可以说仍在未定之天。东帝汶独立不论，印尼“本土，’上的亚齐和巴布亚分离主义运动，是明显的例子。
就连这三大国中最成功的印度，也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以及越来越类似美国黑人的印度穆斯林“二等公民”(占总人口13％以上，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所带来的威胁。“毛派游击队”的星火燎原，和南部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最新的连环恐怖爆炸，是最好的说明。英语《亚洲时报》新近在纪念印巴各自独立60周年时，甚至预言未来60年中，印度上层统治精英可能会“渐进地”摧毁印度的民主体制。
与印度和印尼相比，根据宗教原则建立的巴基斯坦的历史和前景都更加不妙。南亚次大陆不仅缺乏大一统传统，更从来没有过单一成分的穆斯林国家。英国从次大陆撤退时，根据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的要求，才支持了巴基斯坦自治领的成立。冷战期间，由于名义上不结盟的印度倒向苏联集团，巴基斯坦又成了西方制约印度的工具，并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特别是一直动荡不定的内部政治，以及原东巴基斯坦的独立。
在众所周知的与印度长期的克什米尔争端之外，巴基斯坦还被内部的省籍矛盾、边境“国中国”等问题困扰。自独立以来，巴基斯坦上层政治大致—直由英印时代的史化经济中心——旁遮普省(旁遮普族约占巴国人口六成)把持，布托家族则是后期由南方滨海省份——信德省(其省会为该国最大城市卡拉奇)成长起来的异数，曾主张“信德自治”。旁遮普政治势力长期独断乾纲的结果，除了导致原东巴基斯坦的独立，也刺激了其他离心势力，特别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省份——俾路支斯坦的独立运动。
离心主义的另一新热点，围绕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目前的国界，也即所谓“杜兰线”。就像中国和印度之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一样，杜兰线毫无历史和民族分布根据，而是在英国殖民扩张晚期(1893年)，由殖民官员杜兰(Mortimer Durand)任意划定，将同一个普什图族，硬生生地人为分成两个国家的公民。对绝大多数普什图族而言。这一边界形同虚设，毫无实际意义。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大力支持伊斯兰“自由斗士”对苏联的“圣战”，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边界这一“疏松”性，大量输入军火并在巴基斯坦北部训练大批“圣战者”。苏联撤出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也是利用两国共同的普什图族，在美国的默许下扶植起几乎清一色普什图族的塔利班集团。如今风水倒转，普什图族的跨界分布成为对巴政府极为不利的情况。除了塔利班在边界两方继续如鱼得水，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今年8月报道，一个“普什图斯坦独立运动”正在宗教极端力量领导下逐渐呈现。
“反恐”引发政权危机
虽说华盛顿一直在口头上颂扬民主，但也许不应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巴基斯坦所有的这些军人政权，从阿尤布汗、叶海亚汗、齐亚·哈克，直到今天的穆沙拉夫，全都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前三位军人，首脑都是美国对抗前苏联的重要盟友，特别是齐亚-哈克是迫使苏联退出阿富汗的重要功臣。正如在其他国家尤其拉丁美洲地区扶植许多军政权(所谓“我们的狗娘养的”)，华盛顿显然发现巴基斯坦的军人政府远比民选政府易于影响控制。例如信奉社会主义的老布托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就与美国关系一直不妙，以至有人认为华盛顿后来在背后鼓励齐亚·哈克推翻并处死老布托。
然而，冷战的结束和苏联一印度轴心的消失，使得巴基斯坦对西方而言，丧失了原有的“存在意义(raison detre)”。巴基斯坦的应变决策是由三军情报局(ISI)组织扶植阿富汗塔利班集团，建立自身的“战略纵深”。与此同时，长期的内政动荡，加上缺乏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传统，逐渐使得伊斯兰信仰上升为巴基斯坦维系国家统一和存在的唯一精神基础，特别是从齐亚·哈克军政府开始，军方带头推行宗教化，使得巴国内的宗教力量不断强化，尤其是宗教极端组织渗透各个社会阶层。
“反恐”战争以来，穆沙拉夫虽然紧跟华盛顿，以“出卖”塔利班换来了后者大笔 美援，以及“非北约盟友”的外交高帽子但却彻底得罪了军方原先鼓励和依赖的宗教极端力量，以至被后者称为“贝沙拉夫(Besharraf)”(普什图语中意方“无耻之徒”)。穆沙拉夫今年7月“血洗”西北边境极端分子盘踞的首都红色清真寺，并撕毁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与南、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达成的自治协议，更迫使宗教极端势力与其不共戴天。
更糟糕的是，穆沙拉夫还得罪了巴基斯坦世俗主流精英。穆沙拉夫1943年出生在印度境内，并不是旁遮普人，因此与主流精英并不咬弦。“反恐”6年来，军政府与边境部落区极端势力打打和和，拿得出手的成果很少，而恐怖分子不仅能在首都安营扎寨，居然还能发展到在南瓦济里斯坦绑架近300名政府军士兵的地步，可见专制政权“反恐”的先天劣势。这也成为世俗精英反对他连任的理由。虽说巴经济在过去的4年间年均增长近6％，但考虑到巴人口已膨胀到全球第六的1.65亿，这一仅有的成果就黯然失色了。
根据巴宪法，穆沙拉夫5年的总统任期将于今年10月届满，而新总统将由上、下两院及4省议会组成的选举人团共同选举产生。也就是说，要先进行议会改选，然后再选举总统。可现在的日程安排是，巴议会选举于10月中旬举行，而总统选举在9月15日至10月15日期间举行。如果穆沙拉夫想在不借助布托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赢得连任，他完全可以走违宪的道路，把选举的顺序颠倒，由现任的选举人团选出下届总统，之后再进行全国和地方议会的选举。据信，穆沙拉夫今年3月企图开革巴最高法院大法官乔杜里(Chaudhry)，就是在做这种危险的尝试，这一事件也成为其与世俗精英彻底交恶的导火线。
穆沙拉夫分别与宗教极端势力和世俗精英翻脸，是华盛顿下决心促成贝·布托与穆沙拉夫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此之前，华盛顿只是看到穆沙拉夫代表巴军方最后一代受过西方教育训练的世俗领袖，而坚决力挺，国务卿赖斯甚至称赞军人政府领导的巴基斯坦是“穆斯林世界的模范国家”。但今春以来连巴国世俗精英阶层也开始起来“造反”，使得白宫终于认识到危机，而开始未雨绸缪，作外科手术式疗救。
“民粹派”谢里夫搅局
然而在两位流亡海外的前总理中，布什政府为什么选中前几年一直被华盛顿冷淡忽视的贝·布托呢?这里的主要因素，一是布托本人的西方精英教育(哈佛大学加上牛津大学)背景，其次便是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原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信奉世俗的民族主义。对比之下，谢里夫领导的便是“穆斯林联盟”，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还报道他与其他宗教政党也有深厚渊源，在被军事政变推翻前几个月还在酝酿在巴法庭引进伊斯兰教法(sharia)。最后则是实际的个人恩怨：1999年推翻谢里夫民选政府的正是穆沙拉夫。
华盛顿对于“穆布配”的具体设想是，穆沙拉夫可以在不违宪的情况下继续当总统，但最好能辞去军职；总理让布托来当，为此，穆沙拉夫将推动最高法院解除对于布托第三次担任总理的宪法限制。据报道，穆沙拉夫7月27日在阿联酋的迪拜和流亡那里的布托秘密会面，初步达成了在10月议会大选中联手击败极端分子的意向。而为了满足布托设置的前提条件，穆沙拉夫也于最近放风说，将于年底前辞去陆军总参谋长一职。
可是谢里夫在巴最高法院的支持下准备回国参政，使得华盛顿原先的如意算盘遇到障碍。谢里夫不仅以旁遮普省为其实力基地，同时也是个精明的“民粹派”政客，他从巴基斯坦当前日益高涨的反美民意中清楚看到了自己的政治机会。一目他摆脱腐败指控成功主政，不仅难以听命于华盛顿，甚至可能不会继续再打巴民众早已厌倦的“反恐”旗号。所以传说白宫正积极活动沙特阿拉伯政府“说服”谢里夫放弃回国参政的意图。
不管“穆布配”能否成局，谢里夫又能否搅局，华盛顿总要对“后穆沙拉夫时代”有所预防。从长远战略角度，美国上层精英看到巴社会宗教化的重大威胁。《纽约时报》甚至耸人听闻地警告：在最后一代受西方教育的军人穆沙拉夫退出政坛之后，将会出现巴国军队由“蓄胡须的军人”领导的局面。权威《外交事务》今夏一期发表长文《在巴基斯坦的虚假造项》，要求白宫着重巴国军队政策“换挡”，以“加强巴基斯坦的民主”。
从这一角度看，穆沙拉夫近来与世俗精英阶层翻脸，是很大的不祥之兆。白宫因此不得不兼顾培养维护巴基斯坦世俗势力的长远策略，而开始寻找理想的“民主”代理人。《华盛顿邮报》近日便揭露美国上层对布托的态度，从前几年的冷淡忽然转为近来出人意料的热情。然而也是从长远战略考量，如果美国无法成功撮合穆布联合政府，而谢里夫表现出足够的圆滑，则后者仍有可能成为华盛顿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民主”另择。
可是巴基斯坦政客具有大多数穆斯林世界世俗领袖的通病—腐败。贝·布托和谢里夫都是因为腐败而被赶下台的，而且两人在国内均有未曾了结的腐败官司。《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说，贝·布托在台上时曾与其有“10％先生(指回扣比例)”的夫婿阿西夫·扎尔达里一道。贪污多达上亿美元之巨。这不仅使得巴基斯坦60年来无法逃脱无休止的“民选政府和军人政变专制交替循环”，也是宗教势力号召力逐渐上升的原因之一。
所以，无论目前华盛顿推动的巴基斯坦“军人一民选政客”合伙剧本如何收摊，它充其量只能在短期内提供—对同床异梦的“露水夫妻”。从长远角度看，巴基斯坦面临的重大危机是社会各阶层尤其军队成分的宗教化、边境省份的离心，以及国家体制和凝聚力的弱化以至崩解(implosion)。而华盛顿需要策划的，不仅是究竟由五角大楼明火执仗还是中央情报局武装特工突击巴基斯坦西北边区的“反恐”，更有国会议员曾经透露的，在万一巴基斯坦中央权力崩溃之际，派遣突击队控制“伊斯兰核武”的秘密应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