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里，随着一声穿透历史的鸣响，国内民间最大的抗战博物馆展现在人们面前。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在这天亲自拉响馆藏的60年前的警报器，他要让这一声音唤起人们深刻地记住那段血腥而惨烈的历史。
　　建川博物馆聚落总投资约3．5亿元，占地500亩，它第一次将“聚落”的概念运用到博物馆中，聚落下设抗战、“文革”及民俗艺术品三大系列20多个分馆，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的民间博物馆。
　　从资料上显示，建川博物馆拥有200万件文物，但据樊建川本人介绍，这200万件的数量仅仅是目前已经过整理造册登记的藏品，实际藏品的数量保守估计应在千万件以上。如此巨大的数目，令人震憾!很难想像这只是樊建川自1979年以来二十多年的收集成果，但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苦心孤诣地对其藏品的细致分类和饶有意味的布展规划。
　　
　　为和平收藏“战争”
　　
　　在业内提起樊建川及其博物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被称为“抗战收藏第一人”。他收藏抗战文物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父亲、岳父都是抗日战士，他本人也有11年的军龄，这种家庭背景使他对于战争有一种特别的关注欲望。起先收藏的激情也是一部《血战台儿庄》的战争影片点燃的，他为片中日本人的嚣张，为中国军队的赢弱，久久不能平静。樊建川在其所著的《一个人的抗战》的序言中写道：“我的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认识‘皇军’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她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为了警醒世人不要忘了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更为了让下一代了解和永远铭记那段历史，樊建川开始了将为之奋斗一生的收藏之路。
　　
　　为和平收藏“战争”是他的收藏理念。他以全世界人民都有的良好、朴实的愿望——和平作为信念，艰辛却快乐地经营着一项伟大的收藏事业。他之所以要把建川博物馆建在四川省大邑县的安仁古镇，也正是由于他认为“安仁”两字与博物馆传达的和平信息一脉相承。他把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碉堡楼运到安仁，安放在博物馆入口处，并在碉堡顶部植绿，在瞭望口、射击孔栽花，也是寓意不忘历史，珍爱和平。
　　樊建川将国际上先进的布展模式引进到抗战博物馆中，情景性、参与性的展览模式让观众耳目一新，观众进入抗战博物馆如同在看一部抗战大片。他为这一愿望处心积虑多年，随着资金、文物数量的积累以及收藏的深入，他的视野越来越宽，视角也越来越独特。抗战博物馆由最初的2个分馆变成了8个分馆——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飞虎奇兵馆、川军抗战馆、汉奸丑态馆、日军侵华罪证馆、众志成城馆。
　　
　　其中的不屈战俘馆是第一次为被日本俘虏的中国军人建的博物馆，这看似有悖常人思维定势，但对樊建川来说，却是一个情结。他发现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上对战俘总是在有意地回避，因此由其产生的“耻感文化”令俘虏自行藏匿、割裂、销毁历史。1996年，日本画报终帮樊建川实现战俘文物收藏上零的突破。大量中国军人俘虏照片由模糊变清晰。受清晰影像及文字启发，他提出一个人们习惯否定或回避的观点，“俘虏也是英雄，无名英雄，只要他身俘心不俘。”既然是英雄，英雄纪念碑就应该有他们的位置。不屈战俘馆就是要提醒人们修正传统，重树现代俘虏观。
　　抗战博物馆建立的最大意义还在于让抗战收藏有力地证明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于一直否认侵华战争的日本右翼势力来说，这些都是铁的证据。樊建川收藏到一套完整的鬼子日记，这个在中国打仗的日本鬼子叫荻岛静夫。与日记配套的还有荻岛静夫的影集，共有208张照片，与日记内容相佐证，也是日军侵华的血证。为了搜集到更多的抗战物品，樊建川布成了一个由400多人织成并遍及全国的网络。他还把日本作为收集的重要市场，数渡东瀛，与日本的收藏家争夺，并在日本发展了十几个“线人”。在如今的形势下，这好比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抗战已远去60多年了，樊建川感到必须尽力拼抢，寻求更多的证据，各种艰辛可想而知。
　　建川收藏也因其本身的意义而广为社会各界认可和关注。
　　早在连战访问大陆之前的2005年4月，连战主席在获悉建川博物馆聚落将为国民党抗日军队专门修建博物馆的消息后，欣然接受了建川博物馆向他发出的题写馆名的邀请。连战主席还为了照顾大陆人的阅读习惯，题词从左到右书写。
　　抗战时期美国“飞虎队”将领陈纳德将军的夫人、现任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的陈香梅女士，2003年专程到成都与樊建川见面。当陈香梅听说建川博物馆将建起国内第一个援华美军纪念馆时，欣然为此题写了馆名。
　　当年我军的抗战高级将领，现年101岁的吕正操将军，听说修建抗战博物馆的事后，也多次关切询问。在接到博物馆题词的请求后，老将军又强撑病躯，为纪念共产党抗日馆题写了馆名。
　　书法大师启功老先生，早在得知筹办建川博物馆时，就欣然提笔为樊建川题词，还主动为建川博物馆题写了馆名，当得知建川抗战博物馆即将建成的消息后，又写下了“为了和平，收藏战争”的题字，据了解，这是启功先生的绝笔。
　　
　　
　　为和谐收藏“文革”
　　
　　如果说樊建川收藏抗战文物是为了和平的话，那他对于“文革”系列的收藏，我们似乎可以自然地认为是为了和谐。“文革”作为一段历史，真实地存在着。他给中国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那段极端不和谐的音符被永久地留在长长的历史乐章中……
　　“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社会人际关系充满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人性的丑恶，在这个时代被充分地暴露出来。
　　如今，处于盛世的中国也正在大兴“构建和谐社会”之风，这已正式被确定为一个时代的主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建川博物馆也一直在以另外一种方式为此努力着，它所收集的“文革”物品，所收藏的“文革”历史也理所应当地要为后人留下些启示和借鉴。
　　“文革”瓷器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它是在一种狂热而又压抑、喧嚣而又无知、期望而又无望、虔诚而又反叛、激情而又消沉、多彩而又单调的复杂气氛中产生的，与历朝历代的瓷器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心灵体验和非常凝聚。在樊建川的办公室里，数千个文革瓷像摆满四周的橱柜，然而这些才仅仅是他“文革”系列的冰山一角。
　　毛主席像章的神圣与普及，作为“文革”的一个表征，其数量之大，故事之多，品种之繁杂，是永远无法打破的世界纪录。建川“文革”系列的像章艺术馆拥有50万枚、4万余品种的毛泽东像章，还有上百套制造像章的原始模具。
　　建川聚落的“文革”艺术系列除了陶瓷艺术馆、像章艺术馆以外，还有票证艺术馆、镜鉴艺术馆、座钟艺术馆、宣传画艺术馆、生活用品馆、音像艺术馆、知青艺术馆以及记忆广场。藏品数量庞大，琳琅满目，细致地反映了文革时期方方面面的历史。它们的链接，必将形成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文革”全景长卷。
　　樊建川总是忙忙活活，忙他的公司，忙他的收藏，也忙他的博物馆，我们本想更多、更深入地采访一下他，未能如愿，不过我们却从内心表示理解，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做着这么一项不平凡的事业，他的时间，他的精力都是极其宝贵的。但我们从简短的采访中，却感觉到了他的风风火火，感受到他是一个极富激情的人，也许正是因有着这种激情才能使他所想所做的一切变成可能。
　　令人深深震颤和深切感动的力量往往流溢于看似平常的话语和行为之中。正值人生壮年的樊建川竟早已写好遗嘱：“若有意外，所有的藏品全部交给国家；没有意外，建设好的建川博物馆也是全社会的、全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