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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曲艺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基于不同地理区域、方言、风俗的曲种差别很大，自古形成“南方多弹词，北方多鼓词”的态势，体现出大多数曲种地域化传播的本质。进入20世纪，北方各地曲种突破一地乡土文艺的界限而流布其他地方，这必然得益于曲种自身厚重的文化积淀，但此时兴起的唱片业无疑对大范围、多渠道的曲艺音乐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傳播是一种社会性信息传递行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曲艺以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不借助任何媒介的口头传播形态为主要方式传播，但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唱片已然成为近现当代曲艺音乐不可或缺的技术传播途径之一，它不仅记录声音，亦可大量复制，更便于保存，突破以往口头传播局限而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北方曲艺音乐唱片资料的梳理，不仅有助于从传播史角度重新审视近百年来曲艺音乐的发展历程，亦有助于汲取经验，为当下乃至未来曲艺音乐的有效传播提供参照。
北方传统曲艺早期唱片的灌制可追溯至20世纪初，此时唱片式留声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法国人乐浜生（E.Labansat）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立法商东方百代公司。公司第一批唱片于1907—1908年前后在北京灌音，后运至法国制成唱片再返销中国。唱片内容包括谭鑫培等京剧名伶唱段②，公司还为刘宝全、张筱轩、杜顺喜灌录了《八喜》《八爱》《灯下劝夫》等京韵大鼓作品，为张翠荣、金福灌制了时调《喜荣归》《七月七》等唱片，也为谢大玉灌录了梨花大鼓《昭君出塞》等钻石针粗纹唱片③。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在1910年前后将其业务拓展至上海，并选择美商老晋隆洋行作为代理商。从1910年3月1日《申报》刊登的《可伦布厂改良留声机器》广告来看，其唱片双面录音，亦有“各省超等名角、内廷供奉演唱京调、梆子、昆腔、滩簧、小曲、时调、大鼓、西乐，洋操，嬉笑，歌舞，各色俱全”④。
随着唱片在中国销量渐增，唱片市场日益繁荣。百代、大中华、胜利三家公司不仅陆续在上海建厂，还不断推出新唱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商人纷纷涌入唱片市场，一时间涌现出百代、高亭、蓓开、开明、长城等多家唱片公司。他们不同程度地将目光集中于戏曲、曲艺、民歌、民族器乐等传统艺术，为我国传统音乐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音像资料。
据1964年中国唱片社编印的《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记载，截至1949年5月，现存老唱片模板有34300面⑧，其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录制的北方传统曲艺音乐以百代、胜利公司出产的唱片数量最多。
从图2来看，1949年之前灌录的唱片，涉及北方传统曲艺音乐共24种，以京韵大鼓最为突出，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影响最大的曲种。京韵名家的80余首代表性唱段在当时得到广泛传播。“刘派”京韵大鼓创始人刘宝全是当时京韵大鼓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演员，其灌录的京韵大鼓唱段共27段，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鼓界大王”。河南坠子亦是当时全国影响较大的北方曲种，各大唱片公司共灌录董桂枝、程玉兰、乔清秀等21位演员的代表性唱段70余首。此外，时调、铁片大鼓、单弦亦是当时颇受听众欢迎的北方曲种，如时调演员高五姑、赵小福、赵宝翠，单弦演员常澍田、何质臣，铁片大鼓演员杨莲琴、王佩臣等艺人的唱片都十分畅销。除了负有盛名的民间艺人、曲艺名家的唱片，当时亦不乏为京津子弟票友及前清内廷供奉灌录的唱片，百代唱片公司于1908年灌录的子弟票友表演的梅花大鼓《五音联弹》《五音梅花调》以及蓓开唱片公司发行的《十全福禄》《王大娘锯缸》《小化缘》《回三河》《拿蚂蚱》等“十不闲”唱片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外，当代几近失传的滑稽大鼓、单琴大鼓、荡调等曲种，尚存有珍贵唱片，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北方曲艺舞台的多样景观。
自1949至1954年间，我国前后共出版了“人民唱片”“红唱片”“中华唱片”3种排号的粗纹唱片1371个片号⑩，并完成了对大中华、胜利、百代等几家旧唱片厂、唱片公司的改造和接管，同时对其合并、扩建，并进行体制及机构改革，由工业系统划归广播系统，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统一领导。1955年1月1日，上海人民唱片厂更名为中国唱片厂，“人民唱片”更名为“中国唱片”。1958年6月，中国唱片社正式成立，以更好地促进唱片事业发展。同年9月，中国唱片厂成功制造密纹唱片并投入生产，随着密纹唱片品种和产量的逐年增加，粗纹唱片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图4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唱片业早期建设阶段，曲艺音乐依然是我国唱片出版中的重要内容，但与以往相比体现出一些新特点：
从曲种类型来看，此期间录制发行的北方曲艺唱片涉及的曲种共24种，除了民国时期已十分流行的各类曲种，陇东道情、太康道情、武安坠子、关中道情、左云道情、二人转等新统计的曲种格外引人注目。此外还为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曲艺形式灌录了唱片，如毛依罕演唱的蒙古族说书调《英雄赞》《醉汉》等。民国时期较为流行的平谷调、荡调等曲艺形式在新时期已不复见。从流行程度来看，京韵大鼓依然是该时期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北方鼓曲，其中不乏老唱片重刻。北京琴书、天津时调等曲种此时得以定名，并出版了唱片。河南坠子徐玉兰、郭文秋、马玉萍，奉调大鼓魏喜奎，梅花大鼓花五宝、史文秀，单弦牌子曲曹宝禄、石慧儒、赵玉明、马增蕙，京韵大鼓骆玉笙、小岚云、孙书筠、马静宜，西河大鼓马增芬，快板书李润杰等艺术家都有唱片传世。一批反映新时期人民现实生活的新作品大量涌现，如京韵大鼓《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河南坠子《送梳子》，梅花大鼓《绣红旗》，西河大鼓《大方人》等，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之初北方曲艺作品对新生活的歌颂。
我国唱片的编辑与出版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了严重干扰。据1989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辑的《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记载，“自1967年4月开始，在中国唱片社出版的4342个片号就有3942个片号被停版。1969年再次被停版一批，到这时，可重新发行的只有少数歌曲、乐曲和几个‘样板戏’唱片”？。北方曲艺唱片生产数量在此期间亦大幅减少。
尽管如此，该时期的唱片制造技术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自1960年以来，中国唱片厂开始研制薄膜密纹唱片，并于1968年成功投产。由于薄膜唱片价格低廉，受到群众欢迎，随着北京唱片厂（1968）、成都唱片厂（1971）的建立，唱片产量比以往有了显著的提高，薄膜唱片亦逐渐成为国内唱片发行的主要品种。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大量曲艺音乐传统剧目濒于失传，曲艺人才面临着青黄不接、各曲种纷纷断档的局面，曲艺观众队伍严重萎缩。面对这一情况，自1976年10月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曲艺音乐的挖掘、抢救、保护与传承工作。一方面将早期出版的优秀唱片重新编辑出版；另一方面随着文艺创作的繁荣，一些新作品陆续问世，专题唱片和著名艺术家的专辑唱片成为该时期出版的重点。截至1989年统计结果显示，共录制了涉及87个曲种400多名曲艺演员演唱的曲艺作品？，比此前各时期唱片出版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大幅提升，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声音艺术宝库。
“曲坛荟萃”系列是天津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于1997年1月发行的一套曲艺类专辑，曾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文艺音像制品二等奖。这套盒式音带汇集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北京琴书、单弦牌子曲、天津时调等众多曲种名家的代表性唱段，以艺术家专辑形式出版，获得了听众的喜爱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曲艺名家名段精选珍藏版”系列是在20世纪末发行并影响较大的一套CD唱盘。由中国唱片总公司于1998年发行，包括相声、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东北大鼓、天津时调、河南坠子、北京琴书、单弦等曲种的代表性唱段，共计20张CD。由于采用智能化、高保真、立体声音响技术，声音层次分明，音响效果更具临场感。此外，天津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于1999年陆续发行的“曲艺名家”系列VCD专辑。由于采取激光束读取信息的方式，影音同步的同时音像更加清晰，且成本低廉，为曲艺音乐的传播提供了物质与技术保障。作为“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北方鼓曲名家音配像选萃”系列由天津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录制、天津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出版。该系列专辑共18集，31张碟装VCD，对京韵大鼓、单弦、铁片大鼓、河南坠子、西河大鼓、京韵大鼓、北京琴书、梅花大鼓、天津时调等9大曲种15位艺术家进行音配像，其成果在保护、传承我国北方曲艺音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2008年《中国文化年鉴2008》统计：中央电视台从1996年5月17日开始先后在一、三、四、八、十一套节目中播出“音配像”剧目，有时每周播出400分钟以上，全国有上亿观众收看；文化部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把2000套“音配像”制品送到全国各地的基层文化馆站，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一些地方將音配像作为中小学，甚至大学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的教材；很多票友，甚至专业人士，包括海外侨胞，把音配像当作排戏的“录老师”；广大群众，还通过市场买到了音配像光盘，欣赏国粹，陶冶情操。除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外，音配像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仅2001—2006年6月音配像光盘的销售、电视播放补偿等达到5000多万元。？
进入21世纪，随着非遗工作的不断推进，北方各地传统曲艺音乐陆续获批非遗项目，人们对曲艺音乐的保护、传承意识不断增强，侧面带动了一系列曲艺音像制品陆续问世，如《骆玉笙京韵大鼓珍版典藏》（2003）、《中国曲艺名家精品系列》（2010）、《中国北方曲艺老唱片有声大考》（2019）等众多音像制品，均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与资料价值。
百年来北方曲艺音乐唱片出版历程，与我国唱片事业的总体发展并驾齐驱。20世纪初期，钻针唱片、钢针唱片的出版还主要依靠外来的录音技术与设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唱片采录、编辑队伍的不断壮大，录音设备和技术的快速更新，曲艺唱片的质量迅速提升。早期只有粗纹唱片、密纹唱片、薄膜唱片，至20世纪80年代，立体声唱片逐渐问世，此后又陆续出现盒式磁带、激光唱片（CD）、激光影碟（VCD）、数字视频影碟（DVD）等各类，唱片技术的更新换代，存储容量的不断提升，为曲艺音乐的技术传播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音乐现象的存在离不开音乐传播。人类几千年的音乐社会实践，其本质就是音乐的传播实践。……没有人的音乐传播活动，就没有社会音乐生活，也更说不上人类社会的音乐文化。”？播于市井的曲艺音乐历来缺乏系统记录，文献资料匮乏。唱片的问世，促成了曲艺音乐从自然传播向技术传播的转变，它以音像的形式得以留存，不仅有当代的杰出作品，也有古代流传下来的艺术珍品，群英荟萃、流派纷呈，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音像财富，借助唱片的翅膀亦极大地拓展了北方曲艺音乐的传播空间。
①本文所涉及的“唱片”，指的是通过所有录音技术手段，如机械录音、钢丝录音、光电录音、磁带录音到数字录音而形成的音乐载体制品，包括各种转速的塑料唱片、CD唱片、普通盒带、数码录音带等。
②王炬：《中国唱片百年简史》，《唱片百年——纪念中国唱片100周年》，中国音像协会（内部资料），2004年版，第95页。
③《中国曲艺志·天津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天津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866-894页。
④《可伦布厂改良留声机器》，《申报》，1910年3月1日第2张第7版。
⑤⑦《新片到申》，《申报》，1913年7月2日第14版。
⑥《百代公司广告》，《申报》，1913年7月21日第11版。
⑧《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⑨数据依据中国唱片社于1964年编印的《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内部资料）整理而成。参见中国唱片社《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中国唱片社（内部资料），1964年版。
⑩《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3页。
？数据依据《新中国音乐文献总目1949—1966 （3）》所列“唱片目录”整理而成。参见钱仁平主编《新中国音乐文献总目1949-1966（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蔡武：《中国文化年鉴2008》，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曾遂今：《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北京传统曲艺音乐传播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YTB025）以及2019年度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中国曲艺经典唱段分析》（项目编号：0602011914）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傳播是一种社会性信息传递行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曲艺以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不借助任何媒介的口头传播形态为主要方式传播，但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唱片已然成为近现当代曲艺音乐不可或缺的技术传播途径之一，它不仅记录声音，亦可大量复制，更便于保存，突破以往口头传播局限而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北方曲艺音乐唱片资料的梳理，不仅有助于从传播史角度重新审视近百年来曲艺音乐的发展历程，亦有助于汲取经验，为当下乃至未来曲艺音乐的有效传播提供参照。
一、1949年以前的北方曲艺音乐老唱片
北方传统曲艺早期唱片的灌制可追溯至20世纪初，此时唱片式留声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法国人乐浜生（E.Labansat）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立法商东方百代公司。公司第一批唱片于1907—1908年前后在北京灌音，后运至法国制成唱片再返销中国。唱片内容包括谭鑫培等京剧名伶唱段②，公司还为刘宝全、张筱轩、杜顺喜灌录了《八喜》《八爱》《灯下劝夫》等京韵大鼓作品，为张翠荣、金福灌制了时调《喜荣归》《七月七》等唱片，也为谢大玉灌录了梨花大鼓《昭君出塞》等钻石针粗纹唱片③。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在1910年前后将其业务拓展至上海，并选择美商老晋隆洋行作为代理商。从1910年3月1日《申报》刊登的《可伦布厂改良留声机器》广告来看，其唱片双面录音，亦有“各省超等名角、内廷供奉演唱京调、梆子、昆腔、滩簧、小曲、时调、大鼓、西乐，洋操，嬉笑，歌舞，各色俱全”④。
随着唱片在中国销量渐增，唱片市场日益繁荣。百代、大中华、胜利三家公司不仅陆续在上海建厂，还不断推出新唱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商人纷纷涌入唱片市场，一时间涌现出百代、高亭、蓓开、开明、长城等多家唱片公司。他们不同程度地将目光集中于戏曲、曲艺、民歌、民族器乐等传统艺术，为我国传统音乐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音像资料。
据1964年中国唱片社编印的《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记载，截至1949年5月，现存老唱片模板有34300面⑧，其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录制的北方传统曲艺音乐以百代、胜利公司出产的唱片数量最多。
从图2来看，1949年之前灌录的唱片，涉及北方传统曲艺音乐共24种，以京韵大鼓最为突出，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影响最大的曲种。京韵名家的80余首代表性唱段在当时得到广泛传播。“刘派”京韵大鼓创始人刘宝全是当时京韵大鼓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演员，其灌录的京韵大鼓唱段共27段，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鼓界大王”。河南坠子亦是当时全国影响较大的北方曲种，各大唱片公司共灌录董桂枝、程玉兰、乔清秀等21位演员的代表性唱段70余首。此外，时调、铁片大鼓、单弦亦是当时颇受听众欢迎的北方曲种，如时调演员高五姑、赵小福、赵宝翠，单弦演员常澍田、何质臣，铁片大鼓演员杨莲琴、王佩臣等艺人的唱片都十分畅销。除了负有盛名的民间艺人、曲艺名家的唱片，当时亦不乏为京津子弟票友及前清内廷供奉灌录的唱片，百代唱片公司于1908年灌录的子弟票友表演的梅花大鼓《五音联弹》《五音梅花调》以及蓓开唱片公司发行的《十全福禄》《王大娘锯缸》《小化缘》《回三河》《拿蚂蚱》等“十不闲”唱片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外，当代几近失传的滑稽大鼓、单琴大鼓、荡调等曲种，尚存有珍贵唱片，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北方曲艺舞台的多样景观。
二、1949—1965年间北方曲艺音乐唱片的早期建设
自1949至1954年间，我国前后共出版了“人民唱片”“红唱片”“中华唱片”3种排号的粗纹唱片1371个片号⑩，并完成了对大中华、胜利、百代等几家旧唱片厂、唱片公司的改造和接管，同时对其合并、扩建，并进行体制及机构改革，由工业系统划归广播系统，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统一领导。1955年1月1日，上海人民唱片厂更名为中国唱片厂，“人民唱片”更名为“中国唱片”。1958年6月，中国唱片社正式成立，以更好地促进唱片事业发展。同年9月，中国唱片厂成功制造密纹唱片并投入生产，随着密纹唱片品种和产量的逐年增加，粗纹唱片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图4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唱片业早期建设阶段，曲艺音乐依然是我国唱片出版中的重要内容，但与以往相比体现出一些新特点：
从曲种类型来看，此期间录制发行的北方曲艺唱片涉及的曲种共24种，除了民国时期已十分流行的各类曲种，陇东道情、太康道情、武安坠子、关中道情、左云道情、二人转等新统计的曲种格外引人注目。此外还为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曲艺形式灌录了唱片，如毛依罕演唱的蒙古族说书调《英雄赞》《醉汉》等。民国时期较为流行的平谷调、荡调等曲艺形式在新时期已不复见。从流行程度来看，京韵大鼓依然是该时期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北方鼓曲，其中不乏老唱片重刻。北京琴书、天津时调等曲种此时得以定名，并出版了唱片。河南坠子徐玉兰、郭文秋、马玉萍，奉调大鼓魏喜奎，梅花大鼓花五宝、史文秀，单弦牌子曲曹宝禄、石慧儒、赵玉明、马增蕙，京韵大鼓骆玉笙、小岚云、孙书筠、马静宜，西河大鼓马增芬，快板书李润杰等艺术家都有唱片传世。一批反映新时期人民现实生活的新作品大量涌现，如京韵大鼓《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河南坠子《送梳子》，梅花大鼓《绣红旗》，西河大鼓《大方人》等，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之初北方曲艺作品对新生活的歌颂。
三、1966—1976年间北方传统曲艺唱片发行大幅缩减
我国唱片的编辑与出版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了严重干扰。据1989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辑的《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记载，“自1967年4月开始，在中国唱片社出版的4342个片号就有3942个片号被停版。1969年再次被停版一批，到这时，可重新发行的只有少数歌曲、乐曲和几个‘样板戏’唱片”？。北方曲艺唱片生产数量在此期间亦大幅减少。
尽管如此，该时期的唱片制造技术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自1960年以来，中国唱片厂开始研制薄膜密纹唱片，并于1968年成功投产。由于薄膜唱片价格低廉，受到群众欢迎，随着北京唱片厂（1968）、成都唱片厂（1971）的建立，唱片产量比以往有了显著的提高，薄膜唱片亦逐渐成为国内唱片发行的主要品种。
四、1976年10月以来北方传统曲艺音乐唱片事业的新发展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大量曲艺音乐传统剧目濒于失传，曲艺人才面临着青黄不接、各曲种纷纷断档的局面，曲艺观众队伍严重萎缩。面对这一情况，自1976年10月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曲艺音乐的挖掘、抢救、保护与传承工作。一方面将早期出版的优秀唱片重新编辑出版；另一方面随着文艺创作的繁荣，一些新作品陆续问世，专题唱片和著名艺术家的专辑唱片成为该时期出版的重点。截至1989年统计结果显示，共录制了涉及87个曲种400多名曲艺演员演唱的曲艺作品？，比此前各时期唱片出版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大幅提升，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声音艺术宝库。
“曲坛荟萃”系列是天津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于1997年1月发行的一套曲艺类专辑，曾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文艺音像制品二等奖。这套盒式音带汇集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北京琴书、单弦牌子曲、天津时调等众多曲种名家的代表性唱段，以艺术家专辑形式出版，获得了听众的喜爱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曲艺名家名段精选珍藏版”系列是在20世纪末发行并影响较大的一套CD唱盘。由中国唱片总公司于1998年发行，包括相声、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东北大鼓、天津时调、河南坠子、北京琴书、单弦等曲种的代表性唱段，共计20张CD。由于采用智能化、高保真、立体声音响技术，声音层次分明，音响效果更具临场感。此外，天津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于1999年陆续发行的“曲艺名家”系列VCD专辑。由于采取激光束读取信息的方式，影音同步的同时音像更加清晰，且成本低廉，为曲艺音乐的传播提供了物质与技术保障。作为“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北方鼓曲名家音配像选萃”系列由天津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录制、天津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出版。该系列专辑共18集，31张碟装VCD，对京韵大鼓、单弦、铁片大鼓、河南坠子、西河大鼓、京韵大鼓、北京琴书、梅花大鼓、天津时调等9大曲种15位艺术家进行音配像，其成果在保护、传承我国北方曲艺音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2008年《中国文化年鉴2008》统计：中央电视台从1996年5月17日开始先后在一、三、四、八、十一套节目中播出“音配像”剧目，有时每周播出400分钟以上，全国有上亿观众收看；文化部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把2000套“音配像”制品送到全国各地的基层文化馆站，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一些地方將音配像作为中小学，甚至大学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的教材；很多票友，甚至专业人士，包括海外侨胞，把音配像当作排戏的“录老师”；广大群众，还通过市场买到了音配像光盘，欣赏国粹，陶冶情操。除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外，音配像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仅2001—2006年6月音配像光盘的销售、电视播放补偿等达到5000多万元。？
进入21世纪，随着非遗工作的不断推进，北方各地传统曲艺音乐陆续获批非遗项目，人们对曲艺音乐的保护、传承意识不断增强，侧面带动了一系列曲艺音像制品陆续问世，如《骆玉笙京韵大鼓珍版典藏》（2003）、《中国曲艺名家精品系列》（2010）、《中国北方曲艺老唱片有声大考》（2019）等众多音像制品，均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与资料价值。
百年来北方曲艺音乐唱片出版历程，与我国唱片事业的总体发展并驾齐驱。20世纪初期，钻针唱片、钢针唱片的出版还主要依靠外来的录音技术与设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唱片采录、编辑队伍的不断壮大，录音设备和技术的快速更新，曲艺唱片的质量迅速提升。早期只有粗纹唱片、密纹唱片、薄膜唱片，至20世纪80年代，立体声唱片逐渐问世，此后又陆续出现盒式磁带、激光唱片（CD）、激光影碟（VCD）、数字视频影碟（DVD）等各类，唱片技术的更新换代，存储容量的不断提升，为曲艺音乐的技术传播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音乐现象的存在离不开音乐传播。人类几千年的音乐社会实践，其本质就是音乐的传播实践。……没有人的音乐传播活动，就没有社会音乐生活，也更说不上人类社会的音乐文化。”？播于市井的曲艺音乐历来缺乏系统记录，文献资料匮乏。唱片的问世，促成了曲艺音乐从自然传播向技术传播的转变，它以音像的形式得以留存，不仅有当代的杰出作品，也有古代流传下来的艺术珍品，群英荟萃、流派纷呈，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音像财富，借助唱片的翅膀亦极大地拓展了北方曲艺音乐的传播空间。
注释：
①本文所涉及的“唱片”，指的是通过所有录音技术手段，如机械录音、钢丝录音、光电录音、磁带录音到数字录音而形成的音乐载体制品，包括各种转速的塑料唱片、CD唱片、普通盒带、数码录音带等。
②王炬：《中国唱片百年简史》，《唱片百年——纪念中国唱片100周年》，中国音像协会（内部资料），2004年版，第95页。
③《中国曲艺志·天津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天津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866-894页。
④《可伦布厂改良留声机器》，《申报》，1910年3月1日第2张第7版。
⑤⑦《新片到申》，《申报》，1913年7月2日第14版。
⑥《百代公司广告》，《申报》，1913年7月21日第11版。
⑧《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⑨数据依据中国唱片社于1964年编印的《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内部资料）整理而成。参见中国唱片社《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中国唱片社（内部资料），1964年版。
⑩《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3页。
？数据依据《新中国音乐文献总目1949—1966 （3）》所列“唱片目录”整理而成。参见钱仁平主编《新中国音乐文献总目1949-1966（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中国的唱片出版事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蔡武：《中国文化年鉴2008》，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曾遂今：《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北京传统曲艺音乐传播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YTB025）以及2019年度中央音乐学院科研资助计划《中国曲艺经典唱段分析》（项目编号：0602011914）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