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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学借用语言做材料，美术借用色彩做材料，那么音乐则借用有节奏旋律的音符来做材料，通过活的音响来对人们的感官发生效应，表达主旨。
艺术，通过一定符号媒介（语言、文字、色彩、线条、音响等）的时空领域来实现其表现社会和主题情绪的智能，使欣赏者的心灵从审美感受中得到净化和升华。由于美的价值具备多样性，艺术的表现对象也是极为广泛多样的。艺术各门类不可能表现社会和自然的一切，必须要在自身特征的限制范围内，竭尽全力地强调被限制范围内的一面，表现自身存在的天地里强大的生命力，进行扬长避短的挣扎，以实现其最大限度的自由。大诗人歌德说得好：“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自由！”
音乐，作为一门沟通人们心灵的艺术，一种无需翻译的国际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无法替代的角色。如果说文学借用语言做材料，美术借用色彩做材料，那么音乐则借用有节奏旋律的音符来做材料，通过活的音响来对人们的感官发生效应，表达主旨。孔子曾经提出了音乐能够移风易俗、净化心灵的理论。美国著名女美学家苏珊·格朗从音乐美学角度提出，音乐与别的艺术样式一样都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的宏论，是可喜的。
然而，早在战国时代，出身贫寒的墨子撰写著名的《非乐》来竭力否定音乐的作用。100多年后，荀子读到此文，立即著述《乐论》专文，针对《非乐》予以严厉辩驳。今天读来仍余味无穷。
墨子说：“夫仁者之为天下度（考虑）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不为乐也”，为的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力，是故墨子曰：乐非也。”墨子认为，从乐器设备到音乐演唱，都是剥夺民财民力而来。然而，他只见到问题的一面，却没有见到有益于国家民族民众的另一面。于是，他的结论是：“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上惧怕音乐，并不知道那些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有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教化功能，居然要求禁止音乐，可谓是惊世奇谈怪论。
而荀子作《乐论》专文，逐一批驳墨子论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前人前进了一步。他说：“夫乐者，乐（愉悦）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生硬，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数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这就是说人在衣食住行上得到满足之外，还需要从精神上的享受这个视角来看待音乐欣赏之必要性。他又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天下之大齐（同）也，中和之纪（纲纪）也。”这里说的是音乐的教化作用，并列举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乡里族长同听音乐能产生中和吉祥美德，走向天下大同盛世。荀子还认为，较之于美术、文学等而言，音乐具有特殊的“入人也速”，“化人也深”的感染人心的功能，极易使听者“心悲”、“心伤”、“心庄”，在短时间内对整个社会民情风俗乃至国家安危产生了强大影响。“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反复批评墨子的“非乐”，强调统治者应该“正其乐”，充分利用音乐教化民众，这对后世音乐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音乐具有速度、力度、节奏、音高四种元素，在理论上都有一定的域值，但实际上界限并不很明确，因为也具有非固定化的功能。法国19世纪美学家丹纳对音乐的优越性有真知灼见，他说音乐的优越性在于其对象是“心灵的微妙与国民的感觉，渺茫而漫无限制的期望”。一方面，“组成音乐的成分多少近于呐喊，而呐喊是情感最天然、最直接、最完全的表现，能震撼我们的肉体，立刻引起我们不由自主的同情”。另一方面，“音乐比别的艺术更宜于表现漂浮不定的思想”，因而，音乐易于“走出本乡，普及欧洲与世界”（《艺术哲学》）。事实正是如此。诚如列宁所说，工人唱着《国际歌》，到处可以找到朋友和知己，因为这首歌所表达的内涵易为无产阶级所感受。40多年前诞生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20多年前在台北市演出，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沉的题旨使听众如痴如狂，轰动台岛。古曲《春江花月夜》，弹出了从月升到月落的人生离别之情，而现代的《二泉映月》（阿炳作品），用二胡独奏表现月夜的冷涩、凄凉、委婉之情，也别有一番风韵，赢得世界人民的好评。一曲《松花江上》，唤起人们对东北沦陷区同胞的思念。一曲《马赛曲》，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法中两国各自的国歌，牵动着民族之魂。一曲《让友谊地久天长》，歌颂着人间纯真的友谊。
的确，任何艺术家为了享受到表达无限精神的欢愉，就必须获得一种能够给没有界限的自然划出界限的本领——突破某方面的限制，获取创造的自由权。音乐疗法的开始流行可谓是一个重大突破的有益尝试。我国于1984年在湖南马王堆辽阳月建立了第一所心理音乐治疗室，对几十种疾病取得了疗效。例如，催眠可选用《二泉映月》、《仲夏夜之梦》，镇静选用《春江花月夜》、《小桃红》，解忧选用《喜洋洋》、《金蛇狂舞》，促进食欲用《花好月圆》等，发挥了音乐的潜在用途。
限制与自由，是哲学上对立的命题，两者相辅相成。在限制中享受自由，又在突破限制中争得更大自由，却形成了新的限制，进程模式如：“A—B—A’—B’……”从艺术史考察，艺术各门类在其自身纵向发展中，会遇到某些障碍，阻抑其向前流动发展或改变其流向。就文学看，“四言敞而有楚辞，楚辞敞而有五言，五言敞而有七言。古诗敞而有律绝，律绝敞而有词”（王国维：《人间词话》）。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诞生了电影和电视。电影由无声到有声，由黑白到彩色，由窄银幕到全景式银幕。而音乐由最初的原始状态进而到个人哼唱，并登堂入室。作为音乐第二生命——乐器的不断变革与各民族的交流互补，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诞生的电子音乐，使音乐进入新的时代，但也总丢不了音乐由来已久的传统精华。
鲁迅说过：“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要承受着先前的遗产。”这就要求音乐家们立足本国本民族，创造出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才能打入世界，为全人类所接受所共享。
奇妙的音乐是任何别的什么艺术门类代替不了的。
艺术，通过一定符号媒介（语言、文字、色彩、线条、音响等）的时空领域来实现其表现社会和主题情绪的智能，使欣赏者的心灵从审美感受中得到净化和升华。由于美的价值具备多样性，艺术的表现对象也是极为广泛多样的。艺术各门类不可能表现社会和自然的一切，必须要在自身特征的限制范围内，竭尽全力地强调被限制范围内的一面，表现自身存在的天地里强大的生命力，进行扬长避短的挣扎，以实现其最大限度的自由。大诗人歌德说得好：“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自由！”
音乐，作为一门沟通人们心灵的艺术，一种无需翻译的国际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无法替代的角色。如果说文学借用语言做材料，美术借用色彩做材料，那么音乐则借用有节奏旋律的音符来做材料，通过活的音响来对人们的感官发生效应，表达主旨。孔子曾经提出了音乐能够移风易俗、净化心灵的理论。美国著名女美学家苏珊·格朗从音乐美学角度提出，音乐与别的艺术样式一样都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的宏论，是可喜的。
然而，早在战国时代，出身贫寒的墨子撰写著名的《非乐》来竭力否定音乐的作用。100多年后，荀子读到此文，立即著述《乐论》专文，针对《非乐》予以严厉辩驳。今天读来仍余味无穷。
墨子说：“夫仁者之为天下度（考虑）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不为乐也”，为的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力，是故墨子曰：乐非也。”墨子认为，从乐器设备到音乐演唱，都是剥夺民财民力而来。然而，他只见到问题的一面，却没有见到有益于国家民族民众的另一面。于是，他的结论是：“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上惧怕音乐，并不知道那些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有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教化功能，居然要求禁止音乐，可谓是惊世奇谈怪论。
而荀子作《乐论》专文，逐一批驳墨子论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前人前进了一步。他说：“夫乐者，乐（愉悦）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生硬，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数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这就是说人在衣食住行上得到满足之外，还需要从精神上的享受这个视角来看待音乐欣赏之必要性。他又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天下之大齐（同）也，中和之纪（纲纪）也。”这里说的是音乐的教化作用，并列举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乡里族长同听音乐能产生中和吉祥美德，走向天下大同盛世。荀子还认为，较之于美术、文学等而言，音乐具有特殊的“入人也速”，“化人也深”的感染人心的功能，极易使听者“心悲”、“心伤”、“心庄”，在短时间内对整个社会民情风俗乃至国家安危产生了强大影响。“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反复批评墨子的“非乐”，强调统治者应该“正其乐”，充分利用音乐教化民众，这对后世音乐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音乐具有速度、力度、节奏、音高四种元素，在理论上都有一定的域值，但实际上界限并不很明确，因为也具有非固定化的功能。法国19世纪美学家丹纳对音乐的优越性有真知灼见，他说音乐的优越性在于其对象是“心灵的微妙与国民的感觉，渺茫而漫无限制的期望”。一方面，“组成音乐的成分多少近于呐喊，而呐喊是情感最天然、最直接、最完全的表现，能震撼我们的肉体，立刻引起我们不由自主的同情”。另一方面，“音乐比别的艺术更宜于表现漂浮不定的思想”，因而，音乐易于“走出本乡，普及欧洲与世界”（《艺术哲学》）。事实正是如此。诚如列宁所说，工人唱着《国际歌》，到处可以找到朋友和知己，因为这首歌所表达的内涵易为无产阶级所感受。40多年前诞生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20多年前在台北市演出，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沉的题旨使听众如痴如狂，轰动台岛。古曲《春江花月夜》，弹出了从月升到月落的人生离别之情，而现代的《二泉映月》（阿炳作品），用二胡独奏表现月夜的冷涩、凄凉、委婉之情，也别有一番风韵，赢得世界人民的好评。一曲《松花江上》，唤起人们对东北沦陷区同胞的思念。一曲《马赛曲》，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法中两国各自的国歌，牵动着民族之魂。一曲《让友谊地久天长》，歌颂着人间纯真的友谊。
的确，任何艺术家为了享受到表达无限精神的欢愉，就必须获得一种能够给没有界限的自然划出界限的本领——突破某方面的限制，获取创造的自由权。音乐疗法的开始流行可谓是一个重大突破的有益尝试。我国于1984年在湖南马王堆辽阳月建立了第一所心理音乐治疗室，对几十种疾病取得了疗效。例如，催眠可选用《二泉映月》、《仲夏夜之梦》，镇静选用《春江花月夜》、《小桃红》，解忧选用《喜洋洋》、《金蛇狂舞》，促进食欲用《花好月圆》等，发挥了音乐的潜在用途。
限制与自由，是哲学上对立的命题，两者相辅相成。在限制中享受自由，又在突破限制中争得更大自由，却形成了新的限制，进程模式如：“A—B—A’—B’……”从艺术史考察，艺术各门类在其自身纵向发展中，会遇到某些障碍，阻抑其向前流动发展或改变其流向。就文学看，“四言敞而有楚辞，楚辞敞而有五言，五言敞而有七言。古诗敞而有律绝，律绝敞而有词”（王国维：《人间词话》）。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诞生了电影和电视。电影由无声到有声，由黑白到彩色，由窄银幕到全景式银幕。而音乐由最初的原始状态进而到个人哼唱，并登堂入室。作为音乐第二生命——乐器的不断变革与各民族的交流互补，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诞生的电子音乐，使音乐进入新的时代，但也总丢不了音乐由来已久的传统精华。
鲁迅说过：“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要承受着先前的遗产。”这就要求音乐家们立足本国本民族，创造出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才能打入世界，为全人类所接受所共享。
奇妙的音乐是任何别的什么艺术门类代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