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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国的科技发展从“跟跑”逐渐进入“并跑”“领跑”时代，不少科学界人士认为，我国目前科技发展的最短板在于“基础研究”。不久前，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主办的《科学与社会》杂志发表相关文章，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基础研究是“无用之用”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认为，基础研究就像是一种“无用之用”。
“基础研究是‘无用之用’，它在构建科学知识体系方面十分关键，只重视‘有用之用’，而无视‘无用之用’，是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的。”在周向宇看来，科学知识体系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其中“无用之用”科学体系的构建，其本身就是一种“用”。
周向宇用自己的研究领域——数学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双曲线的发现最初是没有什么应用价值的，但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发现了它可以应用于行星运行轨道的计算，这一“无用之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甚至成为了物质文明的基础。
“从科学史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基础科研成果是为构建科学知识体系而生，并非为了立竿见影的实用，但经过较长的时间跨度后，会被发现应用空间并造福人类。”周向宇说。
对此，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表示，我国重大科学和前沿技术取得了不少突破，这说明我国的基础研究已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但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出发，从整个科技创新的链条上看，基础研究依然是短板。”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基础研究出更多成果的时候了。
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我国目前基础研究领域有哪些不足？不少科技界人士表示，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是一个主要问题。
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占总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的5.2%，系10年來最高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对R&D的投入占GDP的15%～20%相比，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远远不足。
叶玉江表示，基础研究投入的结构不合理体现在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缺了很多块儿”。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来自中央本级财政，其在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中占比达90%以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也会承担支持基础研究的一部分责任，一些企业在基础研究总支出中的贡献至少会达到20%。
“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占一半，而我们占到了90%；我国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占7%，而美国是接近20%，还有提升空间；美国的社会资金占总投入的20%，对于支持非共识项目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的企业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我们的投入结构比例是有问题的。”叶玉江说。
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强调，要优化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此外，有科学家指出，以往国家资助科学研究的方向总是向着高而大迈进，却往往忽略了一些小团队、小方向上可能出现的成果。
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教授童金南表示，自己所在的研究学科比较小众，不能纳入基础研究重大专项，发表论文时的影响因子上不去，极大影响了年轻人的发展。“很多基础研究学科都是这样，一个学科的培养需要10年，年轻人留不住就造成了学科发展的新断层，我希望设立专项支持小众学科，设置专项保护小众学科的人才队伍”。
基础研究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如何建立适合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科学与社会》杂志的相关文章中，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王越教授表示，对基础研究的成果如何总体评价，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评价是绝对地只看成功的一面，这是有偏颇的。”王越指出，纯基础研究，特别是重要的创新，失败是成功之母，“譬如，数学中的一个基本的简单代数问题，四次方程以上是没有根式解的。这个问题曾有四代科学家开展研究，但我们不能否认前几代科学家的贡献，包括阿贝尔，他马上就快成功了，却死于疟疾，该怎么评价他的贡献呢？所以自然科学研究中，应该不计失败，失败是正常的。”
对于目前的基础研究领域，叶玉江表示，目前我国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科学理论和原创思想非常少，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和团队比较匮乏，特别是缺乏能够心无旁鹜、长期稳定深耕基础理论的队伍和人才，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在人才流动、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
“未来，我们对于基础研究的人才评价体系一定要具体化，单靠论文进行评价是不科学的。”叶玉江说。
对此，《意见》指出，要突出以人为导向，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营造宽松科研环境，使科研人员潜心、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完善分类评价机制，调动科学家、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市场竞争力。
此外，有科学家建议，当下社会各界对基础科学重要性的认识仍有待提升。周向宇认为，首先在国家层面倡导构建科学知识体系强国，将其明确列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一项战略目标；再者，提升科学知识体系构建者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此外，加强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做“无用之用”研究很光荣的社会氛围。
基础研究是“无用之用”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认为，基础研究就像是一种“无用之用”。
“基础研究是‘无用之用’，它在构建科学知识体系方面十分关键，只重视‘有用之用’，而无视‘无用之用’，是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的。”在周向宇看来，科学知识体系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其中“无用之用”科学体系的构建，其本身就是一种“用”。
周向宇用自己的研究领域——数学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双曲线的发现最初是没有什么应用价值的，但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发现了它可以应用于行星运行轨道的计算，这一“无用之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甚至成为了物质文明的基础。
“从科学史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基础科研成果是为构建科学知识体系而生，并非为了立竿见影的实用，但经过较长的时间跨度后，会被发现应用空间并造福人类。”周向宇说。
对此，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表示，我国重大科学和前沿技术取得了不少突破，这说明我国的基础研究已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但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出发，从整个科技创新的链条上看，基础研究依然是短板。”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基础研究出更多成果的时候了。
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我国目前基础研究领域有哪些不足？不少科技界人士表示，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是一个主要问题。
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占总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的5.2%，系10年來最高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对R&D的投入占GDP的15%～20%相比，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远远不足。
叶玉江表示，基础研究投入的结构不合理体现在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缺了很多块儿”。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来自中央本级财政，其在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中占比达90%以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也会承担支持基础研究的一部分责任，一些企业在基础研究总支出中的贡献至少会达到20%。
“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占一半，而我们占到了90%；我国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占7%，而美国是接近20%，还有提升空间；美国的社会资金占总投入的20%，对于支持非共识项目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的企业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我们的投入结构比例是有问题的。”叶玉江说。
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强调，要优化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此外，有科学家指出，以往国家资助科学研究的方向总是向着高而大迈进，却往往忽略了一些小团队、小方向上可能出现的成果。
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教授童金南表示，自己所在的研究学科比较小众，不能纳入基础研究重大专项，发表论文时的影响因子上不去，极大影响了年轻人的发展。“很多基础研究学科都是这样，一个学科的培养需要10年，年轻人留不住就造成了学科发展的新断层，我希望设立专项支持小众学科，设置专项保护小众学科的人才队伍”。
基础研究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如何建立适合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科学与社会》杂志的相关文章中，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王越教授表示，对基础研究的成果如何总体评价，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评价是绝对地只看成功的一面，这是有偏颇的。”王越指出，纯基础研究，特别是重要的创新，失败是成功之母，“譬如，数学中的一个基本的简单代数问题，四次方程以上是没有根式解的。这个问题曾有四代科学家开展研究，但我们不能否认前几代科学家的贡献，包括阿贝尔，他马上就快成功了，却死于疟疾，该怎么评价他的贡献呢？所以自然科学研究中，应该不计失败，失败是正常的。”
对于目前的基础研究领域，叶玉江表示，目前我国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科学理论和原创思想非常少，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和团队比较匮乏，特别是缺乏能够心无旁鹜、长期稳定深耕基础理论的队伍和人才，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在人才流动、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
“未来，我们对于基础研究的人才评价体系一定要具体化，单靠论文进行评价是不科学的。”叶玉江说。
对此，《意见》指出，要突出以人为导向，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营造宽松科研环境，使科研人员潜心、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完善分类评价机制，调动科学家、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市场竞争力。
此外，有科学家建议，当下社会各界对基础科学重要性的认识仍有待提升。周向宇认为，首先在国家层面倡导构建科学知识体系强国，将其明确列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一项战略目标；再者，提升科学知识体系构建者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此外，加强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做“无用之用”研究很光荣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