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是二十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国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萨特代表性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念被彼时的中国文化社会语境所刻意“选择”，言必称萨特几乎成为当时中国的一种文化时尚，而在萨特庞大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中，所谓的“自由选择”又被选择性剥离了出来。然而，作为标语用途的“自由选择”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关键词语的“自由选择”则是繁复艰深的，如果哲学层面上的自由选择真是那般易解的话，萨特也不至于不断借以戏剧这种更加形象的媒介来反复图解阐发了，正如《死无葬身之地》这一剧作题目所示，经历了自由选择的人类，其境遇又怎么倒向了“死无葬身之地”了呢?
　　就《死无葬身之地》这部萨特创作于1946年的剧作而言，本身就疑问颇多，在剧作上演时萨特即自言其并非成功的作品，当然即使是作者的话也未必确信。而在中国舞台上演的萨特剧目中，《死无葬身之地》几乎搬演次数最多。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该剧是萨特戏剧序列中最具形象感的一部作品，我们以为相对易于把握并为受众接受，至少在最低层面上可以作为戏剧训练中情境单元的颇佳教材。另外在更加广泛的背景中，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然式微，粗略的原因是对于今天的享有更多自由选择权利的中国人而言，选择自由的命题似乎已经不是问题。由此萨特的境遇剧目渐被技术化处理。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技术化处理，日益忽略和切断了《死无葬身之地》剧作与现实质感之间的联系。同时联系的断裂，也加剧了技术化处理的倾向而使得我们愈加难于理解剧作本身。就戏剧角度而言，我们几乎很难想象，一部我们自身难于理解的剧作是怎样被呈现于舞台之上，而又有不断的排练与上演，以所谓“境遇剧”的名义，加之“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
　　就读解《死无葬身之地》而言，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关于“自由选择”这一对于萨特哲学核心观念的深入理解之上，惟其把握了“自由选择”的层次，我们才能够把握住剧作的发展和结构层次，以至于把握作品的风格特征。离开了对于“自由选择”的理解，其他的就都无从谈起了。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所要着重探究的并非是自由选择的价值彰显，而是自由选择难以实现的囚徒困境，通过戏剧情节的展示，萨特几乎通过形象展示出了人类在进行自由选择是所遭遇的各个层面的限定。
　　就“自由选择”的层次而言，萨特思维的逻辑起点与剧作的情节起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监狱。这里存在这一个极具意味的悖论，那就是将对于自由选择的探求竟然放置在了极度限制人的选择自由的监狱这样一个空间环境之中。“监狱”作为一个符号在萨特的其它作品中也能够找到类似的应用，只不过有所变异，比如另一部作品《隔离审讯》中的“地狱”，只不过在《死无葬身之地》中监狱的所指与人类生存境遇的距离更加接近。这样的一种空间环境的设置，一种向度上既能够彰显出自由选择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将人类的自由选择深埋进困境的另外一个向度上，并借由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一方藏形成情节层面上的戏剧张力，另一方面也图解出存在主义的哲学困境。
　　监狱的空间环境设置已然是一种困境，当身陷囹同的局中人还要迅速遭遇死亡的命题的时候，两种境遇的叠加构成了萨特具有代表性的极端境遇。不过，死亡的直接后果被萨特情节性的延宕了——死亡将至而又未至为剧中人的希望与绝望提供了进行自由选择的空间与契机。在这个递进的自由选择层次中，弗朗索瓦选择了恐惧，吕茜选择里对若望的爱来提升牺牲的意义，索比埃选择探寻预期的酷刑中是否能够坚持，卡诺里选择回忆英雄事迹，而亨利则选择睡眠。在惯常的情节处理中。我们往往会探寻所谓的“人物心理依据”或者“贯穿的动作线索”，并希冀于把握剧作、调动演员与观众的情感，然而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这一层次的支点，类似于一场面对死亡时所展开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哲学争论。二战中，作者萨特本人也曾被投入纳粹的监狱，而却幸运地误释。或许萨特将这种偶然的误释提升到了一种荒诞悖谬的层面，剧中人卡诺里则在《死无葬身之地》中为萨特的哲学代言，卡诺里声称即便是死亡也是一件纯粹个人化的私事，因此个体化的选择存在先于死亡的人类本质。而与卡诺里辩驳的亨利则认为选择唯有被置于终极价值进行判断，选择才是有所谓的意义的。而卡诺里对于亨利观点的评价，竟然是“你不谦虚”!萨特／卡诺里的思路是唯有将选择彻底个人化，人类才有可能彻底为选择承担责任，进而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和死亡本身。而如果将选择与诸如宗教、理想、爱情、事业相扭结，人类反而可能推诿对责任的承担，进而陷入到对死亡的巨大恐惧之中。
　　这个具有哲学论辩意味的层次，类似于整个《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篇戏剧化的哲学论文的绪言，也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关于自由选择与自由选择所遭遇的困境之间的对抗才能够具有一个展开呈示的空间与可能。
　　围绕着“提审”这一核心情节，“自由选择”各个层次上的呈示被展开了。而剧中人此时境遇的荒谬也在于其实他们并没有秘密可以保守，于是关于是否在受刑中“喊叫”。这一其实极为正常的行为却显示出了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卡列里是囚犯中唯一没有在受刑中喊叫的人，而亨利则最终难以忍受痛苦的折磨违背了自己拒绝喊叫的誓言。为什么在这里“喊叫”被赋予了如此深沉的意义?因为，受刑中的喊叫之所以成为被思考的问题，是此处的喊叫无关于受难的痛苦，而更加接近于一种祷告。“喊叫”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层次，与上一个层次中的哲学论辩具有着一种解释关系。卡列里将选择所带来的痛苦彻底个人化，因此对卡列里来说喊叫这一行为毫无意义，而对于亨利来说，最终的喊叫则是他为了追寻痛苦所承担的意义，向“上帝”发出的渴望确认的哀告。这种受刑中的哀告，由于与本质先于存在倒置的密切联系，在萨特看来是导致了人类难以为选择承担责任并最终失去自由的根本原因。而对于亨利来说，在喊叫之后，他隐约意识到了哀告的虚妄，于是产生了价值动摇，只不过他将其转移到因为所谓的“自尊”这一仍然外在于选择的结果上去了。
　　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自由选择的命题被凸显了出来，这就是自由选择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梳理《死无葬身之地》的线索，从“讨论死亡”到“索尼埃自杀”和“弗朗索瓦被杀”直至游击队员遭到“集体枪杀”，游击队员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另一方贝当政府的警察们也在探讨着死亡。死亡，就像是一个幽灵飘荡在监狱里的每一个人的心中。
　　那么，死亡是可以选择的吗?死亡又是不是自由选择的极限呢?从一种角度上说，每个人都是要死的，自然看起来是无法选择的，但一个人真正无法选择的是他的出生，虽然人终将接受死亡的命运，这一点无可改变，但是人却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一种有尊严的方式或者是一种不太有尊严的方式，都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实现。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出借助于情节安排，萨特对于自由选择与死亡之间关系的缜密而又多层的思 索。作品中首先出现的是索尼埃的自杀，作为一名游击队员，为了保守秘密不堪忍受酷刑折磨的索尼埃主动选择了自杀，在国内的《死无葬身之地》的演出中时常把索尼埃的死亡处理得壮怀激烈，不过这样的处理方式引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此壮烈的牺牲，为什么却也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呢?我们似乎还是应当回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语境中来找寻答案。
　　索尼埃的自杀，是一种被逼无奈之下的主动选择。索尼埃一方面自知可能会忍受不住酷刑而将若望的身份之谜吐露出来，另一方面索尼埃也意识到死亡将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的宿命，这是索尼埃自杀的表层原因。但是问题绝非这样简单，如果说萨特所说的选择是一种真正的自由选择的话，那对索尼埃来说应该是可以有另外的一种选择的，那就是投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索尼埃并没有实现萨特所说的彻底的自由选择。
　　我们注意到，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所谓的“投降哲学”，以至于萨特发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进行声辩。存在主义为什么是一种人道主义呢?这是因为，在萨特看来，人类的生存权是诸权利中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了生存，人类是有选择“投降”的权利的，虽然这一论点被许多人难以接受，但这的确意味着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关怀。
　　与索尼埃的自杀相对应的是弗朗索瓦的被杀，在剧中，弗朗索瓦年轻的生命被放置在价值判断的祭坛之上被牺牲了。而为了游击队员中一部分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即所谓的“自尊”，而使弗朗索瓦的生命权被剥夺。表面上看起来，战友们亲手杀死自己年幼的同伴具有着催人泪下的“情感效果”，那这层表面的意思也是萨特本人的意图吗?通过这个情节的设置，萨特剧作所追求的不是斯坦尼式的体验所要达到的情感效果，也不是追去斯克里布式的佳构剧情节，萨特真正想要达到的是一种布莱希特叙事剧风格的陌生化效应，为的是引发受众对于弗朗索瓦之死的思考，而不是落下激动的泪水。因为贯穿前后的情节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弗朗索瓦最终招供，也依然不会导致游击队领导人若望的死亡，在弗朗索瓦死之前，若望就已经编织好了对付敌人的谎言。
　　由此，我们发现弗朗索瓦的死亡是没有价值的，这几乎等同于一场同伴之间、亲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借由一个年轻生命的无辜死亡，萨特所要导向的不是情感，而是用了一个比索尼埃的死亡更加惨烈的方式，来表达他关于自由选择的思考，以及对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的思考。
　　而在剧终处，体现了关于萨特的自由选择命题的最后一个层次，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自由选择各自展开之后所造成的致命影响，警察克罗谢最终进行了一次“自由选择”，而一方的这种选择，其代价却是另外一方的死亡。
　　一句话，他人即地狱。背后的支点仍旧是萨特的哲学观念。
　　纵观全剧，我们应当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自由选择的观点，是一种生存哲学。因为选择只可能在活着的时候进行，萨特的哲学是热爱生命的哲学，《死无葬身之地》是热爱生命的剧作。
　　因为，人死，则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