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北边十几英里外山岗上的史前遗迹巨石阵，位于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的小城索尔兹伯里，和英国任何一个安静、祥和内陆乡村小镇别无二致。
　　但3月4日发生的一起离奇毒杀案，让这个只有约四万人口的小城全城陷入恐慌。事件在一周多的时间内迅速发酵，亡命天涯的变节间谍、千里追踪的顶级毒杀……这起满足普通民众对于一部谍战小说或电影的几乎全部预期的案件，不仅吸引了全球观众的眼球，还引发了英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核大国间的一场外交危机。

变节者的宿命

　　3月4日下午，索尔兹伯里警方接到一宗报警，一名66岁的男子和一名30多岁的女子在市中心某意大利餐厅门外的一条长椅上晕倒。目击了二人晕倒的当地居民弗雷娅·彻奇说，当她看到这两人在长椅上时，他俩看起来“中毒”了，“女子好像已经昏倒，男子的手在做一些奇怪的动作，眼望着天空”。
　　接警后，警方和医院很快派出了人力前往施救，发现二人“情况极度危重”，随即将他们送往医院。然而在最初参与救援的警员队伍中，有三人也中毒入院，其中一位名为尼克·贝里的警察病情最重，数天后才从昏迷中醒来，至今仍在住院观察。
　　两名受害者分别是曾被俄罗斯判定为英国间谍的俄前情报官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娅·斯克里帕尔，这一有些特殊的身份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至今，这对父女还在重症监护室中，病情仍无好转，能否醒来尚不得而知。
　　随着警方逐渐公布案情，当天二人的行踪也被还原了出来。尤利娅在案发前一天从俄罗斯飞抵英国，并前往索尔兹伯里看望父亲。案发当日下午，父女两人开着自家的宝马汽车进入小镇的市中心，将车停在一个商场的停车楼之后，二人先是前往一间酒吧，小坐之后又前往案发地——一家意大利餐厅用餐。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离开餐厅，随后就在餐厅门外的长椅上毒性发作昏迷。半小时后警方接到报警，二人被送医。
　　事件发生后数日，英国警方经过在餐厅和长椅上的取证，发现导致了斯氏父女二人以及无辜受害的警员中毒的是同一种神经毒剂。按照英国媒体援引相关专家的说法，这种名为“诺维乔克”（俄语意为“新来的”）的毒剂是由苏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研发，毒性极强，通过服用、呼吸或皮肤接触皆会中毒，只要微小的剂量就足以重创人的中枢神经。另外，这种毒剂不同于老一代的神经毒剂，它可以通过两种无毒的化学物质按比例混合后生成，因此携带比较安全和简便，也较容易蒙混过各国的海关检查。

　　此次中毒事件的核心人物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在2004年被俄国反谍部门以英国间谍的罪名拘捕之前，曾是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其俄文缩写GRU的俄语字母读法）的高层，上校军衔。但被捕时，斯克里帕尔已从情报总局退役，转任外交部和莫斯科地方政府的公务员。斯克里帕尔在俄罗斯法庭受审时，承认他1995年变节时仍然是情报总局的特工。控方当时指，斯克里帕尔是在出任俄国驻西班牙军事联络员期间，开始为英国军情六处效力。

　　斯克里帕尔的一名前同事伊万诺夫形容，斯克里帕尔不是一名“典型的间谍”。斯克里帕尔年轻时曾在苏联军队服役，受训成为空降兵，据报他被录取成为特工后，自己也感到非常骄傲。在驻守西班牙后回国，他在情报总局的事业步步高升，官至人事部的副首长，手中握有为机构招揽人员的权力。因此，斯克里帕尔虽不是一名大众印象中深入敌国内部、时刻面临着美人和枪口的“007”式的间谍，但是毫无疑问，主管人事从而掌握了“格鲁乌”大量派驻西方国家情报人员名单的他，情报价值远高于一名冲锋陷阵在一线的间谍。
　　斯克里帕尔在被捕后供称，他从变节到被捕的九年间，先后收取了外国情报机构超过十万美元的报酬。这笔钱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上世纪末刚刚经历剧变陷入困境的俄罗斯，绝不是小数。
　　2006年，斯克里帕尔被以“间谍形式的严重叛国罪”处以13年徒刑。但在2010年，美俄两国达成一项互换间谍的协议，斯克里帕尔被英国军情六处点名要求进行交换，于是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特赦令，斯克里帕尔重获自由，并辗转前往英国定居。
　　到达英国的斯克里帕尔出于安全考虑，拒绝了居住在伦敦的安排，而是在小城索尔兹伯里买下一栋房产并定居下来，他的太太和子女也迁来同住。邻居口中的斯克里帕尔一家“安静且友善”，但是显然在过去几年间，这个家庭并没有获得安宁：斯克里帕尔的太太2012年因癌症去世;他的女儿，也就是本次案件中的另一受害人尤利娅，2014年返回莫斯科定居;剩下唯一陪伴他的儿子，在2017年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时突然去世，年仅43岁，而医院公布的死因为“肝衰竭”。
　　据斯克里帕尔的亲友回忆，在回忆自己的特工生涯时，他常说：“加入‘格鲁乌’后，永远都不能抽身，结局只有两个——殉职后风光大葬，或被同胞枪杀暴尸街头。”一语成谶，深谙间谍命运的斯克里帕尔，虽然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警觉，可最终他似乎还是没能逃脱宿命。

利特维年科事件再现？

　　此次毒杀斯克里帕尔事件，让很多媒体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发生在2006年的另一起毒杀叛徒间谍案，即利特维年科事件。两起案件无论从受害者身份、作案手法还是产生的影响上，都高度相似。 　　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是苏联克格勃上校特工。苏联解体后，利特维年科留任克格勃继承部门之一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专长是反恐及有组织罪案的调查。按常理来讲，利特维年科从事的工作和本次事件的主角斯克里帕尔性质不同，他的职责并不对外，本不应是外国情报机构策反的重点目标。但利氏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对俄罗斯情报机构内部的严重腐败和黑暗心生不满，为此他和自己的上司发生了严重冲突。
　　利特维年科开始通过自己当时受命保护的俄罗斯寡头兼媒体大亨别列佐夫斯基的关系，向时任总统叶利钦和时任总理普京上书，举报联邦安全局内部的腐败和滥权行为，但人微言轻，他的意见并未获得重视。
　　深感体制腐败的利特维年科，选择了把联邦安全局策划中的暗杀计划透露给了暗杀目标别列佐夫斯基。此时正陷入高层权力斗争并深感自身安全不保的别列佐夫斯基，随后就在自己控制的俄罗斯《生意人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普京的公开信，揭露了联邦安全局内部的黑幕，并点名了数名少将级的高阶情报部门领导正策划对自己的暗杀计划。
　　一石激起千层浪，利特维年科和几位安全局的同事也召开了记者会，公开为别列佐夫斯基作证暗杀计划不虚。记者会后，利特维年科马上被联邦安全局解职并随即多次被捕。日后，普京在媒体上也承认了是自己当年下令开除了“将内部矛盾公开化”的利特维年科。而最终，在2000年又一次因“伪证罪”被捕之前，利特维年科伪造了护照逃往英国，并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政治庇护。
　　之后，定居伦敦的利特维年科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不断爆出猛料，如俄罗斯情报部门对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组织提供支持，又在车臣问题和别斯兰人质事件等问题上公开批评已经成为总统的普京。这也让他成了当时俄罗斯最著名的海外通缉犯。
　　2006年11月，刚刚归化成为英国公民的利特维年科突感身体不适入院，入院前一天，他曾与两名前克格勃的同事在伦敦会面，两人还介绍了一名中亚面孔的“生意伙伴”给利特维年科认识。入院后，利特维年科病情迅速恶化，最终在三周后宣告不治。
　　利特维年科死后第二天，英国警方就宣布了调查结果，利特维年科是被一种放射性物质——钋-210所毒杀，且下毒所用的钋-210浓度极高且用量极大，达到了核武器用料的级别，足够毒杀百人以上，绝非是黑帮甚至国际恐怖组织所能获得。
　　随后，英国警方还在三架往返莫斯科且嫌疑人所乘坐过的英航波音客机上发现了钋-210的残留。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那几名曾与利氏见面的俄国人，然而他们都早已返回俄罗斯，并隔空否认了所有的控罪。而利特维年科的密友、2001年也流亡英国的寡头大亨别列佐夫斯基，在2013年同样离奇死于英国伯克郡的乡间大宅中，死因至今不明。

“那地方出了太多命案了”

　　相隔12年，这两起毒杀叛逃特工的疑案如此相似。而本次事件中，英俄两国之间的外交对峙比起当年的利特维年科案，更是大幅度升级。
　　毒杀间谍事件发生后，先是英俄两国外长隔空互放狠话。英国外相约翰逊声言，如果最终发现事件是俄罗斯所为，英方会作出“强烈回击”;俄国外交部不甘示弱，指责约翰逊的言词“没有节制”，并将事件形容为“一轮新的反俄行动的脚本”。
　　事件发生一周后，3月12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议会公开发表声明，点出了神经毒剂为军用级别的“诺维乔克”，并指出莫斯科很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幕后黑手。梅还给出了一天的最后通牒期限，要求俄罗斯政府对此事件做出解释。
　　莫斯科对伦敦的最后通牒嗤之以鼻，拒绝给予回应，于是3月14日中午的首相问答环节，梅宣布了英国的制裁措施：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取消俄罗斯外长对英国的访问行程，无限期中止与俄罗斯的官方接触，并宣布英国的王室和政府官员将集体缺席夏天在俄罗斯举行的足球世界杯赛。很快，俄罗斯方面也宣布驱逐等额的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关闭了英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还中止了英国文化协会在俄的运作。法新社报道称，这是冷战结束后，西欧和俄罗斯之间最大的一次外交驱逐行动。
　　另外，3月15日，英美法德四国的外交官在进行紧急磋商后，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是本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二战结束后首次发生在欧洲土地上的“神经毒剂攻击性使用”，侵犯了英国的主权。“攻击性”这个用词已经包含了“入侵”的意味。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看起来很明显是俄国人在背后策划了此事。”获得了盟友支持的英国首相梅，在这一天前往了事发现场索尔兹伯里视察，在现场的讲话中，她将俄罗斯的行为形容为“厚颜无耻”和“下流卑鄙”。
　　面对西方国家如潮水般的攻击，俄驻英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英国驱逐外交官的举措是“极度不负责任” “不可接受”“不公正”和“短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指称，英国、美国、瑞典、捷克等国才是最有可能使用该神经毒剂的国家，因为在冷战后，这几国收留了最多的苏联科学家，并掌握了苏联的化武制造技术。
　　而当时正在冲刺周日总统大选的普京似乎更想暂时置身事外。在一场会议结束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驻俄记者抓住机会询问普京对毒杀间谍案的看法，普京回避了问题，表示“我们今天是来参加一场关于农业的会议，事关人们的生存，关于你提到的那场悲剧，我们今后有空可以细聊”。
　　俄罗斯亲政府媒体的态度则耐人寻味。在沉默了数天后，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的旗舰新闻节目《时间》主持人克列门诺夫在节目中表示，“叛徒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少有获得善终者”“我不想诅咒任何人死亡，单纯从教育角度出发，我对向往这个职业的人有个警告”。随后他还意味深长地补了一段：“希望那些叛徒们注意别选英国生活，那地方很邪门，也许是气候原因，反正近些年那地方出了太多命案了……”

演化成一场公共卫生事件

　　克列门诺夫的话虽然不无弦外之音，但其实也点出了一个事实：过去十几年来，的确有大量的俄罗斯异见人士、富商和前情报人员逃离俄罗斯后，选择了英国作为自己流亡海外的栖身之所。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对于富豪级别人士的投资移民政策非常宽松和便捷，而且英国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让这些在俄罗斯每天提心吊胆、稍有不慎就会家破人亡的寡头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英国对于俄罗斯异见人士和前情报人员申请政治庇护的批准率很高。这些年来，在倫敦西区以及伦敦周边的富裕地区，甚至形成了俄罗斯富商的小型聚居社区。
　　然而，近十几年来，英国也不断发生俄罗斯流亡人士的异常死亡事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英国警方一般只是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立案，结果往往因无法破案，或无法抓到嫌疑人不了了之。那么，为何这次发生在小城索尔兹伯里的间谍毒杀案却一反常态，引起了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弹，甚至不惜和俄罗斯这样一个核武大国撕破脸皮？
　　事实上，本次神经毒剂事件以及12年前的利特维年科事件，之所以会特别招致英国舆论和政府的强烈反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起事件都酿成了公共卫生事件。无论凶手和他的幕后主使是哪股力量，他们采用的神经毒剂或放射性物质，都对无辜的公众造成了无差别的伤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谋杀的界限，有分析甚至认为，“说是恐怖主义的行为也丝毫不为过”。
　　本次斯克里帕尔被毒杀事件的案情公布，给索尔兹伯里小镇造成了相当的恐慌。有数百人前往医院就医，警方则最终确认了在斯氏父女当天下午经过的路线上，共有131人可能与他们发生接触，也就是说可能沾染神经毒剂。这种“接触”可能是在路上擦肩而过，也可能是在同一个餐馆用餐，或在同一间酒吧相遇。
　　幸运的是，除了三名警员确认沾染毒剂并已经获救之外，没有其他无辜人士中毒的报告。警方在确认了是神经毒剂污染之后，告诫当天可能出现在斯氏父女行进路线上的当地市民“清洗衣物”，却遭到了市民的一致吐槽：“正常人一定会把那些该死的衣服脱下来全部扔掉，谁还会去清洗这么危险的东西！”
　　（作者系政治评论人，英国保守党华人之友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