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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有一个名叫辛德勒的商人，因拯救犹太人而书写了举世闻名的“辛德勒名单”。抗日战争期间，湘西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物，人们称之为救护中共地下党员的“辛德勒”，她就是被中共湘西地下党人称颂为“革命老妈妈”的罗文敏。
我们从一张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些微微泛黄的老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抗战时期中共湘西地下党的一批风云人物。照片的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湘西工作委员会委员谌鸿章、湘西工作委员会书记梁春阳、凤凰县委委员梁延绮、肖韵珊；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凤凰县委委员杨昌休（易扬）、田成上（田季文）、凤凰县委书记唐知白（唐振宗）等。他们共同回忆起罗文敏，在湘西地下党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与共产党同舟共济，不顾个人安危，为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做了不少工作。她不仅从精神上给同志们以支持与鼓励，而且从物质上也给予无私的援助，使一大批共产党员免遭屠戮。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受进步思想的影响
1899年8月，罗文敏出生于保靖县迁陵镇一户普通的土家族居民家庭。16岁时，因封建习俗，为给身患肺病的未婚夫彭勇谦“冲喜”而结婚。17岁时，女儿呱呱坠地，取名彭司琰。3年后，丈夫便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从此，她外担“剋夫”恶名，内受无子之苦。亲友劝其改嫁，她均未应允，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公公彭瑛万为了传宗接代，为她过继了两个儿子。
大革命时期，罗文敏表弟姚彦在北京求学，每次回家，都向亲友宣传革命道理，罗文敏深受影响，不顾公婆的反对和幼女的拖累，毅然坚持在保靖湘西十县联合女校读书。学校停办后，她考取长沙自治女校，因时局动荡，继续读书的愿望落空。女儿彭司琰在母亲的教诲下，勤奋好学，从长沙周南女中初中毕业后，继续在省立桃源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回乡任教。
抗战爆发后，湘西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共产党人的抗日救亡宣传，像一股春风，唤醒了沉睡中的湘西人民。1939年初，在县立模范小学任校长的女儿彭司琰和继子彭司续都参加了地下党。彭司琰还担任了中共保靖县委的负责人，在县委的领导下，创办校刊《模范小学生》，刊登教育要适应抗战形势的文章，反映学生搞义卖、支援抗战活动的速写画等；在党组织的外围成立了“青年战时服务团”“读书会”等抗战团体。彭司琰等经常组织学生和群众演唱《黄河大河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并组织抗战宣传队深入偏远的山村演出戏剧《送郎上前线》，方圆10多里的农民都打着火把来看他们的节目。彭司琰同时还担任了县妇女会主任。她组织召开了县妇代会，积极宣传妇女解放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动员妇女界人士和学生为抗战义卖和募捐，为前方将士做寒衣。她还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做好保靖县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把尽可能多的力量团结到抗战救亡的队伍中来。一时间，在这座地处湖南西部边陲的小山城，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消息。
这一切都使罗文敏感受到了新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深感不安。就她的知识所及，她知道搞共产党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她的表弟共产党员姚彦在北京念书时，因为宣传共产主义而与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一起被反动派绞杀了。她询问女儿为什么要搞那“砍脑壳”的事？女儿抓住机会，将自己的理由一五一十地说给她听：为什么要抗日？为什么要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穷人受苦、妇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等等。虽然许多道理她还不甚明了，但她知道女儿所做的事是光明正大的好事，也信服女儿所讲的道理。从此，她将自己的安危与女儿所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并将自己的家，变成了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打造湘西地下党员的家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湖南各地惨案迭起，许多共产党人抛洒热血。随着时局的逆转，湘西各地遭受通缉的共产党员，纷纷避居保靖。为妥善安置这些同志，保靖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党组织领导下，罗文敏总是尽最大努力地掩护这些同志，还慷慨解囊，想方设法筹集路费，并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同志们转移。1939年下半年，国立八中的地下党员吴杰、中共乾城县工作委员会委员熊漠远，在罗文敏的帮助下先后安全离开保靖。
保靖地下党开展活动十分广泛，由于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党组织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1939年秋，中共湘西工委负责人梁春阳到保靖传达湘西工委关于隐蔽党组织的决议时，旅社、客栈均有警特盘查，不敢留住，八中分部和模范小学又有敌人安下的“钉子”特务，也不敢落脚。保靖中心支部书记彭司钟便领梁春阳去罗文敏、彭司琰家里住。她们家平时很少与人接触，家里只有年约40岁的母亲罗文敏和20多岁的闺女彭司琰。在这种情况下，梁春阳考虑到要把一个年轻小伙子藏在家里，虽然安全，但将给老人带来双重风险：即封建礼教的风险和政治风险，稍一不慎很可能弄得身败名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老人好像看出了梁春阳的心思似地，说：“你是我儿子司续的朋友，住在我们家里，难道还不应该么？我家里既安静又安全，你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不会有人打扰你的，我也不怕添了麻烦。”就这样，梁春阳白天不出门，晚上彭司钟找人来开支部会，和党员同志谈话，上党课等，差不多住了一个星期，最后安全地离开了保靖。1940年李鳌接任湘西工委书记后到保靖检查工作，也是住在罗文敏家里，并受到热情接待。后来，湘西工委的另一位负责人谌鸿章被转移到保靖竞择小学教书时，为避免国民党党棍特派员舒德球来保靖“视察”时发现自己的身份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谌鸿章也曾躲在罗文敏家里10来天，后又隐蔽在她家柑子园内一个姓田的佃户家里，最后安全离开保靖。
凡有中共方面来人，罗文敏总是悉心安排好衣食住行，认真做好警戒工作。每逢开会，不论严寒与酷暑，她总是以针线活作为掩护，坐在门口望风。共产党员金汉虚从永绥（今花垣县）来保靖时，因工作劳累，身患严重的肺病而吐血，党组织为了躲避敌人对他的追捕，特意安排他在罗文敏家静养了半个多月。金汉虚在其《劳蛛日记》中写道：在她家后院的楼上，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什么都给我预备得很周到，连手纸都剪得很整齐。所有这些，都是司琰的母亲亲手布置的，这个母亲真是太好了”。临离开保靖时，金汉虚对罗文敏说：“现在我可以走了，这里有一本《列宁传》（外文版）和一本自己的日记，为避免沿路盘查，还是把它放在您这里妥当。”罗文敏答应了他。 做中共党员虎口脱险的中转站
为了转移地下党员，做好保密工作，罗文敏总是亲力亲为，不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她总是勇往直前，从不退缩。有一天，从永绥县一次转移来了5名青年学生党员，罗文敏将其中3人安排在自己的阁楼上，两人安排在县城对河凉水井的一户农民家中。为了安全起见，学生们的一日三餐、饮用洗涤，都是由罗文敏亲自打理。整天在狭窄的木楼梯爬上爬下，跑凉水井，像一只蜜蜂不知疲倦地劳作着，罗文敏没有一丝抱怨。一天，住在凉水井的一个学生感到心情烦闷，竟然没有打招呼，独自跑到狮子庵游山观景去了。罗文敏闻讯又气又急，连忙追到山上将他找了回来。这个学生看到平素十分和蔼的罗文敏面露焦急神色，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实在太鲁莽了，赶快向她承认错误。学生们与罗文敏分别之际，想起她为他们端茶送饭的情景，个个热泪盈眶，发自内心地向她连连呼唤：“您真是我们的好妈妈！”
1940年3月前后，凤凰县委书记唐知白、凤凰县委委员杨昌休转移到保靖县立模范小学教书，凤凰县委委员田成上也来到保靖县立竞择小学任教。杨昌休一到保靖就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注意，特务从辰溪县假造一封密告信，保靖县当局向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发电报请示，准备逮捕他，情况十分危急。保靖县党组织决定将他迅速转移，并连夜赶制假证件，计划天一亮，由交通员护送他出城去沅陵。谁知，第二天他们还未出城，就发现有人尾随跟踪。于是，他们机警地摆脱“尾巴”，躲在王家庄，后来藏在罗家梨子园。罗文敏得知这些情况后，来到罗家，给杨昌休化装。接着，她将杨昌休带到枞树坡向五婶家隐蔽了几天。而后，杨昌休才离开保靖，安全到达桂林。1941年至1945年，杨昌休在广西的中学教音乐。1943年秋，日军进攻常德。从小听惯沅江橹歌与号子的杨昌休，即兴写词谱曲，创作出气势雄伟的抗日歌曲《沅江船夫曲》。这首歌不仅当时在当地中小学生中流行，还被当时活跃在广西的抗敌演剧四队用作演出曲目，参加了1944年2月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并通过西南剧展传播到国内外。抗战期间，杨昌休还先后创作了《凤凰青年服务团之歌》、四部合唱《铁匠歌》和《黎明颂》等几十首歌曲，成为远近闻名的音乐家。后来，杨昌休改名易扬，解放后一直在长沙从事音乐教学和创作，曾任湖南省音协副主席、名誉主席。唐知白、田成上在撤离保靖时，也都得到过罗文敏的无私帮助，得以安全脱险。解放后，他们曾任广西自治区政协厅级干部。
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保靖地下党组织开始撤退，罗文敏的女儿彭司琰转移去昆明。1941年3月，永绥和保靖地下党先后遭到破坏，党员分散转移。在永绥女子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朱昆珍，因刚生小孩不能行动，被敌人严密监视居住，并勒令她满月后“自动”投案。在永绥女小进步师生的帮助下，朱昆珍导演了一场投河自尽的假戏后，逃到了保靖。罗文敏热情接待了朱昆珍，给她穿上青布衣衫，包上了土家妇女的黑布包头，将其隐蔽在家中。后来，为其安全考虑，决定将其转移出去。于是，罗文敏拄着拐杖，提着竹箩，假装到离城15里外的乡下撒珠坞去摘茶叶，途中在天堂坡一个庵堂里，找到了修行的姐姐，向她说明朱昆珍是远房亲戚，因受丈夫虐待，要投河自尽，想借庵堂小住一些天。这样，化名白微的朱昆珍，便在庵堂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一日，朱昆珍的丈夫、地下党员舒崇炘赶来，罗文敏为他们筹借了一笔路费，还包下一艘小船，让他们沿白河顺流而下，直抵沅陵，逃离虎口。
坚贞不屈的革命老妈妈
罗文敏这家人来客往的秘密交通站，最终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他们派人抄了家，妄图搜出进步报刊书籍，作为罪证。而在此之前，罗文敏早已将同志们留下来的东西捆成两大包，悄悄地送到太山坪凉水井一户叫戴老四的农民家里，嘱咐他妥善地收藏起来，其中包括金汉虚所写《劳蛛日记》（解放后将烈士的遗物交给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敌人查抄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将她押至县党部，企图通过逼供从她的口中得到地下党的情报。罗文敏在敌人面前随机应变，巧妙周旋，先以“听不懂”为搪塞，后以“不知道”相推卸，继以“要证据”而争辩，再以“不吭声”来抵抗。敌人见此情形，揪着罗文敏的耳朵，怒声责骂她装聋作哑，并扯着她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罗文敏始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最后，敌人由于找不到确凿证据，只得将遍体鳞伤的罗文敏释放。
新中国诞生不久，避居香港的罗文敏一家，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广州，当子女们从华南局得知，南方日报社需进口一批白报纸缺乏外汇时，就和母亲商量，罗文敏毫无保留地捐出了她保管的几万元外汇，体现了一个普通群众的拳拳报国之心。
在以后的岁月里，罗文敏热爱党，关心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担任街道委员多年，光荣出席过长沙市妇女代表大会。同祖国的命运一样，默默无闻的她，生活中有风浪，有波折，还有数不清的误解、屈辱，但她始终是那么坚毅，充满希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3年9月1日，罗文敏因病在长沙去世，享年84岁。省直机关的负责人，当年的地下党员们纷纷前来悼念，并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但她是一只吐尽蚕丝的春蚕，是一根泪尽成灰的蜡烛，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无私贡献。罗文敏，无愧于老地下党员们对她的称呼：革命的老妈妈！
我们从一张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些微微泛黄的老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抗战时期中共湘西地下党的一批风云人物。照片的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湘西工作委员会委员谌鸿章、湘西工作委员会书记梁春阳、凤凰县委委员梁延绮、肖韵珊；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凤凰县委委员杨昌休（易扬）、田成上（田季文）、凤凰县委书记唐知白（唐振宗）等。他们共同回忆起罗文敏，在湘西地下党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与共产党同舟共济，不顾个人安危，为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做了不少工作。她不仅从精神上给同志们以支持与鼓励，而且从物质上也给予无私的援助，使一大批共产党员免遭屠戮。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受进步思想的影响
1899年8月，罗文敏出生于保靖县迁陵镇一户普通的土家族居民家庭。16岁时，因封建习俗，为给身患肺病的未婚夫彭勇谦“冲喜”而结婚。17岁时，女儿呱呱坠地，取名彭司琰。3年后，丈夫便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从此，她外担“剋夫”恶名，内受无子之苦。亲友劝其改嫁，她均未应允，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公公彭瑛万为了传宗接代，为她过继了两个儿子。
大革命时期，罗文敏表弟姚彦在北京求学，每次回家，都向亲友宣传革命道理，罗文敏深受影响，不顾公婆的反对和幼女的拖累，毅然坚持在保靖湘西十县联合女校读书。学校停办后，她考取长沙自治女校，因时局动荡，继续读书的愿望落空。女儿彭司琰在母亲的教诲下，勤奋好学，从长沙周南女中初中毕业后，继续在省立桃源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回乡任教。
抗战爆发后，湘西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共产党人的抗日救亡宣传，像一股春风，唤醒了沉睡中的湘西人民。1939年初，在县立模范小学任校长的女儿彭司琰和继子彭司续都参加了地下党。彭司琰还担任了中共保靖县委的负责人，在县委的领导下，创办校刊《模范小学生》，刊登教育要适应抗战形势的文章，反映学生搞义卖、支援抗战活动的速写画等；在党组织的外围成立了“青年战时服务团”“读书会”等抗战团体。彭司琰等经常组织学生和群众演唱《黄河大河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并组织抗战宣传队深入偏远的山村演出戏剧《送郎上前线》，方圆10多里的农民都打着火把来看他们的节目。彭司琰同时还担任了县妇女会主任。她组织召开了县妇代会，积极宣传妇女解放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动员妇女界人士和学生为抗战义卖和募捐，为前方将士做寒衣。她还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做好保靖县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把尽可能多的力量团结到抗战救亡的队伍中来。一时间，在这座地处湖南西部边陲的小山城，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消息。
这一切都使罗文敏感受到了新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深感不安。就她的知识所及，她知道搞共产党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她的表弟共产党员姚彦在北京念书时，因为宣传共产主义而与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一起被反动派绞杀了。她询问女儿为什么要搞那“砍脑壳”的事？女儿抓住机会，将自己的理由一五一十地说给她听：为什么要抗日？为什么要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穷人受苦、妇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等等。虽然许多道理她还不甚明了，但她知道女儿所做的事是光明正大的好事，也信服女儿所讲的道理。从此，她将自己的安危与女儿所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并将自己的家，变成了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打造湘西地下党员的家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湖南各地惨案迭起，许多共产党人抛洒热血。随着时局的逆转，湘西各地遭受通缉的共产党员，纷纷避居保靖。为妥善安置这些同志，保靖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党组织领导下，罗文敏总是尽最大努力地掩护这些同志，还慷慨解囊，想方设法筹集路费，并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同志们转移。1939年下半年，国立八中的地下党员吴杰、中共乾城县工作委员会委员熊漠远，在罗文敏的帮助下先后安全离开保靖。
保靖地下党开展活动十分广泛，由于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党组织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1939年秋，中共湘西工委负责人梁春阳到保靖传达湘西工委关于隐蔽党组织的决议时，旅社、客栈均有警特盘查，不敢留住，八中分部和模范小学又有敌人安下的“钉子”特务，也不敢落脚。保靖中心支部书记彭司钟便领梁春阳去罗文敏、彭司琰家里住。她们家平时很少与人接触，家里只有年约40岁的母亲罗文敏和20多岁的闺女彭司琰。在这种情况下，梁春阳考虑到要把一个年轻小伙子藏在家里，虽然安全，但将给老人带来双重风险：即封建礼教的风险和政治风险，稍一不慎很可能弄得身败名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老人好像看出了梁春阳的心思似地，说：“你是我儿子司续的朋友，住在我们家里，难道还不应该么？我家里既安静又安全，你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不会有人打扰你的，我也不怕添了麻烦。”就这样，梁春阳白天不出门，晚上彭司钟找人来开支部会，和党员同志谈话，上党课等，差不多住了一个星期，最后安全地离开了保靖。1940年李鳌接任湘西工委书记后到保靖检查工作，也是住在罗文敏家里，并受到热情接待。后来，湘西工委的另一位负责人谌鸿章被转移到保靖竞择小学教书时，为避免国民党党棍特派员舒德球来保靖“视察”时发现自己的身份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谌鸿章也曾躲在罗文敏家里10来天，后又隐蔽在她家柑子园内一个姓田的佃户家里，最后安全离开保靖。
凡有中共方面来人，罗文敏总是悉心安排好衣食住行，认真做好警戒工作。每逢开会，不论严寒与酷暑，她总是以针线活作为掩护，坐在门口望风。共产党员金汉虚从永绥（今花垣县）来保靖时，因工作劳累，身患严重的肺病而吐血，党组织为了躲避敌人对他的追捕，特意安排他在罗文敏家静养了半个多月。金汉虚在其《劳蛛日记》中写道：在她家后院的楼上，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什么都给我预备得很周到，连手纸都剪得很整齐。所有这些，都是司琰的母亲亲手布置的，这个母亲真是太好了”。临离开保靖时，金汉虚对罗文敏说：“现在我可以走了，这里有一本《列宁传》（外文版）和一本自己的日记，为避免沿路盘查，还是把它放在您这里妥当。”罗文敏答应了他。 做中共党员虎口脱险的中转站
为了转移地下党员，做好保密工作，罗文敏总是亲力亲为，不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她总是勇往直前，从不退缩。有一天，从永绥县一次转移来了5名青年学生党员，罗文敏将其中3人安排在自己的阁楼上，两人安排在县城对河凉水井的一户农民家中。为了安全起见，学生们的一日三餐、饮用洗涤，都是由罗文敏亲自打理。整天在狭窄的木楼梯爬上爬下，跑凉水井，像一只蜜蜂不知疲倦地劳作着，罗文敏没有一丝抱怨。一天，住在凉水井的一个学生感到心情烦闷，竟然没有打招呼，独自跑到狮子庵游山观景去了。罗文敏闻讯又气又急，连忙追到山上将他找了回来。这个学生看到平素十分和蔼的罗文敏面露焦急神色，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实在太鲁莽了，赶快向她承认错误。学生们与罗文敏分别之际，想起她为他们端茶送饭的情景，个个热泪盈眶，发自内心地向她连连呼唤：“您真是我们的好妈妈！”
1940年3月前后，凤凰县委书记唐知白、凤凰县委委员杨昌休转移到保靖县立模范小学教书，凤凰县委委员田成上也来到保靖县立竞择小学任教。杨昌休一到保靖就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注意，特务从辰溪县假造一封密告信，保靖县当局向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发电报请示，准备逮捕他，情况十分危急。保靖县党组织决定将他迅速转移，并连夜赶制假证件，计划天一亮，由交通员护送他出城去沅陵。谁知，第二天他们还未出城，就发现有人尾随跟踪。于是，他们机警地摆脱“尾巴”，躲在王家庄，后来藏在罗家梨子园。罗文敏得知这些情况后，来到罗家，给杨昌休化装。接着，她将杨昌休带到枞树坡向五婶家隐蔽了几天。而后，杨昌休才离开保靖，安全到达桂林。1941年至1945年，杨昌休在广西的中学教音乐。1943年秋，日军进攻常德。从小听惯沅江橹歌与号子的杨昌休，即兴写词谱曲，创作出气势雄伟的抗日歌曲《沅江船夫曲》。这首歌不仅当时在当地中小学生中流行，还被当时活跃在广西的抗敌演剧四队用作演出曲目，参加了1944年2月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并通过西南剧展传播到国内外。抗战期间，杨昌休还先后创作了《凤凰青年服务团之歌》、四部合唱《铁匠歌》和《黎明颂》等几十首歌曲，成为远近闻名的音乐家。后来，杨昌休改名易扬，解放后一直在长沙从事音乐教学和创作，曾任湖南省音协副主席、名誉主席。唐知白、田成上在撤离保靖时，也都得到过罗文敏的无私帮助，得以安全脱险。解放后，他们曾任广西自治区政协厅级干部。
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保靖地下党组织开始撤退，罗文敏的女儿彭司琰转移去昆明。1941年3月，永绥和保靖地下党先后遭到破坏，党员分散转移。在永绥女子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朱昆珍，因刚生小孩不能行动，被敌人严密监视居住，并勒令她满月后“自动”投案。在永绥女小进步师生的帮助下，朱昆珍导演了一场投河自尽的假戏后，逃到了保靖。罗文敏热情接待了朱昆珍，给她穿上青布衣衫，包上了土家妇女的黑布包头，将其隐蔽在家中。后来，为其安全考虑，决定将其转移出去。于是，罗文敏拄着拐杖，提着竹箩，假装到离城15里外的乡下撒珠坞去摘茶叶，途中在天堂坡一个庵堂里，找到了修行的姐姐，向她说明朱昆珍是远房亲戚，因受丈夫虐待，要投河自尽，想借庵堂小住一些天。这样，化名白微的朱昆珍，便在庵堂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一日，朱昆珍的丈夫、地下党员舒崇炘赶来，罗文敏为他们筹借了一笔路费，还包下一艘小船，让他们沿白河顺流而下，直抵沅陵，逃离虎口。
坚贞不屈的革命老妈妈
罗文敏这家人来客往的秘密交通站，最终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他们派人抄了家，妄图搜出进步报刊书籍，作为罪证。而在此之前，罗文敏早已将同志们留下来的东西捆成两大包，悄悄地送到太山坪凉水井一户叫戴老四的农民家里，嘱咐他妥善地收藏起来，其中包括金汉虚所写《劳蛛日记》（解放后将烈士的遗物交给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敌人查抄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将她押至县党部，企图通过逼供从她的口中得到地下党的情报。罗文敏在敌人面前随机应变，巧妙周旋，先以“听不懂”为搪塞，后以“不知道”相推卸，继以“要证据”而争辩，再以“不吭声”来抵抗。敌人见此情形，揪着罗文敏的耳朵，怒声责骂她装聋作哑，并扯着她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罗文敏始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最后，敌人由于找不到确凿证据，只得将遍体鳞伤的罗文敏释放。
新中国诞生不久，避居香港的罗文敏一家，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广州，当子女们从华南局得知，南方日报社需进口一批白报纸缺乏外汇时，就和母亲商量，罗文敏毫无保留地捐出了她保管的几万元外汇，体现了一个普通群众的拳拳报国之心。
在以后的岁月里，罗文敏热爱党，关心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担任街道委员多年，光荣出席过长沙市妇女代表大会。同祖国的命运一样，默默无闻的她，生活中有风浪，有波折，还有数不清的误解、屈辱，但她始终是那么坚毅，充满希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3年9月1日，罗文敏因病在长沙去世，享年84岁。省直机关的负责人，当年的地下党员们纷纷前来悼念，并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但她是一只吐尽蚕丝的春蚕，是一根泪尽成灰的蜡烛，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无私贡献。罗文敏，无愧于老地下党员们对她的称呼：革命的老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