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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讲述了一批汉族技术人员在西藏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故事，体现了汉藏同胞热爱祖国的感情，展示了西藏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在这部藏区题材的长篇小说里，民族意识主要体现为汉藏人民逐渐紧密团结在一起。藏族人民在与汉族同胞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汉族人带来的帮助，彼此之间加深了认识，增强了国家认同，加强了民族团结。“爱情”在小说中被赋予了双重含义，不仅表示男女个人之间的爱恋，更包含了汉藏人民热爱同胞、热爱祖国的情感。
关键词：徐怀中 《我们播种爱情》 民族意识 民族团结
军旅作家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出版于1957年，小说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一批汉族技术人员在西藏更达坝子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故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藏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今天，读者仍可以从小说文本中了解建国初期的藏区风貌，以及汉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的心理变化过程。徐怀中丰富的边疆军旅经历，给小说注入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在小说中，民族意识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逐渐加强团结，增强国家认同。汉藏人民不仅在高原上共同建成了大型国营农场，彼此之间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情谊不仅仅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更是汉藏人民团结友好、热爱祖国的感情。
一.青藏高原的民族意识
在小说里，大批汉族技术人员进藏帮助藏族同胞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两族人民共同与解放后残留的敌人作斗争，共同欢度国庆节，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加强了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收获了美好的友情、爱情、亲情。《我们播种爱情》初版发表两年后，叶圣陶在为其再版作序时称之为“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1]，这部小说也体现了作者徐怀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十分需要这样反映民族团结的文艺作品，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明显与“十七年”时期主流小说的创作是一致的。[2]
1950年至1954年之间，徐怀中在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每年都要到康藏地区深入生活几个月，还曾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兵连队担任半年多的政治指导员。艰苦的斗争生活使徐怀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与写作深度，但后来的边疆生活更丰富了他的见闻和感受。徐怀中发表过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反映了工兵部队修筑康藏公路的事迹。在后来的《我们播种爱情》里，同样出现了人民解放军修建康藏公路的情节，可见这条公路在小说里和现实中都是一条重要的纽带。当时，徐怀中在拉萨、康藏公路沿线的几个国营农场都工作过一段时间，也访问过不少农奴、佛教寺庙和贵族家庭，领略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更目睹了社会变革后飞跃发展的建设成就。在《我们播种爱情》里，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站乃至国营农场的情节，以及对西藏各阶层人物活动的描写，都来自徐怀中在藏区真实的生活体验。
要注意的是，《我们播种爱情》是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审视藏区文明的，其意识形态目的是展示新中国的优越性，把少数民族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3]汉族人创作的一些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是用先进民族帮助落后民族的方式来体现民族团结的，正如小说中汉族队伍进藏，带来先进、科学的生产方式，使得藏族人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部分藏族人民才发自内心地感恩、拥护中国共产党。
徐怀中在谈创作时认为，无论是西藏老农还是上层阶级，“都不应随意驱使，仅仅用来印证某种无疑是正确的政治概念，或图解一下有关政策”[4]。小说1979年再版时，他又在后序中说道：“这部小说是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活动为中心，没有更多地从正面去反映西藏的社会改革情况。对于贵族和宗教上层人物，也着重是表现了他们在大势所趋下逐步倾向于进步的一面。这一点，现在看来也仍然是切合党的民族政策和斗争需要的。”[5]新中国成立后，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崭新社会环境下，人们有了对自己身份归属的新认知，自觉地加强与本民族及其他民族和睦友好、共同发展的心理趋向，并且自觉地表现出相应的情感、行为，这就是民族团结意识。在《我们播种爱情》中，汉族人民和藏族同胞的知、情、意、行都体现了他们正在逐渐加强民族团结。
“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特殊的文学生产语境下，总会不可避免带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因此，虽然写出了西藏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但小说所表达的民族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二.汉藏人民的团结意识
藏族人与汉族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两族人团结意识的变化。随着人们相互接触，汉族人越来越尊重藏民族的文化特点，把藏族人当成朋友、亲人、爱人，加深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观念;藏族人从单一对本民族的认同，转变为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他们不再排斥汉族人带来的新事物和新观念，而是和汉族人一起建设现代化的新西藏，两族人民的民族意识都逐渐增强并达成一致。
《我们播种爱情》是汉族人帮助藏族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典型故事。然而，汉族人的外来者姿态，在一开始就要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矛盾。[6]例如农业站的站长陈子璜，因为开垦荒地的工作不顺利，山民们不配合，便认为“西藏人生性就懒惰”[7]，但他仍然坚持农业站的工作，还支持农业站修堤坝。
在建设农业站的过程中，工委书记苏易的穩重、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批评队伍中同志的不正确思想，也鼓励自己的女儿林媛在藏区小学里当老师，还非常尊重当地的女官员格桑拉姆和呷萨活佛，积极争取并促成格桑拉姆与呷萨活佛支持他们的工作。可以说苏易明显具有民族团结意识和大局观念，他做的决定和行动，都为了能够团结一切积极的力量。苏易的角色起了带头作用。
林媛在父亲苏易的影响下，也来到西藏工作。由于当地学校的需要，这个十九岁的气象员成为了藏区小学的教师。一开始困难重重，年轻女孩林媛想方设法让藏族的孩子爱上学校，让藏族家长们改变教育观念。林媛不仅教孩子们识汉字、读汉语、传知识，还给孩子们讲授国庆节、升旗仪式，教他们写毛泽东的名字，加强孩子们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在十月到来之际，藏族孩子们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兴奋地庆祝祖国的生日，两族人民有了共同的祖国观念。
关键词：徐怀中 《我们播种爱情》 民族意识 民族团结
军旅作家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出版于1957年，小说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一批汉族技术人员在西藏更达坝子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故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藏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今天，读者仍可以从小说文本中了解建国初期的藏区风貌，以及汉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的心理变化过程。徐怀中丰富的边疆军旅经历，给小说注入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在小说中，民族意识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逐渐加强团结，增强国家认同。汉藏人民不仅在高原上共同建成了大型国营农场，彼此之间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情谊不仅仅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更是汉藏人民团结友好、热爱祖国的感情。
一.青藏高原的民族意识
在小说里，大批汉族技术人员进藏帮助藏族同胞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两族人民共同与解放后残留的敌人作斗争，共同欢度国庆节，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加强了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收获了美好的友情、爱情、亲情。《我们播种爱情》初版发表两年后，叶圣陶在为其再版作序时称之为“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1]，这部小说也体现了作者徐怀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十分需要这样反映民族团结的文艺作品，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明显与“十七年”时期主流小说的创作是一致的。[2]
1950年至1954年之间，徐怀中在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每年都要到康藏地区深入生活几个月，还曾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兵连队担任半年多的政治指导员。艰苦的斗争生活使徐怀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与写作深度，但后来的边疆生活更丰富了他的见闻和感受。徐怀中发表过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反映了工兵部队修筑康藏公路的事迹。在后来的《我们播种爱情》里，同样出现了人民解放军修建康藏公路的情节，可见这条公路在小说里和现实中都是一条重要的纽带。当时，徐怀中在拉萨、康藏公路沿线的几个国营农场都工作过一段时间，也访问过不少农奴、佛教寺庙和贵族家庭，领略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更目睹了社会变革后飞跃发展的建设成就。在《我们播种爱情》里，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站乃至国营农场的情节，以及对西藏各阶层人物活动的描写，都来自徐怀中在藏区真实的生活体验。
要注意的是，《我们播种爱情》是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审视藏区文明的，其意识形态目的是展示新中国的优越性，把少数民族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3]汉族人创作的一些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是用先进民族帮助落后民族的方式来体现民族团结的，正如小说中汉族队伍进藏，带来先进、科学的生产方式，使得藏族人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部分藏族人民才发自内心地感恩、拥护中国共产党。
徐怀中在谈创作时认为，无论是西藏老农还是上层阶级，“都不应随意驱使，仅仅用来印证某种无疑是正确的政治概念，或图解一下有关政策”[4]。小说1979年再版时，他又在后序中说道：“这部小说是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活动为中心，没有更多地从正面去反映西藏的社会改革情况。对于贵族和宗教上层人物，也着重是表现了他们在大势所趋下逐步倾向于进步的一面。这一点，现在看来也仍然是切合党的民族政策和斗争需要的。”[5]新中国成立后，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崭新社会环境下，人们有了对自己身份归属的新认知，自觉地加强与本民族及其他民族和睦友好、共同发展的心理趋向，并且自觉地表现出相应的情感、行为，这就是民族团结意识。在《我们播种爱情》中，汉族人民和藏族同胞的知、情、意、行都体现了他们正在逐渐加强民族团结。
“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特殊的文学生产语境下，总会不可避免带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因此，虽然写出了西藏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但小说所表达的民族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二.汉藏人民的团结意识
藏族人与汉族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两族人团结意识的变化。随着人们相互接触，汉族人越来越尊重藏民族的文化特点，把藏族人当成朋友、亲人、爱人，加深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观念;藏族人从单一对本民族的认同，转变为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他们不再排斥汉族人带来的新事物和新观念，而是和汉族人一起建设现代化的新西藏，两族人民的民族意识都逐渐增强并达成一致。
《我们播种爱情》是汉族人帮助藏族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典型故事。然而，汉族人的外来者姿态，在一开始就要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矛盾。[6]例如农业站的站长陈子璜，因为开垦荒地的工作不顺利，山民们不配合，便认为“西藏人生性就懒惰”[7]，但他仍然坚持农业站的工作，还支持农业站修堤坝。
在建设农业站的过程中，工委书记苏易的穩重、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批评队伍中同志的不正确思想，也鼓励自己的女儿林媛在藏区小学里当老师，还非常尊重当地的女官员格桑拉姆和呷萨活佛，积极争取并促成格桑拉姆与呷萨活佛支持他们的工作。可以说苏易明显具有民族团结意识和大局观念，他做的决定和行动，都为了能够团结一切积极的力量。苏易的角色起了带头作用。
林媛在父亲苏易的影响下，也来到西藏工作。由于当地学校的需要，这个十九岁的气象员成为了藏区小学的教师。一开始困难重重，年轻女孩林媛想方设法让藏族的孩子爱上学校，让藏族家长们改变教育观念。林媛不仅教孩子们识汉字、读汉语、传知识，还给孩子们讲授国庆节、升旗仪式，教他们写毛泽东的名字，加强孩子们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在十月到来之际，藏族孩子们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兴奋地庆祝祖国的生日，两族人民有了共同的祖国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