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常生长于较低处的干旱荒漠地区,千年而生,千年而长,千年而枯,千年枯而不倒,千年倒而不朽,记录着世间沧桑变化。因为欣赏、感叹于这种胡杨精神,某位胡姓的摄影人也取笔名为胡杨,游走在摄影学、社会学、历史学交集的边缘地带,摈弃着世间的浮华,独立记录着上海在时光变迁中的平常却不平凡的生活流。
　　
　　1980—2007年整整28年时间,胡杨独自游走在那些每寸肌肤都充满了平民气息的上海弄堂,抢拍下那些弥足珍贵的记忆,于是有了《上海弄堂》;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胡杨敲开了上海500多户人家的门,进入了上海城市气质的内里,从上海人的家居空间形象中揭示上海最深藏不露的精神秘密,于是有了《上海人家》;2007年6月至2008年4月胡杨采访拍摄了300位生活、工作在上海的外国、外地和本地的,出生于1970—1989的青年,探求新一代的心理特征,于是有了《上海青年》。而《上海弄堂》《上海人家》《上海青年》这三本影像册集中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胡杨的“上海影像三部曲”。三部曲推出后,胡杨开始马不停蹄,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地展览不断,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和机构也纷纷收藏他的照片。在很多人眼里,胡杨的照片集不只是“影集”、“画册”,更是影像文献。而事实上,胡杨本人用了近三十年时间跨越着“摄影”的边界,向更为广阔的影像人类学领域迈进。
　　“上海三部曲”的跨界行动
　　
　　记者:最近在忙什么?
　　胡杨:忙观察、思考、创作。另外,2009年,参加了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三年展”,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中国项目三十年》展,西班牙巴塞罗纳现代文化中心《梦想中国·现实中国》展等。
　　记者: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摄影权威学术机构。据说要进入展览很不容易。“上海影像三部曲”系列引起了国内外的热切关注,你认为引起轰动的原因是什么?
　　胡杨:引起国内外观众和读者共鸣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世人关注中国;其次是我较全面、公正、客观的反映。
　　记者:现在拍系列的摄影师也很多,你认为你的“上海影像三部曲”系列与他们的系列有怎样的不同?
　　胡杨:他们更注重照片本身的影像艺术;而我更关注反映当今社会问题和历史影像的价值。由于我的作品设置了许多问题,所以传播的信息量比较大。我的思维方式也与众不同:《上海人家》是横向的;《上海弄堂》是纵向的;《上海青年》是未来的。
　　记者:从上海青年身上你看到怎样的未来?
　　胡杨:其实以前我不太看好70后、80后,觉得他们没有50后、60后有责任心,媒体上也是贬义的评价多。但是做完《上海青年》专题后,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在国家和人民有危难的时候有所担当,很优秀。所以对未来不必担忧。
　　记者:你本人对三部曲有怎样的期望?
　　胡杨:希望它们能成为解读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像文本,若干年之后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像文献。
　　 
　　
　　暂时离开是为了更好地进入
　　
　　记者:三部曲后,是否在搞新的创作?
　　胡杨:对,现在拍摄的这个专题反映的是客观世界带给我的内心感受,跟之前的纪实摄影语言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为何想要转换方向?
　　胡杨:我不想重复自己,换一种思维方式创作一段时间,可以避免重复自己。
　　记者:但是即使重复自己,还是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啊,这不正是你所追求的?
　　胡杨:再这样做下去无非是多一二部作品而已,社会价值不大。但是如果过五年、十年之后再做就不一样了。社会改变了,时代改变了,社会价值就大了。
　　记者:你一直崇尚纪实摄影,现在增加艺术含量,会不会削弱原来的优势?
　　胡杨:我觉得这是属于两个领域的, 暂时离开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进入。
　　记者:有人质疑你拍的照片从艺术角度看不怎么样,那么现在你开始搞艺术摄影是否也是对这种声音的一种反击?
　　胡杨:照相机只是工具,影像只是我作品的一部分。我之所以采用朴素、平和的摄影语言来拍摄,是因为希望能更客观地展现被采访对象。如果影像的摄影语言太艺术化,读者首先看到的就会是我,而不是照片主人公。反击是没有意义的,我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评价。 
　　“作”出来的与众不同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你开始摄影,那时从事摄影有没有出路?
　　胡杨:有,当时上海有许多“搏奖派”,拍照片就是为了获奖。每拍一个120黑白胶卷,就要获一个奖,拿奖品。但是我从来不参加任何的比赛,许多人为了获奖,拍照时就要揣摩评委的审美观和当时的潮流。我不愿意,我走自己的道路,不想迎合。
　　记者:刚开始学摄影时你几乎是一张白纸,在“搏奖派”盛行的大环境下,你如何形成自己的理念去判断作品的好坏?
　　胡杨:那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摄影理念,只是有一种感觉,潜意识里面排除某些东西。比如在读摄影学习班时,有位老师拿出三个大本子,上面贴满了他发表的照片,给我们讲摄影构图课。两个人怎么拍、三个人怎么拍,我听后很反感这种一个模式摆拍出来的照片。我不反对摆拍,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脱离生活的摆拍。我喜欢以朴素的摄影语言去拍弄堂里的生活流,从平凡的生活中去拍出不平凡的照片。
　　记者:从开始学摄影到如今近三十年,之间有没有对自己的摄影方式、理念疑惑过、动摇过?
　　胡杨:有一段时间,确实感觉走不下去了。一个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个原因是自己还想往前走,但是不知该怎么继续走下去。于是自己开始怀疑自己,每天拿着照相机不知道拍什么、怎么拍,很迷茫。这是我在摄影道路上碰到的一个槛。
　　记者:那你如何迈过这个槛?
　　胡杨:90年代中期,我去拍电影、电视。我觉得照片不如影视的表现力强,电影、电视是综合艺术,信息量大。后来发现拍电影经费投入太大,受到的限制也更多,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所以我又回过来搞平面摄影,这时我已经明白不能拿照片的短处去和影视的长处比,照片也有它的长处,电影画面一闪而过,照片却可以将精彩瞬间固定下来。
　　记者:从事某个领域久了,会形成心理定势,容易重复自己,你如何克服拷贝自己的问题?
　　胡杨:我这人好“作”,每个阶段平稳安定之后,就有意主动将自己翻盘“归零”,重新开拓。因为我明白,人生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要付出,不能安于现状。
　　记者:某种方法得心应手了以后,就像有了一个惯性,想要翻盘非常不容易。
　　胡杨:我觉得容易和不容易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你内心有没有这个勇气;二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心态也很重要。有些人也想创新啊,但是不敢,怕失去已取得的功成名就。在中国创造一种艺术风格、流派吃一辈子的大有人在。我欣赏毕加索,不断攀登,又不断地自我否定,这才是真正的大师、英雄。
　　 
　　
　　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记者:其实很多阶段你有了很稳定的高薪工作,但是你又义无反顾地辞职继续摄影,是什么让你摆脱金钱利益的诱惑,坚持你的创作?
　　胡杨:我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自己“作”出来的。但我不是为“作”而“作”,我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自我的生活方式,永远挑战自己,希望自己这一辈子能够给社会带来一些价值。过去有人说我是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当今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很难解决生存的问题。我是务实的,做广告、拍电影挣钱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上海影像三部曲”。
　　记者:你曾在采访中说过,表面上你没有抓住每一个时代,但是实际上你都抓住了。所以你走过的所谓弯路都在为你之后的摄影事业做铺垫,做准备。
　　胡杨:恢复高考我没去考,按照我的成绩我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上海第一波炒股我没去炒;当时出国有机会,海外留学我也没有去。从常人的眼光来看,我什么都没有抓住。但是我实现了人生价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记者:从事摄影,对自己的生活、思考方式带来怎样的影响?
　　胡杨:潜移默化肯定有,因为从事纪实摄影,所以对社会问题比较敏感。过去有段时间,我一直会坐在淮海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面对马路几小时观察形形色色的各种人,捕捉这个时代人们的心态。平时我除了睡觉,一直在思考,即使看电视也处于工作状态。我没有上下班、节假日的概念,很多好的选题、想法都是从睡梦里出现的,灵感来了,马上爬起来记下来。在我的生活中是没有娱乐的概念的,生活即工作,工作即事业。
　　记者:你把自己定位为“摄影人”,能否具体谈谈“摄影人”这个概念的含义?
　　胡杨:用相机表达内心感受、精神境界的是摄影家;用相机挣钱卖技的是摄影师;用相机娱乐的是爱好者;我不属于这三种人,只能叫“摄影人”了,哈哈……
　　记者:对于你而言,最高的摄影境界是怎样的?
　　胡杨:拍摄的照片能超越时间、空间、利益和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