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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康小时的时候，她还是姜婉思。
我盯着成绩单上的“康小时”三个字，以为是印错了。直到看完所有名字，才断定康小时就是姜婉思。我回头朝姜婉思的座位看看，她没在。我继续对着成绩单自言自语：“原来姜婉思还叫康小时啊！”说完一抬头，发现一圈人围着我。我一直把和我关系好的同學称作“我们这一圈人”。现在，这一圈人里除了我自己和姜婉思之外，都在围着我。当然，姜婉思依然没回到座位。
我问她们：“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了？”她们集体点头，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千万别问她为什么，也别当面叫她康小时，都是人家的伤心事啦……”我的右肩随后感到了一阵酸麻，我只记得她们当中谁把最后那个“啦”字拉得很长，不记得是谁一直按着我的右肩。我说：“康小时哪有姜婉思好听！”我说完，一圈人就散了。我又朝姜婉思的座位看看，还是没人。既然我们这一圈人都知道了，只有我不知道，那我肯定是“被”蒙在鼓里的。这还不够格说是怨恨，只是有点不舒服。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想想我和姜婉思友谊的开始。
我依然能够回忆起姜婉思画立方体的那个下午。那个下午，如果站在讲台上只能看见一片黑脑袋，我的黑脑袋是其中之一。我的耳朵告诉我，老师看腻了我们这些黑脑袋，高跟鞋开始敲击教室里仅有的两条狭窄过道。她说：“都好好琢磨琢磨题怎么做。”我的笔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旋转，然后它掉了，动静响亮。我听了话，真的一直在想：“这题怎么做啊？答案是多少啊？”我不仅脑袋里想，还反复嘟囔出来，如念经。
我没算出结果。简单的立方体和庞大的数据产生了某种其妙的反应，总不能画出来吧？姜婉思真的画出来了：她用一把12厘米刻度尺作图，已勾勒出十多个小立方体，旁边还标注了比例尺。她很快就要得出结果了，她笔下密密麻麻的立方体都是结果。欣赏姜婉思画出的结果即将成为我最大的乐趣。
“都没算出来？那我来给大家讲。”如果此时站在讲台上，可以看清楚每个人的脸，我的脸是其中之一，因为我把黑脑袋换了一个角度。
可是，我把结果说出来了。
“那你上来讲讲。”老师抽出了一支长粉笔。
“姜婉思算出来的。”我说。
姜婉思接过老师手中的长粉笔，上去了。黑板槽里杵着一副木质三角板，比我们平时用的大了数倍。姜婉思用其中一个三角板定好比例尺，执着地画着她的立方体。但她并不熟练，许多直线都画歪了。我觉得不如她本上画得顺眼，于是又瞥了瞥她的本。这个图要占用半壁黑板，或者说，一道复杂的填空题要占用半壁黑板，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好了好了，我们都看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师擦掉了那些歪歪扭扭的立方体，保留了结果。她说姜婉思画的不是出题人的意图，我们还是要“算”出结果。
我用红笔抄下了老师重新写在黑板上的步骤，并且做了重点标记。我看了看右边的姜婉思，姜婉思看了看左边的我。若干年后，我的数学知识只剩下了加减乘除，足以支撑正常生活，然而姜婉思画的那些歪歪扭扭的立方体还时常刺着我的眼。
我还想看看右边的姜婉思。
我始终没学会骑自行车，这还是因为姜婉思画立方体的那个下午。
讲完那道题就放学了。马路上已有无数辆自行车经过我，它们的主人和我穿着同样的校服。我由马路拐进一条寂静的巷子，回家。
姜婉思也在这条巷子里，她一捏闸，就连人带车停在我旁边。
“你家也住春江花月？”我家住春江花月小区，这条小巷是通往春江花月小区的唯一捷径。
“我家住西三教，可以骑车捎你一段。上来吗？”西三教的确离春江花月不远。姜婉思的书包放在前面的车筐里，我背着书包坐在后座上。书包坠得我整个身子向后仰，我担心自己栽下去，但这显然比一个人在巷子里踽踽独行好得多。
我在小区门口张望不远处的西三教，那里有西三教菜市场和拆了许久都没拆完的二层楼。“我早晨买菜，菜市场门口聚了一批人，拉着白条幅，好像是索要拆迁补偿款的……”吃晚饭时，我母亲对我父亲说。她不希望春江花月附近这唯一一个大型的菜市场也一起拆走。
我就是从那天起坐姜婉思的车放学、回家。
姜婉思喜欢骑快车，尤其在巷子里。我常觉得，在巷口眨一下眼的功夫就到了家。
我问姜婉思：“为什么骑那么快？”是在马路上，她以正常速度行驶时问的。
姜婉思没听清她身后的声音：“你说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骑那么快？”我放大了分贝。
“这还叫快？”姜婉思没有说话，可能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三五个男同学抢白。他们突然撞了我们，潇洒地在前面喊：“有本事追啊！”夹着几声呼哨。
姜婉思骑快了，在马路上。她说：“你坐好！”巷口就这样远去，我错过了熟悉的回家捷径。与此同时，姜婉思的自行车在“嘎吱嘎吱”响，我想到了一个词——散架。我必须要在散架前跳下来，回到巷口，回家。
“算了别追了我先下去了……”语速如风，姜婉思肯定没听见，但我只想跳下去。我跳下去，扭伤了脚。我不知道姜婉思的情况，也许比我伤得更重，也许我们开始不久的友谊就此终结。
我的脚第二天就好了，这让我愧疚和侥幸并存。如果姜婉思看见我一瘸一拐，就没有理由怪我中途下车。只是我不想让其他人也看见我一瘸一拐，只是我不想解释那个小插曲。
“放学一起走吗？可以骑车捎你一段。”姜婉思却没怪我，她传给我的纸条上写道。
我在纸条上加了个“好！”就像老师给我们批改作业——她看到谁的作业好，就要在批语之外加一个“好”字，并且在“好”字后面再加一个叹号，传达自己的激动之情。我其实更想画一个问号，我想问姜婉思我下车之后发生了什么，她有没有追上他们。
姜婉思没有“捎我一段”。她推着自行车，依然把自己的书包放在前面的车筐里。我把我的书包放在后座上，我们并排走。
我问：“不会再有人撞我们了吧？”这也是我那天当面对姜婉思说的第一句话。 她答：“当然。再也不会有人撞我们了。”
“……”
“那天，我追到十字路口，看见他们和对面来的车撞了。其实我跟他们都没看红绿灯，只是他们快了几秒。唉！要是不出意外，我是能追上的。”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我莫名其妙地背了这句话。
“……当他回首往事时既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姜婉思却把后面几句话接了下去。她继续说：“人都没事，就是自行车得好好修修。”
老师在上午大课间的时候找过姜婉思，没有追究谁先撞了谁、谁又追的谁，她明智地选择了“各打五十大板”。“本来就是他们撞的我们！老师还说，女孩应该文静点。她就是偏袒男生，女老师都这样！”
姜婉思告诉我，老师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们只是好奇老师如何得知了事情的经过。老师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秘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这也成了我和姜婉思共同保守的秘密，即使我们这一圈人也无权知晓。
我们在春江花月门口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姜婉思说，女老师都偏袒男生。很快我就发现姜婉思的结论并不严谨，因为老师单独给了她一箱饼干。时至今日，我也觉得应该用“箱”这个量词，虽然它的大小更接近一个普通鞋盒。放鞋只能放一双，但放饼干可以放无数——我当时就是这么衡量的。并且，此前我只听说过学生和家长单独给老师送礼物。
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坐姜婉思的自行车回家。姜婉思从办公室出来，拎着那箱饼干。她问我：“老师刚给的，一起吃吗？”我扫了饼干一眼，说：“老师给你的。”说完就走。姜婉思叫住我，她的话题转得有些突兀：“通向樓顶的门今天开了，你不上去看看吗？”我确实一直对楼顶充满好奇，越上不去，越觉得那是个空旷而神秘的所在。姜婉思的主意让我无法拒绝。我们一起上了楼顶。
楼顶上只有我、姜婉思，我的书包、姜婉思的书包，以及姜婉思的一箱饼干。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下看，有一瞬间我忘记了那箱饼干的存在。姜婉思起先跟我一起朝下看，不一会儿她就坐下了。我知道她要坐下来拆开那箱饼干，她没有一瞬间忘记了那箱饼干的存在。
“吃饼干吧！”她等我过去一起吃。我过去，坐下，伸手拿出一块，发现是一颗星星。我把星星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地嚼。
姜婉思伸手抓出一把，“全是星星”，她说。她和我一样，也把星星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地嚼。
“你不应该说老师偏袒男生，她只把饼干给了你一个人。”除了那天的事，我想不出任何理由。
“这是两回事。她才不是因为那件事给我饼干的！”
“那为什么？”
“……”姜婉思又抓出一把星星，都塞进嘴里。
“小心噎着，没人跟你抢！”我抓的星星比姜婉思少些。我们按照各自的节奏“咔嚓咔嚓”，然后再同时抓起一把，同时塞进嘴里，同时“咔嚓咔嚓”。最后，饼干的碎屑混合着唾液滞留在我的口腔中，我的牙床和喉咙都麻木了，嚼不动也咽不下。我相信姜婉思当时和我的感觉一样，因为我们同时翻出书包里的水。我们都没噎着，我们只是吃腻了、吃累了。
天色渐晚。临走时，姜婉思将一把星星从楼顶抛下。它们散开、触地、化为齑粉，也可以说它们随风而逝，因为我们甚至连触地的声音都听不到。
姜婉思把书包和剩下的饼干一起放在前面的车筐里，我还是背着书包坐在后座上。
我进家门时，母亲正剥蒜，剥好了就放进旁边的大玻璃罐里。她问我：“今天怎么回来晚了？”我告诉她学校有事。
“你爸也没回来。我还提醒他回来的路上买醋，等着炒菜、腌腊八蒜呢。”再过一星期就是腊八了，我仿佛才意识到外面的风很大。而半小时前，我正和姜婉思坐在学校的楼顶，就着冷风吃饼干。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只想站在暖气旁。
当晚的醋溜土豆丝流露着不同于以往的口感和味道。按照我母亲的说法，这土豆不是从西三教菜市场买的，我们不太适应：“西三教的事闹大了，听说都出人命了……抗议的抗议，瞧热闹的瞧热闹，谁还有心思卖菜啊……菜市场是没法去了，咱小区的人以后要买菜，要么起早点赶早市，要么走远点去超市……今天这土豆、蒜，都是我从超市买的……”母亲的话我听得心不在焉，它们断断续续传到我的耳朵里，大致是这样的意思。
“你同学家不就住西三教吗？是不是叫姜婉思的那个同学？”我父亲突然问我。我常在家提起姜婉思，但是听父亲念出这个名字时，我还是觉得别扭，就像当时吃的醋溜土豆丝一样别扭。
“是姜婉思。不过从来没听她说过什么出人命的事啊。之前不是总说城中村改造之后，西三教每家能分好几套房子吗！”春江花月始终是平静的，我实在无法相信自家小区附近能闹出人命。
“跟你同学说，让她回家注意安全。还有，以后学校没事就早点回家。”我母亲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对我说“放学早点回家”。今天我回来晚了，还说“学校有事”，于是我母亲又开始强调“学校没事就早点回家。”她担心我，也担心蒜：“今年腌的腊八蒜不知道能不能绿，超市卖的蒜不如菜市场的好。”
我盯着那个盛满了蒜的大玻璃罐，蒜瓣留下的空隙都由米醋填充。在米醋的映衬下，更显得蒜白如玉。我期待一星期之后白玉能够变成翡翠。
一星期之后，姜婉思成为了康小时，白玉却没有变成翡翠。
我没有对姜婉思说过“回家注意安全”之类的话，也不知道会不会对康小时说。
“看看，超市卖的蒜就是不如菜市场的好！”腊八了，我母亲拧开盖子，从玻璃罐里夹出几瓣蒜，放在白色的小碟里。
蒜白如玉。
我们这一圈人一起跑步。我们站成一排，互相搭着彼此的肩，也堵住了跑道。我右边是康小时。
我们当然还是叫她姜婉思。我听到姜婉思这三个字，就像吃了那天的醋溜土豆丝一样别扭。这几天，我不再和姜婉思一起回家，甚至故意绕远路避开那条巷子。我只想避开康小时。
当我们这一圈人在一起时，我无法再避开康小时。跑完一圈，康小时看看左边的我，我看看右边的康小时。我们一起散步，以极慢的速度。我注意到她穿了一双颜色鲜亮的鞋，该是新买的。我说：“这双鞋好漂亮。”康小时说话时鼻音很重：“嗯，还行吧。”
“我今天没骑车子，放学后一起走吧。”天越来越冷了，想来在冷风中骑快车殊非易事。
“不了。我想走快点，七点之前到家。”我终于将母亲的话转告给了康小时：“我妈说，最近西三教不太平，你自己回家注意安全。”如果当时康小时提出骑自行车带我回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就不会拒绝了吧？”我后来无数次地想。
我拒绝了康小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康小时拒绝了我。康小时永远地拒绝了我。
期末了，我们这一圈人开始讨论寒假计划。康小时只听我们讲，自己从来不说。哪怕我们问她，她也总是一句“不知道，还没想好”。我感觉康小时的眼睛是肿的。期末了，用功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新的成绩单上没有姜婉思，也没有康小时，而是少了一个人。她的桌子空了，老师说她们家搬到了甘肃天水——这个陌生的地名只能让我联想到狭长的河西走廊。我朝那个空座位看了看。我们这一圈人又围住了我，这次她们也不知道了，我从她们吃惊的表情中能看出来。我冲她们摇了摇头，然后我们一起摇了摇头。我曾经和姜婉思在春江花月门口拉钩保密：“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尽管她还有无数的秘密瞒着我这个最亲近的朋友。只有老师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秘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人离世后就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当我和姜婉思在楼顶吃饼干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种说法。那天晚上有没有星星我没注意，但我想是没有的，因为星星都被我们俩吃了。
我盯着成绩单上的“康小时”三个字，以为是印错了。直到看完所有名字，才断定康小时就是姜婉思。我回头朝姜婉思的座位看看，她没在。我继续对着成绩单自言自语：“原来姜婉思还叫康小时啊！”说完一抬头，发现一圈人围着我。我一直把和我关系好的同學称作“我们这一圈人”。现在，这一圈人里除了我自己和姜婉思之外，都在围着我。当然，姜婉思依然没回到座位。
我问她们：“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了？”她们集体点头，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千万别问她为什么，也别当面叫她康小时，都是人家的伤心事啦……”我的右肩随后感到了一阵酸麻，我只记得她们当中谁把最后那个“啦”字拉得很长，不记得是谁一直按着我的右肩。我说：“康小时哪有姜婉思好听！”我说完，一圈人就散了。我又朝姜婉思的座位看看，还是没人。既然我们这一圈人都知道了，只有我不知道，那我肯定是“被”蒙在鼓里的。这还不够格说是怨恨，只是有点不舒服。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想想我和姜婉思友谊的开始。
我依然能够回忆起姜婉思画立方体的那个下午。那个下午，如果站在讲台上只能看见一片黑脑袋，我的黑脑袋是其中之一。我的耳朵告诉我，老师看腻了我们这些黑脑袋，高跟鞋开始敲击教室里仅有的两条狭窄过道。她说：“都好好琢磨琢磨题怎么做。”我的笔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旋转，然后它掉了，动静响亮。我听了话，真的一直在想：“这题怎么做啊？答案是多少啊？”我不仅脑袋里想，还反复嘟囔出来，如念经。
我没算出结果。简单的立方体和庞大的数据产生了某种其妙的反应，总不能画出来吧？姜婉思真的画出来了：她用一把12厘米刻度尺作图，已勾勒出十多个小立方体，旁边还标注了比例尺。她很快就要得出结果了，她笔下密密麻麻的立方体都是结果。欣赏姜婉思画出的结果即将成为我最大的乐趣。
“都没算出来？那我来给大家讲。”如果此时站在讲台上，可以看清楚每个人的脸，我的脸是其中之一，因为我把黑脑袋换了一个角度。
可是，我把结果说出来了。
“那你上来讲讲。”老师抽出了一支长粉笔。
“姜婉思算出来的。”我说。
姜婉思接过老师手中的长粉笔，上去了。黑板槽里杵着一副木质三角板，比我们平时用的大了数倍。姜婉思用其中一个三角板定好比例尺，执着地画着她的立方体。但她并不熟练，许多直线都画歪了。我觉得不如她本上画得顺眼，于是又瞥了瞥她的本。这个图要占用半壁黑板，或者说，一道复杂的填空题要占用半壁黑板，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好了好了，我们都看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师擦掉了那些歪歪扭扭的立方体，保留了结果。她说姜婉思画的不是出题人的意图，我们还是要“算”出结果。
我用红笔抄下了老师重新写在黑板上的步骤，并且做了重点标记。我看了看右边的姜婉思，姜婉思看了看左边的我。若干年后，我的数学知识只剩下了加减乘除，足以支撑正常生活，然而姜婉思画的那些歪歪扭扭的立方体还时常刺着我的眼。
我还想看看右边的姜婉思。
我始终没学会骑自行车，这还是因为姜婉思画立方体的那个下午。
讲完那道题就放学了。马路上已有无数辆自行车经过我，它们的主人和我穿着同样的校服。我由马路拐进一条寂静的巷子，回家。
姜婉思也在这条巷子里，她一捏闸，就连人带车停在我旁边。
“你家也住春江花月？”我家住春江花月小区，这条小巷是通往春江花月小区的唯一捷径。
“我家住西三教，可以骑车捎你一段。上来吗？”西三教的确离春江花月不远。姜婉思的书包放在前面的车筐里，我背着书包坐在后座上。书包坠得我整个身子向后仰，我担心自己栽下去，但这显然比一个人在巷子里踽踽独行好得多。
我在小区门口张望不远处的西三教，那里有西三教菜市场和拆了许久都没拆完的二层楼。“我早晨买菜，菜市场门口聚了一批人，拉着白条幅，好像是索要拆迁补偿款的……”吃晚饭时，我母亲对我父亲说。她不希望春江花月附近这唯一一个大型的菜市场也一起拆走。
我就是从那天起坐姜婉思的车放学、回家。
姜婉思喜欢骑快车，尤其在巷子里。我常觉得，在巷口眨一下眼的功夫就到了家。
我问姜婉思：“为什么骑那么快？”是在马路上，她以正常速度行驶时问的。
姜婉思没听清她身后的声音：“你说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骑那么快？”我放大了分贝。
“这还叫快？”姜婉思没有说话，可能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三五个男同学抢白。他们突然撞了我们，潇洒地在前面喊：“有本事追啊！”夹着几声呼哨。
姜婉思骑快了，在马路上。她说：“你坐好！”巷口就这样远去，我错过了熟悉的回家捷径。与此同时，姜婉思的自行车在“嘎吱嘎吱”响，我想到了一个词——散架。我必须要在散架前跳下来，回到巷口，回家。
“算了别追了我先下去了……”语速如风，姜婉思肯定没听见，但我只想跳下去。我跳下去，扭伤了脚。我不知道姜婉思的情况，也许比我伤得更重，也许我们开始不久的友谊就此终结。
我的脚第二天就好了，这让我愧疚和侥幸并存。如果姜婉思看见我一瘸一拐，就没有理由怪我中途下车。只是我不想让其他人也看见我一瘸一拐，只是我不想解释那个小插曲。
“放学一起走吗？可以骑车捎你一段。”姜婉思却没怪我，她传给我的纸条上写道。
我在纸条上加了个“好！”就像老师给我们批改作业——她看到谁的作业好，就要在批语之外加一个“好”字，并且在“好”字后面再加一个叹号，传达自己的激动之情。我其实更想画一个问号，我想问姜婉思我下车之后发生了什么，她有没有追上他们。
姜婉思没有“捎我一段”。她推着自行车，依然把自己的书包放在前面的车筐里。我把我的书包放在后座上，我们并排走。
我问：“不会再有人撞我们了吧？”这也是我那天当面对姜婉思说的第一句话。 她答：“当然。再也不会有人撞我们了。”
“……”
“那天，我追到十字路口，看见他们和对面来的车撞了。其实我跟他们都没看红绿灯，只是他们快了几秒。唉！要是不出意外，我是能追上的。”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我莫名其妙地背了这句话。
“……当他回首往事时既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姜婉思却把后面几句话接了下去。她继续说：“人都没事，就是自行车得好好修修。”
老师在上午大课间的时候找过姜婉思，没有追究谁先撞了谁、谁又追的谁，她明智地选择了“各打五十大板”。“本来就是他们撞的我们！老师还说，女孩应该文静点。她就是偏袒男生，女老师都这样！”
姜婉思告诉我，老师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们只是好奇老师如何得知了事情的经过。老师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秘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这也成了我和姜婉思共同保守的秘密，即使我们这一圈人也无权知晓。
我们在春江花月门口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姜婉思说，女老师都偏袒男生。很快我就发现姜婉思的结论并不严谨，因为老师单独给了她一箱饼干。时至今日，我也觉得应该用“箱”这个量词，虽然它的大小更接近一个普通鞋盒。放鞋只能放一双，但放饼干可以放无数——我当时就是这么衡量的。并且，此前我只听说过学生和家长单独给老师送礼物。
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坐姜婉思的自行车回家。姜婉思从办公室出来，拎着那箱饼干。她问我：“老师刚给的，一起吃吗？”我扫了饼干一眼，说：“老师给你的。”说完就走。姜婉思叫住我，她的话题转得有些突兀：“通向樓顶的门今天开了，你不上去看看吗？”我确实一直对楼顶充满好奇，越上不去，越觉得那是个空旷而神秘的所在。姜婉思的主意让我无法拒绝。我们一起上了楼顶。
楼顶上只有我、姜婉思，我的书包、姜婉思的书包，以及姜婉思的一箱饼干。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下看，有一瞬间我忘记了那箱饼干的存在。姜婉思起先跟我一起朝下看，不一会儿她就坐下了。我知道她要坐下来拆开那箱饼干，她没有一瞬间忘记了那箱饼干的存在。
“吃饼干吧！”她等我过去一起吃。我过去，坐下，伸手拿出一块，发现是一颗星星。我把星星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地嚼。
姜婉思伸手抓出一把，“全是星星”，她说。她和我一样，也把星星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地嚼。
“你不应该说老师偏袒男生，她只把饼干给了你一个人。”除了那天的事，我想不出任何理由。
“这是两回事。她才不是因为那件事给我饼干的！”
“那为什么？”
“……”姜婉思又抓出一把星星，都塞进嘴里。
“小心噎着，没人跟你抢！”我抓的星星比姜婉思少些。我们按照各自的节奏“咔嚓咔嚓”，然后再同时抓起一把，同时塞进嘴里，同时“咔嚓咔嚓”。最后，饼干的碎屑混合着唾液滞留在我的口腔中，我的牙床和喉咙都麻木了，嚼不动也咽不下。我相信姜婉思当时和我的感觉一样，因为我们同时翻出书包里的水。我们都没噎着，我们只是吃腻了、吃累了。
天色渐晚。临走时，姜婉思将一把星星从楼顶抛下。它们散开、触地、化为齑粉，也可以说它们随风而逝，因为我们甚至连触地的声音都听不到。
姜婉思把书包和剩下的饼干一起放在前面的车筐里，我还是背着书包坐在后座上。
我进家门时，母亲正剥蒜，剥好了就放进旁边的大玻璃罐里。她问我：“今天怎么回来晚了？”我告诉她学校有事。
“你爸也没回来。我还提醒他回来的路上买醋，等着炒菜、腌腊八蒜呢。”再过一星期就是腊八了，我仿佛才意识到外面的风很大。而半小时前，我正和姜婉思坐在学校的楼顶，就着冷风吃饼干。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只想站在暖气旁。
当晚的醋溜土豆丝流露着不同于以往的口感和味道。按照我母亲的说法，这土豆不是从西三教菜市场买的，我们不太适应：“西三教的事闹大了，听说都出人命了……抗议的抗议，瞧热闹的瞧热闹，谁还有心思卖菜啊……菜市场是没法去了，咱小区的人以后要买菜，要么起早点赶早市，要么走远点去超市……今天这土豆、蒜，都是我从超市买的……”母亲的话我听得心不在焉，它们断断续续传到我的耳朵里，大致是这样的意思。
“你同学家不就住西三教吗？是不是叫姜婉思的那个同学？”我父亲突然问我。我常在家提起姜婉思，但是听父亲念出这个名字时，我还是觉得别扭，就像当时吃的醋溜土豆丝一样别扭。
“是姜婉思。不过从来没听她说过什么出人命的事啊。之前不是总说城中村改造之后，西三教每家能分好几套房子吗！”春江花月始终是平静的，我实在无法相信自家小区附近能闹出人命。
“跟你同学说，让她回家注意安全。还有，以后学校没事就早点回家。”我母亲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对我说“放学早点回家”。今天我回来晚了，还说“学校有事”，于是我母亲又开始强调“学校没事就早点回家。”她担心我，也担心蒜：“今年腌的腊八蒜不知道能不能绿，超市卖的蒜不如菜市场的好。”
我盯着那个盛满了蒜的大玻璃罐，蒜瓣留下的空隙都由米醋填充。在米醋的映衬下，更显得蒜白如玉。我期待一星期之后白玉能够变成翡翠。
一星期之后，姜婉思成为了康小时，白玉却没有变成翡翠。
我没有对姜婉思说过“回家注意安全”之类的话，也不知道会不会对康小时说。
“看看，超市卖的蒜就是不如菜市场的好！”腊八了，我母亲拧开盖子，从玻璃罐里夹出几瓣蒜，放在白色的小碟里。
蒜白如玉。
我们这一圈人一起跑步。我们站成一排，互相搭着彼此的肩，也堵住了跑道。我右边是康小时。
我们当然还是叫她姜婉思。我听到姜婉思这三个字，就像吃了那天的醋溜土豆丝一样别扭。这几天，我不再和姜婉思一起回家，甚至故意绕远路避开那条巷子。我只想避开康小时。
当我们这一圈人在一起时，我无法再避开康小时。跑完一圈，康小时看看左边的我，我看看右边的康小时。我们一起散步，以极慢的速度。我注意到她穿了一双颜色鲜亮的鞋，该是新买的。我说：“这双鞋好漂亮。”康小时说话时鼻音很重：“嗯，还行吧。”
“我今天没骑车子，放学后一起走吧。”天越来越冷了，想来在冷风中骑快车殊非易事。
“不了。我想走快点，七点之前到家。”我终于将母亲的话转告给了康小时：“我妈说，最近西三教不太平，你自己回家注意安全。”如果当时康小时提出骑自行车带我回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就不会拒绝了吧？”我后来无数次地想。
我拒绝了康小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康小时拒绝了我。康小时永远地拒绝了我。
期末了，我们这一圈人开始讨论寒假计划。康小时只听我们讲，自己从来不说。哪怕我们问她，她也总是一句“不知道，还没想好”。我感觉康小时的眼睛是肿的。期末了，用功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新的成绩单上没有姜婉思，也没有康小时，而是少了一个人。她的桌子空了，老师说她们家搬到了甘肃天水——这个陌生的地名只能让我联想到狭长的河西走廊。我朝那个空座位看了看。我们这一圈人又围住了我，这次她们也不知道了，我从她们吃惊的表情中能看出来。我冲她们摇了摇头，然后我们一起摇了摇头。我曾经和姜婉思在春江花月门口拉钩保密：“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尽管她还有无数的秘密瞒着我这个最亲近的朋友。只有老师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秘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人离世后就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当我和姜婉思在楼顶吃饼干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种说法。那天晚上有没有星星我没注意，但我想是没有的，因为星星都被我们俩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