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大学刚毕业的我骑着一辆车轮比大拇指粗不了多少的跑车上下班。那辆浅蓝色车架的自行车，有着乳白色的车座和用同样颜色皮条缠绕的车把，看上去有点轻盈甚至轻佻。但在基本上还由飞鸽、永久占统治地位的那年月，俯身在这样一辆另类的车上撅着屁股疾驰，还是一个很拉风的姿势。
　　而且，体态的拉风有助于思维的活跃。一个从眼前一闪而过的美女身影，就可能开启一次漫无边际的遐想，从离奇而诗意的邂逅、搭讪，一路畅想到修成正果。而比较正经些的副产品，则是于胡思乱想之间，可能闪现出某些可以称之为构思的东西，比如一个情节、几个诗句之类。
　　最夸张的一次是在某天下班的路上。也许是因为没有遇到足以刺激遐思的美女，那天的思维被迫转向诗句的构思，当几个佳句汹涌而出的时候，我不得不在一家冷饮店门前翻身下车，借着买一杯酸奶的机会平复一下情绪，而后就着冷饮店奶渍斑驳的小桌，在一张烟盒纸的背面记录下浮上心头的那几个诗句。这个放到一位伟大诗人的身上可能成为传奇的举动，在那个不无戏剧色彩的下午，成全了我惟一一次诗意盎然的冲动，和一首自认为一定可以称为佳作的长诗。
　　怪诞的是，那首后来被衍生成好几十句的长诗，至今却几乎被我全部遗忘。顽强地回想了半晌，只想起了不太典雅的一句：“花红柳绿的／屁股／扭摆着／为灾民义演。”而且这个句子之所以至今不忘，在于促成这个意象的那个场景，一直是那年月最让我难忘的记忆之一。
　　那年月，刚好有一场欧美摇滚歌星为非洲灾民举行的大型义演，这场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转播的演唱会，在中国是以地下流转的录像带而传播的。那盘经过多次翻录的录像带传到我的手上时，其图像即使算不上惨不忍睹，至少也是含糊不清。即便如此，当时并不热衷摇滚的我，还是被那一大群素未与闻、怪诞离奇，却又分明魅力十足的巨星们镇住了：半眯着眼睛低声吟唱的鲍勃·迪伦、长着一张马脸的莱昂纳多·里奇、在一支双簧管呜呜咽咽的伴奏下飙着穿云裂帛般嗓音的斯汀、戴着墨镜摇头晃脑自弹自唱的盲歌手史蒂夫·旺德、年龄一大把却满台疯唱疯跑的米格·贾格和蒂娜·特纳、一群帅哥凑成的杜兰·杜兰，和天神降临般从伦敦现场乘坐协和式横跨大西洋赶往费城现场的菲尔·柯林斯……那年月任何一个单独出现都足以让欧美歌迷目瞪口呆的巨星们，却在那盘磁带里像一份蔬菜沙拉似地被搅在一起合盆托出，让我这个肠胃虚弱的家伙消化不及。
　　那年月，麦当娜还没有今天在摇滚乐坛上的“酵母”级资历，却多少有点像今天的Lady Gaga，还得靠青春艳丽和花俏搞怪先声夺人。那天她穿着一条姹紫嫣红的紧身裤子，手摇一只铃鼓边扭边唱，一件半长的灰色复古凤的西服外衣，遮住半个花红柳绿的屁股时隐时现。猩红的唇角上方点着那颗著名而招摇的美人痣，也随着身体的摇摆而风情万种。这个意味丰富而深长的场景，显然在我当时如饥似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挥之不去的印象，并最终定格为那个不无评判色彩的诗句。
　　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所有启蒙和魅惑，大致都是从那年月起步，而且大都以那种“打包”和“拼盘”的方式一股脑地汹涌而至。至于因为前半生营养不良而敏感虚弱的肠胃，如何克化这盆生猛杂凑的西式大餐，则只能视每个人的体质和造化而定。至少就我而言，延续至今的对何为理想社会、理想人生的标准，仍然由那年月的“恶补”所奠定。
　　自从有了那首诗，我开始认真对待自己零散的诗作。在没有电脑的那年月，我在一本开本特异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录着自己的“诗集”。但后来搬家次数太多，竞忘了它被遗弃在哪一任“故居”之中。或许那不过是一个无意而为的放弃，宣告着生命中的那一章就此翻过。
　　而且我相信，和我一同放弃或丧失了诗意的，还有那年月一同成长的那一代。某年某月，当汇聚到一处的汹涌诗意与坚硬的大坝相撞，却意外地被从另外的方向“泄洪”，一路奔腾到与那年月的目标完全不同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