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的实用观念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王力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道：“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这就是“政”——“道”——“学”的关系。“政”由“道”所维系，“道”由“学”来诠释。“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 “欲读古书，先求古义，舍此无由入也。”治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成为古代一切人文科学，尤其是身为显学的“经学”的基础之学、工具之学，有了经久不衰的繁荣。
　　在借用西方语言理论的过程中，“实用观”表现为尽量地消弥模仿、套用。20年代陈承泽提出“说明的非创造的”、“独立的非模仿的”、“实用的非装饰的”，就是将“实用”与“独立”放在一起来追求的。而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一代学人，都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地坚定前进。然目的的达到非一日之功，每当遇有周折，都会引发人们用实用观指导下的“汉语特点”论来反思道路的正确与否。
　　在80年代，由于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效率的低下，直接引发了汉语语法学有用无用的讨论。这时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冲击。一是“汉语特点派”的反思。张志公先生说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论述，或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探讨，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后来受这一思想明显影响的是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语言学认同派。
　　另一是语法研究中语义派的崛起。许多学者对纯形式语法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以往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封闭式的特点：静态的语言事实研究得多，动态的语言现象考察得少；定性的描述多，定量的分析少；纵向的分析性的研究多，横向的综合性的探讨少；长于微观的观察分析，失之于宏观的多维视野。封闭式研究的局限性和语言文字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不能相互适应，这给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带来了困难”。这种研究，“往往过分重视形式而忽略了意义，甚至回避了意义。” “三个平面”理论，被认为是“80年代汉语语法学理论上的一个杰出贡献”，出现在这个时候，是很自然的。“三个平面”理论对语义与语用的强调，实际上也就是在追寻着如何更深入地揭示汉语语法特点，因为汉语本质上是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少显性形式、多隐性意合关系的语言。
　　90年代，语法研究又面临着一股新的“实用”动力，这就是计算机语言处理对语法研究提出的需求。它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的应用背景之一。“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应在背景清晰定位明确的前提下，大力加强对用于计算机的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的研究”。愈来愈多的语法学家投入到这一研究之中。80年代中文信息处理基本还是计算机界的事，语言学界尚可袖手旁观。到了90年代，语言学界已难再作局外观。计算机时代的来到对汉语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实用观念早已溶入血脉，成为语言研究中贯穿始终的自觉行动。它不讳忌西方理论的传入，“拿来主义”深入人心，但又从引入西方理论的一开始，就努力探求“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化”、“本土化”、“汉语特点论”、“有用论”，都是实用观的具体体现。语言研究的实用观，与“让语言材料说话”、“例不十，法不立”的方法论，形成了内在的高度默契。应该说，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离“领先的学科”尚离去甚远，然作为对百年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实用的社会科学，则是无愧的。
　　（编辑郑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