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介绍
雕塑，又称作雕刻，是指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制作出三维空间形象的艺术，属于造型艺术的一种。中国传统雕塑有着宽厚深沉、智慧灵性、自然质朴等丰富多元的表现形式，是中华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中绚烂的瑰宝。
梁思成先生曾說过：“艺术之始，雕塑为先。”雕塑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社会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宗教雕塑、明器雕塑、陵墓雕塑、纪念性雕塑、建筑装饰雕塑、工艺性雕塑六大类。
宗教雕塑：中国的宗教雕塑主要是佛教雕塑，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和摩崖石刻上，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敦煌莫高窟。
明器雕塑：“明器”指古代墓葬中的随葬品，明器雕塑表现了古人对已故先人的敬重和缅怀。俑是明器雕塑中最主要的内容，明器陶俑到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普遍。
陵墓雕塑：分为两类，一是陵墓外的石人、石兽组成的仪卫、装饰雕塑，称为“石像生”或“翁仲”，二是陵墓建筑和构件，如墓阙、华表、享堂、墓道、墓门等装饰雕刻。
纪念性雕塑：指为表彰历史人物、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雕塑。《博物志》曾有记载：“黄帝仙去，其臣左彻者削木为黄帝像。”《战国策》中也有“宋王偃铸诸侯之像列于屏侧”的记载。
建筑装饰雕塑：包括古代建筑门前的石狮、华表等作为建筑附件的雕塑，以及对墙面、门窗、斗拱等对建筑局部和构件进行装饰的雕塑。但中国古代多为木结构建筑，难以长时间保存，因此现存的古代建筑装饰雕塑多为明清时期。
工艺性雕塑：一是指以雕塑形式制成或装饰的有实用性的物品，如陶瓷、青铜制成的礼器、食器、酒器等;二是指独立的具有观赏、装饰作用的小品雕塑，如小型玉雕、象牙雕、木雕、骨雕等。
文化面面观
传统雕塑中的“具象”看法
焦兴涛
中国古代的雕塑传统中，秦兵马俑毫无疑问是具象雕塑的一个巅峰和杰出代表。除了宏大的阵列，与真人等大的尺寸，准确真实的武器服装已经成为研究秦代直观生动的考古研究材料，而性格形象各异的兵马俑头像几乎无一雷同，解剖的准确，塑造的传神，堪称经典。只不过，这样的具象传统在秦之后随着佛教的传入，摩崖石刻造像的盛行而变得式微。现在的艺术史研究表明，先秦时代“事死如生”的文化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艺术对于真实的理解和表现，而后来中国贵族文化中的出世精神和佛教的融合，现实的优先性让渡给了形而上的玄想，“彼岸”的具象显然和现实不同，自然也影响到雕塑的风格变化塑造。
今天，传统具象雕塑的风格和传统由于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依然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表现力。既然“写实”只是某种文化和传统的结果，也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写实模式”，所有的学院雕塑的训练课程和体系，究其实质，都不过是对艺术史身体力行的理解和学习——是对曾经辉煌的具象艺术传统的膜拜和致敬！但新的观看方式不仅必然要出现，而且毫无疑问地属于这样一个传统之中。所以，如果我们自认为并不比古埃及的艺术家和文艺复兴的巨匠更优秀的话，那么，在传统里努力睁大眼睛，重新“观看”，并期待着某种启示和意义的惊鸿一瞥，将是我们在面对具象雕塑传统和写实雕塑创作时更加有效和积极的选择。
（摘编自《雕塑》2020年第4期）
雕刻传统文化的载道之器
陈丽华
能不能用紫檀雕刻艺术复原北京的老城门？20多年前，我开始有了这个大胆的念头。
用紫檀雕刻的艺术形式呈现老北京城的面貌，绝非易事。老城门的一砖一瓦、每一雕花，都镌刻着历史与文化，经年累月，在风雨纷争中任世事雕琢，凝结成独有的家国记忆。瑞典美术史家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曾说，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20多年来，我一直多方搜集老城门的图纸和文献资料，遍访专家，反复考证推敲，以取得详细、真实、可靠的数据。直到2010年，我邀请古建专家学者，并组织上百名匠师，正式启动老北京城门的重塑工程。
起步时，由于城门图纸的缺失，我们除了求助政府文物部门的支持，还积极从海内外各种渠道寻找散落的城门照片、高价回购残存资料，自己比对着照片修改图纸，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作为一名已经70多岁的老人，我硬是凭着“磨破膝盖也坚持、不破难题不睡觉”的精神，夜以继日地投入这项工程。6年多的光阴，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和百多名团队成员一起，以1∶10的大小，将老北京“内九外七”共计16座紫檀及阴沉木制城门全部制作完成。这16座城门没用一根钉子，仅用木建筑的榫卯技术，把大小不过寸许的几百万块零部件严丝合缝对接，还破解并复原了古代城门建设的神秘千斤闸。
去年5月，在中国紫檀博物馆的广场上，16座城门中最大的“正阳门”进行了首展。我们用了8辆大卡车运输、50多人组装，耗费将近12个小时的时间，将这座重达20余吨的正阳门呈现在观众面前。城门的各个部位精准耦合，严丝合缝却又能拆装自如，每一个细节都极尽精巧，形制逼真。令我魂牵梦绕的老北京城，终于从梦境再次走向了现实，城门楼子可攀登、可抚摸、可亲近，更可追忆。展出现场，很多观众和我们一起登上城门，亲身感受到了老北京城的面貌和紫檀艺术的魅力。
在古代中国，城门是一座城池的脸面，也是城市精神和文化风貌的呈现。我们用非遗文创复现北京的城门，期待这一座座木雕能作为传统文化的载道之器，成为我们的文化路标，引领一代代华夏子嗣不忘传统文化之根。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8月4日）
中国玉雕艺术之承
钱亮 康悦
《周礼·天官·大宰》记载：“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周礼·考工记》记载：“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说文》言：“琢，治玉也。”古代“琢”字本身专指对玉的加工制作，如“玉不琢，不成器”，琢玉一词是琢的复词。雕与琢同义，《尔雅·释器》载：“玉谓之雕。”又言：“雕谓之琢。”
由此出现一组关系：雕=琢=琢玉=治玉。可见，若称“玉雕”，便会出现“玉琢”“玉琢玉”等不合逻辑的名称。除此之外，古时琢玉不是用工具直接雕刻出来，而是需搭配解玉砂、水等介质反复琢磨而成。由此揣测，在中国古代，“玉雕”同“雕塑”一样，“玉”和“雕”两个字是分开的，古不称“玉雕”，多谓之“琢玉”“治玉”。
从琢玉到玉雕，看似简单的词序颠倒，历经数千年，除为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外，更合乎“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单从字面上理解，不管是琢玉，还是治玉，人的行为都在材料前，彰显的是人的力量。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个“攻”字，可见古代治玉之艰难，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以脚蹬手磨的方式使其成为人们想要的样式，是人对玉的征服。
（摘编自《当代中国玉雕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
雕塑，又称作雕刻，是指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制作出三维空间形象的艺术，属于造型艺术的一种。中国传统雕塑有着宽厚深沉、智慧灵性、自然质朴等丰富多元的表现形式，是中华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中绚烂的瑰宝。
梁思成先生曾說过：“艺术之始，雕塑为先。”雕塑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社会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宗教雕塑、明器雕塑、陵墓雕塑、纪念性雕塑、建筑装饰雕塑、工艺性雕塑六大类。
宗教雕塑：中国的宗教雕塑主要是佛教雕塑，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和摩崖石刻上，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敦煌莫高窟。
明器雕塑：“明器”指古代墓葬中的随葬品，明器雕塑表现了古人对已故先人的敬重和缅怀。俑是明器雕塑中最主要的内容，明器陶俑到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普遍。
陵墓雕塑：分为两类，一是陵墓外的石人、石兽组成的仪卫、装饰雕塑，称为“石像生”或“翁仲”，二是陵墓建筑和构件，如墓阙、华表、享堂、墓道、墓门等装饰雕刻。
纪念性雕塑：指为表彰历史人物、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雕塑。《博物志》曾有记载：“黄帝仙去，其臣左彻者削木为黄帝像。”《战国策》中也有“宋王偃铸诸侯之像列于屏侧”的记载。
建筑装饰雕塑：包括古代建筑门前的石狮、华表等作为建筑附件的雕塑，以及对墙面、门窗、斗拱等对建筑局部和构件进行装饰的雕塑。但中国古代多为木结构建筑，难以长时间保存，因此现存的古代建筑装饰雕塑多为明清时期。
工艺性雕塑：一是指以雕塑形式制成或装饰的有实用性的物品，如陶瓷、青铜制成的礼器、食器、酒器等;二是指独立的具有观赏、装饰作用的小品雕塑，如小型玉雕、象牙雕、木雕、骨雕等。
文化面面观
传统雕塑中的“具象”看法
焦兴涛
中国古代的雕塑传统中，秦兵马俑毫无疑问是具象雕塑的一个巅峰和杰出代表。除了宏大的阵列，与真人等大的尺寸，准确真实的武器服装已经成为研究秦代直观生动的考古研究材料，而性格形象各异的兵马俑头像几乎无一雷同，解剖的准确，塑造的传神，堪称经典。只不过，这样的具象传统在秦之后随着佛教的传入，摩崖石刻造像的盛行而变得式微。现在的艺术史研究表明，先秦时代“事死如生”的文化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艺术对于真实的理解和表现，而后来中国贵族文化中的出世精神和佛教的融合，现实的优先性让渡给了形而上的玄想，“彼岸”的具象显然和现实不同，自然也影响到雕塑的风格变化塑造。
今天，传统具象雕塑的风格和传统由于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依然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表现力。既然“写实”只是某种文化和传统的结果，也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写实模式”，所有的学院雕塑的训练课程和体系，究其实质，都不过是对艺术史身体力行的理解和学习——是对曾经辉煌的具象艺术传统的膜拜和致敬！但新的观看方式不仅必然要出现，而且毫无疑问地属于这样一个传统之中。所以，如果我们自认为并不比古埃及的艺术家和文艺复兴的巨匠更优秀的话，那么，在传统里努力睁大眼睛，重新“观看”，并期待着某种启示和意义的惊鸿一瞥，将是我们在面对具象雕塑传统和写实雕塑创作时更加有效和积极的选择。
（摘编自《雕塑》2020年第4期）
雕刻传统文化的载道之器
陈丽华
能不能用紫檀雕刻艺术复原北京的老城门？20多年前，我开始有了这个大胆的念头。
用紫檀雕刻的艺术形式呈现老北京城的面貌，绝非易事。老城门的一砖一瓦、每一雕花，都镌刻着历史与文化，经年累月，在风雨纷争中任世事雕琢，凝结成独有的家国记忆。瑞典美术史家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曾说，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20多年来，我一直多方搜集老城门的图纸和文献资料，遍访专家，反复考证推敲，以取得详细、真实、可靠的数据。直到2010年，我邀请古建专家学者，并组织上百名匠师，正式启动老北京城门的重塑工程。
起步时，由于城门图纸的缺失，我们除了求助政府文物部门的支持，还积极从海内外各种渠道寻找散落的城门照片、高价回购残存资料，自己比对着照片修改图纸，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作为一名已经70多岁的老人，我硬是凭着“磨破膝盖也坚持、不破难题不睡觉”的精神，夜以继日地投入这项工程。6年多的光阴，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和百多名团队成员一起，以1∶10的大小，将老北京“内九外七”共计16座紫檀及阴沉木制城门全部制作完成。这16座城门没用一根钉子，仅用木建筑的榫卯技术，把大小不过寸许的几百万块零部件严丝合缝对接，还破解并复原了古代城门建设的神秘千斤闸。
去年5月，在中国紫檀博物馆的广场上，16座城门中最大的“正阳门”进行了首展。我们用了8辆大卡车运输、50多人组装，耗费将近12个小时的时间，将这座重达20余吨的正阳门呈现在观众面前。城门的各个部位精准耦合，严丝合缝却又能拆装自如，每一个细节都极尽精巧，形制逼真。令我魂牵梦绕的老北京城，终于从梦境再次走向了现实，城门楼子可攀登、可抚摸、可亲近，更可追忆。展出现场，很多观众和我们一起登上城门，亲身感受到了老北京城的面貌和紫檀艺术的魅力。
在古代中国，城门是一座城池的脸面，也是城市精神和文化风貌的呈现。我们用非遗文创复现北京的城门，期待这一座座木雕能作为传统文化的载道之器，成为我们的文化路标，引领一代代华夏子嗣不忘传统文化之根。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8月4日）
中国玉雕艺术之承
钱亮 康悦
《周礼·天官·大宰》记载：“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周礼·考工记》记载：“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说文》言：“琢，治玉也。”古代“琢”字本身专指对玉的加工制作，如“玉不琢，不成器”，琢玉一词是琢的复词。雕与琢同义，《尔雅·释器》载：“玉谓之雕。”又言：“雕谓之琢。”
由此出现一组关系：雕=琢=琢玉=治玉。可见，若称“玉雕”，便会出现“玉琢”“玉琢玉”等不合逻辑的名称。除此之外，古时琢玉不是用工具直接雕刻出来，而是需搭配解玉砂、水等介质反复琢磨而成。由此揣测，在中国古代，“玉雕”同“雕塑”一样，“玉”和“雕”两个字是分开的，古不称“玉雕”，多谓之“琢玉”“治玉”。
从琢玉到玉雕，看似简单的词序颠倒，历经数千年，除为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外，更合乎“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单从字面上理解，不管是琢玉，还是治玉，人的行为都在材料前，彰显的是人的力量。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个“攻”字，可见古代治玉之艰难，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以脚蹬手磨的方式使其成为人们想要的样式，是人对玉的征服。
（摘编自《当代中国玉雕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