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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法治理念是加快国家现代化步伐的必然选择，而法治建设成效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是民众的法治素养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这给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当前法治建设指明努力方向和目标要求，其不仅具有时代背景更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诉求。本文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民众法治素养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我國民众总体上的法治素养水平较低，还未达到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法制化相匹配的程度，同时这种现状也映射出民众的法治素养受传统法制思想的影响以及转型期社会特殊性影响较大。因此，本文从政府视角出发，尝试对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以从树立宪法权威和法律公信力、培养“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推动法治建设走进社会生活三个方面来实践。
【关键词】 法治素养 宪法权威 法治信仰 法治建设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是坚持“依法治国”的关键也是终极目标，公民法治素养的培育过程就是大力推动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研究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实践路径对我国法制建设理论的探究和我国突出的社会矛盾及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当前社会矛盾突发、网络舆情井喷式爆发等都反映出民众的法治意识、守法用法意识还较淡薄。而民众法治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长期的法治实践来锻炼和塑造，因此，对民众法治素养培养应是当下坚持“依法治国”及加强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
目前，“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提高民众法治意识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守法意识教育、法律知识宣传、法治素养的理论研究上，但对于提高民众法治素养的实践路径研究及以全民族为整体对象的研究较少。综上所述，本文从提高民众法治素养的实践路径角度出发，参考已有研究观点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探究当前民众法治素养的现状及原因，并对民众法治素养培养的历史实践路径进行分析和研究，尝试提出培养民众法治素养的新路径，期望为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民众法治素养现状及原因分析
法治素养，是围绕“法治”为核心的民众素养。目前学者对法治的定义还存在不同看法，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我国学术界对法治的理解更倾向于“依法治国”，指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法制化。即不同于我国历史传统“人治”模式，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 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于法治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层面，我国学者法治定义更侧重于治理战略、治国理念。由此，作为以法治为核心的法治素养是指民众摆脱“人治”思维模式，转向法治思维、现代发展思维，遵守法律法规、学习法律知识、运用法律武器，并能够用理性的思维对法律、法规的设计和实践进行思考和验证。在我国，法治更多地体现为民众在自觉遵守法律规范及社会实践过程中对于法治的认识、理解及一系类理念、价值观。
当前，较高的法治素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得以实践的必要保证，是我国推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但就进入新时代的我国来说，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并没有使得法治意识得到同步的提高，这对于推进整体法治化进程来说是不匹配的。民众的法治意识还是比较淡薄，对于法制知识的了解处于较低的水平，“人治”思想还会出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等等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化进程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都与当前民众的法治素养较低有直接关系。
（一）传统“人治”思想根深蒂固
我国传统法制思想源远流长，以鲜明“官本位”法制思想为特点，它以民众服从统治、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为追求目标，是一种维护等级制的有力工具，它不是以弘扬和保障个体多样性和权利为目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治本质不同。
儒家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即把治理好国家寄托在道德品质较高的某一个体身上，用道德而不是仅用法律手段、法治思维来治理国家。这在我国的法制建设过程中曾出现有依附个体权威而无视法律尊严的偏差时期，也使得“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得到社会某种程度上的认可。“人治”高于“法治”的思想就鲜明体现在近年来的腐败案件、贪腐个体等中。“人治”的法制思想本质上还是以人为权力中心，而“法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宪法法律为权力中心，正是这种“人治”思想让民众在社会实践中以人事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以法律理性为手段解决矛盾问题。目前我国的腐败案件有大部分是以裙带关系、人事关系为途径进行行贿、受贿，例如找“一把手”办成事等等现象正是受到“人治”思维的影响。但同时进入现代化发展潮流的我国民众逐渐拥有理性、效率、公平、自由等的现代价值观，这也是传统“人治”思维对现代化“法治”思维产生强烈冲击的地方。现代化的思维是追求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自由的价值观，是对公共规则、秩序达到共识，这与传统社会中以稳定社会统治为目标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促进效率提高、社会发展为目标、是保障个体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权利为追求，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传统追求绝对平等之间的矛盾在当前的民众的价值选择中有所体现。
（二）民众法制知识储备薄弱
要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前提就是民众对于法制有足够的了解、能够用法制知识储备进行社会实践和参与法制建设，而不是停留在对法制的呼吁层面。从法制建设本身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大量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总体上，立法力度还不够，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律设计还不完善、不充分，这往往给执法者钻法律漏洞的机会、让其掌握一定程度的公共权力行使非法行为，即一方面造成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法律失去公信力和威严。从民众法制知识储备来说，在我国，法制知识是相对专业化的术语，因为它的专业性强往往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所系统学习和运用，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法制知识储备远远不足以支撑其主动参与法治实践过程。民众法律知识、理论的接受往往来自政府的宣传，这种学习是不具体、不全面、不系统的学习，对于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和效果有待提高。以高等学校法律修养教育课程的实效性来看，作为拥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大学生，具备学习系统法制知识的能力和条件，但就目前的效果来看，这些课程多流于形式，没有到达对大学生进行法制知识培养的目标。 （三）法治实践参与度普遍较低
我国法治建设不仅是指法律制化理论建设更是法治实践的运行，而民众的法治实践参与度却普遍较低，民众对于法治思想还停留在理论宣传阶段，对于法治实践、法治参与、法治监督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民众对法律监督不明晰，法律监督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起到监督的实效。民众对法律监督的方式、途径的了解不全面，監督的操作性不高也反向影响民众参与法制建设的进程。二是法律监督机制、体制自身还不完善，监督的途径、方式、手段等可行性有待验证，法制建设的上层推动力量还不够等等。三是基层法治建设的不完善直接影响法律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和威严。直接接触民众的基层政府的法制体系建设不完善，法治参与途径不健全，直接让民众对法治的理解产生偏差即削弱了法治的公信力。四是对于宪法普及力度不足。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国”所必须要强调的，而目前我国自建国以来也对宪法进行了几次修改，但民众对于宪法及宪法精神的理解度远不如对政治行政改革的关注度高。尊崇宪法是“依法治国”的主力，而要推动民众对宪法的认识和关注度应该是接下来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四）民众法治素养现状的原因分析
形成上述我国民众法治素养现状，有历史原因也有现代化发展对当代社会产生的冲击的原因。具体来说，我国传统法制思想对当前法制实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受几千年传统专制主义和神权至上思想的影响，对国家统治呈现出“人治”为上的传统，即法律是用来压制平民百姓的、维护统治者统治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服务于统治者、服从与掌权者，对于法律的界定是围绕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产生。正是这种传统法制思想的影响，民众往往倾向于人治主导地位，对于法律至上的观点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另一方面，全球已进入现代化的浪潮，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和冲击。现代化不可避免，现代性在带来理性、自由、效率、平等价值观的同时，也给受传统思想影响的我国带来了挑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前期不可避免会出现“阵痛”。以科技文明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理性思维的价值，注重提高法律的地位，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即法制经济的自由。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需要法制来保障社会发展及成果、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来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因此，在社会实践中，我国坚定地提出了要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这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国繁荣复兴的必然选择。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我国加快了法制建设的步伐，但与受到传统法制思想影响的民众来说，就会出现民众的现代法治意识跟不上、较薄弱的冲突和法治素养整体较低的现状及问题。
三、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的实践路径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众的法治意识较改革开放前已有显著提高，但就目前推动“依法治国”的法治化建设，民众的法治意识还跟不上法治建设进程。这一方面是有我国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新时代的特殊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也对我国推动法治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法治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以宪法至上的、非个人意志为尊的治理理念，要想其实现关键就是民众对于法治的普遍认可，即民众法治素养的提高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前提保证，只有全民族法治素养的提高才能实现国家现状化的健康过渡。本文通过文献查询及研究，认为我国民众已具备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程度还不高，民众的法制知识储备还不够，还没有达到对于法治的信仰，因此，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本文对提高民众法治素养的实践路径进行分析和探究，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来推动全民族法治素养的提高，具体来说：
（一）树立宪法权威和法律公信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国“议行合一”原则不同于西方契约论“三权分立”原则，我国立法法律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宪法是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同意，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西方的立法权由立法机关专门审议，其核心在于对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制衡，西方的宪法至上是对权力制约的体现，两者性质不同。我国宪法是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准则和目标，而基于我国受传统“人治”思想影响，需要重新重视宪法的地位，理顺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和价值，即在全民族内部树立起宪法权威和法律的公信力。
具体来看，树立宪法权威就是要坚持“依宪治国”，依照宪法、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来治理国家和公共事务。以宪法、法律形式确立的公民权利、义务、组织关系等等要以法律加以保障，宪法作为最高法律是“依法治国”实践的准绳，体现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其次，要加强民众对于宪法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宪法意识、宪法准绳、宪法标准是关键。通过组织的、非组织的形式进行宪法的宣传，例如设立宪法宣传日等，让民众拥有宪法意识。此外，要树立起法律的公信力，就是要提高司法人员的水平和司法能力。最接近民众社会生活的法律实践就是塑造、培养民众法制意识、法治素养的最佳时机，在处理一些突发性、热点事件时往往司法部门的选择和判断会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这从井喷式的网络舆论就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法律事件的关注的同时也是认识、了解或者说是学习法律及法律相关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司法部门的判断在实践中会对民众往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处理这种获得公共广泛关注的法律案件时，司法部门需要承担其责任和使命，持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好案件，从每一次的热点事件处理中逐渐树立起法律的公信力，这也是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它有利于推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有利于提高法律在民众社会实践中的引导价值。
（二）培养“法治”精神成为全民信仰
传统“人治”思想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法治相对应，儒家“以德治天下”的观念始终占据上风，民众对于法治的理解停留在“法制”层面，这体现出法治仍未成为一种全民思想。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建起“法治”国家，需要弘扬道德观念来推动社会发展。关于道德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正如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对于“平庸的恶”观点的提出，法律作为某种道德底线需要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和整合，道德引导人们向“善”的方向发展，法律阻止人们向“恶”的方向延伸，法律是必不可少的，但其需要道德来加以引导和制定以避免出现法律的滥用和“恶法”的出现。这就需要树立“法治”意识，树立起对普遍的正义的追求，法治思维是理性的、公正的、正义的价值观，法治素养的核心就是要树立起法治思维，从理性、公正、客观的角度对待社会生活的实践。 从理解到信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树立法治意识到培养“法治”成为一种信仰也是逐渐积累的过程。从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来看，民众信仰从神到君主、从人到技术，都具有时代的烙印，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同时，逐渐拥有个体意识、理性思维，人们需要有對个体多样性获得尊重和保护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指民众需要树立起对“法治”的信仰，让法治的思维来引导社会生活及实践。目前有学者认为今后我国发展必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主导来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本文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带有一定时代的特征，但保证人本身的生存权利和多样性权利应是与时代同步的要求，这些应该是作为拥有有限理性的人类所达成的共识。“法治”是保障这种基本的、普遍共识的权利一种正义，这种正义是普遍的、普世的，它不以具体的法律条文为内涵，而是以超越具体限定文字内涵的以维护一种普遍的正义观。因此，让“法治”成一种追求的信仰有必要性。
（三）推动法治建设走进社会生活
推动我国法治建设步伐关键还是要提高民众的法治素养，而只有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法制实践案例公开审理过程中才能让民众真正、逐渐培养起法治意识、提高法治素养。理论需要实践来论证，法治素质提高需要具体法律知识学习、案例实践分析来完善。从法律知识宣传推广途径、方式选择角度来看，可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力量和形式，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法律知识的有效普及和全面普及。以受社会高度关注的“滴滴打车”事件在新浪微博上引发的网络舆论为例，作为一个明显涉及法律的案件，其在发生后的短短几天，就在以微博为主流新媒体上引起巨大热议。在开放的网络社会中，个体观点被无限放大，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好这类事件，往往会造成巨大的舆论争议，也会使得脆弱的大众网民受到别有用心者的利用和鼓动。在此类法律实践中，涉及到的是民众的社会生活实践而不是空洞的理论知识，所以更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公开、透明、公正法律处理过程和程序，不仅有效解决问题也能在民众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加深对于法制建设的理解、法律知识的普及、法治素养的提升，更能树立起法律的公信力，这对于推进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价值。
此外，在丰富民众法制宣传路径的同时，需要加强法律法规体系自身的建设和完善。如前所述，建立起完整、具体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是当前我国在转型期推动法制建设的第一步，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总体上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原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及规章制度已经不能适用于当前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实践；二是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自身的建设还不健全，体系的运作和配套制度、规章还存在问题及有待完善。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需要有一个相对宏观完整、微观具体的、完善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健全的法律法规还需要执法人员的严格执法，才能达到全民守法的预期。即指要重视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执行效果，一方面要对执法人员正当权益进行保障，以使其不因外在物资影响其执法判断；另一方面需要对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进行培养、法律知识进行培训，不能让在一线执法人员将非法知识、行为传递给民众。同时也要保证司法者的相对“独立。作为法律最终裁决者的司法部门是维护法律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法律维护者，保证司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司法人员的独立审判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树立法治国家理念，就要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这是一个逐渐完善而漫长的过程，但推进法制建设进程也是促进民众法治意识提高的过程。当前我国进入新时代，面临更多来自各个领域的不同问题和挑战，确实需要用法治思想来推动社会进入并适应现代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时代挑战也是改革革新进入新阶段的机遇，把握好时代变化的节奏才能实现中国繁荣复兴梦。因此，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就要让法治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信仰。
【参考文献】
[1] 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于博.简论我国法治国家的构建[D].云南师范大学，2007.
[3] 梁立华.浅谈我国的司法独立[J]. 法制与社会，2009（10）.
作者简介：王丹（1993—），女，汉族，安徽合肥市人，学生，硕士研究生，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关键词】 法治素养 宪法权威 法治信仰 法治建设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是坚持“依法治国”的关键也是终极目标，公民法治素养的培育过程就是大力推动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研究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实践路径对我国法制建设理论的探究和我国突出的社会矛盾及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当前社会矛盾突发、网络舆情井喷式爆发等都反映出民众的法治意识、守法用法意识还较淡薄。而民众法治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长期的法治实践来锻炼和塑造，因此，对民众法治素养培养应是当下坚持“依法治国”及加强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
目前，“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提高民众法治意识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守法意识教育、法律知识宣传、法治素养的理论研究上，但对于提高民众法治素养的实践路径研究及以全民族为整体对象的研究较少。综上所述，本文从提高民众法治素养的实践路径角度出发，参考已有研究观点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探究当前民众法治素养的现状及原因，并对民众法治素养培养的历史实践路径进行分析和研究，尝试提出培养民众法治素养的新路径，期望为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民众法治素养现状及原因分析
法治素养，是围绕“法治”为核心的民众素养。目前学者对法治的定义还存在不同看法，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我国学术界对法治的理解更倾向于“依法治国”，指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法制化。即不同于我国历史传统“人治”模式，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 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于法治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层面，我国学者法治定义更侧重于治理战略、治国理念。由此，作为以法治为核心的法治素养是指民众摆脱“人治”思维模式，转向法治思维、现代发展思维，遵守法律法规、学习法律知识、运用法律武器，并能够用理性的思维对法律、法规的设计和实践进行思考和验证。在我国，法治更多地体现为民众在自觉遵守法律规范及社会实践过程中对于法治的认识、理解及一系类理念、价值观。
当前，较高的法治素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得以实践的必要保证，是我国推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但就进入新时代的我国来说，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并没有使得法治意识得到同步的提高，这对于推进整体法治化进程来说是不匹配的。民众的法治意识还是比较淡薄，对于法制知识的了解处于较低的水平，“人治”思想还会出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等等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化进程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都与当前民众的法治素养较低有直接关系。
（一）传统“人治”思想根深蒂固
我国传统法制思想源远流长，以鲜明“官本位”法制思想为特点，它以民众服从统治、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为追求目标，是一种维护等级制的有力工具，它不是以弘扬和保障个体多样性和权利为目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治本质不同。
儒家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即把治理好国家寄托在道德品质较高的某一个体身上，用道德而不是仅用法律手段、法治思维来治理国家。这在我国的法制建设过程中曾出现有依附个体权威而无视法律尊严的偏差时期，也使得“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得到社会某种程度上的认可。“人治”高于“法治”的思想就鲜明体现在近年来的腐败案件、贪腐个体等中。“人治”的法制思想本质上还是以人为权力中心，而“法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宪法法律为权力中心，正是这种“人治”思想让民众在社会实践中以人事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以法律理性为手段解决矛盾问题。目前我国的腐败案件有大部分是以裙带关系、人事关系为途径进行行贿、受贿，例如找“一把手”办成事等等现象正是受到“人治”思维的影响。但同时进入现代化发展潮流的我国民众逐渐拥有理性、效率、公平、自由等的现代价值观，这也是传统“人治”思维对现代化“法治”思维产生强烈冲击的地方。现代化的思维是追求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自由的价值观，是对公共规则、秩序达到共识，这与传统社会中以稳定社会统治为目标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促进效率提高、社会发展为目标、是保障个体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权利为追求，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传统追求绝对平等之间的矛盾在当前的民众的价值选择中有所体现。
（二）民众法制知识储备薄弱
要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前提就是民众对于法制有足够的了解、能够用法制知识储备进行社会实践和参与法制建设，而不是停留在对法制的呼吁层面。从法制建设本身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大量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总体上，立法力度还不够，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律设计还不完善、不充分，这往往给执法者钻法律漏洞的机会、让其掌握一定程度的公共权力行使非法行为，即一方面造成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法律失去公信力和威严。从民众法制知识储备来说，在我国，法制知识是相对专业化的术语，因为它的专业性强往往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所系统学习和运用，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法制知识储备远远不足以支撑其主动参与法治实践过程。民众法律知识、理论的接受往往来自政府的宣传，这种学习是不具体、不全面、不系统的学习，对于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和效果有待提高。以高等学校法律修养教育课程的实效性来看，作为拥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大学生，具备学习系统法制知识的能力和条件，但就目前的效果来看，这些课程多流于形式，没有到达对大学生进行法制知识培养的目标。 （三）法治实践参与度普遍较低
我国法治建设不仅是指法律制化理论建设更是法治实践的运行，而民众的法治实践参与度却普遍较低，民众对于法治思想还停留在理论宣传阶段，对于法治实践、法治参与、法治监督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民众对法律监督不明晰，法律监督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起到监督的实效。民众对法律监督的方式、途径的了解不全面，監督的操作性不高也反向影响民众参与法制建设的进程。二是法律监督机制、体制自身还不完善，监督的途径、方式、手段等可行性有待验证，法制建设的上层推动力量还不够等等。三是基层法治建设的不完善直接影响法律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和威严。直接接触民众的基层政府的法制体系建设不完善，法治参与途径不健全，直接让民众对法治的理解产生偏差即削弱了法治的公信力。四是对于宪法普及力度不足。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国”所必须要强调的，而目前我国自建国以来也对宪法进行了几次修改，但民众对于宪法及宪法精神的理解度远不如对政治行政改革的关注度高。尊崇宪法是“依法治国”的主力，而要推动民众对宪法的认识和关注度应该是接下来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四）民众法治素养现状的原因分析
形成上述我国民众法治素养现状，有历史原因也有现代化发展对当代社会产生的冲击的原因。具体来说，我国传统法制思想对当前法制实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受几千年传统专制主义和神权至上思想的影响，对国家统治呈现出“人治”为上的传统，即法律是用来压制平民百姓的、维护统治者统治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服务于统治者、服从与掌权者，对于法律的界定是围绕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产生。正是这种传统法制思想的影响，民众往往倾向于人治主导地位，对于法律至上的观点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另一方面，全球已进入现代化的浪潮，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和冲击。现代化不可避免，现代性在带来理性、自由、效率、平等价值观的同时，也给受传统思想影响的我国带来了挑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前期不可避免会出现“阵痛”。以科技文明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理性思维的价值，注重提高法律的地位，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即法制经济的自由。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需要法制来保障社会发展及成果、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来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因此，在社会实践中，我国坚定地提出了要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这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国繁荣复兴的必然选择。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我国加快了法制建设的步伐，但与受到传统法制思想影响的民众来说，就会出现民众的现代法治意识跟不上、较薄弱的冲突和法治素养整体较低的现状及问题。
三、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的实践路径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众的法治意识较改革开放前已有显著提高，但就目前推动“依法治国”的法治化建设，民众的法治意识还跟不上法治建设进程。这一方面是有我国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新时代的特殊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也对我国推动法治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法治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以宪法至上的、非个人意志为尊的治理理念，要想其实现关键就是民众对于法治的普遍认可，即民众法治素养的提高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前提保证，只有全民族法治素养的提高才能实现国家现状化的健康过渡。本文通过文献查询及研究，认为我国民众已具备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程度还不高，民众的法制知识储备还不够，还没有达到对于法治的信仰，因此，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本文对提高民众法治素养的实践路径进行分析和探究，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来推动全民族法治素养的提高，具体来说：
（一）树立宪法权威和法律公信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国“议行合一”原则不同于西方契约论“三权分立”原则，我国立法法律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宪法是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同意，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西方的立法权由立法机关专门审议，其核心在于对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制衡，西方的宪法至上是对权力制约的体现，两者性质不同。我国宪法是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准则和目标，而基于我国受传统“人治”思想影响，需要重新重视宪法的地位，理顺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和价值，即在全民族内部树立起宪法权威和法律的公信力。
具体来看，树立宪法权威就是要坚持“依宪治国”，依照宪法、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来治理国家和公共事务。以宪法、法律形式确立的公民权利、义务、组织关系等等要以法律加以保障，宪法作为最高法律是“依法治国”实践的准绳，体现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其次，要加强民众对于宪法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宪法意识、宪法准绳、宪法标准是关键。通过组织的、非组织的形式进行宪法的宣传，例如设立宪法宣传日等，让民众拥有宪法意识。此外，要树立起法律的公信力，就是要提高司法人员的水平和司法能力。最接近民众社会生活的法律实践就是塑造、培养民众法制意识、法治素养的最佳时机，在处理一些突发性、热点事件时往往司法部门的选择和判断会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这从井喷式的网络舆论就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法律事件的关注的同时也是认识、了解或者说是学习法律及法律相关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司法部门的判断在实践中会对民众往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处理这种获得公共广泛关注的法律案件时，司法部门需要承担其责任和使命，持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好案件，从每一次的热点事件处理中逐渐树立起法律的公信力，这也是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它有利于推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有利于提高法律在民众社会实践中的引导价值。
（二）培养“法治”精神成为全民信仰
传统“人治”思想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法治相对应，儒家“以德治天下”的观念始终占据上风，民众对于法治的理解停留在“法制”层面，这体现出法治仍未成为一种全民思想。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建起“法治”国家，需要弘扬道德观念来推动社会发展。关于道德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正如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对于“平庸的恶”观点的提出，法律作为某种道德底线需要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和整合，道德引导人们向“善”的方向发展，法律阻止人们向“恶”的方向延伸，法律是必不可少的，但其需要道德来加以引导和制定以避免出现法律的滥用和“恶法”的出现。这就需要树立“法治”意识，树立起对普遍的正义的追求，法治思维是理性的、公正的、正义的价值观，法治素养的核心就是要树立起法治思维，从理性、公正、客观的角度对待社会生活的实践。 从理解到信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树立法治意识到培养“法治”成为一种信仰也是逐渐积累的过程。从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来看，民众信仰从神到君主、从人到技术，都具有时代的烙印，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同时，逐渐拥有个体意识、理性思维，人们需要有對个体多样性获得尊重和保护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指民众需要树立起对“法治”的信仰，让法治的思维来引导社会生活及实践。目前有学者认为今后我国发展必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主导来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本文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带有一定时代的特征，但保证人本身的生存权利和多样性权利应是与时代同步的要求，这些应该是作为拥有有限理性的人类所达成的共识。“法治”是保障这种基本的、普遍共识的权利一种正义，这种正义是普遍的、普世的，它不以具体的法律条文为内涵，而是以超越具体限定文字内涵的以维护一种普遍的正义观。因此，让“法治”成一种追求的信仰有必要性。
（三）推动法治建设走进社会生活
推动我国法治建设步伐关键还是要提高民众的法治素养，而只有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法制实践案例公开审理过程中才能让民众真正、逐渐培养起法治意识、提高法治素养。理论需要实践来论证，法治素质提高需要具体法律知识学习、案例实践分析来完善。从法律知识宣传推广途径、方式选择角度来看，可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力量和形式，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法律知识的有效普及和全面普及。以受社会高度关注的“滴滴打车”事件在新浪微博上引发的网络舆论为例，作为一个明显涉及法律的案件，其在发生后的短短几天，就在以微博为主流新媒体上引起巨大热议。在开放的网络社会中，个体观点被无限放大，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好这类事件，往往会造成巨大的舆论争议，也会使得脆弱的大众网民受到别有用心者的利用和鼓动。在此类法律实践中，涉及到的是民众的社会生活实践而不是空洞的理论知识，所以更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公开、透明、公正法律处理过程和程序，不仅有效解决问题也能在民众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加深对于法制建设的理解、法律知识的普及、法治素养的提升，更能树立起法律的公信力，这对于推进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价值。
此外，在丰富民众法制宣传路径的同时，需要加强法律法规体系自身的建设和完善。如前所述，建立起完整、具体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是当前我国在转型期推动法制建设的第一步，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总体上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原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及规章制度已经不能适用于当前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实践；二是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自身的建设还不健全，体系的运作和配套制度、规章还存在问题及有待完善。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需要有一个相对宏观完整、微观具体的、完善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健全的法律法规还需要执法人员的严格执法，才能达到全民守法的预期。即指要重视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执行效果，一方面要对执法人员正当权益进行保障，以使其不因外在物资影响其执法判断；另一方面需要对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进行培养、法律知识进行培训，不能让在一线执法人员将非法知识、行为传递给民众。同时也要保证司法者的相对“独立。作为法律最终裁决者的司法部门是维护法律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法律维护者，保证司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司法人员的独立审判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树立法治国家理念，就要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这是一个逐渐完善而漫长的过程，但推进法制建设进程也是促进民众法治意识提高的过程。当前我国进入新时代，面临更多来自各个领域的不同问题和挑战，确实需要用法治思想来推动社会进入并适应现代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时代挑战也是改革革新进入新阶段的机遇，把握好时代变化的节奏才能实现中国繁荣复兴梦。因此，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就要让法治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信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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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博.简论我国法治国家的构建[D].云南师范大学，2007.
[3] 梁立华.浅谈我国的司法独立[J]. 法制与社会，2009（10）.
作者简介：王丹（1993—），女，汉族，安徽合肥市人，学生，硕士研究生，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方向：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