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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电影院》、《安格尔的小提琴》、《寻味法国》、《爵士巴黎》……仅仅从已出版的几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彭怡平对于法国、对于巴黎有多么热爱。她说，自己之所以喜欢法国，是因为自己觉得法国人最懂得生活，最热爱自由。
体现自由精神的，还有爵士音乐，这也是彭怡平的心头所爱。从1993年到2000年，她在法国巴黎生活了七年，在爵士俱乐部接触到爵士乐，就立刻迷上了它。之后，她又接触了不少的音乐家、爵士舞者、俱乐部老板、资深乐迷、爵士乐研究者、爵士唱片制作人、发行商、爵士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些有趣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引起她对巴黎爵士俱乐部以及法国爵士乐研究的兴趣。那段日子里，她白天研究，下午采访，深夜至凌晨待在爵士俱乐部拍摄，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但不会觉得累，因为有音乐相伴，不觉得时光流逝”。在亲访了数百位与爵士乐有关的人士之后，她创作了23万字和200多幅摄影作品组成的作品《爵士巴黎》。
彭怡平说，在研究爵士乐的日子里，自己越来越能感受到爵士乐的魅力。“如果说摇滚乐引人沸腾是由于愤怒、狂野，那么爵士乐引人沸腾则是由于内在、优雅、感动。”在她看来，爵士乐有一种可以消弭仇恨的力量。二战时期，法国投降，抵抗组织转入地下。巴黎的夜晚，依然有爵士俱乐部营业。就在这里，抵抗组织人员与盖世太保时常狭路相逢，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音乐家的演出。每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盖世太保走一个出口，抵抗组织人员走另一个出口，井水不犯河水。“在爵士俱樂部里，敌我两方可以在爵士乐面前达成和解。”
“巴黎爵士俱乐部带给我的感动，远非世界各地其他爵士俱乐部所能比拟。”彭怡平说，“在爵士大师纷纷凋零的今日，若想探寻爵士最初的面貌，或许只有在真正热爱爵士、真正了解爵士、并且尊重爵士乐手的Jazz Club里才有缘得见。也只有在Jazz Club里，我们才能品味原汁原味的爵士演出，和喜爱的乐手直接对话，感受朴实的爵士之美。”
有音乐相伴，不觉时光流逝
LADY：您在法国巴黎生活了七年，那段日子的生活节奏是不是与以往大不一样？
彭怡平：有一部电影不是叫《维罗妮卡的双重人生》吗，我觉得自己那些年在巴黎过的就是一种双重人生。白天，我和其他人的生活节奏差不多，一到下午5点，我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往爵士俱乐部走，进去和各种爵士乐手、乐迷聊天。待到晚上8点，仔细品味爵士乐演出，直到凌晨3点结束。如果此时赶不上巴黎夜间公车，我通常会去拜访一位在巴黎的日本朋友，她有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把门窗封得死死的，绝不应门，但是还好，我去的那些晚上都是她心情好的时候。到了凌晨5点钟，我就约上爵士音乐家到面包店，去吃刚刚出炉的羊角面包，我戏称为“爵士早餐”，然后各自散去，回家休息。那段时间，我就是这么昼夜颠倒，但不会觉得累，因为有音乐相伴，不觉得时光流逝。
LADY：你怎么评价爵士音乐家的生活？
彭怡平：事实上，爵士音乐家过的生活是昼夜颠倒的，普罗大众过的是朝九晚五，但是爵士音乐家过的是晚五朝九。因为爵士俱乐部晚上开张，他们大概晚上五点钟到，七八点的时候开始演奏，演奏到凌晨的两三点，结束之后街上空无一人，他们一般直接去吃早餐，然后回家睡觉。也因为这样，他们跟不从事音乐行业的妻子来说几乎是在两个世界。非音乐工作者的妻子也无法了解一个音乐家那样到处巡回演出生活的状态和方式、风格。
LADY：这样他们的感情生活会不会很不稳定？对他们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彭怡平：作为音乐家的伴侣，如果你不跟着他们去做巡回演出，或者是不跟他们从事同样行业的时候，这样的婚姻出轨的几率很高。我很了解他们的生活，后来维持下来几乎全部都是两个人共同在音乐界工作。我遇到的爵士音乐家，有两种状况可以写出好的作品，一种是恋爱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他的恋人写情歌；另外一种是在失恋的时候，他会写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作品。这两者都会刺激他们找到创作灵感。
LADY：爵士乐风靡世界，包括毕加索、萨特、村上春树等等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都十分钟爱它。您觉得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彭怡平：和古典音乐相比，爵士乐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自由。古典音乐，表演者演绎每个段落很严谨，都不允许出错，即便是来聆听古典音乐的人，也要固定礼仪，盛装出席，正襟危坐。而爵士乐就不一样，一首乐曲，主题或许不变，但是表演者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状态，自由选择配器，哪个乐句延长，哪个乐句缩短。由不同的人来演奏，更会让它变得丰富。而且，那些爵士音乐家用的乐器很多时候不是正规乐器行制作的乐器，是自己捡拾破铜烂铁自己拼装出来的萨克斯和小喇叭。
艺术家、知识分子最向往的精神就是自由、独立，而爵士乐让他们的心灵解放了。爵士乐发展的高潮是上世界五六十年代，那也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那时的存在主义青年，很多人家里很有钱，却选择流浪，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透过流浪，他们想找寻真正的自我。日日夜夜，他们就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写在厕所墙壁上面，在巴黎的某个爵士俱乐部或者任何一个角落，现在这些足迹还存在着。
文化人要葆有自己的品味
LADY：在巴黎七年的生活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彭怡平：那七年，我一直浸淫于那样一种氛围中，仔细地体会艺术的美妙。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里不只有音乐，还有电影、话剧等等各种各样的艺术滋养。可以说，是那段经历让我真真正正了解艺术是什么，也让我后来成为了艺术家。《爵士巴黎》这本书的初版是我2001年完成的，它也是我后面一系列作品的起点。
LADY：这些影响是艺术、创作方面的，生活方式上有没有？您是从哪个年代开始喜欢上夜生活的吗？
彭怡平：说到夜生活，我觉得巴黎的夜比它的日来得更美。如果你真想了解巴黎最深邃的美，你一定要等到入夜之后，所有的街灯都打开，它才会打开所有的艺术之门，为那些渴望安慰的人提供温暖与慰藉。当然，我的夜生活也不是常态，在台北、在巴黎都会有，但是在北京我的作息是很规律的，没有什么夜生活。 LADY：为什么在北京没有？
彭怡平：因为对于我来说，北京的夜晚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比如说后海那些酒吧，一发展起来就挂上各种霓虹灯，显得很俗艳，千店一面，很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风格。像台北，像巴黎，无论哪个城市，都不会说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盲目地改变什么。比如你去巴黎，这条街上如果有3家爵士俱乐部，第一家主打摩登爵士，第二家主打拉丁爵士，第三家是以器乐演奏为主，它们都可以聚集到一批热爱此类风格的人，并且长常年如此。俱乐部的老板或者乐迷，不会因为今天别的俱乐部生意突然好了就改变自己的风格，他们始终葆有自己的品味。
LADY：您觉得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彭怡平：拿北京来说，这些年城市发展得很快，因为地价的上升，店家租每一间店铺成本都很高，如果赚钱赚得慢，就有赔本乃至关张的危险。那么为了经济利益，多数人会选择赚快钱、跟风，今天流行什么就做什么。今天的北京，你可以说它是商业中心，但它不是文化中心。我记得9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北京，在我住的酒店附近租了一辆脚踏车，一路骑过去，两侧都是法国梧桐，美极了，那时候空气也很好，我都忘了时间，一直骑到北京大学。那时的北大，是一个很悠闲的、可以读书的地方，几年前我再去那里，校园里贴满了各种实习、招聘信息，像培训工厂一样，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现在的北京也一样，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也有尴尬的一面：它让所有北京的原住民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又让所有外地人都拼命地想挤进来生活、集聚财富，可是他们却不爱这个城市。
LADY：爵士乐自从20世纪初诞生，到登陆法国为人们所热爱。这种风潮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吗？
彭怡平：当然，爵士音乐现在在法国依然受欢迎，时刻不停地流淌在法国人的血液里，就连空气里也无处不弥漫着慵懶的爵士情调。爵士乐给了法国人无穷的创意来源。比如上世纪50年代，爵士俱乐部“圣杰曼都雷”（Saint Germain des Pres）的创始人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他自制了一架钢琴，一弹下去的时候，压力会透过管子挤出啤酒，所以他的钢琴既是钢琴，又是啤酒制造机，这有多疯狂。这种氛围直到现在还在法国存在着。在中国，在北京，这种情况你能想象得到吗？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在，明天就可能不在，所有人都认为“变”是唯一真理的时候，包括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一切都在变，都那么不可靠。所以，你看在巴黎，所有人这么长时间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呵护一件东西——爵士乐，始终不变。
LADY：这看起来很有意思，最渴望自由的法国人，对于爵士乐的感情却这么坚定。
彭怡平：对，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能有信仰。比如说在中国，你对别人说自己要创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定有很多人会说“你不切实际”，“这是在中国”，这些人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理想，还有自由，还有美好。当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像个囚犯，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自由的时候，还能带给别人什么？热爱爵士乐的人，也必然会相信世界上还有美好存在。
体现自由精神的，还有爵士音乐，这也是彭怡平的心头所爱。从1993年到2000年，她在法国巴黎生活了七年，在爵士俱乐部接触到爵士乐，就立刻迷上了它。之后，她又接触了不少的音乐家、爵士舞者、俱乐部老板、资深乐迷、爵士乐研究者、爵士唱片制作人、发行商、爵士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些有趣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引起她对巴黎爵士俱乐部以及法国爵士乐研究的兴趣。那段日子里，她白天研究，下午采访，深夜至凌晨待在爵士俱乐部拍摄，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但不会觉得累，因为有音乐相伴，不觉得时光流逝”。在亲访了数百位与爵士乐有关的人士之后，她创作了23万字和200多幅摄影作品组成的作品《爵士巴黎》。
彭怡平说，在研究爵士乐的日子里，自己越来越能感受到爵士乐的魅力。“如果说摇滚乐引人沸腾是由于愤怒、狂野，那么爵士乐引人沸腾则是由于内在、优雅、感动。”在她看来，爵士乐有一种可以消弭仇恨的力量。二战时期，法国投降，抵抗组织转入地下。巴黎的夜晚，依然有爵士俱乐部营业。就在这里，抵抗组织人员与盖世太保时常狭路相逢，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音乐家的演出。每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盖世太保走一个出口，抵抗组织人员走另一个出口，井水不犯河水。“在爵士俱樂部里，敌我两方可以在爵士乐面前达成和解。”
“巴黎爵士俱乐部带给我的感动，远非世界各地其他爵士俱乐部所能比拟。”彭怡平说，“在爵士大师纷纷凋零的今日，若想探寻爵士最初的面貌，或许只有在真正热爱爵士、真正了解爵士、并且尊重爵士乐手的Jazz Club里才有缘得见。也只有在Jazz Club里，我们才能品味原汁原味的爵士演出，和喜爱的乐手直接对话，感受朴实的爵士之美。”
有音乐相伴，不觉时光流逝
LADY：您在法国巴黎生活了七年，那段日子的生活节奏是不是与以往大不一样？
彭怡平：有一部电影不是叫《维罗妮卡的双重人生》吗，我觉得自己那些年在巴黎过的就是一种双重人生。白天，我和其他人的生活节奏差不多，一到下午5点，我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往爵士俱乐部走，进去和各种爵士乐手、乐迷聊天。待到晚上8点，仔细品味爵士乐演出，直到凌晨3点结束。如果此时赶不上巴黎夜间公车，我通常会去拜访一位在巴黎的日本朋友，她有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把门窗封得死死的，绝不应门，但是还好，我去的那些晚上都是她心情好的时候。到了凌晨5点钟，我就约上爵士音乐家到面包店，去吃刚刚出炉的羊角面包，我戏称为“爵士早餐”，然后各自散去，回家休息。那段时间，我就是这么昼夜颠倒，但不会觉得累，因为有音乐相伴，不觉得时光流逝。
LADY：你怎么评价爵士音乐家的生活？
彭怡平：事实上，爵士音乐家过的生活是昼夜颠倒的，普罗大众过的是朝九晚五，但是爵士音乐家过的是晚五朝九。因为爵士俱乐部晚上开张，他们大概晚上五点钟到，七八点的时候开始演奏，演奏到凌晨的两三点，结束之后街上空无一人，他们一般直接去吃早餐，然后回家睡觉。也因为这样，他们跟不从事音乐行业的妻子来说几乎是在两个世界。非音乐工作者的妻子也无法了解一个音乐家那样到处巡回演出生活的状态和方式、风格。
LADY：这样他们的感情生活会不会很不稳定？对他们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彭怡平：作为音乐家的伴侣，如果你不跟着他们去做巡回演出，或者是不跟他们从事同样行业的时候，这样的婚姻出轨的几率很高。我很了解他们的生活，后来维持下来几乎全部都是两个人共同在音乐界工作。我遇到的爵士音乐家，有两种状况可以写出好的作品，一种是恋爱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他的恋人写情歌；另外一种是在失恋的时候，他会写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作品。这两者都会刺激他们找到创作灵感。
LADY：爵士乐风靡世界，包括毕加索、萨特、村上春树等等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都十分钟爱它。您觉得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彭怡平：和古典音乐相比，爵士乐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自由。古典音乐，表演者演绎每个段落很严谨，都不允许出错，即便是来聆听古典音乐的人，也要固定礼仪，盛装出席，正襟危坐。而爵士乐就不一样，一首乐曲，主题或许不变，但是表演者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状态，自由选择配器，哪个乐句延长，哪个乐句缩短。由不同的人来演奏，更会让它变得丰富。而且，那些爵士音乐家用的乐器很多时候不是正规乐器行制作的乐器，是自己捡拾破铜烂铁自己拼装出来的萨克斯和小喇叭。
艺术家、知识分子最向往的精神就是自由、独立，而爵士乐让他们的心灵解放了。爵士乐发展的高潮是上世界五六十年代，那也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那时的存在主义青年，很多人家里很有钱，却选择流浪，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透过流浪，他们想找寻真正的自我。日日夜夜，他们就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写在厕所墙壁上面，在巴黎的某个爵士俱乐部或者任何一个角落，现在这些足迹还存在着。
文化人要葆有自己的品味
LADY：在巴黎七年的生活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彭怡平：那七年，我一直浸淫于那样一种氛围中，仔细地体会艺术的美妙。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里不只有音乐，还有电影、话剧等等各种各样的艺术滋养。可以说，是那段经历让我真真正正了解艺术是什么，也让我后来成为了艺术家。《爵士巴黎》这本书的初版是我2001年完成的，它也是我后面一系列作品的起点。
LADY：这些影响是艺术、创作方面的，生活方式上有没有？您是从哪个年代开始喜欢上夜生活的吗？
彭怡平：说到夜生活，我觉得巴黎的夜比它的日来得更美。如果你真想了解巴黎最深邃的美，你一定要等到入夜之后，所有的街灯都打开，它才会打开所有的艺术之门，为那些渴望安慰的人提供温暖与慰藉。当然，我的夜生活也不是常态，在台北、在巴黎都会有，但是在北京我的作息是很规律的，没有什么夜生活。 LADY：为什么在北京没有？
彭怡平：因为对于我来说，北京的夜晚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比如说后海那些酒吧，一发展起来就挂上各种霓虹灯，显得很俗艳，千店一面，很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风格。像台北，像巴黎，无论哪个城市，都不会说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盲目地改变什么。比如你去巴黎，这条街上如果有3家爵士俱乐部，第一家主打摩登爵士，第二家主打拉丁爵士，第三家是以器乐演奏为主，它们都可以聚集到一批热爱此类风格的人，并且长常年如此。俱乐部的老板或者乐迷，不会因为今天别的俱乐部生意突然好了就改变自己的风格，他们始终葆有自己的品味。
LADY：您觉得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彭怡平：拿北京来说，这些年城市发展得很快，因为地价的上升，店家租每一间店铺成本都很高，如果赚钱赚得慢，就有赔本乃至关张的危险。那么为了经济利益，多数人会选择赚快钱、跟风，今天流行什么就做什么。今天的北京，你可以说它是商业中心，但它不是文化中心。我记得9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北京，在我住的酒店附近租了一辆脚踏车，一路骑过去，两侧都是法国梧桐，美极了，那时候空气也很好，我都忘了时间，一直骑到北京大学。那时的北大，是一个很悠闲的、可以读书的地方，几年前我再去那里，校园里贴满了各种实习、招聘信息，像培训工厂一样，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现在的北京也一样，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也有尴尬的一面：它让所有北京的原住民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又让所有外地人都拼命地想挤进来生活、集聚财富，可是他们却不爱这个城市。
LADY：爵士乐自从20世纪初诞生，到登陆法国为人们所热爱。这种风潮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吗？
彭怡平：当然，爵士音乐现在在法国依然受欢迎，时刻不停地流淌在法国人的血液里，就连空气里也无处不弥漫着慵懶的爵士情调。爵士乐给了法国人无穷的创意来源。比如上世纪50年代，爵士俱乐部“圣杰曼都雷”（Saint Germain des Pres）的创始人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他自制了一架钢琴，一弹下去的时候，压力会透过管子挤出啤酒，所以他的钢琴既是钢琴，又是啤酒制造机，这有多疯狂。这种氛围直到现在还在法国存在着。在中国，在北京，这种情况你能想象得到吗？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在，明天就可能不在，所有人都认为“变”是唯一真理的时候，包括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一切都在变，都那么不可靠。所以，你看在巴黎，所有人这么长时间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呵护一件东西——爵士乐，始终不变。
LADY：这看起来很有意思，最渴望自由的法国人，对于爵士乐的感情却这么坚定。
彭怡平：对，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能有信仰。比如说在中国，你对别人说自己要创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定有很多人会说“你不切实际”，“这是在中国”，这些人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理想，还有自由，还有美好。当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像个囚犯，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自由的时候，还能带给别人什么？热爱爵士乐的人，也必然会相信世界上还有美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