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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人作传，既是对前贤的致敬，也是关怀自己的时代，借助前贤的思想情怀与人格风范，呼唤某种精神境界的努力。因此，在上个世纪初，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的沉重空气中，罗曼·罗兰用他的“名人传”集合起贝多芬、弥盖朗琪罗、托尔斯泰等一批备受磨难的英雄，召唤人们追随先贤的足迹，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梁启超在他的启蒙宣传活动中，也希望用传记作品对国民进行教育和激励，以塑造出全新的国民来。
一、教化
传记的教化作用，其实也就是利用传记人物的模范作用对读者进行人格教育。可以说任何一部传记都把教化作为主要目的。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明：“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也就是说，他要继承《春秋》的褒贬讽劝传统，通过对古人的褒贬评判，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伦理力量，并以此作用于现实世界，来达到一定的教化目的。普鲁塔克亦声言他写《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那些人物的善行为楷模指导自己的一生” 。胡适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大力提倡传记的写作，也是看中了传记所具有的教化功能，他谈到自己读西方传记的感受时说：“我感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损失。”2可见，古今中外的传记家、传记研究者都将教化功能看作传记的主要价值。
梁启超亦是明确以教化国民为目的写作传记作品的。例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在介绍了三杰坎坷又激昂的人生之后，又作了长长的结论，总结了三杰身上值得我国国民学习之处：“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杰者有如焚如裂之血诚故，是故当学……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杰者专一故，是故当学……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杰者，有廉静淡泊高尚之性质故，是故当学……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杰者，沈毅坚忍，百折不回故，是故当学。”
从引文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希望通过传记对国民进行教化的内容与前人有所不同。在这里，道德的善恶已经不那么重要，梁启超赋予“教化”一词的是更为丰富和独特的内容，那就是梁启超所推崇的，国民应该具备的，有利于国家独立与富强的优秀品质。这正是梁氏启蒙思想、新民之道所赋予传记的重要作用。
二、激励
优秀的传记作品一般还具有极强的激励功能。激励是指通过激发阅读者的情感，使读者从传记主人公身上吸取精神力量。最典型的例子如《旧约》中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明记》，从摩西的家世和出生写到其死亡，通过对希伯来人的伟大领袖和犹太教的创立者摩西非同寻常的一生的记载，刻画出一个信仰坚定、大智大勇、精神永存的伟人形象。正是在此形象的激励之下，千百年里，希伯来人虽颠沛流离，饱偿亡国的痛苦和屈辱，却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民族意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再如前面提到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梁启超对这部优秀的传记作品的激励作用推崇备至：“……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3“……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最大，近世伟人如拿破仑，俾士麦皆酷嗜之，拿破仑终身以之自随，殆与罗兰夫人等也。”4梁启超正是受到《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启示，明确以激励民心为宗旨写作傳记作品的。
梁启超要通过传记作品激发的是国民的爱国心。爱国精神是梁启超非常重视的国民素质，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深厚感情，能够推动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辛勤劳动和英勇战斗。梁启超在阅读西方近代历史时，对爱国心对于民族独立富强的巨大威力深有感触。他看到，欧美国家在近代迅速崛起并相互争雄，国民爱国心的高涨功不可没；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也和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昂有很大关系；反之，中国国民爱国心的薄弱是导致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因此，梁启超迫切希望激发中国国民的爱国心以推进民族团结、国家富强。
教化和激励有本质的不同，表现在传记这一体裁中，教化是指将传主作为榜样，将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作为教科书，引导阅读者学习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的道德品质、思想精神；而激励则是通过主人公的动人事迹催发阅读者的情感，使其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受到鼓舞，从而奋发向上。教化是渐进的，而激励是突发的；教化是理智的，而激励是情感的；教化是认识的，而激励是审美的。尽管教化和激励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二者又是紧密相关的。二者都是由作品指向阅读者的影响力量，在对阅读者人格进行改造和重塑的过程中，二者常常共同发生作用。因此，教化和激励功能是梁启超通过传记作品进行改造国民性的努力的两个方面。
而无论是要实施教化还是激励，传记都具有较之其他文类更大的优势。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就足以说明，以现身说法为主要方式的传记较之于以空头说教为主要方式的论说文，在对国民实施教化和激励上要有效得多。“传记之王”莫洛亚曾说：“每一件艺术作品就其唤起激情并因此产生行动的愿望而言，都涉及道德教训。但传记要更接近些，因为叙述的可信性和读者确信书中人物的真实存在，使传记的影响更加强烈得多。”如果我们将“道德教训”看作传记的教化作用，将“唤起激情并因此产生行动的愿望”看作激励作用，那么以真实性为本质特征的传记就比小说等虚构文学拥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在梁启超看来，传记作品是对国民进行教化和激励的最佳选择，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如此重视传记作品的写作也就因此成为必然了。
参考文献：
[1]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胡适：《传记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3]梁启超《新史学》.
[4]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一、教化
传记的教化作用，其实也就是利用传记人物的模范作用对读者进行人格教育。可以说任何一部传记都把教化作为主要目的。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明：“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也就是说，他要继承《春秋》的褒贬讽劝传统，通过对古人的褒贬评判，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伦理力量，并以此作用于现实世界，来达到一定的教化目的。普鲁塔克亦声言他写《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那些人物的善行为楷模指导自己的一生” 。胡适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大力提倡传记的写作，也是看中了传记所具有的教化功能，他谈到自己读西方传记的感受时说：“我感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损失。”2可见，古今中外的传记家、传记研究者都将教化功能看作传记的主要价值。
梁启超亦是明确以教化国民为目的写作传记作品的。例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在介绍了三杰坎坷又激昂的人生之后，又作了长长的结论，总结了三杰身上值得我国国民学习之处：“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杰者有如焚如裂之血诚故，是故当学……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杰者专一故，是故当学……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杰者，有廉静淡泊高尚之性质故，是故当学……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杰者，沈毅坚忍，百折不回故，是故当学。”
从引文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希望通过传记对国民进行教化的内容与前人有所不同。在这里，道德的善恶已经不那么重要，梁启超赋予“教化”一词的是更为丰富和独特的内容，那就是梁启超所推崇的，国民应该具备的，有利于国家独立与富强的优秀品质。这正是梁氏启蒙思想、新民之道所赋予传记的重要作用。
二、激励
优秀的传记作品一般还具有极强的激励功能。激励是指通过激发阅读者的情感，使读者从传记主人公身上吸取精神力量。最典型的例子如《旧约》中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明记》，从摩西的家世和出生写到其死亡，通过对希伯来人的伟大领袖和犹太教的创立者摩西非同寻常的一生的记载，刻画出一个信仰坚定、大智大勇、精神永存的伟人形象。正是在此形象的激励之下，千百年里，希伯来人虽颠沛流离，饱偿亡国的痛苦和屈辱，却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民族意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再如前面提到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梁启超对这部优秀的传记作品的激励作用推崇备至：“……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3“……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最大，近世伟人如拿破仑，俾士麦皆酷嗜之，拿破仑终身以之自随，殆与罗兰夫人等也。”4梁启超正是受到《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启示，明确以激励民心为宗旨写作傳记作品的。
梁启超要通过传记作品激发的是国民的爱国心。爱国精神是梁启超非常重视的国民素质，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深厚感情，能够推动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辛勤劳动和英勇战斗。梁启超在阅读西方近代历史时，对爱国心对于民族独立富强的巨大威力深有感触。他看到，欧美国家在近代迅速崛起并相互争雄，国民爱国心的高涨功不可没；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也和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昂有很大关系；反之，中国国民爱国心的薄弱是导致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因此，梁启超迫切希望激发中国国民的爱国心以推进民族团结、国家富强。
教化和激励有本质的不同，表现在传记这一体裁中，教化是指将传主作为榜样，将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作为教科书，引导阅读者学习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的道德品质、思想精神；而激励则是通过主人公的动人事迹催发阅读者的情感，使其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受到鼓舞，从而奋发向上。教化是渐进的，而激励是突发的；教化是理智的，而激励是情感的；教化是认识的，而激励是审美的。尽管教化和激励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二者又是紧密相关的。二者都是由作品指向阅读者的影响力量，在对阅读者人格进行改造和重塑的过程中，二者常常共同发生作用。因此，教化和激励功能是梁启超通过传记作品进行改造国民性的努力的两个方面。
而无论是要实施教化还是激励，传记都具有较之其他文类更大的优势。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就足以说明，以现身说法为主要方式的传记较之于以空头说教为主要方式的论说文，在对国民实施教化和激励上要有效得多。“传记之王”莫洛亚曾说：“每一件艺术作品就其唤起激情并因此产生行动的愿望而言，都涉及道德教训。但传记要更接近些，因为叙述的可信性和读者确信书中人物的真实存在，使传记的影响更加强烈得多。”如果我们将“道德教训”看作传记的教化作用，将“唤起激情并因此产生行动的愿望”看作激励作用，那么以真实性为本质特征的传记就比小说等虚构文学拥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在梁启超看来，传记作品是对国民进行教化和激励的最佳选择，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如此重视传记作品的写作也就因此成为必然了。
参考文献：
[1]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胡适：《传记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3]梁启超《新史学》.
[4]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