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最为知名的美国文人偶像，埃德蒙·威尔逊的形象游离在文学批评家、新闻从业者、历史学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在有生之年，威尔逊出版了大量作品，涵盖从小说、诗歌、剧本、文学评论、历史研究、文化批评、游记和日记在内的各种文体数百万字，著作数十本，堪称一位“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擘。以赛亚·伯林评价威尔逊是他所访谈过思想者中最具穿透力的一位，身上洋溢着“对书籍的热爱和服膺道德的坦诚”。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评价这位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是“20世纪美国最为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个性十足且无所忌讳”。
　　在中文世界，威尔逊的形象亦广受好评。批评经典《阿克瑟尔的城堡》前些年翻译为中文，让思想界领略了这位非学院派批评家的深厚功力。但要说留给世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中对其文人风骨的生动刻画。他的地位如此崇高，以至于每当人们哀叹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消亡的时候，埃德蒙·威尔逊的名字总会适时被提及。
　　但在思想史学者看来，任何被标签化的人物和其成就背后，总会存在将其神话或标签化的推手。最为彰显之处，乃是刻意淡化特定的历史语境及其影响，这在对威尔逊的评价上也同样适用。我们需要一个或许狭窄，但是足够深邃的裂缝，去探究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观念变迁，追随他的思绪与写作，窥见其思想的跳跃和延绵，从而激发我们对于历史的想象力。
　　幸运的是，埃德蒙·威尔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堪称全景图谱的思想史著作《到芬兰车站》，它将带领我们去领略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所能走过的思想历险。

领路人高斯

　　埃德蒙·威尔逊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属于美国社会中受过良好教养和服膺温雅传统的东部士绅阶层的一员。父亲老威尔逊属于老派的共和党人，日后却成为其普林斯顿校友、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者。
　　在19世纪末的美国，像老威尔逊这样秉持老派士绅作风的社会精英与“镀金时代”中狂热追求财富的社会风气是格格不入的，他厌恶镀金时代美国那种市侩而肮脏的政党游戏而宁愿放弃仕途，并最终落得精神抑郁而告老还乡。父亲的这种经历对年少威尔逊的影响颇大，在日后对经济大萧条的批判中，威尔逊所秉持的道德主义原则正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
　　真正塑造威尔逊的知性气质和文学素养的导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高斯教授。
　　高斯是普大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社会经历极为丰富，早年曾在巴黎当新闻记者，与奥斯卡·王尔德是故交，也是率先报道德雷福斯间谍案的美国人，同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有着独到见解。
　　高斯要求學生学会在通读的基础上把握文学的本质和其时代背景的全貌，追求一种广阔的思想视野和对社会事务的敏锐反应。
　　因为唯有这样，以文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在保持对外部事物的好奇心和追根溯源的驱动力的同时，保持思维的生机勃勃和流动性。正是在高斯的言传身教下，年轻的威尔逊心中燃起了探寻文学真理和社会事务的热情，他曾坦承，高斯的智性魅力是激发他走上文学之旅的最重要领路人，同时他们也维持了一生的书信往来，铸就一段师生情谊的佳话。
　　高斯对威尔逊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文学作品或是历史著作中人之作用的看法。
　　高斯深受意大利哲人维柯的影响，强调个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如果把历史进程中人的位置放大，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不过是人类奋斗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场地。” 高斯把文学视作人类争取思想自由的利器，而历史的书写则成为一种实践历史的崇高道德手段，因为“语言和文学代表着人类不间断地获取思想斗争的历程，这些思想一旦付诸行动就会逐渐成为文明进步的象征”。
　　威尔逊在日后实践他的文学批评或是历史写作中，都一再突出了这种历史观的文化进步意义。从论述西欧象征主义文学潮流的《阿克瑟尔的城堡》，到试图展示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源的《到芬兰车站》， 无论是在塑造现代派象征主义作家内心世界的波澜，抑或是刻画马克思或列宁作为思想革命的偶像时，威尔逊心中始终没有舍弃对“人”的思想的锻造能力的深刻描绘。这也解释了威尔逊在《到芬兰车站》中的开篇部分，为何以大量的历史细节，描绘了维柯的思想，强调他对19世纪历史学家米什莱历史观念的极大影响，并付诸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写之中。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或许会继续在校园追寻他的文学鉴赏之路，但是战争改变了人生路标。“一战”的爆发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也让整整一代西方知识精英陷入浩劫，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一切依然以道德和荣誉为开场白。
　　和同龄人相仿，威尔逊响应了老校长的呼唤，投笔从戎，在1918年成为美国欧洲远征军中的一员，得以亲眼目睹野蛮战争给予欧洲文明的浩劫和毁灭性打击。
　　战后威尔逊并没有趋同同时代的美国文学青年去巴黎朝圣的集体时髦，而是安心在纽约从事文学新闻业的工作。威尔逊的文学才华很快崭露头角，他出色的文化报道和评论让他成为纽约市第一流的文字记者，不久之后便被沃尔特·李普曼慧眼相中，介绍到政论名刊《新共和》担任颇为重要的文学编辑一职。
　　威尔逊的审美情趣将原本拘泥于宏大政论风格的《新共和》杂志逐渐转向以文化和政治并举的自由左翼杂志，原本沉寂的文化和书评板块逐渐成为介绍和推荐美国特色文学作品的窗口；威尔逊还广泛接触阅览欧洲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把现代主义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介绍给美国公众。
　　威尔逊努力在文学记者的位置上做到专业和出色，但整个20年代美国文化中的浮华和喧嚣仍然影响着这位年轻人。
　　与战前美国知识分子诉求进步改革的乐观氛围相左，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出现精神上的彷徨症，缺乏对社会变革的冷静思索，对是否继续推动社会进步患得患失。 　　波士顿萨克与万泽蒂案件激起了左翼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丑陋面的愤怒声讨——两位意大利移民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法院判处死刑。此时的威尔逊尽管困扰于婚姻失败和陷入酗酒无法自拔，但他很快被这起案件所吸引并振作起来。他和好友多斯·帕索斯一道奔走呼号，和持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展开论战。尽管两个意大利移民最终被马萨诸塞州当局执行死刑，但美国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和左翼倾向得以在战后再次复苏。
　　威尔逊晚年也曾谈到，美国政治与社会中的道德腐朽而非经济事务上的垮塌，才是30年代转向激进社会主义的主要根源，华尔街的金融崩盘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革命激情褪去

　　20世纪30年代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可以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而此时此刻的威尔逊也以他个人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这场前所未见的危机。
　　1931年《阿克瑟尔的城堡》正式出版。但在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这本讨论现代文学潮流的文学手册无可奈何地陷入“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整个30年代，这本著作总共销售还不到1000本。
　　文学史家通常认为，这本著作代表了作者挥别爵士年代，开始新阶段文学探索的标志。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有心人细细品读这个时期的日记与书信，就会敏锐地捕捉到《阿克瑟尔的城堡》所蕴涵的思想意蕴远非撰写一组“现代主义文学众生相”那般简单。威尔逊在该书出版前后，曾经密集地和他所熟悉的师友通信讨论文学、文学人物和时代政治的关联。
　　在他的笔下，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冷漠疏离首先铸成的就是文学创作中想象力的“凝固和匮乏”。威尔逊赞颂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兰波逃亡并追逐乌托邦的理想，暗示知识分子要走出思想自恋的文学城堡，走向广阔的社会天地。《阿克瑟尔的城堡》与其说是告别20年代文学试验的一组浪漫挽歌，不如理解为威尔逊在30年代追寻政治和文学激进试验的思想檄文。
　　1929年到1933年是美国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刻，所有人都在惴惴不安地谈论“破产”“危机”“萧条”等令人恐惧的字眼，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等带有激进色彩的词汇也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沉默许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纷纷鼓吹进行变革，但谁都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知识分子此时开始分裂为两大阵营，一部分仍然坚信美国的政治制度将保证美国走出经济困境，而另一部分则在思考美國是否需要一套新的价值理念和与之相配的政治模式，比方说苏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
　　和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道，威尔逊认为美国需要一场来自社会主义理念的洗礼，他亦认同美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纲领。对于罗斯福和其新政团队，威尔逊并没有持过多的乐观态度，他坚持认为美国的问题在于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出现了重大危机。
　　从1930年开始，威尔逊向《新共和》杂志告假，放弃待遇优厚的书评编辑岗位转而开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纪实采访。威尔逊的初衷，乃是要通过自己的笔端，客观公正地了解经济危机给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
　　他不仅做到，而且表现得十分出色：从观察马塞诸塞州劳伦斯大街排着长队领取救济食品的失业者，到烈日下胡佛大坝上挥汗如雨的产业工人；从描写纽约帝国大厦华丽开幕的盛典镜头转而对准旁边落魄街区内一位失业者最后的48小时，从怜悯底特律流离失所的汽车工人，到悲愤南方肯塔基小镇煤矿主弹压工人罢工的野蛮举动。威尔逊以不带感情的笔调记录他所观察到的一切，但行文之间令人侧目的讽刺描述则已经体现出他的价值观。
　　但与此同时，威尔逊并没有寻求加入激进的左翼党派组织，他不认为对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理念的向往等同于执行美共的命令。他所认同的是“不在政党名义之下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精神在彼时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中实属难能可贵。
　　1935年威尔逊争取到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在好友多斯·帕索斯的斡旋下，拿到了赴苏联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船票。这对于威尔逊来讲，既能够亲眼目睹一下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社会和其人民生活状况，同时也满足他心中对革命偶像列宁崇敬并到此一游的心愿。但令威尔逊失望的是，他并没有发现十月革命或是苏联五年计划后，俄国传统中的专制和暴虐政治有了改善，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也远未称得上完美。
　　回国后，威尔逊的革命激情开始慢慢褪去。对他而言，来到列宁格勒的芬兰车站是一种思想上的朝圣之旅，但很快，这种充满激情的浪漫之旅却又戛然而止，令他颇为惆怅。

离开芬兰车站

　　如果我们把威尔逊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对美国和苏联社会进行观察采访，并得出第一手且不乏见微知著的纪实性作品，视作知识分子勇于进行社会实践的话，那么《到芬兰车站》则应被视作威尔逊对整个30年代参与激进政治进行反思的一段文学注脚，一种以诗性叙述为基础的历史实践， 亦是一位知识分子不为人所知的心路写照，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撰写《到芬兰车站》的经过贯穿整个30年代，威尔逊为此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精力。笔者曾经通读过多遍威尔逊的书信文稿，可以说贯穿整个十年内的各类题材文字，威尔逊无不以撰写该书为主旨，他与导师高斯和文学挚友间的书信探讨，也围绕该书的人物主题而展开。20世纪30年代威尔逊先后发表的，包含文学评论、游记和政论文章在内的各类著作，都能在《到芬兰车站》一书中找到线索或情节。
　　事实上到了1936年，威尔逊已经失去了撰写该书的思想动力，盖因访问苏联的现实画面击碎了他对社会主义彼岸之光曾经的幻想。那么威尔逊为何还要坚持写完并出版呢？我想，即使翻遍他全部的书信记录，恐怕都不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只是知道，威尔逊为了准备撰写《到芬兰车站》，从酝酿、构思、撰写、搁笔思考，如此反复多次，到最后杀青，耗尽了他十年的思考和行动；我们只是知道他至少阅读了千本以上各种语言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在1000多个夜晚里与他相伴的是19世纪欧洲伟大的思想者而不是身边左翼文坛的明争暗斗。
　　我们可以读到，《到芬兰车站》中的显要人物（几乎都是英雄式的知识分子）全都拒绝跟随历史的任意漂流而放弃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他们都是一批自命可以读懂社会、改造社会并能掌控人类前途与命运的英雄式人物。在读写之间，威尔逊与这些人物朝夕相伴；他通过对这些人物性格命运的刻画，重现他们的文学和历史想象，进而构筑他所中意的知识分子世界，因为他们的历史也是值得一切为之奋斗的知识分子所崇拜和模仿的。
　　正如诗歌评论家，诗人梅耶·夏皮罗在1940年《党派评论》杂志上撰写该书评论所谈及的，《到芬兰车站》描绘了一个具有诗史意义的“革命者气概的人物群体”，他们在抗拒社会主流之外，仍然能够忘我地工作。这些人无疑是思想史上的巨人。我想这句话，也同样适合放在威尔逊的身上。
　　只是在那个时刻，威尔逊思想钟摆的箭头，已然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他已经离开了芬兰车站，开始了另一段的思想探险之旅。
　　从今日视角来看，《到芬兰车站》是一部内容庞杂的思想综合体。威尔逊把文学、传记、历史和哲学思辨方法揉成一块，放置在可读性极强的叙述文本之中，是西方世界理解马克思主义起源最为通俗，也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但严肃的思想家也会诟病，在享受了流畅的文字之美后，该书思想背后忽闪不定的思想跳跃和行文之间的逻辑抵牾，却也真实反映作者彼时的心态。笔者并未详细引介该书的细节和内容，正是希望读者能够捧起该书，沉下心来阅读，从而享受阅读威尔逊作品所带来的思想张力及其言外之意。
　　作者为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