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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南丁格尔诞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距今已经过去了102年。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当年猫耳洞里的战地护士刘亚玲，在中越边境战争35周年之际，重回人们的视野。她的青春有4年绽放在云南的红土高原，而今这位50岁的“战地女神”，又像她家乡那生命力极强的山丹丹花一样，作为乡村医生，开在了西北黄土高原。
“那些我熟悉的人，一转身再也见不着了……”
1986年8月24日，刘亚玲的照片刊登在《解放军报》的头版。这张照片是亲历这场战争的战地女记者梁子拍的，梁子在自己写的《一本打开的日记》一书中写道：“战场是个净化灵魂的地方，磨难能够造就伟大的灵魂。在死去的战友面前，名利物欲都失去了份量，我是为他们而活，这本书也是为他们而写，算是对战友们的青春礼赞和纪念。”刘亚玲和梁子，她们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战争的幸存者，她们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战友的英勇，所以，她们对人生的理解比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同龄人，多了些许的厚重与沉重。
照片中的刘亚玲戴着大大的眼镜，她白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在头盔和军装的映衬下，显出的不只是女孩子的风华正茂，还有女军人的威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体还略显单薄、脸上带着稚气的女孩，却在1984年至1988年，先后6次上前线（3次未经批准），到过营以下阵地14个，随救护组参加阵前出击4次，拔点作战3次，救护过130多名伤员，其中徐良，就是她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护送后撤。她是名副其实的猫耳洞里的“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法国、土耳其和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她分析了军事档案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英军真正死在战场上的人并不多，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在战场外感染疾病，以及在战场受伤后没有适当的护理而伤重致死。南丁格尔主动申请，自愿担任战地护士，率领38名护士抵达前线，在战地医院服务。仅半年左右的时间，英国伤病员的死亡率就从42%下降到2%。
刘亚玲，就是带着南丁格尔到一线救护伤员的理念完成了学业。她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护士学校。由于她毕业考试成绩总分名列全队第一，听说初步分配方案将她分往北京301医院，但她却出乎人们意料地把一封措辞恳切要求上云南前线的申请报告交给了校党委。1984年8月，她如愿来到了前线的医院。在工作之余，她查看了许多战地救护资料，并结合临床经验撰写了《—例火器性胸腹联合伤伤员的护理》的论文。
医院、论文，对刘亚玲来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战场。尽管医院里每天都要负责大量伤员的护理，但她心里却一遍遍响起南丁格尔把医院、把救护在前沿阵地展开的声音。她觉得如果能早一分钟包扎、止血、输液，也许就能挽救战友的生命，哪怕就是截肢，能截得少一些，这对浴血奋战中的官兵们，就多了一分生的希望，所以，她想离他们、离阵地，近些，近些，再近些！而近，也就意味着危险，但她说：“即使离他们再近，那些我熟悉的人，一转身再也见不着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写写他们，非要追着我呢？”
刘亚玲在阵地上负伤后，在出院的前一天，她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追忆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在那里，她碰到了3个记者，他们通过不久前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那幅照片认出了她，要对她进行深度采访报道。刘亚玲事后说：“此时我最鄙视记者了。”她愠怒于色、拒绝采访，并用力挥手指着这有着数百英魂的陵园正色道：“你们睁大眼睛看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可是他们已经躺在地下了！你们为什么不去多写写他们，非要追着我呢？你们这样做能对得起烈士吗？”
1988年，刘亚玲曾坦诚地对要采访她的军旅作家张志斌说：“我根本不愿来……我反感作家和记者，我不愿别人报道我，过去每一次对我的报道，给我的荣誉都是给我加一道枷锁！到北京出席英模会，我也不激动……荣誉影响我的事业，它只是面具，成功只能靠真才实学。我奉命而来，只想说这些，不想多解释……”为了那些战友，她不愿意下山参加英模事迹报告会，她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能多留在阵地上一分钟，就能多一分努力抢救伤员，所以，当她“被命令”下山后，在所有的照片中，都如她自己所说：“我就吊着个脸，愿意拍，你们就拍吧！”
这位倔强的姑娘心里没有出名、立功的喜悦感，因为她忘不了猫耳洞里战士们节省下自己的口粮“养活”她，更忘不了那天阵地上的一个多小时，她几乎是以一分钟处理一名伤员的速度与时间、与死神赛跑，然而，还是有很多生命根本就没给她留下抢救的时间和机会。当她蹲在小河边，默默地洗去沾满双手的伤员的血迹，当她再看一眼那些烈士的遗体，特别是看到那些与她同龄，甚至比她还小的稚嫩的脸，她哭了。抢救伤员的时候，她理智，冷静，近乎残忍，冷酷地指挥着卫生员把那些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遗体搬开，继续处理那些尚存希望的伤者。
她的战位在阵地上的“猫耳洞”内外。而今，“猫耳洞”这个词，对年轻人来说，显得那么的遥远和陌生。实际上，在那终日不见阳光的阵地上，在蚊虫成群、毒蛇、蚂蝗出没的潮湿洞穴中，猫着腰，蹲守在那狭小的空间里，不仅要出去冲锋陷阵，还要防敌人偷袭和冷枪、冷炮，心理素质不强的男人都能吓疯，但她面对的却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要承受战友负伤、牺牲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阴影。
刘亚玲在50岁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有一天发生战争，我还会上。”她已把自己定位为“为战争而生的女人”。转业后她选择自主择业，回到家乡开办乡村诊所。有人说，她有着一等功的荣誉，有着在西安一起安逸生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这穷乡僻壤不是自找苦吃吗？她道出了自己的幸福观：“想干的事干成了是幸福，一天快快乐乐就是幸福。”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里红……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里红……”山丹丹花多在黄土高原的阴坡上与杂草伴生，因其花色鲜红、生命力极强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刘亚玲就是像山丹丹这样红艳艳地盛开，她在默默绽放中彰显着生命的顽强，她的人生就像美国女作家安妮·林登伯格在《大海的礼物》一书中所写：“大海不会馈赠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为功利而来不仅透露了来者的焦躁与贪婪，还有他信仰的缺失。耐心，耐心，耐心，这是大海教给我们的。人应如海滩一样，倒空自己，虚怀若谷，等待大海的礼物。”
刘亚玲等来的“礼物”，正如云南边防某团副政委杨猛在老山戍边期间的诗中所写：“雨打芭蕉点点声，风舞木棉乱纷纷；谁说边塞无胜境，扫尽狼烟皆是春。”他们等来了“扫尽狼烟”、木棉花开的春天，这满园的春色就是那一代军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安宁与和平。
刘亚玲说：“目睹过惨烈战斗场面，且离得最近，见得最多，女同志中我可能算第一人！”由于徐良伤势重，刘亚玲坚决要求随军工后送，途中，她一手固定输液针头，一手举着液袋。通过狭窄堑壕时，她钻到担架底下跪着、爬着走。上车后，因车颠簸，她一手抱住徐良的伤腿，另外一只手垫在他的腿下。炮手高海元负伤，她背着大个子小高跑了100多米，使他得到及时的抢救。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你向前线靠得还不够近。”这是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的格言。刘亚玲遵从的是卡帕和南丁格尔这样的名言：靠近，靠近，再靠近。
刘亚玲，她走得足够沉重，因为她的脚步是踏在战友的鲜血浸染的泥土中；但她也走得足够洒脱，因为荣誉和名利从未成为羁绊她前行的石头。从“战地女神”到“乡村医生”，她始终淳朴如初、执着如初，而初心不改，志向不衰，信念不老，带给刘亚玲的是简单的快乐，快乐的幸福，幸福的生活。她美得无华，但却足够惊艳，因为从战场上走过来的她，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祖国的西南边陲，回到西北的黄土高原，她依旧是那永不凋零的山丹丹，永远绽放在我们身边。
（责任编辑 束华静）
“那些我熟悉的人，一转身再也见不着了……”
1986年8月24日，刘亚玲的照片刊登在《解放军报》的头版。这张照片是亲历这场战争的战地女记者梁子拍的，梁子在自己写的《一本打开的日记》一书中写道：“战场是个净化灵魂的地方，磨难能够造就伟大的灵魂。在死去的战友面前，名利物欲都失去了份量，我是为他们而活，这本书也是为他们而写，算是对战友们的青春礼赞和纪念。”刘亚玲和梁子，她们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战争的幸存者，她们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战友的英勇，所以，她们对人生的理解比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同龄人，多了些许的厚重与沉重。
照片中的刘亚玲戴着大大的眼镜，她白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在头盔和军装的映衬下，显出的不只是女孩子的风华正茂，还有女军人的威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体还略显单薄、脸上带着稚气的女孩，却在1984年至1988年，先后6次上前线（3次未经批准），到过营以下阵地14个，随救护组参加阵前出击4次，拔点作战3次，救护过130多名伤员，其中徐良，就是她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护送后撤。她是名副其实的猫耳洞里的“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法国、土耳其和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她分析了军事档案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英军真正死在战场上的人并不多，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在战场外感染疾病，以及在战场受伤后没有适当的护理而伤重致死。南丁格尔主动申请，自愿担任战地护士，率领38名护士抵达前线，在战地医院服务。仅半年左右的时间，英国伤病员的死亡率就从42%下降到2%。
刘亚玲，就是带着南丁格尔到一线救护伤员的理念完成了学业。她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护士学校。由于她毕业考试成绩总分名列全队第一，听说初步分配方案将她分往北京301医院，但她却出乎人们意料地把一封措辞恳切要求上云南前线的申请报告交给了校党委。1984年8月，她如愿来到了前线的医院。在工作之余，她查看了许多战地救护资料，并结合临床经验撰写了《—例火器性胸腹联合伤伤员的护理》的论文。
医院、论文，对刘亚玲来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战场。尽管医院里每天都要负责大量伤员的护理，但她心里却一遍遍响起南丁格尔把医院、把救护在前沿阵地展开的声音。她觉得如果能早一分钟包扎、止血、输液，也许就能挽救战友的生命，哪怕就是截肢，能截得少一些，这对浴血奋战中的官兵们，就多了一分生的希望，所以，她想离他们、离阵地，近些，近些，再近些！而近，也就意味着危险，但她说：“即使离他们再近，那些我熟悉的人，一转身再也见不着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写写他们，非要追着我呢？”
刘亚玲在阵地上负伤后，在出院的前一天，她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追忆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在那里，她碰到了3个记者，他们通过不久前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那幅照片认出了她，要对她进行深度采访报道。刘亚玲事后说：“此时我最鄙视记者了。”她愠怒于色、拒绝采访，并用力挥手指着这有着数百英魂的陵园正色道：“你们睁大眼睛看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可是他们已经躺在地下了！你们为什么不去多写写他们，非要追着我呢？你们这样做能对得起烈士吗？”
1988年，刘亚玲曾坦诚地对要采访她的军旅作家张志斌说：“我根本不愿来……我反感作家和记者，我不愿别人报道我，过去每一次对我的报道，给我的荣誉都是给我加一道枷锁！到北京出席英模会，我也不激动……荣誉影响我的事业，它只是面具，成功只能靠真才实学。我奉命而来，只想说这些，不想多解释……”为了那些战友，她不愿意下山参加英模事迹报告会，她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能多留在阵地上一分钟，就能多一分努力抢救伤员，所以，当她“被命令”下山后，在所有的照片中，都如她自己所说：“我就吊着个脸，愿意拍，你们就拍吧！”
这位倔强的姑娘心里没有出名、立功的喜悦感，因为她忘不了猫耳洞里战士们节省下自己的口粮“养活”她，更忘不了那天阵地上的一个多小时，她几乎是以一分钟处理一名伤员的速度与时间、与死神赛跑，然而，还是有很多生命根本就没给她留下抢救的时间和机会。当她蹲在小河边，默默地洗去沾满双手的伤员的血迹，当她再看一眼那些烈士的遗体，特别是看到那些与她同龄，甚至比她还小的稚嫩的脸，她哭了。抢救伤员的时候，她理智，冷静，近乎残忍，冷酷地指挥着卫生员把那些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遗体搬开，继续处理那些尚存希望的伤者。
她的战位在阵地上的“猫耳洞”内外。而今，“猫耳洞”这个词，对年轻人来说，显得那么的遥远和陌生。实际上，在那终日不见阳光的阵地上，在蚊虫成群、毒蛇、蚂蝗出没的潮湿洞穴中，猫着腰，蹲守在那狭小的空间里，不仅要出去冲锋陷阵，还要防敌人偷袭和冷枪、冷炮，心理素质不强的男人都能吓疯，但她面对的却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要承受战友负伤、牺牲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阴影。
刘亚玲在50岁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有一天发生战争，我还会上。”她已把自己定位为“为战争而生的女人”。转业后她选择自主择业，回到家乡开办乡村诊所。有人说，她有着一等功的荣誉，有着在西安一起安逸生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这穷乡僻壤不是自找苦吃吗？她道出了自己的幸福观：“想干的事干成了是幸福，一天快快乐乐就是幸福。”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里红……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里红……”山丹丹花多在黄土高原的阴坡上与杂草伴生，因其花色鲜红、生命力极强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刘亚玲就是像山丹丹这样红艳艳地盛开，她在默默绽放中彰显着生命的顽强，她的人生就像美国女作家安妮·林登伯格在《大海的礼物》一书中所写：“大海不会馈赠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为功利而来不仅透露了来者的焦躁与贪婪，还有他信仰的缺失。耐心，耐心，耐心，这是大海教给我们的。人应如海滩一样，倒空自己，虚怀若谷，等待大海的礼物。”
刘亚玲等来的“礼物”，正如云南边防某团副政委杨猛在老山戍边期间的诗中所写：“雨打芭蕉点点声，风舞木棉乱纷纷；谁说边塞无胜境，扫尽狼烟皆是春。”他们等来了“扫尽狼烟”、木棉花开的春天，这满园的春色就是那一代军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安宁与和平。
刘亚玲说：“目睹过惨烈战斗场面，且离得最近，见得最多，女同志中我可能算第一人！”由于徐良伤势重，刘亚玲坚决要求随军工后送，途中，她一手固定输液针头，一手举着液袋。通过狭窄堑壕时，她钻到担架底下跪着、爬着走。上车后，因车颠簸，她一手抱住徐良的伤腿，另外一只手垫在他的腿下。炮手高海元负伤，她背着大个子小高跑了100多米，使他得到及时的抢救。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你向前线靠得还不够近。”这是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的格言。刘亚玲遵从的是卡帕和南丁格尔这样的名言：靠近，靠近，再靠近。
刘亚玲，她走得足够沉重，因为她的脚步是踏在战友的鲜血浸染的泥土中；但她也走得足够洒脱，因为荣誉和名利从未成为羁绊她前行的石头。从“战地女神”到“乡村医生”，她始终淳朴如初、执着如初，而初心不改，志向不衰，信念不老，带给刘亚玲的是简单的快乐，快乐的幸福，幸福的生活。她美得无华，但却足够惊艳，因为从战场上走过来的她，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祖国的西南边陲，回到西北的黄土高原，她依旧是那永不凋零的山丹丹，永远绽放在我们身边。
（责任编辑 束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