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中古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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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古巴共和国宣布正式建交,50多年过去了,当年中古建交的亲历者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我从1959年4月起随孔迈赴古巴采访,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近七年,直到1965年12月离开哈瓦那回到新华社总社,是中古建交全过程的亲历者之一。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也是事件的记录者,我把这件重要外交事件过程讲述出来,以飨读者。
  1960年1月1日,毛主席应古巴《革命报》社长弗朗基的要求,以个人名义发出了祝贺古巴革命胜利一周年的贺电,这完全是史无前例的做法。1960年5月30日,毛主席致信卡斯特罗,信中对古巴革命给予高度评价: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英雄的古巴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独裁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你们又英勇地抗击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进行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繁荣民族经济所必需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全世界争取和平和进步的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从你们胜利的斗争中,大大增强了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信中表示:中国人民和我本人,一直非常关心您所领导的古巴人民革命斗争。长期生活在革命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对于你们的斗争,感到特别亲切。相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相互支持、相互鼓舞的。你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进步和胜利,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你们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每一次侵略、轰炸和破坏,都使我们极其愤怒。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是共患难的战友。我们将继续用自己的胜利斗争和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来支持你们的正义   事业。
  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随着中国人民对古巴的了解加深,中古之间的民间、半官方乃至官方的代表团互访频繁。在古巴还成立了古中文化协会(古中友好协会的前身)。随着美国对古巴经济封锁加重,中古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1959年12月,中古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60年7月15日,两国关系迈出重要一步:中国政府派遣了以卢绪章为团长的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双方于7月23日在哈瓦那签订了为期五年的贸易和支付协定、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以及文化合作协定,并宣布中国将每年从古巴购买食糖50万吨,而古巴除了向中国购买大米外,还将购买数十种古巴迫切需要的商品。这对古中双方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古巴的物资匮乏,另一方面,古巴也给中国以技术援助,如提供了建立完整的现代化炼油厂的技术资料,该技术一直被我国应用于大庆油田。
  中古以特殊的方式建交
  这段时期,古巴一直保持着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 并没有和中国建交,但两国的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原因何在呢?这就涉及中古建交的特殊方式,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姚臻在其中所作出的贡献。
  1959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姚臻率领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古巴。22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自由哈瓦那旅馆大厅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孔迈和我也参加了招待会,姚臻和卡斯特罗进行了简短而又巧妙的交谈。姚臻问卡斯特罗:“敬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赞扬并且密切关注古巴革命的发展。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希望是什么呢?”卡斯特罗回答:“我们支持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掌握他们命运和实现他们愿望的斗争。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在争取经济独立中有共同的需要,古巴大部分人民支持这种需要,我希望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第二天,古巴革命武装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私下接见了中国新闻代表团。他向姚臻提出:请转达中国,古巴目前还不能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断交”,但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派一位负责干部先到古巴进行联系工作。在古巴将来赶走国民党当局“大使”之后,条件成熟时,就可以在古巴建立中国大使馆。
  为什么当时古巴不能立即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断交”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古巴方面内部有分歧。当时,古巴临时政府内部右翼的势力尤其是反共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就在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古巴前夕的7月17日,古巴发生了人民群众逼迫临时政府总统、右派分子乌鲁蒂亚下台,政府改组的事件,其间,古巴空军司令竟然驾机逃往美国。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因素。当时古巴起义军为了争取时间,巩固革命的成果,从策略上考虑,就要求尽量延迟与美国翻脸的时间,为此,他们要保持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关系”,不与“共产党国家建交”。
  姚臻回国后,把这一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汇报。中央非常重视,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要派一个公使级的干部去。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就开始物色可以派去古巴的人选。到了1959年10月,在上海市政府找到了两个比较适合的人:一个是张春桥,另一个是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外事办副主任的曾涛(这是后来曾涛对我说的——口述者注),经研究最后定下来派曾涛去。1960年3月中旬,曾涛和俞成仁抵达古巴。曾涛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华社分社社长。他们到达古巴后,立即开展活动,为中古两国的交往做了不少工作,这就相当于在古巴国内有了一个非正式的中国官方代表团,中古两国建交也被排上议事日程,只是还欠缺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另外,还需双方商定采取一个比较合适的建交方式。不过很快,这个时机就
  来了。
  1960年8月28日,美洲国家组织圣约瑟外长会议在美国的指使下,通过一个针对古巴的宣言,宣称:因为中国和苏联都在与古巴发展关系,美洲大陆正在受到来自大陆以外的中国和苏联的“威胁”,而泛美体系与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是不相容的,因此要求古巴遵守泛美体系的所谓“共同纪律”。
  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美洲国家组织的干涉,古巴政府决定于9月2日下午,在哈瓦那革命广场召开古巴人民全国大会,孔迈和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被邀请参加,并坐在离卡斯特罗讲话的讲台约四米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政府立即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散会后,我用西班牙文把会议的盛况发往国内,标题是《古巴百万人大会宣布与中国建交》,描写了当时会议召开的过程:
  一百万古巴人民今天下午怀着愤怒的心情在这里的革命广场举行了支持革命、反对外国侵略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强烈谴责美国强迫美洲国家组织通过干涉古巴的决议。大会同时在它通过的《哈瓦那宣言》决定:古巴立即断绝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一切关系,并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今天的集会是对美国控制的美洲国家组织圣约瑟外长会议的直接回答,这次外长会议通过了臭名远扬的反对古巴和污蔑苏联、中国的《圣约瑟宣言》。
  参加人民集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民兵和其他各界人民。群众愤怒地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圣约瑟宣言》!”“古巴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万岁!”“拉丁美洲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在会上宣读了世界各国人民声援古巴人民的电报,其中包括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电报。这些电报博得群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卡斯特罗在讲话中重申古巴政府接受早先苏联宣布的万一古巴遭到侵略时愿对古巴提供的援助。卡斯特罗还庄严宣布:“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愿意在古巴遭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时援助我们,古巴也接受中国的援助。”他当即宣布:从现在起,古巴断绝它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一切关系,并且要求人们决定是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时,全场群众发出了暴风雨般的呼声“赞成!赞成!赞成!”工人、农民把他们的帽子和宽边草帽掷向天空,表示热烈拥护卡斯特罗宣布的这个决定。   卡斯特罗总理谴责美国召开圣约瑟外长会议时企图使美国对古巴的干涉合法化。他说,参加外长会议的各国代表并不代表他们本国的人民,如果他们果真代表人民的话,“那么他们绝不会宣布去反对一个美洲国家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所有兄弟国家的人民”。卡斯特罗总理当着百万群众的面,立即把臭名远扬的《圣约瑟宣言》撕成碎片。
  卡斯特罗总理在人民大会上说:美帝国主义是“我国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敌人”。他对群众说,我们今天提交人民考虑,是应该保持还是废除1952年3月7日古巴与美国签订的军事条约。群众当即高呼“废除!”于是他宣布:“根据古巴人民独立自主的意志,废除古巴和美国间的条约。”他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侵略古巴,他将再次召开这样的集会。并要求美国撤走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卡斯特罗在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还宣读并由大会通过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政策的《哈瓦那宣言》,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立即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关系。当卡斯特罗提出每一项建议时,群众不断发出“赞成!赞成!赞成!”的欢呼声。
  曾涛在其《外交生涯十七年》一书中,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9月2日一大早,我和邹斯颐一起到了大会的会场西维卡广场(后来改名为革命广场),礼宾司官员安排我坐在主席台的第一排,前面就是讲台。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不多久,整个广场就挤满了人。宣布开会后,菲德尔·卡斯特罗讲话,主要内容是批驳美帝国主义操纵,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第七次美洲国家外长会议8月28日所通过的《圣约瑟宣言》。这个宣言攻击古巴革命,干涉古巴内政,而且还攻击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古巴的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逐点批驳了宣言的内容。当他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时,会场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响彻云霄。在他驳斥宣言中对苏联和中国的污蔑后,忽然大声地对到会的人们说:“古巴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古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会场上近百万人举起双手,以雷鸣般吼声回答说:“同意!同意!”于是卡斯特罗宣布:“中国的代表已经在这儿了。”说着,他走到我身边,把我拉到讲台旁,握着我的手高高举起,向全场群众高声说:“从现在起,断绝古巴同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这时,广场上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高呼“中国!中国!”各种帽子在广场上空飞舞,持续了好几分钟,这种情景使在场的中国人都十分感动,我是终生难忘的。在主席台上,好几位古巴部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含笑过来和我握手,向我祝贺。已故的起义军总参谋长西恩富戈斯的父亲马丁·西恩富戈斯含着眼泪高兴地对我说:“很久以来我们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向他们表示感谢,也向他们祝贺。
  不过,就曾涛回忆的以上内容,在孔迈同志去世前,我和他曾经深谈过。孔迈很诧异地说:“我怎么没有这个(即曾涛回忆的相关内容——口述者注)印象呢?如果有这样的情节而我们又没有写进所发的消息里面,不就是我们的失职了吗?”此外,记得我们发回消息之后,立即前往曾涛住的旅馆,向他汇报。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坐在一把摇椅上。他语带责备地说:“怎么事前(即卡斯特罗总理宣布古中建交的决定前——口述者注)不告诉我呢?也不给我打招呼?” 前些天,我向黄志良核实了此事,他证实:当时在革命广场主席台听卡斯特罗讲话的只有我们四个中国人,即孔迈、邹斯颐(时任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团主任)、黄志良(邹斯颐的翻译)和我。
  与此同时,我还发稿详细介绍了《哈瓦那宣言》的内容:
  宣言首先谴责所谓《圣约瑟宣言》是一个“侵犯大陆各兄弟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主权和尊严的文件”。宣言接着说,“古巴人民全国大会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明目张胆的罪恶干涉”。宣言说,拉丁美洲人民“面对美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掠夺,失去了像德克萨斯那样大片富饶的土地,失去了像巴拿马运河这样重要的战略中心,失去了像波多黎各这样被占领的整个国家”。
  宣言说,美国的干涉——依靠军事优势、不平等条约和卖国统治者可怜的顺从,使美洲一百多年来沦为被剥削的地区,沦为美国政治金融帝国的后院和国际机构中的举手机器。宣言说,如果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接受这种干涉,就是背叛了它们本国人民的独立理想。因此,古巴人民全国大会宣布,对美国的干涉加以谴责。
  宣言说,古巴人民全国大会同时谴责保持门罗主义的企图。
  宣言说,为了对抗虚伪的泛美主义,古巴人民全国大会宣布何塞·马蒂和贝尼托·胡亚雷斯所主张的解放的拉丁美洲主义。
  宣言说,古巴人民全国大会批准它同全世界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同样重申它将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并称,从现在起,古巴政府运用它的主权和自由意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在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它到今天为止还和台湾的傀儡政权保持着的关系。
  宣言谴责美国所谓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干涉”和“威胁”。宣言说,美国政府好战的、侵略的以及一贯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态度,的确威胁着本半球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
  1991年7月,罗德里格斯副主席访华。因为孔迈和我在古巴时与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经常交换在国际问题等方面的看法,他还向孔迈了解抗大教育的经验,所以他一到北京就提出要会见我们二人。7月4日,在钓鱼台18号楼,我们见了面。在这次会见中,罗德里格斯给我们讲述了《哈瓦那宣言》出台的内幕:《哈瓦那宣言》是卡斯特罗请他主持起草的,是卡斯特罗提出来要把古中建交写进《哈瓦那宣言》并突出这件事情的。当时他们决定在事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在大会上突然宣布这一决定后产生更大的反响。他的话使我想起一件事:当年古巴召开百万人大会前夕,即1960年9月1日,孔迈和我去《今日报》,向副社长比沃了解大会的相关情况。他对我们说:“明天将会发生一件对你们来说很重要的事。”由于曾涛住的地方离我们比较远,我们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此事。
  会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到哈瓦那的富人区Miramar,也就是台湾国民党当局驻古巴“大使馆”所在地。当我们到院子门口时,发现国民党当局的“使馆人员”正在烧文件,院子上空正在冒烟,我当时年轻,就和另一名记者谭岱生商量,想过去劝他们留下,但是这位老同志说算了。
  曾涛与古巴副外长商谈好建交事宜后,9月28日,中国与古巴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第二天,周总理亲自发来电报表示祝贺。12月13日,中国驻古巴第一任大使申健抵达哈瓦那,我们陪同格瓦拉到机场迎接。申健所乘飞机还差点儿出了事:当天哈瓦那大雾,飞机降不下来,一度朝美国方向飞去,申健曾经在美国工作过,保密意识非常强,担心飞机降落在美国,于是就把文件都销毁了,所幸最终飞机还是安全降落在哈瓦那机场。申健下飞机之后,格瓦拉与他拥抱。从此,中国与古巴开始了友好互利合作。
  (编辑 叶 松)
  (口述者是新华社原副社长;整理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征集二处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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