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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717号，车永仁、安明阳、张永典创作的，油画《伟大的战略决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起拍价为20万元，35万，40万……80万第一次，80万第二次，80万成交。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幅画就是刚才拍卖的那幅油画《伟大的战略决策》。能在拍卖会上以80万成交，买家、卖家和拍卖行当然是皆大欢喜。然而，拍卖会刚结束没多久，麻烦就来了，有人说这画有问题，拍卖行这么干可不行。
安明阳：假画，绝对是假画。没有任何含糊。
找拍卖行麻烦的是三位老人，分别叫车永仁、安明阳，张永典。他们一口咬定这是一幅假画。
张永典：我觉得很奇怪。当时很吃惊，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80万拍出一张假画，这事可就大了。要知道在正规拍卖会上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这三位老人凭什么一口咬定这画是假的呢？原来，他们就是这幅画的作者。三位老画家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车永仁：因为那时候全国要搞建军50周年的展览，在天津接受了这么一个任务，组织平津战役的创作。其中有一个领头的一张画——毛主席他们三个人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人画过，因为所以这张画就显得很重要。
安明阳：画了一年，整整画了一年。那全部的经历都在里头，没有黑天、没有白天，可以说没有星期日。
张永典：我觉得当时是一种信念，竭尽最大努力去做的。
车永仁：当这张画到北京以后安排在这次展览会。开幕式以后，我就知道这张画作为新华社的特一稿，在全国报刊发布了。这在以前也是比较少见的。
当时这幅画在结束全国巡展之后，被天津市博物馆收藏。三位老人说，如果不是朋友们告诉他们，并送来了拍卖会的图录，他们至今还不知道有人冒充他们的画作进行拍卖。
车永仁：我们就感觉到拍卖不应该这样做，违法的。
这就是拍卖公司为那次拍卖会制作的拍卖图录，《伟大的战略决策》被编在了717号，作者的署名正是安明阳、车永仁和张永典。
车永仁：肯定是假的，一个是画得太粗糙，形象也不好，虽然他是临摹的，但是觉得他态度不认真，色彩上不一样。再一个这里面具体的东西，那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尽管这幅画和原作内容大体相似，但身为创作者，老人们还是很轻易地就发现了许多破绽。
车永仁：我们大概找了有十几处和原作不一样的地方，稍微懂一点画的人，一看这张画和原件相差太远了。
而就是这样一幅画作，竟然还署着三位原创者的名字。
车永仁：我们当然挺愤怒的。所以当时就商量，这件事情还要不要诉诸法律，不讨回公道有点违背自己的心愿，对目前中国拍卖市场也没有好处。
自己的心血被人假冒，还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拍卖会的拍卖台，三位老人自然是要讨个说法。但是当他们还没想好该怎么办的时候，媒体却抢先报道了此事——80万拍出了一张假画。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于是举办此次拍卖会的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不可避免地坐到了火山口上。
甘学军：我现在还认为它是真的。
甘学军是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伟大的战略决策》参与的那场拍卖会正是在他的一手操作下举办的。当刊登着公司涉嫌拍卖伪作的报纸摆上他的办公桌时，甘学军同样感到了震惊。
甘学军：公众最大的误读就是华辰卖假画，这个公司故意在卖假画，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读，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侮辱性的误解。
甘学军说，这画是经过正当渠道征集到拍卖会的，可信度很高。把这幅画送到公司来的人叫做姜召文，是山东烟台一带有名的收藏家，也是公司的老客户。
甘学军：他在我们书画部门做过合作，就是说委托我们拍卖过书画，也有成功的合作。因为有过多次合作，所以公司对他很信任。我今天也可以跟你们透露，拍卖公司是有黑名单的，我们自己是有黑名单的，如果他自己从前有不良的记录，他在其他的领域里也没法跟我们合作，我们不可能跟他合作。
除了对姜召文个人信用的信任，华辰公司在接受委托之前，还向他求证了这幅画的来源。
甘学军：我们对作者不是很了解，对这张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不是很了解。
据姜召文介绍，这幅画是他从北京的一所大学里购买的。
甘学军：因为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就是委托人必须亮明自己的身份，必须申明它是合法获得的，所以这方面来讲，姜先生是做到了这个，因为姜先生的身份不用质疑，姜先生确认申明自己是有价购藏。
委托的同时，姜召文还出示了一样东西。就是这样东西，让拍卖公司相信了他的说法。
甘学军：它是对这幅作品的来源和真实性的佐证之一。
姜召文当时拿出的是一幅1978年出版的年历。
甘学军：年历上面印刷的就是这张画。
经过仔细对照，年历上印着的那幅画和姜召文送来的画确实一模一样，拍卖公司更没有理由表示怀疑了。
甘学军：因为这两张画面相符的，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华辰公司还做了进一步的鉴定，专业人员仔细查看了这幅画的状况。
甘学军：包括这个画框，这个木头框子的做法，画布的判断，包括油彩的一些变化，我们觉得这都很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
甘学军说，正是因为担心赝品流入市场，所以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程始终就是在鉴别真伪和好坏。公司当时核查这幅画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和行规严格执行的。
甘学军：包括出版图录，包括预展、巡展等等，实际上是一个一个贯穿整个鉴别的过程。
在拍卖会之前，按照国际惯例，华辰公司还为所有的拍卖品举行了预展。在整个预展过程中，从没有听到对这幅画的任何质疑。
甘学军：预展3天，就是要买家来审视你的作品，审看拍品的真伪和保存状况，然后来确认它的价值，也是法律的规定。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就出现勘误了，就要撤拍了，一定是要撤拍，如果这幅画有任何异议，我们一定要撤拍。
而最后的拍卖结果也证实了这幅画的价值，这也在侧面认可了华辰公司所作的工作。
甘学军：拍卖场上拍了80万，就是说，认可这张画的真实性的不仅是拍卖公司，不仅是姜先生的委托人，还有买家。
甘学军认为这幅画的来源可信度高，况且公司也履行了严格的检查鉴定程序，不应该会是假画。面对三个老画家的指责，甘守学显得十分委屈。
甘学军：我还找不出另外的任何佐证推翻它。
在委屈的同时，甘学军对三位老画家的举动也有一丝疑惑，他说，如果作者觉得这幅画有问题，完全可以来直接交涉，拍卖公司绝对不会置之不理。为什么要首先采取通过媒体曝光的非常手段呢？
甘学军：我们觉得事情这么出现，这么被披露，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艺术家打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采取非常的手段是不可以理解的。
事到如今，这事情越发蹊跷，作者一口咬定拍卖的那幅画是假的，但拍卖公司却有年历为证，上面印的也确实和姜召文送来的画一模一样，这画是真是假，辨别起来应该不难，三位画家把原画拿出来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画家们就是办不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说起原画，三位老画家非常伤心。原来这画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车永仁：在1986年的时候，毛主席纪念堂曾经给我发过一次信，想要这张画。
因为事情重要，车永仁不敢耽误，连忙叫上安明阳一块来到了存放这幅画的天津市博物馆，但蹊跷的事情发生了。
车永仁：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找原件，当时就没找到。
找不到画，两人心急如焚，连忙找到了博物馆的管理部门，但管理部门却告诉他们，不知道画去哪里了。
车永仁：因为这么长时间，领导跟保管人员的变动，大家也不重视。
无奈之下，两人只好去找知情人打听，但跑遍了整个天津，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又多次在博物馆的仓库里面查找，虽然每次都是底朝天，但仍然一无所获。
安明阳：你说这怨谁呢，也不好怨。
据车永仁当时的推测，画可能是因为仓库保管条件不好，损毁了。
车永仁：因为当时画的是一组画，这是其中的一张，其它四张呢，其中有一两幅看到了一些残品，已经不是原来画的样子，所以我们估计这张可能没有了。
但推测归推测，这幅画究竟是损毁了还是别人拿走了，谁也不敢肯定。它的下落成了老人们的一块心病。现在画突然冒了出来，画家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问。
安明阳：为什么真的我没找到，但是它出来了，这就是被人偷走了。盗走了，假设这不是真的，是假的，那这是违法的。
岁月流逝，当年那幅真画到底上哪去了至今也不得而知。因此，现在三个画家虽然一口咬定画是假的，却也没办法拿出真的版本，让假李逵当场显原形。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证可寻，画家们手头仍然保留着一些当年画报的资料，上面印的就是他们亲手创作的那幅真品。
车永仁：因为这张画，当时发行量还是很大的，他可以拿印刷品出来两个对比一下就能看出来。
安明阳：这个太好鉴定了。我画的东西，你都没画。这不是，这还用说吗，这肯定就是假的了。
这就是原画的印刷品，和拍卖的那幅画相比，确实存在很多区别。画家们说，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十处，在被拍卖的那幅画中，朱德总司令的胸章不见了，书架上摆放的书也和原画大相径庭，而墙上的全国地图和作战地图只是简单涂抹，甚至连作战地图下方摆放的指挥棒也没了踪影。在真画中，画家们不但精心描绘了主席手中烟头落下的烟灰，甚至对油灯的位置，地板的拼缝以及摆放的东西都做了细致的描绘，但这些在被卖的那幅画中不是少了，就是画的全然不一样。画家们还说，与他们的原画相比，更为关键的是那幅画对领袖人物的塑造只是简单临摹，根本无法传神。另外整体的颜色也有明显的区别。
无论是从作者的说法还是出示的资料来看，华辰公司拍卖的那幅画和原画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但拍卖行却说，没错，这两幅画确实有差别。可正是有差别，才证明我拍卖的就是真画。这话听得让人糊涂。
甘学军：姜召文说这张画，当时画了两张，两张还有区别。
原来姜召文当初在给工作人员介绍这幅画的时候，曾特地说明《伟大的战略决策》创作时一共画了两幅。
甘学军：第一版本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时姜先生提出来，跟我们特别指出来，说两张是有区别的，所以这样的话更使我们确信不疑。
姜召文说，两幅画的区别在于一幅右下角画有军事指挥棒，而另一幅则没有画，他要卖得就是没有画指挥棒的那幅。
甘学军：我们想这个赝品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是做赝品的话，不可能还特意作出区别来，这个赝品一定是照原作一丝不苟地、分毫不差地去临摹。
甘学军说，由于时代的特殊性，文革前后的画同一作品有多个版本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甘学军：同在这一场拍卖会的《梨海结盟》就是，而且刘伯承将军跟这个小燕丹（音）盟誓的那个场面，那就是不止一张。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他可能一个题材画了两张，画了三张，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这理所当然就是正品。
那么这幅画究竟有没有两个版本呢？
车永仁：我们就画过这一张，没有画过第二张。
安明阳说他当初是创作组的组长，而车永仁则是副组长，所有关于这幅画的事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如果要画两个版本，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安明阳：而且能不能搞第二张，谁最有权力，我觉得我们作者最有权力。另外当时的创作任务非常紧迫，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再画第二张。
安明阳：一直到截止收稿的时候，我们才结束，我们能够再搞第二张吗？这是不可能的。
到底是只有一张，还是有两张？这第二张画的来源是什么？最明白的人应该就是那位委托人，也就是卖家姜召文。那么他的说法又是什么呢？记者费尽周折，得到了他常用的手机号码。
你拨的用户已停机……
在法院的卷宗中，记者看到了姜召文的陈述过程，他提供的两份证据，分别是卖画给他的王某和国防大学高某的证人证言。
姜召文说：此画是70年代创作的，是我在某大学买的，某大学曾用这幅画出过年历。据该大学的人说，70年代创作这副画共有两幅，略有差异。差异在右下角，一幅有军事指挥棒，一张没有。我所买的是没有指挥棒的那幅油画。这幅画常年在该大学悬挂。
证人高某说：《伟大的战略决策》油画原陈列在某大学校史馆内，后因校史馆重新装修，将该画以6万元的价格卖给王某。
王某证明：我从某大学高某处购得《伟大的战略决策》一画，之后卖给姜召文。
2006年8月8日，安明阳、车永仁和张永典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和姜召文共同告上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支付著作权侵权赔偿金88万元，精神赔偿金3万元并担负其他费用30547元。
车永仁：因为临摹得非常低劣，人家以为你们三个人画的就是这么一张很拙劣的画，人物的形象画得一塌糊涂。现在图录上面，包括拍卖以后，几个报刊上面登的都是我们三个的名字。
开庭前，三位画家对这场官司充满了信心，因为在他们看来，对方拍卖的是不折不扣的假画，证据确凿，自己怎么都不会输。然而令画家们没有想到的是，最后的结果让他们十分意外。
2006年12月19日，法院开庭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
根据拍卖法的相关规定，法律并不要求拍卖人保证其拍卖标的的真伪。故华辰公司拍卖的《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否系伪作，与其是否要对三原告承担侵犯著作权的责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华辰公司已经尽到了法律规定的要求委托人说明来源的义务，而委托人姜召文支付了对价，从他人手中购得画作之后委托拍卖，是艺术品、字画流通的正常情形，在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知或应知该画系伪画，而进行委托拍卖的情况下，亦不应承担侵犯著作权责任。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安明阳、车永仁、张永典的诉讼请求。
《著作权法》的规定是，如果复制品的发行者能够证明自己所发行的产品有合法来源的，那么他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也不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比较相关的一条。《拍卖法》的第61条规定，委托人和拍卖人如果在拍卖之前，公开声明拍卖标的的真伪和品质，就是说不保证这个拍卖标的的真伪和品质的，那么他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我们从这条的规定来说，法律并不要求拍卖公司和委托人拍卖的标品必须是真的。结合本案的纠纷来说，我们认为主要的焦点问题在于拍卖公司和委托人是不是尽到了《拍卖法》所要求的他们履行的义务，而不是说他拍卖的是不是一幅假画。
一审判决之后，三位老画家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拍卖公司卖的就是假画，怎么这官司还会输呢？
车永仁：我们想还是可以接着打的。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一张画的问题，现在涉及到拍假画已经不是首例了。
2007年1月4日，安明阳、车永仁、张永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幅画就是刚才拍卖的那幅油画《伟大的战略决策》。能在拍卖会上以80万成交，买家、卖家和拍卖行当然是皆大欢喜。然而，拍卖会刚结束没多久，麻烦就来了，有人说这画有问题，拍卖行这么干可不行。
安明阳：假画，绝对是假画。没有任何含糊。
找拍卖行麻烦的是三位老人，分别叫车永仁、安明阳，张永典。他们一口咬定这是一幅假画。
张永典：我觉得很奇怪。当时很吃惊，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80万拍出一张假画，这事可就大了。要知道在正规拍卖会上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这三位老人凭什么一口咬定这画是假的呢？原来，他们就是这幅画的作者。三位老画家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车永仁：因为那时候全国要搞建军50周年的展览，在天津接受了这么一个任务，组织平津战役的创作。其中有一个领头的一张画——毛主席他们三个人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人画过，因为所以这张画就显得很重要。
安明阳：画了一年，整整画了一年。那全部的经历都在里头，没有黑天、没有白天，可以说没有星期日。
张永典：我觉得当时是一种信念，竭尽最大努力去做的。
车永仁：当这张画到北京以后安排在这次展览会。开幕式以后，我就知道这张画作为新华社的特一稿，在全国报刊发布了。这在以前也是比较少见的。
当时这幅画在结束全国巡展之后，被天津市博物馆收藏。三位老人说，如果不是朋友们告诉他们，并送来了拍卖会的图录，他们至今还不知道有人冒充他们的画作进行拍卖。
车永仁：我们就感觉到拍卖不应该这样做，违法的。
这就是拍卖公司为那次拍卖会制作的拍卖图录，《伟大的战略决策》被编在了717号，作者的署名正是安明阳、车永仁和张永典。
车永仁：肯定是假的，一个是画得太粗糙，形象也不好，虽然他是临摹的，但是觉得他态度不认真，色彩上不一样。再一个这里面具体的东西，那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尽管这幅画和原作内容大体相似，但身为创作者，老人们还是很轻易地就发现了许多破绽。
车永仁：我们大概找了有十几处和原作不一样的地方，稍微懂一点画的人，一看这张画和原件相差太远了。
而就是这样一幅画作，竟然还署着三位原创者的名字。
车永仁：我们当然挺愤怒的。所以当时就商量，这件事情还要不要诉诸法律，不讨回公道有点违背自己的心愿，对目前中国拍卖市场也没有好处。
自己的心血被人假冒，还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拍卖会的拍卖台，三位老人自然是要讨个说法。但是当他们还没想好该怎么办的时候，媒体却抢先报道了此事——80万拍出了一张假画。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于是举办此次拍卖会的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不可避免地坐到了火山口上。
甘学军：我现在还认为它是真的。
甘学军是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伟大的战略决策》参与的那场拍卖会正是在他的一手操作下举办的。当刊登着公司涉嫌拍卖伪作的报纸摆上他的办公桌时，甘学军同样感到了震惊。
甘学军：公众最大的误读就是华辰卖假画，这个公司故意在卖假画，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读，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侮辱性的误解。
甘学军说，这画是经过正当渠道征集到拍卖会的，可信度很高。把这幅画送到公司来的人叫做姜召文，是山东烟台一带有名的收藏家，也是公司的老客户。
甘学军：他在我们书画部门做过合作，就是说委托我们拍卖过书画，也有成功的合作。因为有过多次合作，所以公司对他很信任。我今天也可以跟你们透露，拍卖公司是有黑名单的，我们自己是有黑名单的，如果他自己从前有不良的记录，他在其他的领域里也没法跟我们合作，我们不可能跟他合作。
除了对姜召文个人信用的信任，华辰公司在接受委托之前，还向他求证了这幅画的来源。
甘学军：我们对作者不是很了解，对这张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不是很了解。
据姜召文介绍，这幅画是他从北京的一所大学里购买的。
甘学军：因为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就是委托人必须亮明自己的身份，必须申明它是合法获得的，所以这方面来讲，姜先生是做到了这个，因为姜先生的身份不用质疑，姜先生确认申明自己是有价购藏。
委托的同时，姜召文还出示了一样东西。就是这样东西，让拍卖公司相信了他的说法。
甘学军：它是对这幅作品的来源和真实性的佐证之一。
姜召文当时拿出的是一幅1978年出版的年历。
甘学军：年历上面印刷的就是这张画。
经过仔细对照，年历上印着的那幅画和姜召文送来的画确实一模一样，拍卖公司更没有理由表示怀疑了。
甘学军：因为这两张画面相符的，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华辰公司还做了进一步的鉴定，专业人员仔细查看了这幅画的状况。
甘学军：包括这个画框，这个木头框子的做法，画布的判断，包括油彩的一些变化，我们觉得这都很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
甘学军说，正是因为担心赝品流入市场，所以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程始终就是在鉴别真伪和好坏。公司当时核查这幅画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和行规严格执行的。
甘学军：包括出版图录，包括预展、巡展等等，实际上是一个一个贯穿整个鉴别的过程。
在拍卖会之前，按照国际惯例，华辰公司还为所有的拍卖品举行了预展。在整个预展过程中，从没有听到对这幅画的任何质疑。
甘学军：预展3天，就是要买家来审视你的作品，审看拍品的真伪和保存状况，然后来确认它的价值，也是法律的规定。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就出现勘误了，就要撤拍了，一定是要撤拍，如果这幅画有任何异议，我们一定要撤拍。
而最后的拍卖结果也证实了这幅画的价值，这也在侧面认可了华辰公司所作的工作。
甘学军：拍卖场上拍了80万，就是说，认可这张画的真实性的不仅是拍卖公司，不仅是姜先生的委托人，还有买家。
甘学军认为这幅画的来源可信度高，况且公司也履行了严格的检查鉴定程序，不应该会是假画。面对三个老画家的指责，甘守学显得十分委屈。
甘学军：我还找不出另外的任何佐证推翻它。
在委屈的同时，甘学军对三位老画家的举动也有一丝疑惑，他说，如果作者觉得这幅画有问题，完全可以来直接交涉，拍卖公司绝对不会置之不理。为什么要首先采取通过媒体曝光的非常手段呢？
甘学军：我们觉得事情这么出现，这么被披露，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艺术家打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采取非常的手段是不可以理解的。
事到如今，这事情越发蹊跷，作者一口咬定拍卖的那幅画是假的，但拍卖公司却有年历为证，上面印的也确实和姜召文送来的画一模一样，这画是真是假，辨别起来应该不难，三位画家把原画拿出来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画家们就是办不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说起原画，三位老画家非常伤心。原来这画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车永仁：在1986年的时候，毛主席纪念堂曾经给我发过一次信，想要这张画。
因为事情重要，车永仁不敢耽误，连忙叫上安明阳一块来到了存放这幅画的天津市博物馆，但蹊跷的事情发生了。
车永仁：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找原件，当时就没找到。
找不到画，两人心急如焚，连忙找到了博物馆的管理部门，但管理部门却告诉他们，不知道画去哪里了。
车永仁：因为这么长时间，领导跟保管人员的变动，大家也不重视。
无奈之下，两人只好去找知情人打听，但跑遍了整个天津，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又多次在博物馆的仓库里面查找，虽然每次都是底朝天，但仍然一无所获。
安明阳：你说这怨谁呢，也不好怨。
据车永仁当时的推测，画可能是因为仓库保管条件不好，损毁了。
车永仁：因为当时画的是一组画，这是其中的一张，其它四张呢，其中有一两幅看到了一些残品，已经不是原来画的样子，所以我们估计这张可能没有了。
但推测归推测，这幅画究竟是损毁了还是别人拿走了，谁也不敢肯定。它的下落成了老人们的一块心病。现在画突然冒了出来，画家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问。
安明阳：为什么真的我没找到，但是它出来了，这就是被人偷走了。盗走了，假设这不是真的，是假的，那这是违法的。
岁月流逝，当年那幅真画到底上哪去了至今也不得而知。因此，现在三个画家虽然一口咬定画是假的，却也没办法拿出真的版本，让假李逵当场显原形。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证可寻，画家们手头仍然保留着一些当年画报的资料，上面印的就是他们亲手创作的那幅真品。
车永仁：因为这张画，当时发行量还是很大的，他可以拿印刷品出来两个对比一下就能看出来。
安明阳：这个太好鉴定了。我画的东西，你都没画。这不是，这还用说吗，这肯定就是假的了。
这就是原画的印刷品，和拍卖的那幅画相比，确实存在很多区别。画家们说，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十处，在被拍卖的那幅画中，朱德总司令的胸章不见了，书架上摆放的书也和原画大相径庭，而墙上的全国地图和作战地图只是简单涂抹，甚至连作战地图下方摆放的指挥棒也没了踪影。在真画中，画家们不但精心描绘了主席手中烟头落下的烟灰，甚至对油灯的位置，地板的拼缝以及摆放的东西都做了细致的描绘，但这些在被卖的那幅画中不是少了，就是画的全然不一样。画家们还说，与他们的原画相比，更为关键的是那幅画对领袖人物的塑造只是简单临摹，根本无法传神。另外整体的颜色也有明显的区别。
无论是从作者的说法还是出示的资料来看，华辰公司拍卖的那幅画和原画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但拍卖行却说，没错，这两幅画确实有差别。可正是有差别，才证明我拍卖的就是真画。这话听得让人糊涂。
甘学军：姜召文说这张画，当时画了两张，两张还有区别。
原来姜召文当初在给工作人员介绍这幅画的时候，曾特地说明《伟大的战略决策》创作时一共画了两幅。
甘学军：第一版本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时姜先生提出来，跟我们特别指出来，说两张是有区别的，所以这样的话更使我们确信不疑。
姜召文说，两幅画的区别在于一幅右下角画有军事指挥棒，而另一幅则没有画，他要卖得就是没有画指挥棒的那幅。
甘学军：我们想这个赝品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是做赝品的话，不可能还特意作出区别来，这个赝品一定是照原作一丝不苟地、分毫不差地去临摹。
甘学军说，由于时代的特殊性，文革前后的画同一作品有多个版本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甘学军：同在这一场拍卖会的《梨海结盟》就是，而且刘伯承将军跟这个小燕丹（音）盟誓的那个场面，那就是不止一张。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他可能一个题材画了两张，画了三张，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这理所当然就是正品。
那么这幅画究竟有没有两个版本呢？
车永仁：我们就画过这一张，没有画过第二张。
安明阳说他当初是创作组的组长，而车永仁则是副组长，所有关于这幅画的事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如果要画两个版本，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安明阳：而且能不能搞第二张，谁最有权力，我觉得我们作者最有权力。另外当时的创作任务非常紧迫，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再画第二张。
安明阳：一直到截止收稿的时候，我们才结束，我们能够再搞第二张吗？这是不可能的。
到底是只有一张，还是有两张？这第二张画的来源是什么？最明白的人应该就是那位委托人，也就是卖家姜召文。那么他的说法又是什么呢？记者费尽周折，得到了他常用的手机号码。
你拨的用户已停机……
在法院的卷宗中，记者看到了姜召文的陈述过程，他提供的两份证据，分别是卖画给他的王某和国防大学高某的证人证言。
姜召文说：此画是70年代创作的，是我在某大学买的，某大学曾用这幅画出过年历。据该大学的人说，70年代创作这副画共有两幅，略有差异。差异在右下角，一幅有军事指挥棒，一张没有。我所买的是没有指挥棒的那幅油画。这幅画常年在该大学悬挂。
证人高某说：《伟大的战略决策》油画原陈列在某大学校史馆内，后因校史馆重新装修，将该画以6万元的价格卖给王某。
王某证明：我从某大学高某处购得《伟大的战略决策》一画，之后卖给姜召文。
2006年8月8日，安明阳、车永仁和张永典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和姜召文共同告上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支付著作权侵权赔偿金88万元，精神赔偿金3万元并担负其他费用30547元。
车永仁：因为临摹得非常低劣，人家以为你们三个人画的就是这么一张很拙劣的画，人物的形象画得一塌糊涂。现在图录上面，包括拍卖以后，几个报刊上面登的都是我们三个的名字。
开庭前，三位画家对这场官司充满了信心，因为在他们看来，对方拍卖的是不折不扣的假画，证据确凿，自己怎么都不会输。然而令画家们没有想到的是，最后的结果让他们十分意外。
2006年12月19日，法院开庭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
根据拍卖法的相关规定，法律并不要求拍卖人保证其拍卖标的的真伪。故华辰公司拍卖的《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否系伪作，与其是否要对三原告承担侵犯著作权的责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华辰公司已经尽到了法律规定的要求委托人说明来源的义务，而委托人姜召文支付了对价，从他人手中购得画作之后委托拍卖，是艺术品、字画流通的正常情形，在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知或应知该画系伪画，而进行委托拍卖的情况下，亦不应承担侵犯著作权责任。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安明阳、车永仁、张永典的诉讼请求。
《著作权法》的规定是，如果复制品的发行者能够证明自己所发行的产品有合法来源的，那么他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也不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比较相关的一条。《拍卖法》的第61条规定，委托人和拍卖人如果在拍卖之前，公开声明拍卖标的的真伪和品质，就是说不保证这个拍卖标的的真伪和品质的，那么他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我们从这条的规定来说，法律并不要求拍卖公司和委托人拍卖的标品必须是真的。结合本案的纠纷来说，我们认为主要的焦点问题在于拍卖公司和委托人是不是尽到了《拍卖法》所要求的他们履行的义务，而不是说他拍卖的是不是一幅假画。
一审判决之后，三位老画家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拍卖公司卖的就是假画，怎么这官司还会输呢？
车永仁：我们想还是可以接着打的。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一张画的问题，现在涉及到拍假画已经不是首例了。
2007年1月4日，安明阳、车永仁、张永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